愛華網(wǎng)????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迫使我們直面有關價值觀的來源和本質這一問題，同時也要求我們考慮一下這樣一個問題：人性中是否存在著適用于不同情境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東西，或者說具體情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德魯克著作中有一個重要的主題，那就是，搞管理需要在傳承和斷層或變革之間找到平衡。在考量人文傳統(tǒng)的相關性及其與管理學的結合方面，平衡這一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在人文理想中，到底有多少是屬于不受時間或空間限制的概念和思想傳承呢？其中，又有多少需要加以調整才能更好地反映當代的現(xiàn)實情況呢？在現(xiàn)代管理問題所涉及的情境中，到底有多少反映著永遠不變的人性和人的行為呢？其中又有多少是由特定的組織、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社會所發(fā)生的斷層所造成的結果？在對人文學習的諸多批評中，有一個主要的有道理的批評是其歐洲中心論的傳統(tǒng)。認為西方社會是唯一的美麗標準和文化標準的傳承者這一觀念已經(jīng)被視為是狹隘的、過于精英主義的了，這種新觀念已經(jīng)存在一段時間了。對西方文獻中的“經(jīng)典”進行重新思考以及將歷史研究的范圍從西方文明中延展開來，這種做法說明人文學科在現(xiàn)代化，能夠涵蓋歐洲以外的視角。更加豐富的課程設置有時會對價值觀和人性的普世性產(chǎn)生質疑。試問，一個既定社會的價值觀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特定文化的反映呢？
今天，從寬廣的視角來看人文學科，我們就能夠更加細致入微地分辨出古代的經(jīng)典。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具體反映的是公元五世紀前期古希臘人的特定態(tài)度、事件和價值觀；難道你真的可以說那個社會中的公民的政治價值觀能夠普遍適用于當今美國的民主制度嗎？或者適用于印度的民主制度嗎？如果管理學是一種人文學科，那么，它就不得不考慮具體情境的問題。在某個具體的情境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組織的歷史、傳統(tǒng)或者文化所造成的結果呢？有多少是被參與其中的個人的個性所驅動的呢？有多少是受不同參與者之間，或者不同性別之間，或者不同階級背景和成長環(huán)境之間的差異控制呢？各個不同派別之間有多少是受到了所謂人的普遍動機所驅動呢？正如今天的人文學研究需要考慮到人種、種族、階級和性別的作用一樣，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也同樣要求對諸如此類的情境問題要有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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