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當前，業(yè)界反復熱議“三公消費”之于白酒命運的課題，并引發(fā)了白酒與政治關系，以及對中國禁酒制度研究的熱潮。記者經過總結分析之后，將其分為三大類別：一種認為，三公消費限制白酒只是階段性的波動，白酒新的黃金期將可能在短期內重現(xiàn)；一種認為，隨著政務信息透明度越來越高，白酒消費不可能出現(xiàn)類似的階段性反彈，白酒投機性發(fā)展的溫床將不復存在；還有一種則認為，我國歷史上的禁酒傳統(tǒng)由來已久，但酒業(yè)幾千年來仍然保持了持續(xù)發(fā)展的態(tài)勢，說明在我國，酒業(yè)之于政治既有依附性，也有獨立性。 記者贊同第三種觀點，但同時認為，我國的禁酒傳統(tǒng)由來已久，但酒與政治并非同根同源，而是經歷了一個從相遇到相斥，再到相生相克的發(fā)展軌跡。本文擬從中國禁酒制度起源和早期蛻變的研究入手，希望為讀者呈現(xiàn)一段酒與政治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史。
從酒入政治說起 歷代學者和文學家關于釀酒起源的說法很多，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作為生物發(fā)酵作用下的產物，酒的歷史遠比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歷史要久遠得多。而關于酒與政治關系的歷史，則在人類文明進入成熟的階段。 誕生于西周初年的《尚書·酒誥》，是公認的我國第一篇系統(tǒng)論述酒與政治關系的專著，并確立禁酒制度圭臬的歷史文獻。《尚書·五子之歌》記載了夏代開國帝王夏啟的兒子太康失掉邦國的故事。據(jù)《史記·夏本紀》記載，太康不以君德自律，做事隨心所欲，尤喜四處游獵，而且他還不恤民情，導致百姓離心離德。有一次他到洛水南岸狩獵，一百多天也不肯離開。洛水河畔的有窮國百姓不堪其苦，在國王后羿的帶領下，在北岸擋住太康的去路，不讓他回國。太康的五個兄弟和他們的母親在洛水灣等他回來的時候，歷數(shù)了太康的種種政治過失，是為《五子之歌》。其中就有“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飲酒和好色、田獵、嗜音、靡費并列為君主應當警醒的亡國之道。 《尚書·胤征》記載，太康的弟弟中康在位期間，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羲氏、和氏擅離職守，在自己的私邑里迷亂嗜酒，導致“廢天時，亂甲乙”，夏王朝的歷法管理陷于混亂，分不清時間和空間的次序。于是中康命胤侯征討羲和。《胤征》中稱羲、和的這種行為為“酒荒”，即因為嗜酒而荒廢了正常的工作或者失去了正道。 《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代開國之君成湯死后，太子和繼任的外丙、中壬都連續(xù)短命而亡。于是伊尹立成湯的嫡長孫太甲為帝，并作《伊訓》，教導太甲。太甲在位三年，因為暴虐而不守法，被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后，太甲悔過自新，伊尹又還政于他。此時，商代的政治根基才開始趨于穩(wěn)定。所以，《伊訓》作為伊尹教導太甲的為君之道，對于后世政治制度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在《伊訓》中，伊尹就提出，“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巫風”、“淫風”、“亂風”都是自取滅亡之道，如果臣子和士子沾染了，“家必喪”；如果君王沾染了，“國必亡”。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商紂王荒淫暴虐，周武王一度帶兵打到了孟津，因為考慮政治時機尚不成熟方才撤兵。內憂外患交織，亡國征兆日漸明顯，商紂王的同胞兄長微子（名啟）見狀，多次苦心勸諫商紂，卻沒有任何效果。知道商國滅亡的命運已經不可逆轉，他便打算自殺或者出走，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找到太師箕子和少師比干商議。這段話詳細地記錄在《尚書·微子》中。微子說：“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意思是說：“我的祖上成湯制定了很好的制度和傳統(tǒng)，弟弟卻因為酗酒荒淫，不僅踐踏了祖上的美德，而且即將斷送祖上的基業(yè)”。太師箕子回答說：“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意思是說，商朝末年，發(fā)生了十分嚴重的天災，讓本來已經空虛的殷商雪上加霜，而商紂君臣卻喜歡沉醉酒中，不敬畏上天的威力，也不尊重年高德劭的老臣”。一位是庶長的王子，一位是國政的首輔，兩位均是對商代滅亡原因最有發(fā)言權的知情人士。他們兩位不約而同地把“沉酗于酒”作為亡國之君的第一宗罪，說明商代滅亡確實與酒有關。但箕子卻同時指出，災荒才是導致商代衰敗的主要原因，而酗酒則遮住當政者的眼睛，迷亂了他們的心智，讓他們無法清晰地看到國家的危機所在。 此處所謂“酗”，后世有學者認為是“酒怒”或者“酒兇”。我們今天可以理解為酒后發(fā)怒，也可以理解為飲酒過度，人的意志和情感為酒所控制。 武王也將“酗酒敗德”作為討伐紂王的重要理由之一。到了孟津，周武王做《泰誓上》，說商紂“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把不敬天、不恤民、酗酒、好色、殘暴濫刑作為商紂的五大惡行。到了河朔，作《泰誓中》，再次強調說，紂王“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批評朝歌上下在商紂王的影響下，已經酗酒成風，無可救藥了。 然而上古的歷史學家關于酗酒是否為商紂王的第一宗罪，意見并不統(tǒng)一。例如周武王帶領諸侯聯(lián)軍打到牧野的時候，作《牧誓》，改口說商紂王的主要罪過是偏聽偏信妲己這個婦人。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提到，商紂“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但第一宗罪卻是“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與《牧誓》的說法一致。在《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卻這樣描述武王伐紂的理由——牝雞無晨，認為商紂只聽信妲己，而不敬祖上、疏遠宗親，排斥勛臣，結果導致奸佞肆虐、民怨沸騰。但對于商紂酗酒的罪行，卻只字未提。在《尚書》中的《泰誓》、《牧誓》中，關于“牝雞無晨”的筆墨明顯少于商紂的“沉酗于酒”。司馬遷反其道而記之，或許有其當時政治環(huán)境所需的特殊性，因為西漢初年曾有過呂后擅權專政的歷史教訓。但他完全弱化商紂酗酒的罪過，應當有其史實依據(jù)，畢竟西漢初年距離商周興替之際的歷史年限近。 《酒誥》的辯證思想 從《五子之歌》中表達的無道昏君某宗罪，到《微子》中強調的亡國之君第一宗罪，酗酒的負面作用顯然是不斷放大的。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導致，至今已經無稽可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視為禁忌類產品，但酒在上古時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經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渡袝虻洹肪陀小耙T納日，平秩西成”的記載。其中“餞”，就是送行飲酒的意思。但這里餞行的不是人，而是日。古人認為，秋天在西方，把日送到西方去，目的是為了祈求作物豐收?！渡袝に吹洹穭t有：“帝厘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飫》”。其中《槁飫》篇的“槁”，就是指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就連武王伐紂勝利之后，也要“邦諸侯，班宗彝”。即封有功者為諸侯，并賜予各國諸侯王宗廟祭祀的酒器。按照古代的禮儀，盛酒的為樽，盛鬯的為彝，鬯是古代專用于祭祀的一種酒，天子把盛鬯的彝賜予分封的諸侯，儀式才顯得正式而莊重。就連曾經頒布《酒誥》的周公旦，在攝政七年后，天下太平，于是用“秬鬯二卣”告慰文王、武王在天之靈。作為報答，成王行“裸鬯之禮”，以示對周公旦異乎尋常的敬重感激之情。 到了周公旦的《尚書·酒誥》，顯然是充分借鑒了前朝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訓。一方面，周公旦意識到酗酒誤國的危害，把酗酒列為罪惡之源，認為天災人禍皆因酗酒而起。這顯然是采納了微子的觀點，事實上，《酒誥》頒布之后，殷商的宗廟祭祀也交由微子管理。所以他反復告誡周朝的各級官吏說，殷商“崇飲”之風太盛，“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要充分借鑒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不要重蹈其覆轍。而且規(guī)定各級官吏不得私自飲酒，更不得在工作時間飲酒。他還假設說，如果你是一個勤勉的官吏，恐怕連飲酒的閑暇也沒有。 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知道飲酒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他對于飲酒提出了幾項規(guī)范意見。 首先是“唯祀飲”。他援引周文王的話說，酒是上天賜予人類祭祀用的神物，只有在祭祀之后才可以飲酒。 其次是“德將無醉”，說有品德的人不會喝醉。一種理解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強的自制力，不會喝醉，一種理解則是古人崇尚“以德配天”，酒是天賜的神物，不會讓品德高尚的人醉倒，或因為飲酒而發(fā)生禍端。 再次，在祭祀之外，“厥父母慶，致用酒”，即贍養(yǎng)父母可以用酒，但只有在節(jié)慶的時候，在父母的允許下，可以陪父母飲酒。 再次，“執(zhí)群飲”，即如果遇到聚眾飲酒，必須嚴懲。如果是一般的臣民聚眾飲酒，是不可饒恕的死罪，但如果是殷商遺民飲酒，要先勸誡，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勸誡不成再行定罪。 上古時期確立的禁酒制度，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 《道德經》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彼取此”。所以有德之人會把握欲望，擺脫貪婪妄欲，保持內心的恬淡虛靜和真誠淳樸的天性。在上古時期，這一點對于君王尤為重要。如果一個君王貪欲過重，必然會導致國家滅亡，生靈涂炭。所以古人都希望君王是一位有德行的圣人，能夠抵制聲色物欲的誘惑。酒作為歸屬其中的一種物質，自然被政治家無限放大。例如周公旦在《尚書·無逸》中就告誡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教導成王“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在西漢末年編纂而成的《戰(zhàn)國策》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大禹女兒的奴仆儀狄善釀美酒。大禹飲后贊不絕口，但很快就決定疏遠儀狄，禁止造“旨酒”，并告誡說：“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這一故事顯然是魯共公杜撰的，并非史實，因為他隨后還依次例舉了“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后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的故事。魯共公此時并不是為了闡述什么政治思想，而是為了在和梁王的外交應對中占一點嘴上的便宜而已，但它卻成為后世政治家推行禁酒制度的重要依據(jù)。 上古時期，我國的政治思想以“敬天保民”為主題，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在懵懂的人類文明發(fā)展初期，這一點已經是難能可貴。例如《尚書·泰誓》中就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把民眾的愿望當作天神的示意，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政治進步。之前，君王均認為自己是天命所系，一切決策都要詢問天意，而酒作為不可或缺的媒介，備受君王青睞。但在經歷了多次慘痛的政治教訓之后，西周的統(tǒng)治者才開始意識到民心對于政治統(tǒng)治的重要性，開始反思酗酒的負面影響。所以，上古時期禁酒思想的誕生，與其說是為了防止酒禍，不如說是對上古政治思想的反思和重建。 但是，酒作為一種精神消費屬性極強的飲品，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西周統(tǒng)治者構建了一系列飲酒規(guī)范和酒禮法則。首先是承認“飲食，所以合歡也”，針對不同的場所和宴飲的規(guī)制，制定了形式多樣的飲酒禮儀，例如延傳至今的燕禮等。其次是設立“酒正”等專門的釀酒和用酒管理機構，并制定了嚴格的管理體制，包括五齊、三酒等。五齊包括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沉齊，主要指釀酒工藝；三酒包括事酒、昔酒、清酒，主要指不同場合使用的三種酒。 禁酒制度的尷尬和蛻變 西周末年，周幽王為了博取愛妃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戲諸侯，不僅讓西周的統(tǒng)治元氣大傷，新立的天子周平王被迫東遷洛陽，從此再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權力，同時也把周公旦煞費苦心構建起的道德體系毀于一旦。從此，周天子的勢力不斷削弱，諸侯爭霸逐漸代替天子，號令天下。各諸侯國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實力，紛紛對內改革政治、發(fā)展經濟、加強軍備，對外則在外交上合縱連橫，在軍事上互相征伐。 所以，春秋時期，我國進入大解放的時代。一個是生產力的解放，各諸侯國無一例外地壯大經濟實力，包括商業(yè)在內的各種經濟業(yè)態(tài)均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釀酒業(yè)也不例外。其次是思想的大解放，“禮崩樂壞”之下，西周的“敬天保民”的思想逐漸被諸子百家爭鳴的民本思想代替，人們的飲酒行為也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獨立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百姓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留存下來的史料顯示，在此期間，酒不但沒有禁，反在邦交、權爭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扶搖直上。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摩擦和外交交鋒頻繁發(fā)生，而且許多與酒有關。例如齊桓公伐楚，理由是楚國不供奉包茅，周天子祭祀時無以縮酒。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酒酣之際秦王欺辱趙王，藺相如機制應變，借酒反擊，維護了趙王的尊嚴。楚王與諸侯會盟，趙國因為進獻的酒質量太差，得罪楚王，因此引發(fā)了一場“魯酒薄而邯鄲圍”的戰(zhàn)爭。類似的例子在《史記》、《國語》、《戰(zhàn)國策》，以及諸子百家的典籍中不勝枚舉，并直接反映出酒在當時對于兩國邦交的重要作用。 在君臣宴飲中，大家都已經厭煩了周王朝制定的繁縟的酒禮。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齊威王“置酒后宮”，召淳于髡對飲的故事?！妒酚洝せ袀鳌酚涊d，齊威王問淳于髡的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說：“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齊威王很是詫異，于是他解釋說，如果按照上古的禁酒制度和酒禮規(guī)范喝酒，他心驚膽顫，最多喝一斗即醉。如果放浪形骸，“羅襦襟解”，身心俱歡，他能喝一石而不醉。 與此同時，飲酒風尚已經開始從貴族流傳到民間。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就記述說：“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類，懸?guī)蒙醺摺薄Ｙu酒人已經有了競爭意識和廣告意識，開始注重酒的質量、數(shù)量，待客的策略，以及提升酒館的知名度等，說明當時商品經濟繁榮，以滿足百姓消費需求為主體的酒類市場已經頗具規(guī)模，因為像孔子這樣的貴族，不大肯喝從市場上買來的酒。 西漢建國之時，酒在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中已經完全擺脫了“亡國之物”的負面形象?！稘h書·食貨志》主張說：“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yǎng)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yǎng)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p> 但漢代的統(tǒng)治者并沒有因此而任由釀酒產業(yè)肆意膨脹，而是立足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安定的客觀需要。有策略地實行禁酒。漢文帝時期，由于連年自然災害，出現(xiàn)糧荒。統(tǒng)治者認為發(fā)生糧荒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是商業(yè)發(fā)達，經濟上優(yōu)于農業(yè)，百姓多棄農從商，導致農業(yè)勞動力不足，經濟結構不穩(wěn)。其次則是釀酒業(yè)規(guī)模膨脹，釀酒用糧太多，導致糧食危機進一步惡化。漢代的釀酒產業(yè)十分發(fā)達，一方面，從貴族到庶民，宴飲成風，酒類市場容量大；另一方面，消費剛需大，利潤豐厚，催生了釀酒業(yè)的快速發(fā)展，記者曾經撰文《漢代飲酒風尚》詳細論述，在此不做贅述。景帝時期，再次下令“禁酤酒”。五年后，糧食供應危機緩解，朝廷又取消禁令。 漢代實行禁酒目的和策略，與西周時期顯然不同。如果西周時期的禁酒制度起源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作為一種常態(tài)存在，漢代的禁酒制度則立足于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因此出現(xiàn)了階段性的特征。例如在東漢何地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順帝漢安二年（公元143年）均下達過禁酒令。 但漢代并非沒有常態(tài)化的禁酒制度。在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朝廷實行了榷酒制度，即酒類專賣?！尔}鐵論》中指出，漢代實行榷酒的目的，是為了“佐助邊費”，即幫助解決邊境連年征戰(zhàn)戍邊的軍費問題，實際上完全壟斷了酒類銷售渠道，并將釀酒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模完全納入政府的控制范圍。但是西漢的榷酒制度僅限于流通領域，而不涉及生產環(huán)節(jié)，所以后來其弊端越來越明顯，朝廷不得已于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廢止，而改用“賣酒升四錢”的管理方式，每升酒政府抽取四錢的稅賦。用今天的話語講，就是采用從量征稅的方式，限制釀酒業(yè)的發(fā)展。這即是我國“寓禁于征”酒政思想的發(fā)端。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必須依據(jù)社會現(xiàn)實和時代特征，否則就會引發(fā)爭議和質疑。漢代禁酒制度的確立，是基于當時釀酒產業(yè)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狀和市場規(guī)律制定的，雖然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但已經有了極大的發(fā)展。東漢末年，曹操嘗試恢復周公旦確立的禁酒制度，努力把已經蔚然成風的飲酒風尚重新納入意識形態(tài)的監(jiān)管范疇。結果引起了孔融等人的強烈反對?？兹谏踔磷I笑說，商紂亡國，因為沉湎于酒和色，你曹操既然要禁酒，還不如連同把男女婚姻也禁止了。 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是我國第一本政治制度總集，匯總和講述唐天寶之前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發(fā)展史。其中并未過多地討論《酒誥》的酒政思想，而是將西漢時期酒政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探討。這也反映出，從漢代起，飲酒已經是社會普遍的風尚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釀酒業(yè)也已經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fā)展組成部分。歷代統(tǒng)治者制定的酒政制度，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轉變。 歷史證明，酒在國家政治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沒有削弱，而且越來越重要。雖然幾千年來，我國實行的禁酒舉措不計其數(shù)，而且釀酒業(yè)也多次受到階段性的重創(chuàng)，但整體仍然保持穩(wěn)健發(fā)展，彰顯出歷史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當前國家對于白酒的基本國策，雖然保留了寓禁于征的管理思想，但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發(fā)展，仍然為白酒提供了無限的市場空間。加之白酒作為當代釀酒業(yè)的集大成者，承載著我國幾千年的酒文化傳統(tǒng)和消費基因，因此具有無可比擬的先天優(yōu)勢。我們應當充分繼承和發(fā)揚白酒的傳統(tǒng)性優(yōu)勢基因，將其打造成為中華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名片。 另一方面，而當前國家出臺“限制三公消費”的舉措，顯然與禁酒制度無關。我們應當正確看到當前形勢下白酒與政治之關系，深入研究推進白酒產業(yè)健康發(fā)展的深層機理，讓白酒的產業(yè)價值在我們這一代持續(xù)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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