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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館陶縣第一中學高中教師趙鵬服毒身亡，本是一個月前的舊事，于我而言，卻恍如昨日，近在眼前。這不止是因為，媒體的報道，在他死后一月才姍姍出爐；更因為，像這樣的悲劇，實在是尋常，仿佛發(fā)生在你我的身側，觸手可及，讓我們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隔膜。自殺的趙鵬與我們的距離，猶如你與正在閱讀的這些文字的距離。 更大的悲劇在于，趙鵬不堪生存之累，企圖一死了事，然而他死后，若泉下有靈，可知其魂靈所背負的爭議之重，遠甚于生前。這里我們且抄一遍他的百字遺書： “活著實在太累了，天天這樣無休止的上班讓人窒息，所領的工資只能月光。我決定以這樣的方式離開這里，我并不恨這個地方，畢竟是我自己選擇來到了這里?，F(xiàn)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兒子以后怎么活，僅希望學校能幫我照顧一下他們母子。” 除了在醫(yī)院當臨時工的妻子，不足兩歲的兒子，還有房貸，十余萬元的債務，以及在東北的貧家與蒼老的父母（他是家里唯一的兒子），這些重負，摧毀了趙鵬的神經(jīng)，導致他在三十而立的盛年決然自戕；同時構成了他死后遭遇批判的理由，他被斥為“懦夫”的罪證。在批判者看來，哪怕趙鵬之死并不完全是規(guī)避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而是力圖以其一死，換來政府的救助與社會的關懷——如其遺書末尾所苦苦祈求的那樣——但是，這甚至不是生命的交易，而近乎為與魔鬼的賭博。誠然，趙鵬死后，館陶縣政府“初步答應”將其妻子轉為正式工，館陶縣一中表示會給趙鵬父母“一定數(shù)額的撫慰金”與趙鵬兒子“一定數(shù)額的撫養(yǎng)費”，至于“初步答應”、“一定數(shù)額”等官話的內(nèi)涵，卻語焉不詳；而且這些承諾的兌現(xiàn)，終需要仰賴他者的眼色。趙鵬放棄了自力更生的機遇，寄望于權力的溫情與施舍，這說到底還是一種逃避，是怯懦的表現(xiàn)。 死后被視為懦夫，生前則忍辱負重，與茍活無異，這是何其凄然的人世，令趙鵬在生死之間取舍兩難？換言之，如果一個人，無論生死，都備受責難，那么，問題可能并非出在此人身上，而是他所置身的時代與國度，出現(xiàn)了病變，不再適合正常人生存。 明確了這一點，可見斥趙鵬為“懦夫”的批判，實在是一種苛責。這相當于將一個世道的苦難，強加于一人頭上，此時，有誰能肩起黑暗的閘門呢，有誰能雖千萬人吾往矣呢，勇士與圣賢終歸寥若晨星，大多數(shù)人都不由自主選擇了退縮，怯懦是他們的天性，正如沉默是他們的宿命。 不是說不能批評趙鵬，而要看你拿什么來批評。老話說：“《春秋》責備賢者”，春秋大義，適用對象僅限于圣賢，用在趙鵬之流身上，顯然是大炮打蚊子，蚊子尚未打死，還浪費了道德的炮彈。對此，紀曉嵐早有明言：“《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边@一哀、一憫，才是批判者的正道。喪失了哀憫的情懷，大義必將冷血。 由趙鵬的生死，我想起古代的文人，常被譏嘲“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近人洪允祥批道：“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然則怕死者是歟？”“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我一度深以此說為然：書生意氣，一死何益，死易，生難，不如忍辱偷生，能做一分事功，便做一分。后來才漸漸明白，山河變色之際，能“臨危一死”已經(jīng)大不容易，大多人根本不會生出一死的覺悟和勇氣；而且，百無一用是書生，洪允祥卻以“拼命做事”來評判他們死亡的重量，毋寧是以大義責人，這些人與趙鵬一樣，的確是“沒中用人”，他們的自殺并不能為這個世界，甚至為其家人增益什么，然而，退一步講，縱令他們茍活，何嘗有益于世呢？在大義的標尺之下，“沒中用人”生也好，死也罷，都難逃炮灰的厄運。 批判比“了解之同情”更容易，批判他人比自我批判更容易，道德批判比其他批判更容易。于是古往今來，“《春秋》責備賢者”演化為“賢者”用春秋大義來責備我這樣的小人。殊不知，小人之為小人，正與大義無關。大義的批判，最終卻淘空了大義的內(nèi)容；道德批判的結果，是一個社會道德水位的下降。所以，“賢者”更應該銘記一句話：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義責人。 拋開大義，讓我們設身處地，置入趙鵬的語境，讓我們以溫熱的心靈，感觸趙鵬冷卻的心靈，也許我們會發(fā)現(xiàn)，趙鵬敢于一死，足以證明他不是懦夫，他只是絕望了，絕望于世變?nèi)肇?，絕望于大義橫行，卻民生多艱。他的死不是逃避，而是對這個世道最壯烈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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