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北大校慶獻辭
我是2004年2月調到北大社會學系的。已經記不得多少次了，朋友們讓我談談對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龐然大物，我是邊緣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學生。但是以后的經歷卻使我深深地疑惑：校內各級領導都了解北大嗎？我們所知道的事情他們都清楚嗎？經過各自主客觀上的微妙組合，每個北大人都有自己對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沒有盲點，邊緣的人未必沒有洞見。一個基層教師可能見木不見林，一個全局領導者可能失去了細微和縱深。普通教師的積極態(tài)度就是利用一切機會談自己的印象，發(fā)自己的牢騷。它是一個邊緣人參與北大建設的第一步。
接觸北大、形成印象，在成為它的一員之前就開始了。大概是1988年的五四，我應邀參加北大團委組織的一個座談會。會上一位同學站昂首天外、慷慨陳詞：“社會在改革，北大也應該改革；北大不要作象牙塔。北大有太多的沒有用的課程，都應該撤銷，北大要為社會服務，要為中國現(xiàn)代化做貢獻?！蔽矣浀卯敃r我也像他一樣霍然起立：“照這位同學的看法，很多院系和專業(yè)應該撤銷，梵文、考古等等，能夠幫助中國致富嗎？如果完全致力于實用，大學還是大學嗎？”該同學的言論在那個時代，乃至今天，出現(xiàn)在社會上都稀松平常，使我驚訝的是，他可以在中國第一學府中像發(fā)現(xiàn)真理一樣，坦然陳述。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舉辦了演講比賽，我當時還是人大教師，被邀請擔任評委。第一個講完，我的感覺是真好，別的學校本科生恐怕達不到。第二個講完，驚呼更好。講到第三個，覺得只有北大能如此人才薈萃。再聽第四個、第五個，壞了，越聽越倒胃口，仿佛看到了一批精致閃光的螺絲釘。聽完全部，悲從中來。幸虧，有個異類，數學系的殷俊同學，風格迥異。寫這篇文章時，我欣喜地從網上發(fā)現(xiàn)了他的演講，引用幾句，給大家一點印象：“學了地理學，我們知道，北大是一條河，前進時難免泥沙俱下，但進入社會的大海時，泥沙終將沉淀。但如果這條傳統(tǒng)的河在某個重要地點淤塞了，就將腐敗發(fā)臭，毒害而不是清潔靠近它的人。學了生態(tài)學，我們知道，北大是片森林，只有保持多樣性，才能永葆生機。學了物理學，我們知道，能量越低越穩(wěn)定，結構越規(guī)則越穩(wěn)定。所以北大的同學們，請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嚴謹吧。學了統(tǒng)計學，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北大的一個樣本，別人往往就通過我們來認識北大。所以我們要時刻牢記：‘我就代表北大！’我們來到北大，就像一張張軟盤，到北大這臺計算機上來，拷走了知識，也拷走了精神。在拷走的同時，我們還要問問自己，我給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終殷俊獲得優(yōu)勝。評委們推舉三人作總結發(fā)言，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發(fā)言中說：“你們講的都很好，但是怎么好的像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今晚幸虧有個數學系的同學，他挽救了這場比賽，平衡了一個世界。我想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不會是這個樣子，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它那時的老師就不是這個樣子，它的教師和而不同。”
演講比賽上另一個令我悲哀的事情是主持比賽的同學對評委總結發(fā)言的順序安排，倒數第三是謝冕老師，倒數第二是我，壓軸的是白巖松。簡直是豈有此理，謝老師是三人中年齡最長者，是三人中唯一的本校教師，白巖松是年齡最輕者，非學院中人。校園文化怎么可以輕看自己的長者，高抬一個媒體少年呢？同學們連本校的大牌教授和一個媒體記者的差異都不知曉，怕不是分寸可以度量的了。它發(fā)生在堂堂第一學府，足見今日中國之禮崩樂壞。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門課即將結束時，去北醫(yī)三院看了一次病，記得花了二、三百元錢。我不懂學校的規(guī)矩，報銷未果。補齊了手續(xù)，正發(fā)愁明天還要來校，不然就過期了。這當口碰到了上我課的一個同學。我將這事委托給她。但是我以后再也沒有見到她。我猜想，她忘記了這事，那票據作廢了，最終她選擇了躲避我的策略。她如果和我講出此事，我決不可能要她賠償。遺忘可以理解，躲避是不可原諒的。過后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找到她談談，錢我當然不會要，教育她是我份內的事情：一個連這點責任都不敢面對的人，日后能擔當家國重任嗎？但我最終放棄了。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誨是她走到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我身為一名北大的教師卻繼續(xù)著放任。
那一年我系一個學生的畢業(yè)論文中有虛假成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結論是推遲半年畢業(yè)，重寫一篇論文。系領導在沒有充分了解情況下否決了答辯委員會的結論。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級領導。我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我們擺出全部情況，系領導聽后放棄辯護時，校級領導卻在連續(xù)兩次會上，勸說我們寬大那位同學。他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聲譽在多數與會教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這一幕令我們黯然神傷。古人云：國家興亡，食肉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
這次爭論不幸撥動了我系遺留下來的派系矛盾之琴弦。一位教師在沖突關口對我這個局外人說：當年校方為什么非要系所合并呢？兩邊都不是壞人，但我們爭吵了這么多年，我們這些人的最好的時光都浪費掉了。我看她幾乎要哭出來。我不知道我系派系的全部歷史，但我親身感受到這是怎樣的一個系。我是個“老游擊隊員”。就讀過的高校和供職過的單位，總計十個，可算見多識廣。而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冰冷的、少交往的單位。而我們恰恰是最需要交往和溝通的所謂思想者。
外部人常以為，北大的學生最好。差不多每次碩士生面試后，都少不了幾位教師大發(fā)牢騷。因為總會遇到多個筆試分數很高，難以淘汰的考生，他們除了應試的教科書，什么都沒讀過，有些已經應試多年。一句話，我們這些教師在同考生的博弈中被算計了。我們都知道，高級人才的選拔重于培養(yǎng)，你打死鄭也夫，他也練不成劉翔。那么明知成才規(guī)律如此，明知我們敗給了考生，為什么不挖空心思，反省考試路數，精心設計試題，重新博弈呢？似乎大家都很忙。我們的感慨，始于面試后的牢騷，也終于面試后的牢騷。年復一年，周而復始。
本系多位教師和我說過，社會學系的碩士論文是全校各院校中最好的。我沒有比較，無從判斷。但我是這兩年中唯一讀過我系全部碩士論文的教師，我知道，我系專心寫畢業(yè)論文的碩士生越來越少了。如果他們都全力以赴，會有半數，即30人，達到現(xiàn)在的尖子，前三名的水平。他們心有旁騖，是因為擇業(yè)的壓力，他們忙不迭地去面試，用人單位動輒要他們去實習。擇業(yè)大約要花去近一年的時光。一言以蔽之，同社會的博弈，我們同樣是失敗者。我們應該深刻反省，制定方針。可惜這同樣是排不上隊的事情。
人有足夠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鐘，那敲打全為驚醒你。一個特殊時刻（譬如110周年校慶）也有這種意味，所以才有了這篇不合時宜、殊少頌揚的文章。
回到本文開篇的那個段子。一個認同實用的學生，怨得上北大嗎，況今日社會功利滔滔。我們說，大學是服務于社會的。但這是一種特殊的服務，不生產衣食，不提供住行。它服務社會的方式，恰恰是要和社會拉開距離。它要平衡、反省，乃至批判社會主流價值觀。他需要自己的規(guī)則，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氣質，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精神。在這些方面，北大還有自己赫然凌駕于其他院校，凌駕于世俗社會的定力嗎？如果這諸方面，不是大學幫助社會提升，而是任憑社會席卷大學，那其實是辜負了社會長久以來的重托，大學可以壽終正寢了。
（筆者按：今年逢北大110年校慶，校宣傳部早就在編輯一部紀念文集。本文是數月前應學校宣傳部的幾番熱情邀請而勉力寫成的。他們看后當即通知我，這樣的文章無法入選。我卻以為每個人有自己校慶的表達方式，校方應該有寬容的胸襟，不該像衙門那般喜聽諛詞。入不入那本文集，我說了不算。但該說出的話還是要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