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先說校園民歌。校園民歌是不需要太多輕狂也就可以了。校園民歌是愛國思潮加上臺灣青年苦悶的產(chǎn)物。青年們對故國的懷戀，像是歷史跟國文讀到的那些東西，再加上藝術(shù)歌曲，像《我住長江頭》、《紅豆詞》，所以到了上世紀(jì)70年代末，青年們借著民歌，來找尋心靈中的祖國。所以有人會寫出《歸去來兮》，有人會把余光中的詩譜成歌曲，即使是歌頌田園，也如同是小時唱《杜鵑花》、《茉莉花》把它延伸。
校園民歌的寫者或唱者，當(dāng)然聽過美國5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歌，像Kingston Trio的Tom Dooley，像Joan Baez的Donna Donna，絕對人人都聽過；但作起自己的歌時，便成了校園民歌的那種模樣，也就是頗具大陸的風(fēng)情。這是沒辦法的，因為中國近代史自然會呈現(xiàn)成如此。 再說新電影。 我算是見證了臺灣新電影發(fā)生的前端。我的很多朋友，例如：楊德昌、張毅、余為彥等，都是新電影運動的重要健將。 我因為學(xué)過幾天電影，所以剛好和一些后來會去做電影的人，前面就認(rèn)識上。那么，可以講講臺灣新電影怎么發(fā)生，跟發(fā)生的前夕，我所知道的，可以講一講。當(dāng)然臺灣它是一個看電影很重要的地方，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一大段幼年看電影對他濃烈的、幾乎是不能取代的那種珍貴影響。70年代中后期，大家對于片商主導(dǎo)的國片題材的庸俗，早就已經(jīng)想要求變。但是沒有什么成效，侯孝賢拍《風(fēng)兒踢踏踩》，還有《在那河畔青草青》，剛好有一點想把攝影機拉到三廳以外，而進(jìn)入小市民的生活街景里，但一直要到80年代初，這股能量才累積到不能不爆發(fā)的厚度。 這個時候，1981年，余為彥的哥哥余為政，他慫恿一個好朋友，從美國回來，這個人就是楊德昌。余為政說，老楊，別待在美國每天只是上班，回臺灣拍電影吧！那個時候余為政構(gòu)思了一個故事，后來的名字叫做《1905年的冬天》，是李叔同在辛亥革命前幾年的留日中國熱血青年的故事，那時候他弟弟余為彥和王俠軍在南部做房地產(chǎn)賺了錢，所以可以一人投50萬，后來因為我介紹了詹宏志，他那時還不那么有錢，只是《工商時報》的編輯，但因為對于藝術(shù)的熱愛，或說我前面講的癡情、奉獻(xiàn)，宏志也投了50萬。宏志對于各種領(lǐng)域的濃烈興趣，在那么年輕時（才25歲）就極富膽識地參與，后來他能闖出這么一番事業(yè)，足見是有來由的。楊德昌在這部片里也參與了編劇，還拉來香港的徐克，作為第二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是王俠軍。這個片子最后沒有上映。但從此以后楊德昌就留在臺灣。然后沒幾年，就做出了一番他的電影事業(yè)。 大約在1982年，張艾嘉集結(jié)了十一個導(dǎo)演，把十一個短篇小說拍成電視電影，成了《十一個女人》。有幾個還沒開始作導(dǎo)演的，也被她找來。但我不是其中一個，除了我沒有積極地投入意愿外，同時意味著我給人一種感覺，我不該是人家想到要去找的未來的導(dǎo)演。她找了我旁邊的一些人，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到那時，還沒有那么高的興趣，把自己往導(dǎo)演上去規(guī)劃。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定是逃避。而且我已經(jīng)準(zhǔn)備在1983年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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