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 近日，當紅女“公知”劉瑜與男作家慕容雪村對談“公知污名化”，又激起了網友爭論。他們跟之前吳祚來、張鐵志的“反擊”差不多，無非是把“公知污名化”歸罪于陰謀論、專家跨界、民眾價值虛無。應該說，這些反擊都有一定道理，不排除有意識形態(tài)對手潑臟水，但怎么解釋同道李承鵬等人也多次調侃“公知”呢？而要說發(fā)言跨界，以前也有啊，為什么現(xiàn)在才成為“問題”呢？ 既然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新”又在哪里？筆者認為，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切入或許更靠譜。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西方知識分子近代以來的地位變動。18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yè)革命使農業(yè)社會的價值體系崩潰，爵位、土地貶值，知識、資本升值。經濟與戰(zhàn)略領域中“技術－科學結構”的擴張更給予專門知識分子以真正的重要性。社會大眾越來越尊重專業(yè)發(fā)言，那種以“價值攜帶者”口吻討論一切社會事務的“代言式知識分子”越來越惹人反感了。而到了20世紀中葉，以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工業(yè)社會的價值體系也開始崩潰，權威、機器貶值，創(chuàng)新、信息升值。更重要的是，互聯(lián)網使知識更新加快，知識傳播的數(shù)量大增、成本大減，知識的價值大減；還使大部分知識的表現(xiàn)形式更通俗化、公開化，獲取知識不再需要漫長的時間、專門的訓練、特別的環(huán)境（大學）。既然知識與知識傳播方式和渠道都在貶值，那么，按照工業(yè)社會分工，以知識的占有、傳播和出售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自然要貶值。
回看中國知識分子近來的地位變動，我們得承認，士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四民之首，進入現(xiàn)代以后，知識分子盡管開始邊緣化，甚至一度出現(xiàn)了毛時代“迫害知識分子”的曲折，但整體來說，知識分子作為價值攜帶者，在中國社會是很受尊崇的。但這一尊崇地位，隨著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的分化而發(fā)生改變：一部分開始擁抱世俗主義，與權錢結合，成為幕僚或買辦知識分子；一部分則感于上世紀80年代學術空疏，移植西方的“技術－科學結構”，成為專家知識分子；還有一部分則堅持“價值攜帶者”身份，憤慨于犬儒，在市場化媒體上議論公共問題，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由于中國社會轉型需要有人擔當批判者角色以矯正公權力的胡來，這第三類知識分子也就獲得了民眾的青睞。 應該說，“中國社會需要批判者”這一需求至今未變，可“公知”為什么在短短十來年內就由褒義詞變成貶義詞呢？這是因為“公知”的生產機制已經變了。2000年到2010年間，是中國都市報、雜志、電視臺等1．0媒體的天下。這些媒體是“編輯記者審查制”，找什么人寫專欄或者采訪什么人，是編輯記者根據讀者喜好和采編利益進行選擇。信息出售可不比菜市場買菜，菜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屬于“檢驗品”；而信息則只有消費后才知道“產品”質量如何，因此必須是個“信用品”，這也就需要知識分子的名譽作保證。有時候，即便“公知”的觀點有錯，但1．0媒體出于合作利益考慮，總是傾向于保護名人，“公知”的話語權明顯大于批評者，所以，讀者基本上很難通過批評這一手段對“信息偽劣產品”進行監(jiān)督，促使其改進?？傻搅?010年左右，微博等2．0媒體的興起撕破了“公知”的保護網。當公知們在微博發(fā)言出現(xiàn)錯誤時，讀者既可以通過@ 他獲得“商榷他”、“教訓他”的快感，又可以拉平自己在1．0媒體時代與“公知”的話語權等級，何樂而不為呢？在這種動力下，某些喜歡跨界“跑火車”的“公知”自然成了網友的調侃對象。而且，因為有了媒體2．0平臺，非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比如普通大學生、白領）可以不經過傳統(tǒng)媒體的勢利審查就發(fā)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來，這種即時、貼切的專業(yè)表達，將通過網絡自由轉發(fā)達到局部均衡，代替“公知”的“代言”價值。 所以，“公知污名化”雖然存在網友對“公知”“代言”地位怨恨的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公知”在新媒體時代“代言”價值貶值的結果。而“公知”的“反擊”呢？則既有對毛時代迫害知識分子的悲情聯(lián)想，也有“汲汲于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尊崇感受，而不愿意正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在工業(yè)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中的貶值”的傲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