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從歐美日考察憲政歸來，端方、戴鴻慈在萬言奏折《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提出“約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頒布憲法，召議員，開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 奏折解釋說： “預備時代必以十五年至二十年為期者，則亦以中國數(shù)千年來無憲制之習慣，且地方遼闊，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驟幾。若為期過促，則一切預備未周，至期不能實行，反為阻文明之進步矣?！?p> 端方、戴鴻慈接著指出，即便20年的預備期，因為有大量工作要做，時間其實并不寬裕，不能有絲毫松懈： “是則此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時代，而非寬暇之時代，不得謂約期之非促也?！?p> 對于那些拖延政治改革的想法，端、戴二人也批判道：“若謂立憲猶可再遲，而約期不妨更緩，則是怠于國事，為茍安目前之計，未嘗計及一國前途安危者之所言?！?p> 他們認為，只有緊緊抓住這15~20年的準備期，“令舉國臣民皆為立憲之預備，庶幾國是既定，人心大安，自此以往一二十年后，中國轉(zhuǎn)危而為安，轉(zhuǎn)弱而為強，亦能奮然崛起，為世界第一等國”。 梁啟超首倡 這篇極有可能是梁啟超代筆的奏折，體現(xiàn)的的確是梁啟超一貫的思路。 早在5年前（1901年），梁啟超就在《立憲法議》一文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憲政思想，鮮明地提出了20年實現(xiàn)憲政的時間表。 梁啟超闡述了中國必須立憲之后，明確表示立憲需要時間，不可一蹴而就：“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于此?！?p> 在這20年時間內(nèi)，究竟應該做哪些準備工作，梁啟超也列了清單： “次一、首請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于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lǐng)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并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為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次所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并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于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御覽。 “次四、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為獻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為定本，先頒之于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于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后非經(jīng)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p> 估計梁啟超本人也絕對沒有料到，5年后，政府果然是按照他的這份時間表開始了準備工作，并且還悄悄地請他參與了考察報告的撰寫。 按標注的日期，應該是載澤一行1906年在瑞典時的情景。 袁世凱沒說過 對于立憲時間表，媒體的熱心，甚至超過政府。畢竟，這種感性的內(nèi)容，更能吸引讀者。 1905年7月，在中央決定派團出國考察憲政之后，多家媒體報道說，袁世凱與張之洞、周馥聯(lián)銜奏請，建議12年后實行立憲政體。這一說法，至今被很多史書采用。 這篇報道最早應見于7月2日的《時報》，而《時報》則說明是轉(zhuǎn)載日本大阪的《每日新聞》的消息：“二十四日（6月24日）北京電云，袁世凱、張之洞、周馥三督近日曾聯(lián)銜上奏，自今十二年以后實行立憲政體。” 對此，8月23日的《南方報》則否認說：“月前東報皆云袁、周、張三總督有會奏立憲之舉，茲悉實無其事。惟近日京都政論界頗有主張是說者?！彼^“東報”，即日本報紙，當時中國稱呼日本的簡稱多為“東”，而非“日”。 這一無法證實的消息，卻被繼續(xù)轉(zhuǎn)載，它又原樣出現(xiàn)在當年7月號的《東方雜志》上，成為《中國紀事》一文中的一條。不過，該雜志明確表明這是轉(zhuǎn)載的。梁啟超在海外所辦的《新民叢報》也予以轉(zhuǎn)載。這兩份報刊，與最早的《時報》，就成為日后研究者引用此消息的來源。 但是，遍查袁、張、周三人的文獻，均沒有這份聯(lián)名奏折的蛛絲馬跡。其最大的可能，是日本報紙擺的一個烏龍，經(jīng)中國報紙轉(zhuǎn)載后，以訛傳訛。 擬定立憲時間表，成為媒體與“公知”的一項小小狂歡。1905年4月26日的《大公報》，有作者以強烈的民族自信，提出了10年立憲論：“改立憲政原未有倉碎立辦者，必須預為宣告，限若干年改立憲政，日本之前鑒未遠也。以中國今日文明進步之速，不過十年國民之程度必己增高，朝廷如果從今日確定方針，期以十年頒行憲法，尚何有不能之慮乎？” 1905年第12期的《東方雜志》，則發(fā)表了署名覺民的文章《論立憲與教育之關(guān)系》，提出6年立憲：“先頒布于國中，以六年為期實行立憲，庶全國人民皆得有所預備，而不致手足無措，此萬全之策也?！?p> 1905年11月6日的《南方報》又再度“提速”，在一篇《李大臣擬合詞奏請立憲》透露，被選為考察大臣的李盛鐸，擬約同四大臣合詞奏請，期以光緒三十五年元旦為實行立憲之期。光緒三十五年，即1909年，等于是3年多的預備期。這份3年立憲的奏折，正史不載，不知是報紙的一廂情愿，還是李盛鐸改變了主意。
不過，當時的著名“公知”、與端方私交極好的甲骨文學者羅振玉，也跨界論證，公開發(fā)表《調(diào)查政治管見》，給考察團提出10點建議，其中就有政府應預定立憲之期，“以三年為預備期，三年后定立憲法”。羅振玉之所以選擇三年，因為時不我待，日本那樣的充分準備，“萬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中國”。 1901年，載澤訪問法國。 戊戌變法時的袁世凱。 皇親國戚盼政改 出乎意料的是，率領(lǐng)另一考察團的載澤，卻與戴鴻慈、端方不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立憲期限：5年，大大超越了戴、端的15~20年預期。 5年立憲的提法，最早源自大清國的外交官們。1905 年11月間，駐美公使臣梁誠、駐英公使汪大燮聯(lián)合其他駐外使臣，聯(lián)銜陳奏立憲，提出在5年內(nèi)建立憲政。這就是長期被誤以為是載澤所撰的《出使各國大臣奏請宣布立憲折》。 這一看法，的確也得到了載澤的認可。載澤歸國后提交的《奏請以五年為期改行立憲政體折》，就明確提出：“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p> 這5年中，載澤認為應當做好三件事：一是“宣示宗旨”，“將朝廷立憲大綱，列為條款，譽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為宗，不得稍有違?！?；二是推進“地方自治之制”；三是“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他認為，這三者“實憲政之津髓，而富強之綱紐”。與此同時，再派出“考察政治大臣”，“與英、德、日本諸君主國憲政名家，詳詢博訪，斟酌至當，合擬稿本，進呈御覽，并請?zhí)睾喭ㄟ_時事、公忠體國之親賢大臣，開館編輯大清帝國憲法，頒行天下?！边@樣，大清國就必定能在5年后躋身立憲國的行列。 1906年9月1日，大清國最高層終于發(fā)布了仿行憲政的上諭，在時間進度方面僅僅含糊地表態(tài)：“俟數(shù)年后，規(guī)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眱赡旰?，1908年8月27日，這個期限被正式確定為9年。 誰都沒有料到，這個雄心勃勃要通過政改實行中興夢想的政權(quán)，即將跌倒在曙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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