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的新小說《伊人，伊人》放在案頭，40余萬字的長度，四分之一世紀的重量，書寫的卻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主題：愛情。?

　　?“人們習慣于在我的小說中看到理想主義的人物形象，看到悲歡離合、大起大落的命運。而我，特別希望寫出一部與以往打上‘梁記’風格的小說不一樣的作品，”梁曉聲對《第一財經(jīng)日報》表示。因此，梁曉聲刻意剪除了宏偉的背景，整部小說似乎也無關理想，簡單的情節(jié)、簡單的人物關系，一切像暴風雨過后歸于平靜。是平淡的，也是唯美的?！拔覍懥艘粋€關于大愛的故事。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里，我們需要愛與被愛?！绷簳月曊f。

　 小說主人公喬喬和喬祺的生活，也是梁曉聲自己渴望的生活——無數(shù)次，他在公開場合坦言，江南小鎮(zhèn)的生活將讓他倍感親切，“兩三排磚房，門前養(yǎng)鴨養(yǎng)雞，有洗澡的熱水，這是最幸福的?！比绻挲g能夠倒退十幾年，他會像喬祺一樣，在小說的兩位女主人公秦岑和喬喬中，選擇與喬喬在鄉(xiāng)間生活：“喬喬所需極少，她對于幸福的概念很簡單。一個男人和喬喬生活在一起，他會變得簡單，變得快樂。”

　 他仍居住在北京簡陋的房子里，不用電腦，亦沒有手機，保持過最簡單的生活，唯有寫作讓他安心：“我習慣了，伏案心就會定下來?！?

　 只是，小說的最后，他宣布了喬喬的死亡，如同物質生活的盤剝有時讓他這個所求極少的人也感到無所適從：“我必須宣布喬喬的幻滅。即使他們依然相互支撐，當他們過江到對面城市的時候，錢可能就不夠花了。他們居住的坡底村，可能慢慢地也會變成江那邊的世界?！?

　 于是他嘆息：“小說中還是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其實我知道自己太理想化了。我知道，他們不可能真正幸福?！彼擦私猓释慕闲℃?zhèn)生活是地主生活，并非真正的農(nóng)民生活：“當你遭遇到真正殘酷人生的時候，一個知識分子還能說什么呢？”他很無奈。有很多事情，并非靠一根筆桿子所能改變。但他，仍然執(zhí)著于用寫作來尋找社會公正?；蛟S，20余年的理想并未褪色，改變的只是形式。他在一個文學已經(jīng)降到最小值的時代里，找尋一個“最俗?；?、最泛濫”的情愛題材，以一種“最不可能、最冒險”的方式，來追問當代：理想的分量，究竟還有多重？理想主義包含獻身的意義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在北大荒度過了將近7年的時間，并在那里開始你的小說創(chuàng)作。那一時期，有什么事情對你的寫作產(chǎn)生特別重大的影響嗎？

　 梁曉聲：我是1966年畢業(yè)的“老三屆”，1968年到北大荒。北大荒和很多地方不一樣，那是一個小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正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我開始寫作。

　 但我早期的作品，受現(xiàn)實生活的影響不大，在精神上受蘇俄文學的影響更多。如俄羅斯文學中，有作品描繪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愛情追隨著他們，這種帶有一點悲壯色彩的故事對我影響很深。此外，共青團的理想也對我的寫作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財經(jīng)日報》：有人說1984年是“梁曉聲年”，認為你在那個時候扛起了理想主義的大旗，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梁曉聲：我想，同為青年，當年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非常不一樣。如果再搞一次“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把今天的獨生子女放到那個環(huán)境中去，苦悶、挫折、玩世不恭，這一切都會在很短時間內呈現(xiàn)出來。然而，那個時代的青年呈現(xiàn)的狀態(tài)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候還沒有“自我”兩個字，如果一個人流露出較鮮明的自我意識，他不是成為另類，就是成為受批判的對象。因此大家的群體意識和個人服從集體的意識非常明確。大家的基本共識是：“我是集體中一員，我必須忠實于集體?！币虼丝蛊D苦的能力特別強。我們的理想恐怕是這點。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理想，但理想和理想主義的差別在于：后者是含有隨時準備奉獻的精神在內的。為了別人、為了集體，隨時準備犧牲自我，富有犧牲精神的這樣一種主義才叫理想主義，否則和我們今天對于房子、車子、票子的追求有什么不同？

　　理想主義讓我遍體鱗傷

　　《第一財經(jīng)日報》：1993年、1994年前后，你也發(fā)表了一些文章，感慨“生活改變我們是極其容易的”。你是不是有過一段比較失落的時期？

　 梁曉聲：1993年的時候，我已經(jīng)會看，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說失落也對，我預感到時代的變化。1993年正處于這樣一個時代，人人都恨不得從商、下海、掙錢，那是一個極其浮躁的時代。

　 我們這一代人好像堅信，我們就是這個國家傳統(tǒng)意義上的最后一代，是與以后的新人們不一樣的人。但是我個人認為，當商業(yè)時代來臨的時候，很容易就使我們變得和下幾代一樣。

　 《伊人，伊人》中，我借用喬祺的口問當代人，問當代已經(jīng)超越貧窮的人：你們到底要什么？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貧困地區(qū)的百姓，當他們掙到一點錢，過年拿回家的時候，他們很快樂。但在城市里，很多人的快樂指數(shù)不高，他們在不斷折騰自己。已經(jīng)不窮的人想變成富有的人，因而變得焦躁不安。這跟國外是不一樣的，國外很多普通人的臉上都煥發(fā)著快意。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渴望過一種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但有沒有想過，當商業(yè)狂潮一步步緊逼的時候，連簡單生活的權利也會被剝奪？

　 梁曉聲：所以，我還是有一點理想主義，嚴格說來，這樣生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電視、資訊、報紙、廣告，你的平房后邊可能就是豪宅，這些東西都在你身邊，它咄咄逼人。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們的理想主義，讓你們遍體鱗傷。你自己有這種感覺嗎？

　　梁曉聲：有的。我想，我要在商業(yè)時代里站穩(wěn)腳跟不被沖動，我的腳下就必須有一塊穩(wěn)定的基石。對我來說，這塊基石就是我從20多歲開始從事的寫作。以前我們把寫作的意義盡量放大，放得越大，我們感覺越有重量，感覺自己站得越穩(wěn)，因此就別無旁顧。因為你抓住一種意義，這種意義就超過任何物質的誘惑，超過其他享樂。現(xiàn)在，我不認為寫作這件事的值被擴大了，相反，我不得不承認，這個值已經(jīng)向最小的方向靠。但我必須還得相信它有一定的意義。否則，你就會被沖走，這并非指被遺忘，而是指變得和別人一樣。

　　抓住理想我才能繼續(xù)前進

　 《第一財經(jīng)日報》：1999年你為《保爾·柯察金》改編劇本的時候，對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進行了重新闡釋，你要借此回到人性的立場上？

　 梁曉聲：對?！叭俗顚氋F的是生命……在臨去世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jīng)獻給了全世界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這是一段我們從小就能背誦的話。但是，按照我的劇本，保爾逝世之前說出的不是別的話，而是“我愛過”。然后，這句話通過他的妻子傳達給其他人。我當時在改編《保爾·柯察金》的時候，我已經(jīng)將他定位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人，他一生無論為國家、為民族做了什么，都是他帶給別人的。對于他只有一次的生命，如果他沒有真實地愛過，或者獲得過愛，肯定是令人憂傷的。這是我的生命觀。

　 我也把這一生命觀用到喬喬身上。她沒有父母、沒有兒女、沒有牽掛，她知道自己生病以后，只要那份愛。喬祺把愛給了她，她的遺憾就少一些。這是我從改編《保爾·柯察金》的時候延續(xù)過來的情結，喬喬也會說：我愛過。所以我覺得，人生不計長短，如果我們的命運決定我們不是那種為時代和社會做動力的人，而只是一個普通人，最后我們也能說“我愛過”，就是一種安慰。

　 但如果我們真的去聆聽，我們會發(fā)現(xiàn)對愛感恩的人越來越少了。如果說以前的愛像松木、紅木，現(xiàn)在的愛就像合成板，質地變得非常疏松，但是喬祺和喬喬不一樣，雙方都因為擁有對方而對世界感恩。

　　《第一財經(jīng)日報》：在這種愛面前，宏大的理想也退位了，是嗎？

　　梁曉聲：一篇作品就是寫一些元素而已，在《伊人，伊人》中，我堅決不允許宏大背景進入，不允許特別戲劇化的情節(jié)進入，也不允許那種大張大合、特別激情的語言進入。這部作品和從前的理想主義沒有任何關系，剩下的就是一種情愫。

　 理想主義幾乎只能是非常時代的一種精神特質。在這樣一個俗常時代，人沒有信仰，我就是用最俗常的愛情作為主題，看看我的小說能變化到什么程度。其實這部小說對我來說，幾乎意味著是一種行為藝術，是我自己有意識地將自己放在一個大家都認為已經(jīng)泛濫成災的主題上。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現(xiàn)在特別強調“人文主義”，這是不是一個在《今夜有暴風雪》的時代被遮蔽的立場?

　 梁曉聲：寫《今夜有暴風雪》的時候，我還想不到這些。此外，我的很多作品當時處于能發(fā)出來和不能發(fā)出來的邊緣，是理想主義拯救了它們，使它們能發(fā)表。

　　《第一財經(jīng)日報》：寫《伊人，伊人》是為了回到這個立場？

　 梁曉聲：《伊人，伊人》不能完全涵蓋這一立場，因為其中不包含社會公正。我還寫過很多雜文、議論文和散文，分解掉了追求社會公正的話題。

　　《第一財經(jīng)日報》：對你來說，“人文主義”的立場是否就是一種平民的立場、情感的立場?

　 梁曉聲：是的。為富不仁肯定是最令人嫌惡的。西方文化已經(jīng)成功地用200余年的時間教育了西方社會，使窮人在心理上自強、自立，同時，社會在道義上給窮人提供更多幫助。這也使富人了解到富人對社會公益的義務遠遠多于窮人，使他們明白那才是富人受人尊敬的一方面。而我們卻幫助富人炫耀他們擁有財富之后所過的那種得意的生活，以此在文化上進一步傷害窮人，傷害窮人的人生感覺。

　 《第一財經(jīng)日報》：雖然你已經(jīng)從某種意義上告別了理想主義，但還是理想主義支撐著你。

　 梁曉聲：說到底，所謂理想主義有一個特征，它總是企圖抓到一點，現(xiàn)在我抓住的就是人文主義，我一定要說服自己相信它。如果哪天這一點都在我的摟抱中動搖了，確實我不知道該怎樣生活下去。

　 人物檔案

　 梁曉聲1977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1979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2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全國優(yōu)秀小說獎”，使其一舉成名。之后，隨著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長篇小說《雪城》等作品的發(fā)表，梁曉聲成為知青小說代表作家，1984年因而被稱為“梁曉聲年”。著有短篇小說集《天若有情》、《白樺樹皮燈罩》、《死神》，中篇小說集《人間煙火》，長篇小說《一個紅衛(wèi)兵的自白》、《從復旦到北影》、《雪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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