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 ? ? 馬年春晚被質疑辦成了“華誼年會“，乃至馮小剛因此而“下課”，利益層面的是是非非，我們不去說它，但要是說一說馬年春晚的“內涵”，我倒認為，馮小剛辦了一場“史上最深刻的”春晚—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
因為，不管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馮小剛導演安排的兩個節(jié)目—《時間》和《時間都去哪兒了》—發(fā)出了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最深刻的審問：“時間”是什么，都去哪兒了？
時間是什么，去哪兒了？
在我眼中，馬年春晚之前，馮導小剛是一名“社學心理學家“，總是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和社會痛點，進而拍出“合時宜“的電影（除了《一九四二》），但在馬年春晚之后，他搖身一躍而成了一名“哲學家“（半戲謔半認真）。
馮小剛通過把小彩旗的旋轉與整場春晚節(jié)目進行時間并置，構造了一個“并置時間“—以讓我們體會“時間”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會說，時間是一種生活事實，不值得思考，也無從思考。但是，“時間”問題已經成了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門課題，其在國內的翻譯叫做“時空社會學”。對此，我們不必多說，還是回到“時間女”小彩旗吧。
首先，我們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在腦海中想象一下：步驟一，把小彩旗的旋轉從整場晚會中抽離出來，放到另外的一個空間中；步驟二，在腦海中再一同觀看小彩旗的旋轉和整場春晚，前者恐怕沒有人能連續(xù)看上4個小時，即便轉者不暈，看者也暈了。
那么，我們會獲得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呢？至少于我而言，我獲得了這樣一種認知：如果不存在變化，時間則沒有意義，也就是說，如果春晚舞臺上一個一個的節(jié)目，代表的是一種內容序列上的運動和變化（豐富性和自由度），那么，小彩旗的旋轉則代表的是內容序列上的靜止和停滯，“時間”在小彩旗的第一個旋轉周期之后失去了意義。反過來說，惟有“變化”才會刺激人們的“時間知覺”。當然，關于“變化”這個詞兒，我們還需要區(qū)分究竟是表面上的，還是實質上的。
那么，我們便有了兩種時間感，一種是如小彩旗的旋轉那樣的“同質的相繼”，作為“量”的時間；一種是如春晚節(jié)目的次第那樣的“異質的延續(xù)”，作為“質”的時間。例如，我們經常聽到的抱怨“生活每天都是這樣，感覺在坐吃等死，沒有一點改變，沒有一點激情”，其實表達的是在作為“質”的時間的意義上“生命已死”。
“量”的等同是時間的偽裝，在“質”的意義上而言，時間并不是同一性的，而是多樣性的、個體性的，這就引入了“時間價值”的概念，也就是說，每一個生命、態(tài)度和價值等都在各自的時間軸中運動，它們在時間延續(xù)、節(jié)奏以及被過去決定或者被投射到未來的程度等方面各有不同。當然，人類社會為了應對各種狀況，不得不在各種層次和程度上采取共同行動，那么，鐘表成了現代社會運轉的最為基本的組織工具。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時間，表現為精確的數字標識的鐘表時間往往具有近乎魔法般的力量，它強迫人們與之步調一致，例如，倫敦、東京、紐約和新加坡的大金融市場不就是借助鐘表聯(lián)系在一起的嗎？體現為個人生命的“質”的時間（“私人時間”）與體現為共同行動的“量”的時間（“公共時間”），不僅不可能總是協(xié)調一致的，而且在大多數時候是不可調和的。人們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時間和公共時間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這可以說是現代人面臨的基本困境和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是人們常說的“現代性焦慮”的重要內涵。
互聯(lián)網時代：時間效用如何最大化？
一百多年前，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氣質》說，中國人“缺乏時間觀念”，盡管有人不舒服，但卻無可爭議，因為這是“停滯的帝國”的一個必然后果，那時候，中國人最不缺的恐怕就是時間，懵懵懂懂，渾渾噩噩。
不過，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了，其可以說是“變化”的同義語。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自由度——盡管局限于特定的范疇——在以超出任何人預期的速度增加，其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的增強。尤其是互聯(lián)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后，購物叫作“秒殺”，“微博”催生出“秒報”，戀愛叫作“速配”……中國人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節(jié)奏”感。
當我們的時代口號從“時間就是金錢”轉換為“時間都去哪兒了”，這表明中國正進入一個需要“時間管理”的時代。按照工業(yè)社會的生產邏輯，時間和金錢是平等的，時間屬于稀缺商品，在互聯(lián)網時代，時間被賦予了動態(tài)加速的能量：時間成了不斷加速的創(chuàng)新的一部分，其表現為未來的消失和現在的擴展，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傳統(tǒng)標識和分界不再是普遍有效的了，建立在現代通信技術基礎之上的新的時間模式（“多重時間模式”）取代了時間的線性模式。那么，當下流行的熱詞“互聯(lián)網思維”，表達的是互聯(lián)網時代的一種“時間策略”，例如，小米手機實際上玩的是一種“時間游戲”?；ヂ?lián)網帶來的是“免費午餐”，但卻是代價高昂的—每個人的“時間軸”成了兵荒馬亂的戰(zhàn)場、商家必爭之地，例如，百度搜索是免費使用的，但我們不得不忍受其“夾帶私貨”—將競價排名的商業(yè)信息強行塞進我們所要搜尋的信息序列之中，以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和時間分配。
“每天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這是當下的“社會痛點”?！皶r間都去哪兒了，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那么，在有限的生命時間里，如何更好地使用自己的時間儲備抵制時間壓力，如把時間的效用最大化呢？這既是“時間社會學”的核心主題，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所創(chuàng)立的“時間經濟學”的中心課題。
當然，時間的個體性內涵本身表明了，不可能有一套一勞永逸的“放之四海皆準”的適用于每一個人的時間配置方案，那么，這個問題最終解答還是要回到每一個具體的生命歷程中。不過，赫爾嘉?諾沃特尼在《時間：現代和后現代經驗》中的建議還是值得記取的：時間一向都是一個戰(zhàn)略性的概念，“重要的是要知道學習社會背景和時間架構和節(jié)奏，這些才是在社會中決定時間安排的規(guī)則。只有在快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和學習緩慢，只有在時間限制的背景下才能超越時間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