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大學士嚴嵩新論
[美]蘇均煒
多年前跟一個專門搞初期中英關系的朋友，從事早期中西關系的研究，因此有機會涉獵過好些明代歷史的材料。在那材料之中，除葡萄牙人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活動外，和葡人勾結的所謂倭寇卻引起我莫大的興趣。之后，在研究明嘉靖期間的倭寇這個專題上，史料把我的注意引到奸臣嚴嵩這個人物，我發(fā)現(xiàn)十分之九的史書，尤其是《明史》，于嚴某處理倭寇的政策，都把史實黑白顛倒，故意歪曲，叫學人捉摸不到真相。所以我在拙作《明嘉靖倭寇史略》里頭，特別加以論列。同時我也替美國亞洲學會籌辦的《明代名人傳》，寫了一篇嚴嵩的傳記。但因限于篇幅和格式的關系，只能簡略的對傳統(tǒng)的看法提出疑問，打算從多方面來探討一下“奸臣”嚴嵩這個人物。
（一）嚴嵩和世宗皇帝
世宗這個主子，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他是興獻王的獨子，自幼驕生慣養(yǎng)，個性頑梗，極為父母所溺愛。他十三歲喪父，不到兩年，還不到足年十四歲，便被選去繼承大統(tǒng)。母親蔣氏，也是一個個性頑強的人，一直到她一五三八年死去為止，對這個少年皇帝影響最大。世宗登位后頭幾年，他們母子倆竟能極力堅持自己的主張，去尊奉世宗生父為宗，掀起一場大禮議風波，即所謂大禮議者，弄得舉朝鼎沸，得到三幾個位低勢微的官員的支持，這個少年君主竟不惜將王朝抗議的臣子打的打，罰的罰，一次可以將一百多個臣子打進牢獄去。光是為大禮議被杖而死就有十七人，一共受罰的就有二百二十幾人。要不是母后蔣氏為他撐腰，一個頑強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會那樣硬干下去的。后 來他提拔擁護自己見解的臣子，很快便學會了怎樣去維護和使用那專制的王權了。到得二十歲左右，他早就曉得怎樣去玩弄臣下了。
因此，做大學士來贊助——還是說侍候吧——這位皇帝，可真不容易?；实鄹吲d親自處理事件時，大學士們都要依他的主意行事，他懶得辦事的時候，把要務通通都堆到大學士們的肩上，卻又要裝出他凡事都留心的樣子，有時會驀然地橫加干涉。他不要經常接見或者咨詢一般的大臣，只依賴三幾個大學士，尤其是做首輔的；之外，只有三幾個權貴以及一兩個為他專門撰作青詞的臣子，有機會接近他。這些臣子中只有首輔大學士能為皇帝擬草旨令，因此在外邊看來，首輔大學士該為旨令的后果負責。這位世宗皇帝的確有他精明的地方，他決不會讓臣下竊弄王權的，縱使有些大學士想有所作為，他們也不可能得到授權去做。這一來，首輔的職位并不是一張教人坐得舒服的沙發(fā)椅子。因大禮議而竄紅的大學士張孚敬（初名璁；1475—1539）曾這樣對世宗說過：“……臣歷數(shù)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這無異等于說，做大學士的要替皇帝的一切措施，擔負責任，這對做大學士的甚為不利啊！
后來將嚴嵩打倒的大學士徐階（1503—1583），當他擢升為閣臣時，他的友人王維楨（1507—1556）恭賀他之后，說了這樣的話：“夫宰相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明圣，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于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边@里的三難，可以說是對上面所引張孚敬的話作進一步的解說。所謂第一難，可能暗指世宗那種自以為是而有時近乎苛察的做法。第二難呢，該是指世宗的急躁脾性，不容易應付得來，但事關君父，誰敢呻吟呢！
《肅皇外史》的作者范守已（1542—1611）有過這樣的透露：“臣于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宗諭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擅國柄，乃大不然。見其所擬，帝一一省覽竄定，有不留數(shù)字者。雖會當?shù)坌?，亦為更易?shù)字示明斷。有不符意則駁使再擬。再不符意，則譙讓隨之矣。故閣臣無不惴惴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街上裁聲名而已。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倘若所言俱實、而并不是為徐階推卸責任的話，更可以說明世宗這個君主是多難侍候的了。
《世宗實錄》的編者也說：“……晚年留意玄理，筑齋官于西內居之。乃宸衷惕然，卷卷以不聞外事為憂，批決顧問，日無停咎[該作晷字]。故雖深居淵穆而威柄不移。”我們要多注意“威柄不移”這四個字，才能了解到世宗和他的首輔大學士的關系。
（二）所謂“竊政二十年”
即便當了首輔，也不見得就是大權在握，不少人有這個誤會。嘉靖期間，朝廷大事可有祭祀，軍事和政事，而以軍政最具影響。祭祀可以撇開不講。在軍事方面來說，我們在材料方面看不見嚴嵩究有多大委任邊疆大吏的權力，尤其在他入閣后的上半期。世宗挑選為他侍奉上玄的還有勛臣朱希忠、都督陸炳。尤其陸炳（1510—1560），在朝廷很有勢力，自從嘉靖十八年（1539）他在行宮的大火里將世宗救出，他就得到世宗的愛幸。因為陸是武試出身的，而且又武健沉鷙，于軍事和選將方面，世宗自然會咨詢他。據王世貞說，陸“陰操吏兵二部權，每文武大選，岳牧進退時時與之。而給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門下者”。有數(shù)年光景，咸寧侯仇鸞（1505—1552）也曾得到世宗的信任。從材料的方面來觀察，嵩敗后他的政敵所要排擠的嵩黨中，也見不到幾個邊防大臣或是武臣牽累受苦的。再查看兵部尚書的名單，也不見得有那幾個是嵩黨。只有許論（1485—1566），說是聽受嵩的指揮，在任可不過兩年多些便被劾（1556—1558）?！睹魇贰穮s說這樣的話：“三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以父喪去，召論代之。當是時嚴嵩父子用事，將帥率以賄進，南北用兵，帝責中樞甚急……論時已老，重自顧念，一切將帥黜陟，兵機進止，悉聽世蕃指揮，望由此損?！逼鋵?，當時許論也不過五十一二歲，說不得老，何況一五五九年他還復職督薊遼保定軍務呢！這幾年中并沒有在邊防出了什么岔事，相反的在東南應付倭寇方面竟然收到效果?？墒鞘窌淖髡邆兙箷懗鲞@樣不負責任的話來。
在朝廷用人行政方面，嚴嵩也不見得有廣大無邊的力量。相信不少做大學士的都想有所作為，張孚敬也就有這種想法，所以在一道疏里道出他的理想：“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jiān)司；監(jiān)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果真這樣，那在別人看來，不是竊國柄了嗎？嚴嵩可不敢這樣想，但他似乎相當注意用得其人，不僅僅是附已的人便了。在嘉靖年間，因為世宗不能全付心神去處理政事，較多時將責任分配給內閣，以此內閣的首輔是比前朝攬有更大的權力，莫不收羅人才待用。張孚敬是這樣，夏言是這樣，嚴嵩也是這樣。連后來萬歷年間的張居正也是這樣。
收羅了人才之后，勢不能不安插，結果首輔大學士就會跟吏部和堂上官容易有沖突，后者會抗議內閣侵部權。嵩入內閣不久，就被許贊（1473—1548）告了一狀，說他和翟鑾要向他請托。這件事表明嵩等并不能控制吏部的意思，做了吏部尚書三年的聞淵（1480—1563）跟嵩也合不來。即使說萬鏜（1485—1565）是嵩黨，他在位也不足兩年，還是給嵩的親信趙文華排擠出去的。
李默做了大約三年的吏部尚書。他有陸炳做靠山，用不著要討好嚴嵩。相反的，他對好些嵩推薦的人，都不予接納。當時趙文華自江南視察倭情返京，向嵩極力推薦胡宗憲（1515—1565）總督倭事。可是李默偏不理會，終于由趙文華用手段把他打倒之后，嵩才可以取得胡宗憲的委任?！睹魇贰だ钅瑐鳌穬纫舱f，李“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銓除與爭可否。”這樣說來，可見嚴嵩到那個時候為止，都未能控制吏部。
在嵩充任首輔大學士的期間，所有的吏部尚書中，只有吳鵬（1500—1579）還可以說與嵩交好。吳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接李默任的，一共充當了五年尚書?？v使這個時候嵩能使得吳鵬言聽計從，不過已是他個人勢位日漸獲得世宗的寵信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就不該貿貿然然的同意《明史》所說的“竊政”或者“柄政”二十年了，也不該同意明代嘉靖以至明末那些別有用心的史家和文學家那樣不分皂白的見解。
（三）嚴嵩對北虜南倭的政策。
關于嘉靖期間北虜南倭這兩個問題，十居其九的史書都沒有對嚴嵩的政策做過詳細的分析，反而盡情污蔑，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讓我們先來談談所謂北虜，韃靼人對北方邊境的威脅。這是個相當寵大的問題，這里只能提要地講述一些嚴嵩任期內的情況。一般來說，從世宗繼統(tǒng)以來，那即是說自一五二一年以來，朝廷從未有效地增強邊防。雖則是有一部份邊境跟京師相當接近，不過守邊的文臣武將總算可以應付韃靼人小規(guī)模的入犯。有些廷臣對邊防和京師安全十分關切，敦促政府防止軍額的減縮，提議選將練兵，但都不見得有大規(guī)模的整頓。一直到了嘉靖二十年代中期，世宗好象認為自己對于文治，尤其是禮教方面，已有所建樹，覺得也應該在武功方面有所表現(xiàn)，既然是個剛強好勝的人，他有很大的欲望去獲取軍事上的大勝利來增加王朝的威風，可是他一直卻沒有在軍事準備上下過工夫。因為承平日久，除開京師附近稍為好些，其他的衛(wèi)所軍隊，邊防設備，尤其是東南的海防，都腐敗不堪，全國也沒有幾個出色的將領。財政方面來說，因為宮廷用度日繁，時常會有困窘的現(xiàn)象?？墒乔楦袥_動起來的時候，世宗可顧慮不了這許多，一心一意主張用武力來解決邊防問題。但經過好些廷臣疏議之后，他也會覺得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條件不夠，又會倒過來贊成用和平方式將問題解決。對安南問題，他的態(tài)度是這樣；對北虜問題是也是這樣。
嘉靖二十年代后半葉，北虜略境愈來愈厲害，終于在二十九年八月下旬（相當于一五五○年九月最后一個星期）突破邊防，直逼京師，導致史書所稱的庚戍之變。在這事變未發(fā)生之前，世宗念念不忘要將北虜挫折一番。二十八年二月他對嚴嵩說想效法太祖、成祖和武宗身率大軍去巡邊。嵩回答說，偶有侵犯之患，不足成為他的統(tǒng)治的弱點的。同年三月，他又對嵩說要效法太祖成祖去邊境驅巡一次，嵩這次卻更率直些回答說：“皇上圣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御，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也?！?/p>
二十九年八月，那時邊境消息已經愈來愈緊張。世宗再問嵩邊事的對策，嵩回答說：“目今虜患，但邊臣戮力防御為守之計，令不能深入，即為得策。若欲驅掃遠遁，恐力非昔比也。”過了幾天，世宗再問，嵩回答說：“伏蒙密諭，中國屢被狄侵，不可不振，欲一大敗其類。圣諭誠是也。今抱忠懷赤之臣，豈亦無此念。第時勢誠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練，將未得人，饋餉屢乏，即無可恃之資。且太上曰佳兵不祥之器，自古圣王治世，夷狄之患，亦不能無。當事之臣，自任其責，防守邊疆，令不得犯，雖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
對付北虜?shù)恼?，在這個時期，嚴嵩似乎完全著重在防御。在這方面他可能受到當時素有邊防經驗的人的影響。上邊提過的翁萬達，便是主張撫虜?shù)囊粋€有力人物，認為可以用互市的方法去羈虜人。在他之前，于邊疆素有經驗的許進（1437—1510），也是主張撫輯的政策的。許進的的兒子許論，跟隨父親從事邊陲，對邊政極有興趣，還撰寫了一本《九邊圖論》，也是主張緊壁固守的。編寫《皇明九邊考》的魏煥曾遍閱當時論邊政的疏書和文章，也是主張相同的政策的。
嵩的回答，教世宗泄氣之至?？墒撬f的卻是千真萬實。無兵無將，無餉，那里還有強勁的大軍去對付那倏往倏來的虜人呢？這些世宗該曉得，可是他不愿意面對現(xiàn)實。讓我們在這里引一件類似笑話的實事來透露明廷武臣的無能好了。這件事發(fā)生于二十八年二月，給事中楊允繩偕同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定西侯蔣傅、惠安伯張瀾、署指揮僉事孫堪、錦衣衛(wèi)指揮同知鄭璽一班人，在安定門外閱武場檢閱應襲官舍，鄭璽突然得報說北虜已經侵入到沙河，朱岳等一班人都驚走。楊允繩于是將事情上報，結果朱岳、張溶等人因為怯懦損威受到了懲罰。這件事顯示出京師一帶高級軍事領袖的無能。一年半后，便發(fā)生了所謂庚戍之變。這樣看來，庚戍之變不幸地證實了嚴嵩判斷的正確。
庚戍之變，使世宗很難接受，非但不能“撻伐其類”，非但吃驚不小，還接受城下之盟，答允和韃靼人通市。這口氣難得發(fā)泄，只有誅殺一些大臣來發(fā)泄發(fā)泄。其實這種屈辱損威的事，有血氣的人都會憤激。既然不能夠怪責皇帝老爺，那就只好遷怒到皇帝的擋箭牌首輔嚴嵩身上了。
對南倭事件的處理，嚴嵩也被一般史家罵得體無完膚。主要是《世宗實錄》編撰者的顛倒事實，后來則由于《明史》的故意歪曲，尤其《明史》里邊的嵩本傳，趙文華傳和日本傳里的論斷，讓一般讀者很難明了事件的真相。倘使我們泛讀當時人的文集筆記，從大學士到地方官的，都不難得到一個梗概?？上н@樣做的人不多。大多數(shù)震于歷來所謂朝野輿論的一致，偶爾發(fā)現(xiàn)到相反的材料，也不加以思索放置一旁。于是這么多百年來使得嚴嵩和他信用的人，在所謂倭寇事件上蒙受不白之冤。
其實嘉靖年間之所謂倭寇，并非真正日本人的寇略。當時日本正當四分五裂之際，它的西部落國因為經濟困窘，間或會有武士浪人和無賴之輩從事海上的寇盜，又甚或受別人雇傭去作武弁從事走私，亦有因走私可獲大利而連群結隊的出海為生的，但倭寇的主要成員卻是中國東南沿海的百姓，這些百姓早已以海上貿易為生，但因朝廷海禁森嚴，其中也有非法走私貿易，以謀厚利。自從十六世紀開始，國家內部經濟發(fā)展?jié)u快，尤其在東南一帶，而同時人口增加也相當迅速。手工業(yè)中發(fā)展最速的首推絲織工業(yè)。恰巧當時日本出產了大量的金銀，大大的刺激了兩國間的貿易。同時葡萄牙人的東來，也對中國的海外貿易添增了相當?shù)耐苿恿?。除了這種種因素之外，還得要提一下正德嘉靖期間東南部農村經濟特別發(fā)展。其中多半由于農田役稅不公平，逃離農村的人口日多，為了糊口很多轉而從商，尤其從事于利潤很高的海外貿易。由于海禁甚嚴，不少海商轉而非法走私，又因走私得利更豐厚，自然走私的風氣愈盛。為了保護生命財產計，大走私商雇傭武裝的家丁和打手來作衛(wèi)隊，也有雇請日本武人的。遇到官兵鎮(zhèn)壓或驅逐，他們不甘財物的損失，于是起來抗拒。因為日本人尚武好斗，有些走私商更借著他們的名氣來唬嚇官兵。其實中國的走私商販，大多是資本微薄的，不過也有資本雄厚的商家，甚至官紳世家的家人。他們在東南沿岸活動，有時利用交通方便的島嶼來作大本營。有時候有些海賊也參加活動。當他們見到沿岸海防的腐敗和一般百姓的怯懦，有些便生了野心，兼事劫掠。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走私和劫掠的行徑慢慢伸展，使得朝廷不能不采取行動，尤其在一些沿岸城池被寇盜破陷之后。
當倭寇的問題變得嚴重時，夏言重作首輔。他非但對北虜主張用武，對南倭似乎為了迎合世宗的心意，也主張用強硬手段來解決。他選用了一個很有作為的官員名叫朱紈（1494—1550）的去全權辦理浙江福建的倭亂。朱的委任狀，寫有嘉靖二十六年九月的日期（1547年九月），就是夏擬定的，這時離開他最后的去職也不過三四個月而已。
朱到當?shù)馗叭魏?，立即從事?zhèn)壓。他發(fā)現(xiàn)有大部分士紳和老百姓非但不合作，還抱怨多端。他全不理會這些，決意執(zhí)行旨令。他盡量加強一些棄廢已久的海防，親自督勵兵將去搜捕驅剿。他將寧波附近的一個叫雙嶼的大走私窩窟摧毀封塞，把走私商人趕得雞飛狗走，還可能逼得一些財產喪損幾盡的私商轉而從事寇掠來補償。在福建詔安縣地方，他的兵將突襲一個走私集團，一共逮捕了二○六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國人，還有葡萄牙人和黑皮膚的東南亞人。可是朱紈那樣頑強的來執(zhí)行朝廷命令的作風，引起閩浙士紳和普通人民的極大的反感。碰巧當時嚴嵩已再任首輔，他是不同意夏言的政策的。因此，失去了大后臺的朱紈，面對著當?shù)厝耸繃绤柕呢焸洌率艿綉拓熀颓?，逼得他只能自殺。關于朱紈的事，《明史》的編撰者和好些明代史家，對他甚為同情，并表示甚為贊同海禁政策的。
于倭寇問題的處理上，嚴嵩的看法，跟夏言的很不一樣。雖然同是江西人，他們對商業(yè)的反應不相同。最低限度嵩曾諮詢過不少同僚，才選擇一個對策。他的親信門生趙文華（死于一五五七），是浙江慈溪，是個走私很活躍的地方，文華自然熟悉。朱紈在他自撰的諫詞里控指文華脅迫他要改弦易轍，不要危害海上貿易，這不是很清楚的說明嚴、夏政策的不同嗎？還有當時在充任禮部尚書而快要擢升為大學士的徐階（1503—1583），是江蘇華亭人，家鄉(xiāng)靠近上海，也是個走私活躍的地區(qū)，當然對問題有深入的認識，所以當世宗詢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嵩直截回答說倭寇是從事海上貿易的閩浙人民造成的。
很多史書，尤其是《明實錄》和《明史》，對于為嵩執(zhí)行倭寇政策的趙文華，極盡污蔑歪曲之能事。我在給《明代名人傳》寫的趙文華和那本倭寇書里，就為趙某人的冤屈伸雪。支大綸在他的《世穆兩朝編年史》里，對嵩極表痛恨，但對文華的功績卻是推許的。在當時的環(huán)境里，只有象文華那樣敢作敢為而又有識見，才可以擔當和應付倭寇問題。同時也經過他選拔和推薦出倜儻非常的胡宗憲、聲望素孚有似唐順之那樣的人才來，經過這些人的努力與責成，人才漸出，東南也就慢慢平定下來，終于海上貿易也變成合法化了。
（四）所謂屠害忠良
怎樣去解釋“忠良”才對呢？很可惜《明史》沒有說明。既然明代史臣都認為世宗有英明的地方，那末世宗認為忠的臣子，算不算得忠呢？嵩任大學士后，有多次被世宗贊許是忠的，直至他被勒令致仕，世宗也沒有說他不忠。但是在他的政敵眼里卻又不相同了。那么，所謂忠良，又該從什么標準去衡量呢？還是讓我們撇開這個問題不提好了。這里所指的忠良，大概就是《明史》所指的人好象夏言、張經、李天寵、沈煉、楊繼盛和王忄予吧。那末，讓我們也來稍微討論一下這幾個人物好了。
張經、李天寵之死，《明史》嵩傳說“與有力焉”，大概是說應負有相當?shù)呢熑蔚陌?。在文華和張、李二人的傳里，《明史》的撰者則說文華要搶奪張經在王江涇大捷的功勞，因而誣劾他兩人致死的，甚至用文華“既殺張經”的字句。在我們討論過嚴、趙的倭寇政策之后，對這些自然會發(fā)生疑問，究竟《明史》說的是實事，還是故意歪曲事實呢？讓我們征引一些《明史》沒有參用的材料看看。
在倭亂初期，因為東南一帶承平日久，防備廢弛，將不知兵，兵不素練，人皆罷軟種種情形之下，即使最有才干的官員，也極費周章，何況當時又缺乏人才呢。所以很多文武官員，和百姓一樣，望風奔逃，拋棄城池，又或罷軟不前，各自為政，漫無紀律。面對著這種情況，朝廷不能不采取嚴厲強硬的措施，促使政令能夠雷厲風行，要把壞風氣扭轉過來。于是立新的法令，要將棄守或失守的文武主任官員從重懲責，尤以大學士徐階對此主張最力。
在徐階的文集里，我們可以讀到寫給張經的幾封信，很教人玩味。除開獻議怎樣用兵和了解當?shù)氐那闆r外，他還敦促張經要治軍剛嚴，著他去斬一二人來振兵威。他對張的不滿，溢于言表。張經治軍無紀律這一點，從何良俊的記述里，也可以得到證實。何說：“總督出師，朝廷給與旗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退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勝難矣”。同一段里，何還描寫張幕內一個贊劃官員，當人家敦促他們要肅威刑，他竟然把舌頭伸出來，還說：“難道要我們殺人嗎！”更又說張不善策劃，“無怪乎總制諸公僨事踵接也?！币矡o怪何連說可嘆、可嘆了。
《明史》為了要詆毀嚴嵩，于是跟著也得詆毀趙文華和胡宗憲。因之在張經傳盡量為張回護。萬歷期間寫的史書，縱使他們也責罵嚴嵩，卻也狠狠地批評張經。徐學謨便懷疑張經斬“民首禿者首”作為真倭首級報功。他認為《實錄》持論不當。他說出這樣的理由來：“經駐江南時，受有司供億，侈無度，其飲食俱用銀器，所至騷然。自采淘港一敗，遂按兵不舉，已為文華所促，至有王江涇之捷。此豈有主憂臣辱之念，然已無救于敗軍殺將之罪矣。故上毅然誅之，而三輔臣亦大恨其誤國。當經被逮入京，望門行賄，動以巨萬計，即嵩亦不之納，況徐階李本（1504—1587）親見桑梓之荼毒者乎。傳聞異詞，不可以不核也。顧王江涇之捷，經亦有桑榆之功，或救其一死，此亦法外之仁也”。
支大綸在他書里，也有同樣的批評，我不想再累贅引述了。
張經李天寵之死，無疑是趙文華的劾疏導致的。趙這般做法，跟他的職責有關系。問題該在于是否趙氏因事論事，抑或他故意誣訐。李天寵不幸，沒有那樣的才具去做亂世的巡撫，兼且自己又酗酒，于是相連獲罪。碰巧遇著果于殺戮的世宗，卒至身首異處。那又怎能怪責得嚴、趙兩人呢。
至于在戲曲和小說里被塑造為忠貞之士的沈煉和楊繼盛對嚴嵩奸名的遠播，看來是有密切的關系的。究竟他們是什么樣的人呢？是否他們受嚴氏誣陷致死的？
讓我們先來談沈煉、沈青霞。細讀《明史》沈傳，讀者都會想象到他的性格，疏狂、倨傲，他有點象趙文華，似乎沒有趙的才識。本來，陸炳對他好，他也和嚴世蕃有往還的。一五五○年北虜逼近京師時，他附和編修趙貞吉（1508—1576）來批評當局，事后嵩勸戒世蕃不再要跟沈來往，說他不是一個好人。這些話讓沈曉得，深怕前途無著，所以鼓起勇氣上疏來叱罵嚴氏父子。疏內數(shù)嵩十項罪狀，主要還是納賄貪污，攬吏部權，鉗制言官，妒賢嫉能，還說因納賄使得邊將開啟邊境的紛爭，使得地方風氣教化敗壞。如果世宗想興師北伐，“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边@樣空疏的奏疏，在相當明察的世宗眼里，當然抵賴不過，于是將他貶到近邊荒的地方去。在那里他更不甘寂寞，變本加厲地責罵嚴嵩，至比嵩為秦檜，又和地方當局鬧事。終于被總督楊順借口將他殺害。于是反對嵩的人，就說嵩父子授意楊順去干的。
《明史》沈傳給人一個印象，沈煉不是一個安份的人，他的文集透露出他有憂時之念，但他為人不曉得怎樣去進取，因而僨事。徐學謨認為他“數(shù)嵩十罪，俱空虛無實?！闭勥w說得更中肯：“沈純甫（煉）氣吞逆胡，當庚戍秋，怒目而斥嚴氏，其強直自遂，固已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隱約潛晦，何必不自得。至于傳檄京師，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檜，尤為過之……”從這些征引，也可以見到沈煉本人也有大錯的。
在有志氣和急于進取這二者，楊繼盛可以說跟沈煉很相似的。這可以從楊的詩文見到。他跟唐順之有往還，順之文集有下面的一封信，從之我們可以想像到楊的性格的大概：“執(zhí)事豪杰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jié)M世間脂韋澧澀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執(zhí)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于執(zhí)事者。頗覺慷慨，激發(fā)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機之力或不及焉。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愿益留意，則不朽之業(yè)，終當在執(zhí)事……”這是一封很誠摯規(guī)勸的信，出自肺腑；從另一方面，可以教我們較為清楚地曉得楊的為人。
楊未劾嵩前，曾經疏諫世宗不要和北虜開馬市，大肆責備仇鸞。既然仇鸞當時受到世宗的信任，世宗把楊貶謫到邊遠。這馬市一疏，便已充分表露出唐信所指的弱點，志氣有余而才識不足：只曉得盛氣凌人，全不察言觀色各種客觀的條件。雖然世宗也極想撻伐北虜，也不得不責備他。
他的《請誅賊臣疏》同樣暴露了這些弱點。且看，他疏內數(shù)嵩的十大罪五奸。十大罪呢？第一，說嵩儼然以丞相自居，違背太祖廢設丞相制度，是以敗壞祖宗之成法。第二，嵩利用擬寫詔旨的權力竊取皇帝的大權。第三，嵩印行《嘉靖疏議》十冊，自詡功能，這就掩蓋皇帝的治功。第四，嵩找世蕃和乾兒子趙文華等人幫忙票擬，無異縱奸子竊政。第五，控告嵩為長孫效忠冒軍功。第六，控告嵩引用背逆奸臣仇鸞。第七，控告嵩于庚戍之變時不教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zhàn)，有誤國家軍機。第八，控告嵩專擅賞罰的大權，使得朝廷沒有正人君子。第九，控告嵩施行虐政，使朝廷失去天下人心。第十，控告嵩又貪又諛，大為敗壞天下的風俗。所謂五奸，是指嵩收買世宗的太監(jiān)近臣做他的間諜，其一；指嵩任用親信趙文華去做管理納言的通政司，其二；指嵩跟世宗親信的廠衛(wèi)指揮官員聯(lián)親勾結，其三；指嵩籠絡收買科道官員，其四；指嵩籠絡各部官員以為心腹，其五；他還請世宗去詢問自己的兩個皇子，試看所奏的真實不真實。假如世宗真想天下太平，就得誅殺或者趕逐嵩這個賊臣。
再三研究這篇疏文，所指控的大半空疏無實。因為不認識世宗的性格，楊繼盛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那就是要世宗詢問兩個王子。在世宗看來，這無異說他昏目貴，連偌大一個奸臣擅政，卻懵然不覺。他是一向沒有父子深厚之情的。縱使他自己有時倦于視朝，斷不容臣下批評他。嘉靖二十年（1541），因世宗不愿每日視朝，唐順之和羅洪先（1504—1564）請朝太子，世宗大怒，立即將他們削籍?，F(xiàn)在楊繼盛竟又敢犯這大不韙，提起詢問二王來，無怪他立即把繼盛投入牢獄拷打問罪，而又終于以詐傳親王旨令判了絞罪。
根據《世宗實錄》，楊疏上后，嵩一再請示休致。世宗挽留他，并且對他說，該疏是針對他世宗而說的，上疏的只想“邀譽賣直”，批評嵩只是批評嵩贊助君主修玄，他要嵩不要中邪計乞休，還是繼續(xù)供職為是。
繼盛死后不數(shù)年，不幸事件便降落在王世貞的父親王忄予（1507—1560）身上。本來王忄予的官運相當亨通，朝廷在一五五二年派他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數(shù)年后被調往北方守邊，晉升到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薊遼總督。不料一五五九年春，他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shù)萬虜人突進至三屯營。據說不少中貴和宮人的家人和財物受到損失，在世宗面前哭訴。后來這次失事，牽涉到王忄予在任時疏于練兵之類的失職情況，當時對待督撫邊將失守律法甚嚴、世宗手批曰諸將皆斬。王于一五六○年十一月被殺于西市。
《明史》的《王忄予傳》十居其九還算中肯，但在末尾卻牽引到嚴氏父子與王氏父子交惡的事，而把責任推卸到嵩身上。可是在贊語里卻又說：“忄予于邊備甚疏，宜不免云?！敝饕馊母?，叫讀者不知所從。徐學謨和王世貞是有同僚之誼的，但他也說世宗的震怒是忄予死的主因。支大綸也相當中肯地作出下面的判語：“忄予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篤，存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干極典。蓋帝固重軍政，雖勛戚不少貸。庚戍之警，尤惕于衷。故二子如世貞世懋竭慮殫力，居間百方，終不可得。華亭（指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彼囊庖?，談遷也同意。談說：“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p>
這樣說來，這一班“忠良”之死，其實另有原因，并不是為嚴嵩所屠害的。我們讀史一時大意，就會被蒙蔽。我所以說嚴嵩做了世宗的擋箭牌，在專制政體之下，似乎才有這樣的必需。
（五）嚴嵩的失勢與貪污問題
嚴嵩的倒臺，一方面由于漸失世宗的歡心，另方面由于徐階和同謀的人的暗算。這一切都在《明史》本傳和王世貞的嵩傳里有詳細的敘述。
其實，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五月（1562年六月）罷官為止，嵩并不見得做了些什么大過大惡，教人感到奇怪的，為什么在任期末年，嵩竟敢對世宗堅持已見呢？好象他極力推薦他的親戚歐陽必進（1491—1567）做吏部尚書，雖然世宗不大高興，也讓歐陽干了幾個月才把他辭退。又好像在萬壽宮焚毀之后，嵩規(guī)勸世宗不要花大量的錢來大興土木，還是遷就些居住在以前英宗居住過的宮殿好。為什么他并不是好象批評他的人所說那么柔媚侍上呢？這亦可見嵩在世宗面前是敢說已見的。
對于嚴嵩，世宗似乎還有極少許的感情，也許是迷信也說不一定。他一向祈求長壽，因此可能認為高壽的嵩對他自己會有好處。所以他在命令嵩致仕的諭旨里有說：“嵩小心忠慎，祗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卻一念縱念（疑是惡字；有作害字的），悖逆丑子，全不管救，言是聽，計是從，不思朕優(yōu)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你看，他罷嵩時還說了不少好話。我們要問，世宗眼里的忠，是不是真的忠？抑或世宗的忠臣，卻是國家的賊呢？后來，世宗對嵩那種二十年如一日的忠勤，還思念不已。
徐階一班人，生怕嚴氏死灰復燃，終于誣捏世蕃謀叛處死，抄家，又將嵩和他的孫兒降為編氓。這簡直是無中生有，與“莫須有”有異工同曲之妙！想不到是出于一班滿口仁義道德的人之手的！《世宗實錄》的編撰者都認為：“法司擬以謀叛非正法也。”凡失勢后，一班所謂嵩黨的官員都被斥逐，連不實的《實錄》也為他們的才干慨嘆呢！
既然嚴氏父子貪黷禍國殃民，財產當然要籍沒了。難道府庫不大充裕的世宗給徐階那班人說得怦然心動了？查抄結果：金三萬二千九百多兩，銀二百二萬多兩，田塘二萬七千三百余畝，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還有不少的珍珠玉器鑲金杯盤等東西。世宗要將一半充做邊餉，一半撥入內庫。但贓物遲遲未見進上官庫，等得世宗不耐煩而催問，因為那時只有十萬兩左右撥入內庫。他說：“三月決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只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上，民亦無還，果何在耶？”究竟徐階他們有沒有虛報大數(shù)，故意張大嚴氏父子過惡呢？從史料看來是有的。連《實錄》也說：“比籍沒嚴氏，資財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shù)，乃聽孔（指彭孔，嚴氏‘逆黨’）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無辜，一省騷擾矣”。這也是《明史》稱為“良相”的徐階種下的“良”果。
這里我們得一提一個叫趙錦（1516—1591）的人。當他做御史時，因元旦日食，上疏劾嵩，被世宗斥為民，穆宗隆慶時（1567—1572）復職，萬歷年間（1573—1619）還做到南禮吏二部尚書。之后，和張居正合不來，退官。張敗后，做到兵部尚書。當時神宗也抄沒張居正家，株連不少無辜，這位忠厚長者的趙錦上了一疏規(guī)勸。疏里有下面的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方圣祖肅皇帝（按：指世宗）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機務，每不能仰體圣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復大為奸利。于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放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仇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干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株連影捕，旁搜遠取以足之。圣祖以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于無辜之民，閭閻之間，至今瘡瘐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論者亦嘗謂其時大臣未能為圣祖一言之者，臣等每切恨之……”之后，他還說，“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可惜《實錄》始終沒有說出籍沒了嚴氏多少財物。繼之又說，“臣等又常見嚴嵩敗后，閣臣多顧念后患，不敢復出身為國家任事?！焙喼绷钊穗y以置信。其實情可無疑問，只可惜一般史家都置若罔聞。他這些話我們該誦讀再三和對呢！導致世宗罷免嚴嵩的是監(jiān)察御史鄒應龍（1556年進士）的劾疏。劾疏里鄒指控世蕃收賄，提名道姓。又既因為在史書里嚴嵩的名字幾乎是貪污的代名詞，坊間又有《天水冰山錄》詳列籍嵩的財產古玩書畫之類，又有文嘉（文征明子）寫的《鈐山堂書畫記》，我們還得在貪污方面說一說。
一大部分劾嵩的疏，里面不單只責備嵩的貪黷，還將當時社會貪污風氣，歸咎在他身上。其實，正如上邊所說，貪黷到什么程度，我們難以知曉。趙錦所說，“猶僅若此”更叫人疑惑不解。不知鄒應龍所劾，究竟真實不真實，抑或嵩任期末年，世蕃果真可以控制吳鵬主理的吏部，任他為所欲為了？因此有人說世蕃論官職高低肥瘠來收價，言之鑿鑿。難道耳目相當靈通的世宗，一點兒也不知聞嗎？抑或當時的官僚作風，在賀壽賀節(jié)之類的場合里乘機作弊呢？關于賀禮這一層，至今中外仍然感到難于處理。當時不少大小官員都用賢者不免的態(tài)度敷衍過去，還是大有可能的。
那么貪污風氣是否是嚴嵩所形成的呢？以大學士言，遠可追潮至楊榮，近的可指出翟鑾、夏言。尚書干的也不少，據說嘉靖時以張瓚為最?？上б话愣际欠悍貉灾?。要是我們?yōu)g覽一下自正德以至萬歷的史書方志，當會感覺到當時國家經濟發(fā)展得相當迅速，不曉得經濟的發(fā)展，會不會增加貪污的嚴重性呢？這值得我們研究研究。何良俊記載說，他年少時宴會也相當節(jié)省，到嘉隆時則變得十分奢侈了。張永明（1499—1566）在他的劾疏指控一位光祿寺卿遷官赴仕的時候，行李多至一百一十杠，自南京到任等費差銀不下千兩。似此，做尚書或大學士，還了得！
貪污風氣在嵩做大學士之前早已是個公開的秘密的。嵩調回到北京做禮部尚書不久（1539年），因雷震宮殿，世宗下令堂上官自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1474—1544）在他的疏里，說了這樣的話；“人事得而后天道順，大臣法而后小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jié)而知災異之所由來矣。大率廉靖之節(jié)僅見，貪污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jié)，罔不如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先朝蓋有賄者矣，然猶宵行畏人，稱多。而今則累千巨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之壞，一至于此。真可痛也……”之外，還說中央和地方官都無不惟利是圖，士大夫都奔競鉆營，簡直廉恥掃地！這些話出自都察院官長之口，當是事實。只可惜《明史》卻將王廷相所說的一概強加在張瓚和嵩身上。究其實，這種官僚風氣已存在多時了。不過嚴氏父子收禮收賄到怎樣的一個地步，我們不能確知。但從上面數(shù)節(jié)所論看來，光這貪污一層，似乎不足為他們贏得“奸臣”這個稱號的。
（六）嚴嵩變成奸臣的來由
為什么在明清兩代嚴嵩會弄得這么臭名昭彰呢？按一般情況來說，把大學士罵作權奸的并不算是怎么一回事。但一自世宗逝世后，嵩的丑惡聲名只有傳播得更廣遠，入清以后更有加無已。泛覽過兩代的部分文獻之后，我認為是由于下面幾種因素作祟：
第一、由于徐階的誣蔑。徐階對嚴氏父子有叫人難解的憎恨，根據朱國楨的記載，他初時是極力討好嵩的，非但與嚴家聯(lián)姻，更且在倭寇騷亂家鄉(xiāng)的時候還在江西購置房屋，后來才乘機傾軋。嘉靖三十七年（1558）他的門生吳時來、張中、鄉(xiāng)人董傳策，同日分別上疏劾嵩，不能不讓人懷疑是他爭取主動的一個要著。后來竟然誣陷世蕃胡宗憲至死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睹魇贰份p易地將他的不道德手段視為“智數(shù)”，還稱許他不“不失于正”?！睹魇贰芬膊话阉退淖拥芷畚赅l(xiāng)人攫奪他人田產算作一回事。
徐階對嚴嵩打擊最致命的地方，是將《實錄》竄改了。要不是這樣，《實錄》里邊的按語，斷不至這么歪曲失實的。世宗死后，徐是領銜修撰《實錄》的。徐居常以闡明圣道自任，又貪愛名譽?！秾嶄洝肺赐瓿?，他便被排擠去官，幸而這份工作后來是由與他有門生關系的張居正領銜繼續(xù)修成。這一來對于《世宗實錄》有關嚴嵩史事的歪曲，在慣于耍智數(shù)的徐階心中，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張居正似乎對徐的竄改不大過問，只是批評他們處死世蕃用法不當而已。
做妥《實錄》方面的功夫之外，徐階也不免在講學上大事宣揚一番。講學最活躍的何心隱（1517—1579），還自詡串同道士藍道行來倒嚴嵩的臺，叫人懷疑他跟徐的關系。再者，世宗一死，徐階即將嘉靖朝內受害的官員，死的和活的，一概平反，其中十九是叱罵世宗的擋箭牌嚴嵩。好象楊繼盛沈煉兩人，就被稱直諫臣子，得到恤典。這一來，徐階非但贏得平反官員和家屬的恩謝，同時也反映嚴嵩的奸邪。好像王忄予的兒子王世貞，因為嚴氏父子不能替他父親開脫，跟著就討好徐階，終于也靠賴徐來恢復父親的名聲，成全自己的孝道，自然對徐感恩戴德，而對嵩唾棄貶斥了。徐又為楊繼盛寫墓志銘，銘里邊自然盡情誣詆嚴嵩了。無怪乎朱國楨說出這樣的話來：“華亭善收人心。陽明（指王守仁）追封侯世襲，謚文成，而講學之派歸之矣。海忠介（瑞）即升京堂而節(jié)義之派歸之矣。撫王龠州（世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又歸之矣。追雪貴溪（夏言）而分宜（嵩）客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不可無福！”
徐階詆毀嚴嵩的功夫既然做得天衣無縫，而又有這么一大群人的利益和他本人的休戚相關，徐階的見解自然被朝野一般人接受。世人一般是趨炎附勢的，誰敢去冒大不韙去為嚴氏辯護呢？不少人反而利用嚴氏的沒落來混水摸魚，從中得利呢！從隆慶和萬歷期間所寫的傳記、墓志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到不少撰寫人甚至無中生有的把嚴氏牽涉在文章內，來反映出死者的美德。這一來更張揚嚴氏的臭名了。除了上邊征引的趙錦一疏外，不見得更有什么人敢講實話。直到崇禎年間才見到對嵩稍為同情的言論。
第二，由于文學作品和戲劇的塑型。上面提過文學派擁護徐階。文學派是一個廣泛的稱謂，非但指撰作政治性的文史的人，還指撰作抒情性娛樂性的文學作品的人。他們撰寫的目的，有些可能在于報復私人的恩怨，有些因為需要塑造反面人物，貪圖方便，把嚴氏那一班人信手拈來作材料。特別是戲劇文學，小說則并不多見，也有人將《金瓶梅》和嚴氏父子勾聯(lián)在一起，近人吳晗已經詳細討論過了。先收在《古今小說》，后來收入《古今奇觀》的短篇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描繪奸邪的嚴氏怎樣在陷害沈煉之后折磨他的兒子沈襄的故事。李漁（笠翁，1611—1680）寫了一本叫《十二樓》，又名《覺世名言》，里邊述說世蕃的色情狂和奸惡的故事，惡人終得惡報。
戲劇作品牽涉嚴氏的最多。其中最有名要算《鳴鳳記》了。有些人說是王世貞作的，但也有人說是王氏門人作的。這出劇歷數(shù)嚴氏陷害忠良，褒揚鄒應龍、林潤（太約1530—1570）冒死鋤奸的故事；里面更褒揚楊繼盛，丑詆嚴氏與趙文華。才子徐渭（1521—1593）撰寫雜劇《狂鼓吏》，據說是影射嵩殺沈煉的。沈是徐的姻親，可能徐渭要為他雪憤。另外還有《一捧雪》，演嵩陷害王忄予事的；《出師表》，演沈襄事的；《丹心昭》，演楊繼盛事的。此外，尚有多種。有些卻是牽強附會得不成話了。所有這些都把嵩塑造成為反面的人物，把嵩的奸名帶到民間去讓婦孺都知曉了。
第三，由于清代君主的斥責。有清一代，戲劇十分流行，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對戲曲的嗜好。據說，玄燁（康熙帝）最為喜歡?？磥砀ＥR（順治帝）也愛好。吳綺（1619—1694）傳里有這樣的記載：吳于一六五八年任兵部主事時，福臨聽說他擅長戲曲，命令他將楊繼盛事敷衍成篇，吳終于寫成了《忠愍記》。這劇曲從沒有出版，但顯然曾在宮里上演。福臨很高興，還把吳長官升到楊繼盛曾任過的兵部武選司員外的職位。
究竟福臨什么時候開始祟仰楊繼盛的呢？是不是由戲曲引起的？這些我們都不曉得?？赡鼙６ǜ屑o念楊的旌忠祠，而保定離開京師不遠，福臨曾經到過那里也說不定。到過的話，可能見到徐階寫的墓志銘，曾經疏劾嚴嵩的吳時來所寫的碑記。姑無論那些情況教福臨敬仰楊的為人，我們確知的他或是在他的名下（即指臣子代筆）寫過《表忠錄序》和《表忠錄論》，褒楊繼盛的忠，唾罵嚴嵩奸佞。特別是在論里，指斥“逆臣嚴嵩父子，盜執(zhí)大柄，濁亂王家，威福專擅，紀綱廢蕩”，繼而贊楊繼盛那種不怕死的精神為國除奸，日期寫的是順治十三年，即一六五六年。
弘歷（乾隆帝）也是極為仰慕楊繼盛的，寫過幾首關于楊的詩。一首題為《讀楊忠憨集詩》，一首是《旌忠祠詩》，另一首是對楊某的小像寫的。從這些顯見他對楊的敬慕，亦可見他孝敬祖宗的思念。
弘歷的褒楊貶嚴，似乎尚有另外的深意。我們讀《清史·于敏中傳》即可略見一二。于敏中在乾隆中年做過大學士，軍機大臣，似深得君主的倚任。后來被控與外府通聲氣，頗受斥責，死后還要懲治。在懲于敏中的諭令里，弘歷有這些關于嵩的話：“朕幾余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取閱嚴嵩傳，見其賄賂公行，生死予奪，譽竊威柄，實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紀綱整肅，太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專權之事……”其時《明史》早已修好多時，故他拿來引用，主要目的就是預防臣下的專擅。特別利用于敏中事來警告其他。
既然自福臨以至弘歷都特別對楊繼盛有好感，而且象弘歷之類的君主又另有居心，這一來我們可以推知嚴嵩在當時編撰中的《明史》里邊的地位了。《明史》是經過歷朝多年編寫而一直要等到乾隆四年（1739）才完成的。而且當時的君主對該史的編纂又“明加督責，隱寓鉗制?！彼浴睹魇贰酚屑槌紓?，而嵩又為其中的最罪惡昭彰的，自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有了以上三因，更加以《明史》的印行，表忠戲劇的繼續(xù)流行，所以一直到今天，一般人都指罵嚴嵩為奸臣了。
結語根據上邊多方面的討論，我們覺得將嚴嵩定為奸臣，實在大有商榷的余地。試問自從世宗懶得視朝，懶得召見大臣而多時僅僅召見首輔，若果沒有像嚴嵩那樣忠勤侍候，朝政很可能變得更壞。有了嵩這個擋箭牌，也就緩和了好些君主和其他臣子間的對方形勢。假如不是嵩說服了他對北虜采取和平政策，念念不忘建立武功的世宗，很可能會冒險進軍邊微。假如不是采納了嚴嵩和趙文華的政策，東南海岸的倭寇問題可能拖延得更長，民生經濟受害更大。也正因為嵩選用了趙文華胡宗憲那一類敢于作為的人，從此也孕育了一些好象威繼光（1528—1588）譚綸（1520—1577）這樣的軍事人才，對后來的北方邊防，亦有所補益。單就這幾點來說，嵩在什么地方有負君主，在什么地方有負國家呢？況且，又沒有蓄意誣捏他人至死，又何奸之有！
說了這許多話，無非是想弄明白嚴嵩執(zhí)政期間的真相。今人常說古為今用，究竟是把古當作今人的鏡子用呢，還是削足就履只挑選史事來證明個人的見解呢？每個時代，每種政體，都有它特殊的地方。單純地去用“忠”和“奸”這種黑和白的標準去衡量專制時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就無從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讀遍了《明史》的奸臣傳，讀者會要問，是臣子奸呢？還是君主奸呢？我們覺得只有把“奸臣”的招牌除下來之后，才能教我們清楚地了解君主專制政體實行的情況，行政制度的演變，南北邊防問題的起落，邊防剿撫政策的差異，以至一般經濟的、社會的變遷。之后，我們才可以對一個朝代有較為具體一點的認識。然后再把我們的知識堆積起來，才可以做成一面清晰入微的古鏡。
蘇均煒：美藉華人。美國密執(zhí)安州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1980年，第一個提出為嚴嵩鳴不平，詳請見該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fā)了對嚴嵩問題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