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投資生涯正好在市場開始活躍的關鍵時間點啟動。股票市場雖然名聲依舊晦暗不明,但實際上正在逐漸恢復往日的光彩。投資者對聯(lián)合碳化(Union Carbide)、陶氏化學(Dow Chemical)、明尼蘇達礦業(yè)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柯達等行業(yè)龍頭公司的成長預期明顯較有信心,以至于其股價重新回到歷史的高點。市場對普通股信心的恢復激勵著投資者,他們愿意犧牲一部分收入來追逐資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紅更不待言。戰(zhàn)后經(jīng)濟復蘇,整體向好,物價穩(wěn)定。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國民生產(chǎn)總值已經(jīng)接近4 000億美元,創(chuàng)下了歷史新高。高爾夫也熱起來了,休閑玩家紛至沓來,這又是一個經(jīng)濟繁榮的信號。根據(jù)美國1954年對高爾夫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當年共有380萬高爾夫玩家,高爾夫球場增至5 000個,總占地面積達150萬英畝(1英畝= 4 046.856平方米。)。這是20世紀下半葉的第4年,同時也是延續(xù)物價沒有顯著上漲的第6個年頭。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后果是物價下跌44%,經(jīng)濟學家們都注意到了這種反差,所有的信號都是積極向上的,各類商品供求兩旺。1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報告說,許多公司管理層對經(jīng)濟預期樂觀,各自都在籌劃新建制造工廠。作為對這些鼓舞人心信號的反饋,1955年的第一個交易日道瓊斯工業(yè)平均指數(shù)上沖至408.89點,刷新了歷史記錄。伯利恒鋼鐵(Bethlehem Steel)、克萊斯勒汽車、通用汽車、伊斯曼-柯達以及新澤西標準石油也都在1月3日這一天大步走高,換手量達到了500萬股──當然按今日標準仍然微不足道,不過在1955年這可幾乎是五年來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個點,收盤至1711/2美元/股。看來我一來到紐約,紐約似乎就熱情似火了。我的面試并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在海軍部隊待過兩年,聽過兩門金融課,在俄亥俄托萊多的領先男士服裝店做過銷售員,我想這些對于一個證券經(jīng)紀人已經(jīng)足夠了。我每次一停下,就會有一大串的問題向我襲來,可能是要發(fā)掘我是否具備所需的基本素質。我可不懂害羞,也不會讓人輕視,他們的問話無法讓我抬不起頭。面試結束后,我猜我做得相當不錯,不過我沒有留下來等待張燈結彩的款待。我還沒等到獲知我給紐約留下了什么印象就匆匆趕回了家,我要為克利夫蘭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的一個職位接受面試。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并且能保證按時到達,也為了善待自己,我給自己買了張灰狗長途汽車的車票,誰想車上那群卡車司機徹夜放歌。我沒有受到紐約的優(yōu)待:美林和Blyth沒給我任何的婉約之詞,而是平白地拒絕了我;美邦請我回去參加進一步的測試和面試;培基則得出結論認為我的聲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權威,做股票經(jīng)紀人恐怕不合適,不過做證券分析師倒還可以考慮。培基提供的工作一開始讓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真的更加適合做證券分析師和投資組合經(jīng)理,而不是為了生計而歇斯底里地騙取別人的資金推高股市。股票經(jīng)紀人干好的話收入可以不菲,但他們花費大多數(shù)時間就是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慮投資組合的問題。他們的日常行為有時看來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勞,且又受制于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為證券分析師,克利夫蘭就已然可以滿足我──對我剛結婚四個月,一直沒離開過托萊多的妻子莉莉(Lilli)來說也更為方便,我決定去這家銀行。我不知道,或許是對冷淡接待我的報復,我一離開紐約回到克利夫蘭后,華爾街就受到了嚴懲,可能是因果報應。1月6日星期四,這是美聯(lián)儲宣布將購買股票的保證金從50%上調(diào)到60%的第二天,道瓊斯工業(yè)平均指數(shù)大跌2.2%。這是自五年前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對股東最慘烈的一次打擊,隔夜《華爾街日報》對此做了報道,而且自這天起股市愈加惡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彈。

雖然這些事件構成了我最初擔任專業(yè)投資者的市場背景,但那時我還沒有注意到太多。我的深謀遠慮、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罵我傲慢自大了)此時還暫時埋沒在俗世塵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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