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如果論及我國傳統(tǒng)思潮對于酒文化的影響，道家《莊子》學派則不得不談。飲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這是道家與儒家的共識，但對于飲酒實現(xiàn)快樂的方式、方法卻迥然不同。比及儒家強調禮儀、合歡、中庸的現(xiàn)實主義主張，《莊子》學派追求自由、真我和物化的浪漫主義精神，更能打動飲酒者的內(nèi)心，滋生飲酒者的情愫。因此，記者認為解析《莊子》文本中的酒道精神，以及對于后世的主要影響，對當前的酒道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肚f子》一書，并非莊周一人之言，其中也有后世的假托之作。所以，本文所論及的《莊子》酒道，是以莊周為代表的道家早期酒道思想。 《莊子》文本的酒道精神 臺灣著名學者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評價說：“莊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xiàn)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藝術家由此而成就藝術的作品，莊子則由此成就藝術的人生”?！肚f子》雖然直接論及飲酒的文字不多，而且《莊子》每次本無意論酒，卻總是不自覺地借助飲酒來闡釋哲學觀點。 飲酒以樂 與儒家的酒道建立在禮樂文明基礎之上不同，《莊子》的酒道是以“法貴天真”為基石。 在《莊子?漁父》中，酒成了莊子傳遞哲學思想最好的媒介：“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屯，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fā)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nèi)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偽而晚聞大道也！” 《莊子?漁父》是一篇質疑儒家禮樂文明的經(jīng)典文獻，認為“真”是精誠的極點。只有內(nèi)心存有自然的真性，神情的表露才是真誠。推而論之，《莊子》認為飲酒的目的是獲得快樂，應當摒棄一切利于獲得快樂的因素，甚至可以“不選其具”、“不拘于俗”。所以，《莊子》對于儒家以禮樂文明為基礎的酒道文化提出質疑，認為在飲酒上存在著天真與禮樂的對立，過分強調酒禮很難達到“酒以合歡”的目的；認為飲酒、處喪的性情在于天真，而不是禮制；認為制作酒禮的目的是限制飲酒，是維護飲酒的秩序，而事實上“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人世間》）。 在《至樂》篇，《莊子》對于禮樂文明基礎上的飲酒文化進行了更加犀利地抨擊。 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有海鳥落到魯國城郊，魯侯認為這是海鳥禮樂教化的結果。于是以最高的禮樂待遇招待。結果肅穆的音樂和繁瑣的禮儀不但沒有讓海鳥感受到飲食合歡的快樂，相反，卻在禁欲中痛苦地死去。 醉者神全 《莊子》用“飲酒以樂”來闡釋其天真的這些思想，但非倡導無節(jié)制的飲酒，而是表達醉酒的境界與“天真”想通，認為堅持天道、順乎自然，如癡如醉、無生無死、無心無為，才是人的精神最健全的境界。而最能表達《莊子》這一主張的，就是《達生》所論及的“醉者神全”。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yǎng)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jié)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zhàn)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其真！”（《達生》篇） 莊子認為修行到達極致的“至人”，潛行水中不會窒息，跳入火中不會感到灼熱，行走何處都不會感到恐懼。這些不是靠智力、技巧和膽量，而是因為守住了至純之氣，從而具有神通。為了更好地解釋“至人”的境界，他舉例說，喝醉酒的人從快速行駛的車上掉下來卻沒有摔死，只受到小的傷害。因為在醉酒的狀態(tài)下，人的精神世界抱守合一，既沒有感知到快速行駛的車子，對于墜車也毫無知覺，更不知道“生、死、驚、懼”。這一切，都是因為醉酒讓他獲得了保全完整的心態(tài)，進而忘卻外物。 卮言 莊子認為，本真的事物最有生命力，也最能維持長久。例如在《寓言》篇，莊子就提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的觀點。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jīng)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惡乎可，可于可。惡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huán)，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卮，本是一種盛酒器，卮言，就是酒后之言。《莊子》把言論按照可信度分為寓言、重言和卮言三個等級，即借事喻理的言論，可信度為十分之九，因為假托他人；先賢長者之言，可信度占十分之七，因為有時間的局限；無心之言完全可信，因為沒有成見、合乎天道。俗話說，酒后吐真言。這一點在2,000多年前的《莊子》中已經(jīng)有了充分體現(xiàn)。但《莊子》的“卮言”，并非完全指我們今天所說的內(nèi)心世界的真實體現(xiàn)。在《莊子》看來，人在醉酒的狀態(tài)下，真性情才能得到充分展露，本能才能得到流露和釋放，才能接近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天真”境界。 醉之以酒觀其側 《莊子》絕圣棄智、道法自然，然而在《列御寇》中，《莊子》卻提出了功能性極強的“觀人九則”。 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慎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jié)，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這段文字因為載于《莊子》，所以備受爭議。然而“觀人九則”對后世的酒道文化的影響卻非常大。對于一個內(nèi)心修為極其強大的人而言，我們很難從他的言談舉止和表情判斷其內(nèi)心情感是否發(fā)生變化，更不可能了解其真實的思想和目的。但《莊子》認為，酒可以讓人去除偽裝，還原本性。假如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的本真面目，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在其醉酒的時候進行觀察。
《莊子》的“觀人九則”，不僅成為后世觀察人品和考量人才的重要參考標準，也對飲酒狀態(tài)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在《將苑?知人性》中就提出：“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偽詐者，有外恭而內(nèi)欺者，有外勇而內(nèi)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莊子》酒道的文化價值 “以酒體道”和“酒以道謀”是我國酒文化史上極富哲學與美學思辨的兩大傳統(tǒng)。雖然思維的二維順序相反，但核心的指向卻非常統(tǒng)一，即“酒”與“道”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lián)系?！肚f子》既是這一思辨體系的發(fā)軔者，也是其第一個歷史峰值。 首先，《莊子》“酒以道謀”，開啟了把“真”作為美學情趣引入飲酒體驗的傳統(tǒng)。我們最熟悉的莫過于陶淵明《飲酒》中所感慨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皮日休的《酒箴》“酒之所樂，樂其全真”，李方敬的《勸酒》“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錢秉鐙《效淵明飲酒詩》“日飲一杯酒，可以全此趣”……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把“真”作為飲酒的核心體悟。 在詩人追求飲酒之“真”的背后，正是對《莊子》酒道的真切體悟。但體悟“真”趣與醉酒絕對不能劃等號。北宋理學家邵雍在《善飲酒》中認為：“人不善飲酒，唯喜飲之多。人或善飲酒，唯喜飲之和。飲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飲和成醺酣，醺酣顏遂酡”。明末張岱同樣認為：“不善飲酒者得其氣，善飲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其趣，則日夕花朝，青山綠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領略耳”。酒中之“真”趣得之于微醺之中，而大醉則與之背道而馳。 所以，詩人的飲酒之“真”，不能等同于常人酒后表現(xiàn)的真心、真情、真言，而是道法自然的最高境界。 其次，《莊子》“以酒體道”，開啟了國人儒道并舉的處世哲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出世和入世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是文人數(shù)千年來探究不息的核心話題。最典型的在六朝那個道家思想史上一次復興與創(chuàng)新的高峰期，飲酒成為排解和平衡這一矛盾的核心武器。以阮籍為代表，飲酒成為竹林七賢集體化的行為藝術。然而竹林七賢的酒趣，更多地是為了在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求得身體保全和人格獨立的變異行為。到了陶淵明，飲酒則成為其最大的興趣愛好。從流傳下來的詩歌文集中不難看出，竹林七賢的詩文創(chuàng)作中很少談及飲酒，而在陶淵明的詩文之中，酒成了必不可少的創(chuàng)作素材。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強大的小宇宙。當小宇宙遭遇挫折和磨難之時，飲酒成為最好的排解方式，而飲酒之后的體悟論道和即興創(chuàng)作，更是國人樂此不疲的行為藝術?；赝麣v史，這一傳統(tǒng)對于文化藝術的影響不可忽視。王羲之在微醺狀態(tài)下創(chuàng)作除了絕世行書《蘭亭集序》；李白的斗酒詩百篇，留下了《將進酒》等氣貫長虹的詩歌；就連不勝酒力的蘇軾，也要在大醉之后寫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有學者認為，我國的酒文化缺少酒神精神，倘若有一絲尚存，必然存在于《莊子》學派。但記者則認為，《莊子》學派對于酒道的歷史貢獻，絲毫不亞于以禮樂文明為主旨的儒家文化。相反，《莊子》的酒道，神人并舉，反而更加接近酒文化的本質和精髓。所以說，無論是構建酒道，還是將白酒推向國際，我們不能不認真研究《莊子》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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