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這些年，學生告老師的事多了起來。被告發(fā)的老師，一般都不是犯了什么事，而是說錯了話。這樣的事，幾乎每個大學都有。還好，被告發(fā)的老師，真的被抓進局子里的還不多見，但多少都會有點麻煩，輕則被停課，重則被調離教學崗位。眼下，不少人師德淪喪，做教師的，干壞事的也不少。那些索賄的，占女學生便宜的，學術腐敗的，我倒是希望學生告一告。可惜，這樣的事，多半沒有人告，就是有人告，有關部門也不大在意，學生告的，同時因這種告發(fā)受到有關部門鼓勵的，多半由于教師的言論。所以，下面談的學生告老師，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古代社會，師生關系屬于五倫之一，算法定的倫理關系。就像兒子告發(fā)老子不能被鼓勵一樣，學生告發(fā)老師，也為人所不齒。雖然說，按照法律，涉及謀反事項，學生告發(fā)老師，是可以被允許的，但是真的出了這樣的學生，如果不隱姓埋名的話，以后就不大好混了。好在被牽扯進謀反案里的師生畢竟不那么多，所以，師生之間，大抵遵照“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原則，糊涂過去，即使政府，也會盡量避免人倫相殘，不在這個方面較真。所以，在我的記憶中，那個時代老師告發(fā)學生的，倒是有，反過來，比較少見。老師告發(fā)學生，跟老子告發(fā)兒子相似，可以算是大義滅親，為了效忠皇帝，偶爾來一次，也是可以的。那個時代，倫理關系是國家的基石，基于倫理關系而產生的三綱五常，是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連皇帝老子，都要通過科舉，建構自己跟及第士大夫之間的師生關系，固化統(tǒng)治，所以，不怎么鼓勵學生告發(fā)老師，即使碰到政治問題，也能避則避。
這個局面的被打破，是西化的功勞。洋人的師生，沒有我們這種嚴肅的內涵，做老師的犯了事，學生舉報，沒有多大的心理障礙。盡管如此，從晚清到民國北洋時期，新式學堂遍地開花，但中國的傳統(tǒng)依然強大，按馬一浮先生的說法，在新學堂里，師生關系已經類似于市場交易，打鈴開始，打鈴結束，但學生告發(fā)老師的事，卻依然罕見。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北大出了一個思想落后的學生跟《新青年》諸位干將過不去，但也是公開爭論，算不上是告發(fā)。人稱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被捕，不是因為有人告密，而是他自己跑到公開場合去散發(fā)傳單。真正刺激出學生告老師的，還是革命。國民黨一直都自稱是革命黨，在接受列寧主義改造之后，革命的味道已經相當純正了。為了革命的需要，傳統(tǒng)的倫理當然可以棄之不顧，所以，在國民黨的治下，大學里出現了特務學生。在理論上，特務學生是為了捍衛(wèi)革命才存在的，但所告發(fā)的師生，都是為了另一種革命而活動的。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的大學和中學，就會出現一些因人告發(fā)而不得不離開學校的師生。這還是好的，糟的境遇，是直接進了監(jiān)獄，上了斷頭臺。不過，在那時所謂的特務學生，其實不是學生，凡是有特殊使命的學生，根本無心學業(yè)，也完成不了學業(yè)，他們大抵是社會上的混子，被某些機構雇來，放到學校里來的。當然，這樣的學生，擱在學校里，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鄙視。所以，在那時特務學生所起的作用并不大，除了充當打手，破壞學生運動，基本上就是累贅。國民黨的黨化機構訓導處，當年實際上也進不了學校核心，只好在面上浮著。只有特務學生，才圍著訓導處轉，像一塊臭肉，圍著一群蒼蠅。嚴格來說，國民黨統(tǒng)治的22年，前十幾年是沒有什么特務學生的，只有到了最后幾年，統(tǒng)治面臨危機，特務學生才多了起來。特務學生，也救不了黨國的命。真正意義上的學生告發(fā)舉報老師，須得革命進一步深入。1949年之后，在文化教育領域，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思想改造，鎮(zhèn)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文革”，一連串反下來，相當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大規(guī)模的學生告發(fā)老師，那年月，老師大體略等于革命對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么可以不嚴格監(jiān)督？告發(fā)舉報，不僅有背靠背，而且面對面，劍拔弩張。以至于到了“文革”后期，學生告老師告上了癮，上課稍不如意，就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中學告，小學告，大學剛一恢復，就冒出來大批的人爭先恐后地告。那年月，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是要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和改大學。因此，有部分的學生，橫豎看什么都不順眼。文史哲的老師被告，是家常便飯，講的內容，動輒涉及封資修，稍有不慎，就掉到井里。連工科專業(yè)課的教授，也逃不出被告發(fā)的命運。但凡講深一點，就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工農兵學生的迫害?，F在回過頭來看清華大學那年月教授的回憶，感覺真是像在地獄里演滑稽戲，讓人哭笑不得。謝天謝地，這樣普遍而且抽風式的學生告老師現象，總算是過去了。現在告老師的學生，大都負有特別的使命，沒有這樣使命的學生，出于覺悟告發(fā)老師，當然也不是沒有，但畢竟少多了。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學生告老師，表面上毀的是老師，實際上，真正被毀的是學生。另一方面，面對此類事件在今天的存在，人們也不難看到差異：“文革”期間，多是因為政治觀點，路線不同所導致，而今天發(fā)生的學生告老師，卻是更多為利益所驅動，是升遷與發(fā)跡的心思在作祟。這現象的相似與背后原因的相異，也是時代的某種承繼與變異的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