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蘇轍《六國論》
原文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fā)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為之深思遠 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以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沖，而弊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qū)區(qū)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yì)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譯文
我讀過史記中六國世家的故事，內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諸侯，憑著比秦國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軍隊，全心全力向西攻打肴山西邊面積千里的秦國，卻免不了滅亡。我常為這件事作深遠的思考，認為一定有能夠用來自求安定的計策；因此我總是怪罪那時候的一些謀臣，在考慮憂患時是這般的粗略，圖謀利益時又是那么的膚淺，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勢?。?/strong>
秦國要和諸侯爭奪天下的目標，不是放在齊、楚、燕、趙等地區(qū)，而是放在韓、魏的邊境上；諸侯要和秦國爭奪天下的目標，也不是放在齊、楚、燕、趙等地區(qū)，而是放在韓、魏的邊境上。對秦國來說，韓、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樣；韓、魏兩國阻礙了秦國出入的要道，卻掩護著肴山東邊的所有國家，所以全天下特別看重的地區(qū)，再也沒有比得上韓、魏兩國了。
從前范雎被秦國重用，就征服了韓國，商鞅被秦國重用，就征服了魏國。秦昭王在還沒獲得韓、魏的歸心以前，卻出兵去攻打齊國的剛、壽一帶，范雎就認為是可憂的。既然這樣那么秦國忌憚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了。秦國要對燕、趙兩國動用兵力，這對秦國是危險的事情；越過韓、魏兩國去攻打人家的國都，燕、趙在前面抵擋它，韓、魏就從后面偷襲他，這是危險的途徑啊?？墒钱斍貒スゴ蜓?、趙時，卻不曾有韓、魏的顧慮，就是因為韓、魏歸附了秦國的緣故啊。韓、魏是諸侯各國的屏障，卻讓秦國人能夠在他們的國境內進出自如，這難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勢嗎？任由小小的韓、魏兩國，去抵擋像虎狼一般強橫的秦國，他們怎能不屈服而歸向秦國呢？韓、魏一屈服而歸向秦國，從此以后秦國人就可以出動軍隊直達東邊各國，而且讓全天下到處都遭受到他的禍害。
韓、魏是不能單獨抵擋秦國的，可是全天下的諸侯，卻必須靠著他們去隔開西邊的秦國，所以不如親近韓、魏來抵御秦國。秦國人就不敢跨越韓、魏，來圖謀齊、楚、燕、趙四國，然后齊、楚、燕、趙四國，也就因此可以在他們的領域內安定自己的國家了。憑著四個沒有戰(zhàn)事的國家，協(xié)助面臨敵寇威脅的韓、魏兩國，讓韓、魏沒有防備東邊各國的憂慮，替全天下挺身而出來抵擋秦國軍隊；用韓、魏兩國對付秦國，其余四國在后方休生養(yǎng)息，來暗中援助他們的急難，像這樣就可以源源不絕地應付了，那秦國還能有什么作為呢？諸侯們不知道要采行這種策略，卻只貪圖邊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違背盟誓、毀棄約定，來互相殘殺同陣營的人，秦國的軍隊還沒出動，天下的諸侯各國就已經困住自己了。直到讓秦國人能夠趁虛而入來并吞了他們的國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賞析
宋代蘇洵、蘇轍父子各有《六國論》傳世，兩篇文章珠聯(lián)璧合，各放異彩，可稱得上是古代議論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對照起來看，兩者的立論角度、論證方式、文字風格各不相同。品評其成敗得失，或許對今人會有所裨益。
兩篇文章都以六國破滅作為議題，借史論政。寫借史論政的文章，應該根據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從歷史材料中選擇一個恰當的角度，以便把歷史問題的評析同現(xiàn)實的社會問題聯(lián)系起來，起到以古鑒今的作用。
蘇洵的《六國論》從“賂秦而力虧”的角度論證六國破滅的原因，最后引出“為國者無為積威之所劫”的歷史教訓。蘇轍的《六國論》則從“韓魏附秦”招致六國相繼破滅的角度，批評六國之士的“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這兩篇文章所選擇的不同角度何者更具有思想性和現(xiàn)實意義呢？聯(lián)系北宋中期的社會現(xiàn)實來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北宋中期面臨遼與西夏的嚴重威脅，外患頻仍。北宋王朝軟弱無能，一味屈辱茍安。一○○五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一月，與遼國訂立屈辱條約：每年給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以白溝河為界，史稱，“澶淵之盟”。一○四四年（宋仁宗慶歷四年），宋與西夏議和，答應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二千匹、茶三萬斤。這些屈辱和約的簽訂，雖然換來了暫時的安寧，卻給人民增加的沉重負擔，加據了宋王朝的積貧積弱的局面，推進了它走向滅亡的進程。蘇洵的《六國論》抓住“賂秦而力虧”生發(fā)議論，實際上是借批評六國的賂秦來影射北宋王朝對遼與西夏的屈辱茍安政策，借六國破滅的教訓告誡當權者改弦更張，免得重演覆亡的悲劇。文章的思想性戰(zhàn)斗性很強。
蘇轍的《六國論》所選取的角度，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卻很難聯(lián)系起來。誠然，“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擊中了北宋統(tǒng)治者的弊病，不無鞭笞告誡的意味。但北宋王朝畢竟不是象六國那樣外于分裂狀態(tài)，它的“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并非表現(xiàn)在犧牲“韓魏”自毀屏障這一方面。因此蘇轍所選的角度也就缺乏現(xiàn)實的針對性，不可能強熱地震撼人心，迸發(fā)出思想光彩和戰(zhàn)斗鋒芒。當然，蘇轍不因襲乃父，勇于提出新的見解，舊題翻新意，其獨到精神還是應該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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