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中國金融自由化進程 中國匯率自由化加速
? ? ? 2013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漲至6.0969，人民幣即期匯價報收6.0540，當時，各大機構紛紛預測，在2014年，人民幣兌美元“破6”將是意料中事。這樣的預測在很多人看來毫無意義。自新的一屆中國政府上臺后，中國對待匯率自由化的態(tài)度逐漸明朗。不久前，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國家外管局長易綱表示，“人民幣匯率離自由浮動不遠了”，而在這之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在眾多壓力下持續(xù)推進，這一試驗區(qū)被視為中國政府在金融支持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更是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基石。
一直以來，中國經濟在匯率上的問題頗為突出，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與世界各國間的貿易成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進口國與出口國。而在“多出口，少進口”的貿易政策引導下，中國出現了連續(xù)的貿易順差，截止到2013年9月外匯儲備已達3.66萬億美元。這一數字已超過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德國的經濟總量。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勞動法律法規(guī)逐漸完善，以及適齡勞動人口減少等內生因素的凸顯，人民幣在成為世界性貨幣和通過資本管制堅持現有匯率間反復。對此，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應加速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在他們看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在于經濟難以再平衡，由于過去出口太多，進口太少，沒有培育出自己的消費市場，中國的企業(yè)也由于成本低廉而粗放生長。所以，中國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一大關鍵就是必須解決結構問題。吳敬璉建議，中國政府應向出口企業(yè)施加一定的壓力，促使其改進技術、提高效率，最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他說：討論人民幣匯率升百分之多少并沒有意義，加速人民幣匯率自由化才是關鍵。
曾經歷日本匯率敗局的原日本駐聯合國特命全權大使、經濟合作開發(fā)機構（OECD）副秘書長谷口誠則提醒中國應謹慎推進匯率自由化，他認為，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如果資本開放的話，會很危險。《金融時報》記者Izabella Kaminska不久前也撰文提出了一些曾被忽視的問題。他說：由于資本管制，中國無法通過資金自由流動或者匯率自由浮動來使市場達到平衡，市場信號很清楚地表明當前中國的購買力相對過剩，這必然導致物價飛漲。資產價格走高，泡沫越積越多，資金外逃發(fā)生的可能性就越高。這意味著，中國購買海外地產、黃金和比特幣導致市場走高的消息應被小心對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資本管制消除，資金會大規(guī)模撤離，導致資產價格大跌，所有定價過高的資產都會大量蒸發(fā)。
這樣的觀點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里茨殊途同歸。在斯蒂格里茨看來，人民幣浮動匯率將使中國陷入不穩(wěn)定，并將導致一系列新問題的產生，尤其是中國還面臨著存在許多問題的銀行體系。
這樣的爭論還將繼續(xù)。實際上，到現在為止，有多個國家作出過匯率自由浮動的決定，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日本。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一攬子協議，包括抑制通貨膨脹、擴大內需、減少貿易干預，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這就是廣場協議。
當時，美國經濟情況和中國現今情況極其相似，面臨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困擾，在1982年和1983年，美國出口額連續(xù)出現負增長，1984年貿易逆差已高達1,090億美元，其中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占50%，美國制造業(yè)舉步維艱；而日本情形也與中國經濟現狀頗有相同之處，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元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日本經濟規(guī)模的不斷擴展、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日元資產需求的不斷上升，這些因素在客觀上對日元升值形成內在壓力。
“廣場協議”后日元的持續(xù)大幅度升值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日本出口總額為419,557億日元，1986年下降到352,898億日元，1987年進一步下降到333,153億日元，這種下滑勢頭直到1988年才有所扭轉。與理論的預測相反，日元升值后日本的進口不升反跌，1985年日本進口總額為310,851億日元，1986年下降到215,509億日元，1987年略增至217,369億日元，直到1990年才恢復到1985年的水平。
1990年后，日本股票價格開始大幅下跌，跌幅達40%以上，股價暴跌使銀行、企業(yè)和證券公司出現巨額虧損。緊跟其后，日本地價也開始劇烈下跌，跌幅超過46%，房地產市場泡沫出現破滅跡象。而之后，日本中央銀行刻意挑破泡沫，貨幣政策突然收縮，造成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出現了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衰退。
這樣的歷史讓人警醒。不過，與日本匯率自由浮動時間幾乎相同，1983年年尾，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霍克（Bob Hawke）和財長基廷作出了澳元匯率自由浮動的決定，開啟了澳大利亞經濟連續(xù)22年增長的序幕。基廷說：“這令國家經濟和政治得到轉型，將內閣相關權力移交給了市場。兩年內匯率實際貶值33%，這對挽救澳洲競爭力很有幫助?！睂Υ?，基廷認為，匯率自由浮動的本質在于減少經濟沖擊。
這也直接導致了現在對于匯率自由浮動的歷史經驗分歧。不過，這樣的爭論并不能延緩匯率自由浮動的腳步。易綱曾用三點來論述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首先，匯率自由化發(fā)展市場，讓市場更便利，沒過多行政審批限制。他坦承：用行政管制、審批的辦法，控制資本流動效果有限，最根本的辦法，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其次，匯率自由化還能增加匯率彈性；第三，在非盯住美元不動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保持穩(wěn)定。
2014年1月初，易綱在《求是》雜志撰文稱，將深入研究托賓稅等手段抑制“熱錢”出入，這再次引發(fā)了市場對于中國匯率自由浮動的猜想。興業(yè)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評論認為，人民幣匯率已被嚴重高估，應盡快擴大人民幣兌美元雙向浮動區(qū)間，使人民幣中間價真正反映市場供需。他指出，匯率的自由浮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前提。觀察所有國際化的貨幣，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國際上廣泛地被人們持有，有很好的流動性。他說：“資本項下的開放一定要與匯率的彈性相協調，自由浮動的匯率是與資本項下開放完全協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項下開放的程度如果超出了匯率彈性所能容忍的程度，將是非常危險的。亞洲金融危機前的經濟體就是在匯率仍然是剛性的情況下過快開放了資本項目。因此，不提倡再度回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轉換思路，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資本項下的更大開放創(chuàng)造條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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