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仲夏的北京，一場極為重要的會議在位于頤和園東宮門外的一處三進四合院召開。這是外務部公所，平時專供接見外國使臣之用。 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確：是否要在大清國實行立憲政改。與會者囊括了大清國的最高官員：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大學士以及醇親王載灃、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 1906 年8 月 27、28日 ，會議足足召開了兩天。 會議材料 這是奉旨召開的會議，8月25日的最高指示要求他們對“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條陳各折件”，“共同閱看，請旨辦理”（《光緒朝實錄》），平時在天津辦公的袁世凱為此特意趕到北京。這次會議所下發(fā)的材料，就是奉命考察歐美日各國憲政的“五大臣”所提交的奏折。 憲政考察團回國后，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先后召見載澤2次、端方3次、戴鴻慈與尚其亨各1次，另一考察大臣李盛鐸直接趕赴比利時出任公使，沒有回京。 載澤考察團向中央遞交了2份重要報告：《吁請立憲折》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第一折是“吁懇改行立憲政體，以定人心，而維國勢”，第二折則詳細分析了推行立憲的利弊。 端方、戴鴻慈也已經(jīng)提交了3份報告，分別是：《回京覆命臚陳應辦事宜折》《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第一折敷陳各國憲法，第二折提出必須立憲，第三折則建議應改革行政管理體系（官制）。 此次最高決策會議的第一天，其議程就是傳閱這5份奏折，因其篇幅都比較長，傳閱相當耗費時間，等到大家看完，天色已晚，于是，當天沒有進行討論就散會了。 次日，在軍機大臣們退值后，與會成員再度匯集到外務部公所，進行討論。 《東方雜志》1906年的增刊以《立憲紀聞》為題，詳細記載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吊詭的是，如此重要的會議，在官方記錄中難以找到記載，相關與會者也似乎沒有留下什么記錄，這令《東方雜志》報道成為“孤證”，可信性大打折扣。但后世的研究者，普遍將此當作信史——其實，這份記錄至少符合了當時的輿情期盼。 國民素質影響政改？ 根據(jù)報道，在會議討論中，慶親王奕劻率先發(fā)言。他認為考察大臣們的5份奏折，“歷陳各國憲政之善，力言憲法一立，全國之人，皆受治于法，無有差別，既同享權利，即各盡義務。且言立憲國之君主，雖權利略有限制，而威榮則有增無減”。他個人相信，“立憲一事，固有利而無弊也”。 他說，立憲之事正是“全國新黨議論，及中外各報、海外留學各生所指陳所盼望者”。立憲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若必舍此他圖，即拂民意，是舍安而趨危，避福而就禍也”。因此，他的意見是“似應決定立憲，從速宣布，以順民心而副圣意?！?p> 孫家鼐卻提出，政改雖然十分必要，但不能操切。他認為政改的關鍵“不在形跡而在宗旨”。“宗旨一變，則一切用人行政之道，無不盡變，譬之重心一移，則全體之質點，均改其方面。”正因政改涉及面如此之大，“此等大變動，在國力強盛之時行之，尚不免有騷動之憂；今國勢衰弱，以予視之，變之太大太驟，實恐有騷然不靖之象?！彼J為，目前應該“叢弊太甚諸事”先行下手，等到“政體清明”了，再推行政改。 徐世昌對此反駁道，這種“逐漸變更之法”的慢辦法，已經(jīng)推行了多年，并無成效，因為“國民之觀念不變，則其精神亦無由變”，只有“大變”才能“發(fā)起全國之精神也”。 孫家鼐又對徐世昌所言不以為然：“今國民能實知立憲之利益者，不過千百之一，至能知立憲之所以然而又知為之之道者，殆不過萬分之一?！痹谶@種國情下，即便頒布了憲法，民眾卻依然“懣然不知所為如是”，立憲就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副作用，“仍宜慎之又慎乃可”。 張百熙認為，如果要等到國民素質都提高了才來立憲，“此永不能必之事也”。與其等待國民素質提高后才立憲，不如通過“預備立憲”的方式對國民素質進行誘導，這樣才能令其符合立憲所需要的程度。
榮慶的發(fā)言，則與孫家鼐有相似之處，認為如今的問題是首先需要“整飭紀綱，綜核名實”，訂立“居中馭外之規(guī)”和“上下相維之制”，“行之數(shù)年，使官吏盡知奉法，然后徐議立憲，可也”。但他比孫家鼐進了一步，認為如果不分析中外的國情差異，“徒徇立憲之美名，勢必至執(zhí)政者無權，而神奸巨蠹，得以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為禍非小。”他提出了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中央權威日益淪喪，政改可能被野心家綁架和利用。 對此，瞿鴻禨深表贊同，說正因如此，目前只能“預備立憲”，而不能立即立憲。 鐵良分析道：“吾聞各國之立憲，皆由國民要求，甚至暴動，日本雖不至暴動，而要求則甚力。”他認為，既然國民能主動要求立憲，恰恰表明他們“深知立憲之善，即知為國家分擔義務也”。如今，中國如果“未經(jīng)國民要求，而輒授之以權”，他們將不僅不以此為幸，反而會“以分擔義務為苦”。 政改是個細活兒 袁世凱附和說：“昔歐洲之民，積受壓力，復有愛國思想，故出于暴動以求權利。我國則不然，朝廷既崇尚寬大，又無外力之相迫，故民相處于不識不知之天，而絕不知有當兵納稅之義務。”因此，各國的立憲，都是“因民之有知識而使民有權”，我國“則使民以有權之故而知有當盡之義務，其事之順逆不同，則預備之法亦不同”。袁世凱說，“吾輩莫大之責任”就是“使民知識漸開，不迷所向”。 鐵良接著說：“如是，則宣布立憲后，宜設立內閣，厘定官制，明定權限，整理種種機關，且須以全力開國民之知識，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說，使各處紳士商民，知識略相平等，乃可為也。” 袁世凱補充道，要做的還不僅僅是這些，因為“數(shù)千年未大變更之政體，一旦欲大變其面目，則各種問題，皆當相連而及。譬之老屋，當未議修改之時，任其飄搖，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議及修改，則一經(jīng)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壞之粉壁，紛紛發(fā)見，致多費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他粗粗地梳理了一下，就有以下必須立即著手的各種實際問題：“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統(tǒng)轄也，錢幣之畫一也，賦稅之改正也，漕運之停止也……”這些工作“皆極委曲繁重，宜于立憲以前逐漸辦妥”。 鐵良又提出問題：“今地方官所嚴懲者有四，劣紳也，劣衿也，土豪也，訟棍也，凡百州縣，幾為若輩盤踞，無復有起而與之爭者。”所謂“劣紳、劣衿、土豪、訟棍”四種人，正是晚清改革中出現(xiàn)的地方基層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逐漸排斥了傳統(tǒng)的鄉(xiāng)紳，而取得了基層政權的控制權。鐵良擔心：“今若預備立憲，則必先講求自治”，如此一來，這些人就可以“公然握地方之命脈”，這將是非常嚴峻的局面。 袁世凱回答說，正因如此，必須多選“循良之吏”為地方官，“專以扶植善類為事，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慝者無由施其技”，這才是“地方自治之基礎”。瞿鴻禨則附和說，如此“仍當以講求吏治為第一要義，舊法新法，固無二致也”。 從媒體所記錄的內容來看，與會人士幾乎沒有一個是反對政改的，他們的區(qū)別，僅僅是政改應“速進”還是“緩進”。同時，他們也都承認低下的國民素質是推行憲政的障礙，一部分人認為應當?shù)葒袼刭|提高后再實行憲政，一部分人則認為預備立憲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國民素質。 最后醇親王總結說：“立憲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與否，又在難必之數(shù)，則不能不多留時日，為預備之地矣?！?p> 8月29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接見與會成員，聽取匯報，并做出了最后決斷：進行“預備立憲”，推行政改。 3天后（9月1日，農(nóng)歷八月十三），大清國頒布推行立憲政改的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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