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香港的新詩歷史不短不長，但能夠真正稱為香港的詩，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蔡炎培、昆南等現(xiàn)代詩人的發(fā)軔，再經(jīng)由也斯、西西等詩人使之成熟。在他們之前的香港詩歌，一是受上海現(xiàn)代派余波所及的都市詩，一是1949年前后南來文人帶來的鄉(xiāng)愁懷舊詩，均遠離地道香港人的生活和情感。 蔡炎培有民國味道，昆南不忘古典情愁，但他們都不是空洞的懷舊者。蔡炎培的民國氣質(zhì)表現(xiàn)為其狂士氣、情俠氣，所謂上世紀50年代低俗的三及第文體，被他用到最前衛(wèi)孤高的現(xiàn)代詩歌中，反而為后者添上許多落魄不羈，無意與同時代美國垮掉一代的放誕同構(gòu)了。而更深處的民國精神表現(xiàn)為他對家國總難忘，但那種難忘不是南來文人式的。他并不憂國，只憂大國中一些寡民的命運，像他最動人的《七星燈》所寫：“桃紅不會開給明日的北大/鮮血已濕了林花/今宵是個沒有月光的晚上/在你不懂詩的樣子下/馬兒特別怕蹄聲”，個人命運成為時代精神的凝聚，一首詩便凝練了一段最波瀾起伏的時空—面對“文革”，中國詩人的被迫失聲，由一個香港詩人以想象填補了。 昆南的詩歌關(guān)注點從早期對世界局勢、歷史的宏大敘事，到后期書寫《旺角怨曲》對困頓青年的感性演示，從一而終的是堅持文白詞句的凝聚糅合，善于嫁接文言。無論是家國情懷、命運詛咒還是情欲綻放，他的力比多以古奧形式出現(xiàn)，因此制造出張力與詭異的同在。他的下半身寫作與年輕人的不同，總是靈欲交纏，靈不離欲，欲不忘靈。還有的是寫情欲與歷史政治相交纏，而寫情欲時亦偶爾來幾句時事影射，亦妙。但他的情欲歸根到底是古典的情欲。 如此看來，蔡炎培、也斯和昆南分別象征了香港詩的本我，自我，超我—潛意識深度的挖掘、理性完美的自知自主、對人性烏托邦的祈求超越。也斯出道稍晚，但成為了繼承和集大成者—對香港自我的語言，他細細梳理加以辨別，整飭出一方豐盛的田園來。早期的也斯也憤怒張狂，他16歲寫《樹之槍枝》：“遠方一株名字古怪的樹/也急急的爆出芽來了/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不管施棲佛斯的大石頭/不管存在和不存在/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這是也斯少年時期的作品，看得出痖弦的影響，但比痖弦更激進和強烈。通篇的隱喻象征如水流急速隨處濺出浪花，到最后反諷存在主義，樹立起鮮明的詩人個性—也是一代青年的叛逆?zhèn)€性。但此后也斯迅速走向成熟—如果說昆南與蔡炎培扮演的是情圣與浪子的角色，都是不愿意長大的人，也斯就是早慧的穿越者。
1996年，我在內(nèi)地，讀到一本奇怪的書《浮藻》，它的封面難看，印著一朵金紫荊，明顯是準備作為香港回歸“獻禮”而出版的，但內(nèi)容卻比我當時看到的任何一本華語文學都要前衛(wèi)，這是我讀的第一本香港當代詩人的作品，它的結(jié)構(gòu)、語調(diào)和對身份反思的敏感都震撼了我。沒想到日后我能認識它的作者也斯先生，并且與他一起面對這個后九七的香港、后九七的文學。 當然這個香港更屬于他、和他那一代為香港悸動和燃燒過的青年們，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沖擊、種種對新美學建設(shè)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如浮藻漸漸聚結(jié)、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tài)來。 今日閱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依舊驚艷于它們的大膽超越。就看彼時方才二十歲左右的也斯一人便可知，散文《灰鴿早晨的話》、詩集《雷聲與蟬鳴》、小說《養(yǎng)龍人師門》等，均可媲美當時華語文學的最強，同時與世界前衛(wèi)文學銜接，少年心氣之勇之銳，莫過于此。重讀也斯70年代的小說集《養(yǎng)龍人師門》，依然讓人驚嘆且欷歔不已，那一代人的愛與自由，美好而悵茫。這本小說集與也斯妻子吳熙斌的小說集《?！?，是我最喜愛的香港小說，奇幻中有素樸在，入神時能出神。 常常想象，50年代開始之后那個百廢待興的香港，是怎樣展露在這一群未來的少年的眼中的呢？早期也斯詩作有痖弦影響的痕跡，青春新奇，但已經(jīng)顯露出與痖弦或者大陸“今天詩派”的不同來，那就是他不尚朦朧，趨向清晰。走向成熟的也斯善寫場景詩、詠物詩，經(jīng)歷了從對景、物的關(guān)注到對手藝及手藝背后的人的關(guān)注，詠物里面充滿了個人、尤其是香港個人的身份反思—“事物”對于他來說是“東西”，充滿了后殖民時代的種種吊詭。這樣一種詠物詩的寫作方式，在當代華語詩歌里也是全新的。 也斯的新，還在于他對公民世界的自然接受，一反以前現(xiàn)代派詩歌的貴族化和偏激、修辭暴力，他溫和包容卻又不忘創(chuàng)新，就如他所寫的《沙律》—一首意象四散但形式整飭的實驗詩歌，結(jié)尾是: 經(jīng)歷 由濃而淡 逐一 咀嚼 如今 逐漸 愛苦澀的 清新 包容 種種 破碎 不知秩序” 也斯理性地與普世價值接軌，和一般人所想象的瘋狂、極端詩人完全不同。他的“東西”、他的詩，常常如俄國詩人曼德斯塔姆所書寫的一樣，包含著“對世界文化的眷戀”—我們可以讀出詩人在古代當代的東方西方、鄉(xiāng)野或者都會出入自如，也斯是屬于全球化時代的詩人，書寫著漢語詩歌的一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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