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平劇藝術里存在著以張君秋為代表的張腔，四十年代風靡一時，至今仍是廣泛傳唱的主要腔派。相應的，小說界亦存著“張腔”。小說界的張腔以張愛玲肇始。張愛玲以其獨特的作風與細膩的文筆，屹立了文壇五十年。一九九五年，才女張愛玲在香港遽逝，眾人皆悲嘆惋惜，但張派并未因肇始人的仙逝而從此中斷腳步。自一九六一年始，夏志清教授在《現(xiàn)代中國小說史》中首次以專章討論張愛玲，將這一上海通俗女作家首度放入了與魯迅、茅盾等大師平起平坐的地位。這為整個文學界對張愛玲的認識都提出了一個較為寬闊的視野。六十年代后一輩輩的港臺作家，甚至海外作家，不少都對張愛玲的小說進行過模仿，亦逐漸形成了張派，使張愛玲的寫方式與風格得以延續(xù)。張派傳人，中港臺海各有代表：大陸有生于上海的王安憶，臺灣有“張腔胡說”，多重折射的朱天文；而相對于香港而言，似乎傳人較少。當代以來，香港作家中被認為頗有張派余韻的，當中莫屬鐘曉陽與黃碧云。
張愛玲生前獨步于上海文壇，又于一九三九年考入香港大學專攻文學。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念欣指出，香港與上海的雙城關系，使得香港著名女作家一出道就依稀是半個張派門生，然而關鍵在于“才女”的身份。（《花憶前身——黃碧云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十二女色》附錄，臺灣麥田出版社，2002）當代香港的張派傳人鐘曉陽與黃碧云二人恰恰似乎都合乎這一條件：才情橫溢，少年老成。尤其是黃碧云。在黃碧云的首部小說集《其后》的背頁有一段由出版社形容她的文字：“如此年輕，如此才情橫溢，卻又如此蒼涼酸楚，這‘揚眉女子’也算是世紀末香港的獨特產(chǎn)物了?！痹谶@一段文字中，出版社將黃碧云定位于“年輕、才情、橫溢、蒼涼、世紀末”，而這一系列定位，實在有張愛玲的影子。而這又僅是在文字表面所呈現(xiàn)的一些張派的特征。縱觀張愛玲的生活背景與生活環(huán)境，思想意識與寫作姿態(tài)，實在有不少相似之處。雖然黃碧云本身對張愛玲的寫作提出過質(zhì)疑：“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很精到。語言華麗。但卻是沒有心的小說。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智性的亦是動人的……張愛玲的小說是屬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個飽受什么命運蹂躪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間里數(shù)錢，一邊埋怨自己命運坎坷，一邊喃著要將窮租客趕走，租客已經(jīng)什么錢都沒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煩，沒錢就睡街，不要租她的房子。張愛玲好勢力，人文素質(zhì)，好差。”且不論黃碧云對張愛玲的認識是否存在偏頗，言論是否有過激之處，僅憑她的話就可以看出，黃碧云在寫作理念上與張愛玲是有所不同，甚至差異深遠的。即使如此，黃碧云仍然在小說的各部分細節(jié)中表現(xiàn)出了張派傳人的特征，其人生路途也在某些程度上與張愛玲有著相似之處。
城市與張、黃二人的女性寫作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從“五四”開始，似乎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就與“城市”有著天然的血脈聯(lián)系。當代海派傳人王安憶有觀點認為，現(xiàn)代都市是為女性而設的，同時亦為女性提供了實施發(fā)展自我的空間：無論是一九二零——一九四零期間的女作家丁玲、廬隱、張愛玲，還是當代女作家王安憶、張潔、陳染，甚至臺灣女作家林海音、三毛等，似乎可以這么說，幾乎每一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女作家都有城市生活經(jīng)歷。這一現(xiàn)象也就意味著現(xiàn)代都市對于女性作家的寫作有著不可磨滅的聯(lián)系，并存在有孕育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的深厚土壤。那么，現(xiàn)代都市產(chǎn)生以前是否存在有完全意義上的女性寫作？
古希臘文明催生了歐洲文明，歐洲文明進一步催生了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生。由源頭可知，現(xiàn)代文明在本質(zhì)上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現(xiàn)代哲學家羅素指出：“自從米利都學派以來，希臘在科學、哲學、文學上的卓越人物全都是和富庶的城邦聯(lián)系在一起的……”“當然也有許多希臘人是從事農(nóng)業(yè)的，但是他們對于希臘文化中最富特色的東西并沒有什么貢獻”，“盡管這些城邦往往被野蠻人環(huán)繞，但希臘文明本質(zhì)還是城邦的”。當城市文化具有個體自由時，科學與藝術才能得以發(fā)展。而“城市”的產(chǎn)生，需要“城”與“市”的結(jié)合?！笆小笔沁M行商業(yè)活動的根本場所。沒有商業(yè)活動的逐利行為，城市也就隨之失去活力。而各地商業(yè)活動的差異性，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城市的差異性。相對于鄉(xiāng)村村社文化中整齊劃一的要求，城市中商品文化的繁盛構成了對個體、自我的尊重與寬容，并逐漸演變?yōu)槎际形幕奶匦?。都市文化中所具備的容納與包容性更能使人的個性得到釋放與張揚，更易為女性活動提供發(fā)展空間。這也使女性作家天生具備的細膩觀察與品味生活的特性得到了自由發(fā)揮。無法否認的是，古代出現(xiàn)過女性寫作。中國古代商業(yè)文化的高度發(fā)展，增進了城市化進程。在城市化進程的過程中，文化教育業(yè)隨之興盛。但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由于父權的集權型，中國女性一直處于社會社會邊緣，只有貴族女子才有權利接受教育。同時，中國古代社會中，道德評價標準中的典范女性形象被要求與市井保持距離。這一現(xiàn)象也就意味著中國古代女子觀察社會的視角是狹窄的。所以，出現(xiàn)在中國古代的女性作品多為寫閨怨的詩作。在體裁上，出現(xiàn)散文的情況幾乎為零。這時期的女性寫作表現(xiàn)的是在父權控制下的幽怨心情，并未表現(xiàn)出更積極廣泛的視角。因此，這一時期的女性寫作不能算是完全意義的女性寫作。
丹納認為，作品的產(chǎn)生取決于時代精神與周圍風俗。張愛玲興盛于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與上海四十年代特殊的精神氣候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上世紀四十年代，最具影響性的事件是上海的戰(zhàn)事。八一三事件爆發(fā)后，緊接著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因戰(zhàn)事的爆發(fā)，原計劃去英國留學的張愛玲被迫改入香港大學學習文學，香港淪陷后又不得不重返上海。因為戰(zhàn)爭，張愛玲做出了以文為生的選擇。這一點不僅與其自食其力的個性有關，因為“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chǎn)，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來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余斌，《張愛玲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76頁）。于是，一九四三年張愛玲帶著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拜訪了周瘦鵑，二稿很快得到了發(fā)表。隨后，張愛玲更多的作品面世，在已成孤島之勢的上海掀起了一陣“張愛玲”熱。
張愛玲生活的主要范圍是上海與香港。自小生活在上海社會里的張愛玲，對上海形成的城市文化也更有認同感。張愛玲出身于上海城市的發(fā)展，自然也給張愛玲這樣的女性作家提供了空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外灘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都市大街車水馬龍，一派興盛的都市景象，“形成了一個雜糅的城市空間”（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P12）十九世紀后接連而起的起義及戰(zhàn)爭爆發(fā)、軍閥混戰(zhàn),使得江浙一帶的地主士紳紛紛前往上海避難，給上海雜糅了華洋的城市空間增添了幾分遺老遺少氣息。而張愛玲也時常通過這些來展現(xiàn)上海的都市生活。張愛玲認為，“上海人是傳統(tǒng)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chǎn)物的交流，結(jié)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而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也無處不體現(xiàn)著這種上海城市中特有的一種華洋、中西文化雜糅的狀態(tài)，從而展現(xiàn)出一幅淪陷時期上海人所特有的性格面貌。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無論是遺老遺少還是新公寓里的洋場新人，都沾染著一股都市環(huán)境逼壓出來的世故練達、精明算計的“上海氣”。
張愛玲說自己的小說“沒有戰(zhàn)爭，也沒有革命”（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但實際上，張愛玲小說中的戰(zhàn)爭無處不在。張小說中的戰(zhàn)爭，通常表現(xiàn)為家庭內(nèi)部沖突引發(fā)的戰(zhàn)爭及男女情感之間的角逐。小說《傾城之戀》在一開始發(fā)表時，就有注釋“兩個人的戰(zhàn)爭”。事實上，出現(xiàn)在《傾城之戀》中的戰(zhàn)爭，絕不止白流蘇與范柳原二人的情感角逐，亦包含著白流蘇與其兄嫂之間的家庭內(nèi)部戰(zhàn)爭。白流蘇與范柳原為情而爭，與其兄嫂為錢而爭。離婚后回到娘家的白流蘇因兄長做投機生意敗光了自己的本錢而心生不滿，而兄嫂又因其常年吃住在娘家而懷有怨言。流蘇的前夫一死，所有的事情都推上了臺面。流蘇的哥哥首先勸流蘇回去奔喪，繼承家產(chǎn)，以便落葉歸根；當流蘇點明他是花光了她的錢而怕她多心時，兄長就收起了虛情假意的面孔說道：“你住在我們家，吃在我們的，喝我們的，從前也還就罷了，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現(xiàn)在你去打聽打聽看，米是什么價錢？”四奶奶先以“自己骨肉，照說不該提起錢來”作為開場，隨即引出了真心話，將白家兄弟做金子做股票失敗的原因歸咎于白流蘇的晦氣，“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氐侥锛襾?，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卑琢魈K受到兄嫂排擠，只得寄希望于尋一門可靠的婚事，并通過這樁婚事拜托自我的生活困境。白流蘇與家人的戰(zhàn)爭不僅表現(xiàn)于此，更表現(xiàn)于對范柳原的爭奪上。范柳原本是介紹給妹妹寶絡的對象，四奶奶雖然暗中為女兒使勁，但會跳舞的流蘇最終贏得了范柳原的青睞。流蘇自此也就決定用自己的前途下注，與花花公子范柳原周旋。流蘇需要的是一份靠得住的婚姻，這樣才能徹底擺脫兄嫂的排擠，而范柳原尋找的卻是一時的情感刺激。范柳原將白流蘇帶至香港后，流蘇算是基本上結(jié)束了與兄嫂的戰(zhàn)爭。但由于范柳原不打算結(jié)婚，流蘇與其的戰(zhàn)爭也由此正式開場?！皟煞矫娑际蔷蔚娜?，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兩個人經(jīng)過了一番一張一弛的較量，最終總算是走到一起。但剛同居一周，范柳原就要前往英國，白流蘇為此相當苦惱，她深知“沒有婚姻的保障，留住一個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難的事”。但沒有想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范柳原只得中途返回與流蘇結(jié)婚，過起平常的生活。至此，兩個人的戰(zhàn)爭也算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張愛玲就是以家庭內(nèi)部爭斗及男女情感角逐來表現(xiàn)戰(zhàn)爭，從而來展現(xiàn)特殊時代的上海城市氣息。因戰(zhàn)事的爆發(fā)，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涌進了不少避難的遺老遺少；同時，由于通商口岸的開放、外國租界的存在，上海的氛圍呈現(xiàn)一種雜糅的文化氛圍。戰(zhàn)事的影響使得居住環(huán)境變得擁擠逼窄，都市生存出現(xiàn)巨大壓力。在兩個條件的綜合催促下，淪陷時期的上海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了世故練達、自私重利的商業(yè)精神，生存在淪陷區(qū)的人們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以求自我生存。親歷了滬戰(zhàn)與港戰(zhàn)的張愛玲，在戰(zhàn)爭中充分體會到了世事的無常與人情的淡薄。時代的戰(zhàn)爭可以結(jié)束，但是出現(xiàn)在人與人之前的戰(zhàn)爭，即使結(jié)束了，陰影也無法消除。在張愛玲看來，“個人即使等得及，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張愛玲，《<傳奇>再版的話》，《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6月)。張愛玲所提到的“惘惘的威脅”即是她在戰(zhàn)爭里所感受到世故練達、人情淡薄的城市氣息。而這一切，都成為了張愛玲細膩內(nèi)心下的書寫狀態(tài)。讀者通過作品所認識的張愛玲，細膩幽怨，以一種獨特的視角來詮釋女人內(nèi)心及兩性關系。這些女作家與生俱來的特質(zhì)，也在城市中能夠得到更好的發(fā)揮?？梢哉f，現(xiàn)代都市文化釋放了女作家張愛玲的女性氣質(zhì)，提供了讓她書寫的題材與空間。
相對的，黃碧云出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正式發(fā)表小說要到八十年代。黃碧云生活的時代已經(jīng)沒有戰(zhàn)事的影響，但絲毫不妨礙她表現(xiàn)出現(xiàn)在屬于她的特殊時代的城市風貌。黃碧云處近二十世紀末的香港，而此時的香港文化處于西方與東方文化張力場的夾縫中。殖民歷史給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將西方看成中心主義霸權話語,在這種話語前,東方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因為殖民地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令香港的傳統(tǒng)的認識都相當破碎。香港在逐漸脫離殖民地處境中,由于教育問題使得新一代人對中國文化已經(jīng)相當隔膜,對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樣難以深刻洞悉,因此,這種不中不西的處境使香港存在國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但是，香港社會的開放性變成毫無選擇地輸入外面的東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來不是由于真正的國際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與自我認識。香港文化的歷史資料散失,缺乏研討和整理,教育方面從沒有本土文化歷史的反省,同時,本土的文化活動缺乏對本土文化的認識。然而相對于本土文化而言，香港人民自幼所受到的西方文化教育更占上風。加上香港社會的開放性，更促使了香港人民主動接受西方文化。到了二十世紀末,因為殖民歷史所造成的影響經(jīng)過演化成了新的后殖民環(huán)境。
張愛玲小說中同樣具備有一定的異國情調(diào)，但是，小說中寫洋人透徹異常，而處在殖民世界的中國人“仍不脫‘共謀’與‘抵抗’兩種心態(tài)”。（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云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而黃碧云從小生活在開放的、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社會，并且有多國游歷求學的經(jīng)歷，因此對于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認同性。這一點通過觀察黃碧云小說中的外國人形象便可以得知。黃碧云小說中的外國人形象多變，心理表現(xiàn)復雜，比張愛玲小說中的外國人形象要豐滿多變得多。黃碧云的許多小說中有大量外國人作為主角，長篇小說《血卡門》中，許多被書寫的跳舞女性都是西班牙女子；小說《其后》中的日本男子平岡與《溫柔與暴烈》中的孟家拉男子阿撒都展現(xiàn)出嶄新和復雜的異域視角。黃碧云書寫外國人形象是完全以平等的視角，在她的小說中可以看到，英國人不再具備殖民主義者的種族歧視，也不是單純地為了獵奇而探求東方色彩，例如小說《失城》中，伊云思生死煩惱也是其困擾；在《血卡門》中，小說中的西班牙女子為了愛一個樂手，同樣飽受著愛情的折磨。香港的開放與逐漸形成的后殖民環(huán)境，給了黃碧云后殖民敘述的機會，且作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并運用于小說之中。黃碧云因為擁有游學多國的生活經(jīng)歷，這對其視野的開拓有著很大的幫助。同時，黃碧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yè)，并獲得了犯罪學的碩士學位，這就意味著作家在觀察事物的時候，同樣有著一個更理性的思考方式。因此，黃碧云小說中的后殖民敘述與張愛玲作品中所帶有的殖民主義不可同日而語。黃碧云的后殖民敘述與時代相關，這一點也得到她個人的認證，“這一點當然不是跟人能力的問題，二十時代和環(huán)境讓她走出局限而已”。（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云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
由此可見，城市文化對于張、黃二人的創(chuàng)作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作用。王安憶認為，女性與現(xiàn)代都市本身就有著某種天然的聯(lián)系。都市是為女人而設的，為女人提供了施展的空間。在傳統(tǒng)的父權社會中，女性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并被認為是男性的附屬品。當現(xiàn)代都市誕生以后，女性的邊緣地位得到了改變。女性在現(xiàn)代都市中不再是完全的弱勢群體，而是逐漸變成了優(yōu)勢。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氣質(zhì)個性，在現(xiàn)代都市中也能夠得到一個完全的發(fā)揮。“都市釋放出來的文明氣質(zhì)，潛在的要求人變得文雅、禮貌、衛(wèi)生、整潔，這些特質(zhì)，更多地具備女性特征”（仵埂，《城市與女性寫作——以張愛玲王安憶為例》，《小說評論》，2008年第3期）。在現(xiàn)代都市氛圍的影響下，作家張愛玲與黃碧云能夠得以細膩觀察生活表現(xiàn)生活，同時又因時代環(huán)境的不同，造成了兩位女性作家的殖民主義敘述與后殖民主義敘述兩種不同的方式。
溫柔與暴烈：張、黃二人的女性寫作風格
比較張愛玲與黃碧云的小說便可以發(fā)現(xiàn)，在小說風格上二人還是有一定的淵源。黃碧云出道之初的創(chuàng)作與張愛玲的小說就存在著相似之處。然而，張、黃二人的小說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因此也有人認為，將黃碧云作為張愛玲在香港小說界的傳人，實在值得斟酌。細讀張、黃二人的小說后發(fā)現(xiàn)，張、黃在風格上仍然存在有一定的差異，張愛玲的小說風格更顯女性溫柔一面，而黃碧云的小說則多暴烈氣。張愛玲與黃碧云的相似之處頗為可觀，而比較二人的相異卻更容易。時代因素、個人因素與理想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的張、黃二人，也就在小說中分別表現(xiàn)出了溫柔與暴烈的基本風格。
一、亂世與盛世：時代背景下的張、黃女性寫作
張愛玲與黃碧云都生活于變革的時代，在小說中也一直表現(xiàn)出了一種蒼涼、世紀末的味道。與此同時，張愛玲與黃碧云都可以成為是“與其伸出時代抗衡的作家”（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云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但因為時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二人在寫作理念存在差異，因而在書寫上表現(xiàn)出來的就是兩種不同的格調(diào)。張愛玲的生活環(huán)境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抗戰(zhàn)時期，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足以用“亂世”概括，在抗戰(zhàn)時期講究的是小市民的生存智慧與生存方式，這一點，張愛玲在小說《傾城之戀》中就有所體現(xiàn)。白流蘇深知范花花公子范柳原只是因為一時的興趣而對自己青睞，她也知道“沒有婚姻的保障，想留住一個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難的事”。當白流蘇與范柳原這兩個精明計算的人終于走到一起時，同居還不過一周的時間，范柳原就要前往英國，一年半載才能重新返港。二人都未預料到的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范柳原也只得中途返回香港，與白流蘇正式結(jié)婚并過起平靜安慰的生活。然而對于白流蘇而言，這場戰(zhàn)爭的爆發(fā)，即使一個城市顛覆萬千人痛苦，但是卻以一種“傾城”的方式成全了白流蘇。在這樣的炮火中白流蘇同樣以小市民的智慧生存著，炮火給予了白流蘇成全，讓她與范柳原柳暗花明。這也就是亂世之下所需要的一種智慧與特殊的生存方式。
相比之下，黃碧云所處時代已是世紀末的盛世圖景。黃碧云的創(chuàng)作始于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其時正值香港的轉(zhuǎn)折時代——經(jīng)濟轉(zhuǎn)型和政治過渡期。香港步人了后工業(yè)時代；殖民地歷史走向終結(jié)，使香港進人了一個家國意識同本土地方意識矛盾交融的政治過渡時期。香港文化形態(tài)上相應出現(xiàn)后現(xiàn)代的景觀，產(chǎn)生了商品無處不在、無孔不人的大眾消費文化。處在這樣的文化空間里，個人的主體意識被瓦解、消失。人在感嘆城市變化的同時也心生疏離感。在缺乏人性的都市環(huán)境中，享受著現(xiàn)代化的舒適生活的同時，又陷于精神無所依歸的疲憊之中。資本主義的商業(yè)文化意識與價值觀，內(nèi)化為黃碧云的創(chuàng)作意識、審美意識，使其小說形成了書寫現(xiàn)代都市的整體風貌。八十年代，香港社會處于消費文化、優(yōu)皮文化當?shù)赖氖⑹溃谙愀圻@樣包含有雙重文化的盛世中，戰(zhàn)時小市民的生存智慧已經(jīng)不再適用。在盛世香港的文化氛圍中，愛情也不是戰(zhàn)爭時代一時的小恩小惠就能使戀愛雙方滿足，而是變得更為客觀更為現(xiàn)實。所以，在黃碧云的《盛世戀》中，男女主人公沒有了刻骨銘心的誓言，反倒如同白開水一般相識、結(jié)婚、離婚。黃碧云以《盛世戀》為題，是因為故事中的女主角程書靜渴望愛情與生活共同完美，卻與尋求穩(wěn)定婚姻、生命活力早已萎縮的男主角方國楚共同遭遇了失敗。女主人公生活的環(huán)境是世紀末的香港，在如此社會氛圍下的程書靜，習慣于獨立，習慣于一種“形而上”的愛情，也就要求她的戀人學識、閱歷、青春、真誠等一樣都不能少。而方國楚在生活中已經(jīng)被磨平了棱角，需要的只是一份穩(wěn)定的婚姻生活。程書靜試圖利用血紅色的周祖兒來激發(fā)方國楚身上失落已久的生命活力，并誤以為取得了成功。此時的方國楚有了學位．有了教職，只差一個象樣的婚姻，朱先生一番良苦心使他有了這樣的機會。正是如此的兩個人在經(jīng)歷了死亡之后，在森森白骨旁下決心去共同編織愛情和婚姻的謊言。事實上，方國楚只有在過去的狀態(tài)下才是鮮活的，“他根本不在等她。他整個人只是過去式，他把他自己也扼殺了”。而程書靜也絕不會去遷就如此一般的形式上的婚姻。因此，在一場打著“盛世戀情”的標簽背后，隱藏著作者對人物的巨大諷刺：“她錯了，她嫁給一個老人了。或許是她害了他。她嫁給他，完成他做人的責任。她搬出了家。安靜地說：和我離婚，好不好。水到渠成，沒有糾纏，香港巾環(huán)風起云涌的街道上。這原本的夫妻被人群沖淡，各自沒人新的生活?！?/p>
亂世與盛世的時代差異造就了兩位風格各異的女作家。戰(zhàn)爭促使了張愛玲將更多的視角投入到市民生存的哲學中去，觀察市民生存的智慧。而到了屬于作家黃碧云的盛世，生存智慧固然需要，卻不再是戰(zhàn)時小恩小惠便可以滿足的精打細算的生存方式。到了盛世，身處于消費與優(yōu)皮雙重文化的社會氛圍，人群在這樣的社會中失落的實際上是人性。黃碧云的小說大部分都缺少一般女性作家所具備的溫柔氣息，而是以冷漠的筆觸書寫生活中的病態(tài)、悲劇以及罪惡，如同王德威教授評述的“異象與瘋狂”是她小說的底色。她將人物置于極端的境地，在丑陋、骯臟、血腥乃至死亡的面前，拷問人的靈魂，揭示出當代都市人病態(tài)乃至變態(tài)的精神狀態(tài)。使讀者映照自身精神面貌的畸形，警醒著人們自身的罪惡。
二、小女人與大女人：個人與社會的女性寫作意識
張愛玲與黃碧云的小說不僅存在著時代的差異，同時還存在著個人與社會視角的差異。有關黃碧云小說的討論大多也都集中于其利于展現(xiàn)人性之幽暗以及暴力問題，而關于張愛玲小說的討論，則集中于其所致力表現(xiàn)的一種“上海氣”。張愛玲對上海文化具有一種認同感，同時也樂于展現(xiàn)小市民的處世智慧，在政治方面反倒顯得冷感。這也就是為什么一些作家批評張愛玲視野狹窄。而黃碧云從事過記者與律師行業(yè)，在寫作中自然帶有社會使命感及人類關懷。而前文所提到的黃碧云對張愛玲的一段評價，無論對錯與否，首先也顯現(xiàn)出了作家黃碧云本身所具備的一種“人文素質(zhì)”，“她對五四精神‘以寫來改變?nèi)说乃枷搿男拍?、對世情的洞察、人類困難處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練來載于《明報周刊》的專欄上找到。然而她又并非故作高調(diào)而忽略現(xiàn)世生活零碎試煉，反而有時候?qū)π∈忻竦男膽B(tài)與香港社會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繪”。（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云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十二女色》附錄，臺灣麥田出版社）
張愛玲身處于亂世，1943～1945年正是抗日戰(zhàn)爭如火如荼的時代，但相比于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而言，張愛玲的小說就顯得邊緣化、細節(jié)化。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抗日救國成為文壇的主流，而此時的張愛玲卻把眼光投向了“愛情、婚姻、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張愛玲，《張愛玲作品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我發(fā)現(xiàn)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玫淖髌罚€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穩(wěn)做底子來描寫，生的飛揚的?！睆垚哿嶂铝τ诒憩F(xiàn)“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尤其是表現(xiàn)和時代有一點距離的“舊式女人”的生活命運，這一點與時代文壇主流相悖，也就因此導致了張愛玲的小說在長期一段時間內(nèi)受到冷落。張愛玲筆下的“舊式女人”的生活命運，在時代精神下，可以稱之為“小女人”。張愛玲的故事中由于存在著對上海文化的認同，在表面上呈現(xiàn)出一種對于展示小市民處世智慧的興趣，而似乎刻意對政治冷感。在她的小說《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因為香港淪陷，才最終“挽留”住了范柳原。這或許正是張愛玲將小說命名為“傾城之戀”的原因：“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城市傾覆了，成千上萬人痛苦著”（張愛玲，《張愛玲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上卷P262）。在作家張愛玲的眼里，香港淪陷這樣的事變只是為了成全白流蘇的愛情。作家看到的只是白流蘇的個人化命運，“刻意”將政治淡化，而是將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精打細算的愛情推上臺面。香港淪陷這樣的政治事件，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僅僅只是淡化成為一個背景。日本人發(fā)起的太平洋戰(zhàn)爭在張愛玲的視角中隱去了，香港面臨的危局也淡化了，她關注的只是個人命運和個人愛情起落。有評論家認為張愛玲的作品視界狹窄。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張愛玲本身自己變成了一個“小女人”，關注的是“舊式女性”的命運。在這樣的關注中，社會事件被淡化，“巧妙呼應了當前中國由來已久的主流話語——用個體生命消解宏大敘事，并視之為人的解放”。（《讀書》2008年第4期，P54—P55）
相比而言，香港作家黃碧云顯得更為“人文”。黃碧云在香港《明報周刊》專欄“暫且”中曾經(jīng)提過對張愛玲小說的“小女人”氣質(zhì)：“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很精到。語言華麗。但卻是沒有心的小說。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智性亦是動人的。……張愛玲的小說是屬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個飽受什么命運蹂躪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間在數(shù)錢，一邊埋怨自己命運坎坷，一邊喃著要將窮租客趕走，租客已經(jīng)什么錢都沒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煩，沒有錢就睡街，不要租她的房子。張愛玲好勢力，人文素質(zhì)，好差?！鼻也徽f黃碧云本身是否對張愛玲的理解是否有偏差，但是，可以從這一段話中就可以看出，黃碧云對張愛玲“小女人”的女性寫作風格提出了質(zhì)疑。黃碧云對于張愛玲的質(zhì)疑，關鍵就在與“人文素質(zhì)”一點。黃碧云香港大學新聞系畢業(y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犯罪碩士，香港大學專業(yè)進修學院法律專業(yè)文憑。通過黃碧云所受的教育就可以看出，黃碧云身上具有很強的一種社會使命感。黃碧云在寫作中討論人性幽暗以及暴力問題問題，她的小說主題是多元化的，而暴虐、死亡、漂泊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個要素。黃碧云對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與社會環(huán)境敏感且投人，以冷漠的筆法敘述生活中的悲劇、悲情或罪惡。黃碧云的小說相對于張愛玲而言，有一種“大女人”的氣質(zhì)，更多的具備一種“洞察世情、同情人類困難處境”的信念。黃碧云之所以培養(yǎng)起這樣的信念，與其的生活背景也有一定聯(lián)系。黃碧云回顧自己的童年，指出自己在一個有暴力并且成員性格古怪的家庭中長大，坦言小時候因為離家出走．被父親打得很嚴重，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個月，并表示：“我爸爸是一個很復雜的人，他可以吃著飯突然就哭起來，跟著又什么事都沒有。有時候他脾氣又很激烈，我完全無法理解，我發(fā)覺我沒辦法，人是很難捉摸的，不知道發(fā)生什么事。我家里人很多類似性格，我童年就在這種驚嚇之中長大?！保伡冦^，《顏純鉤黃碧云對話錄(訪談)》，蘇州大學現(xiàn)代中外文化關系研究所）黃碧云在許多小說中都表現(xiàn)出其對社會的關懷，在小說《暗啞事物》中，黃碧云書寫了大量對人生的體驗，呈現(xiàn)出人性的幽暗與對世情的關懷，員工陳越每天很努力的工作，什么事情都會搶在前面做，公司里的OL還是看輕她的職業(yè)，叫她做“陳屎”；在做社工的女OL已經(jīng)將所有的職業(yè)看作是執(zhí)行程序，對前來尋求幫助的人也早已喪失了幫助的耐心：
“我每一次都答：你都沒預約我只給你五分鐘。
“她說姑娘我只有你了。我猶如獵物被緊捉。
“照顧者。這是我的職責與榮耀。如果這對我還有一點意思的話?！?/p>
張愛玲的“小女人”氣質(zhì)與黃碧云的“大女人”氣質(zhì)，與兩位女作家的經(jīng)歷相關，同時也與其思想傾向相關。張愛玲對小市民生存智慧的書寫，對“舊式女性”命運的關注與黃碧云對整個社會的關注，在本質(zhì)上都是對人性的挖掘與洞察，只不過是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式進行洞察。張愛玲和黃碧云相隔半個世紀，雖然有著極大的生活環(huán)境與人生經(jīng)歷的差異，但是，兩位女作家感知城市、人性與社會的陽光還是帶著一定的相似度。王德威教授認為如今的時代是可稱為是一個對張愛玲模仿的時代，也認為黃碧云可算是張愛玲的傳人之一，但黃碧云更致力于對人性的陰暗面的表現(xiàn)，她對人的內(nèi)心的鬼魅的刻畫以及殘酷的筆法上，大大超越了張愛玲。而張愛玲的小說有一種超越其時代的意識，“強調(diào)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zhì)。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wěn)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張愛玲，《張愛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張愛玲在“規(guī)避”政治事件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只是方式比黃碧云更細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