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1996年3月1-2日，首屆亞歐首腦會議(ASEM)在泰國曼谷召開，亞歐會議應運而生。自那以來，亞歐會議先后經(jīng)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多重考驗。在此過程中，歐盟及其成員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雙方所處的地位、以及各自在對方眼中的戰(zhàn)略價值都發(fā)生了微妙且重要的變化。這些差異受到當時地區(qū)形勢和國際格局的深刻影響，反過來又構成了催動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大變動的重要誘因。 一、危機應對：從倫敦到老撾 1998年4月3-4日，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在英國倫敦舉行。鑒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持續(xù)動蕩，本屆峰會專門發(fā)表了《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關于亞洲金融和經(jīng)濟形勢的主席聲明》，為亞洲經(jīng)濟復蘇打氣。除了強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危機管理方面的中心作用外，歐洲國家也表達了對參與解決亞洲國家金融困難的濃厚興趣和政治意愿。為了配合亞洲國家對其國內金融系統(tǒng)和經(jīng)濟結構的改革與調整，歐洲國家作為主要出資人在世界銀行設立了“亞歐會議信托基金”，加上新建立的“歐洲金融專業(yè)知識網(wǎng)絡”，共同為亞洲國家的改革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咨詢。 2008年10月24-25日，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在中國北京召開。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fā)的全球金融風暴“臨時”成為本次峰會討論的焦點。在《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關于國際金融形勢的聲明》中，亞歐各國領導人一致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jīng)對世界金融體系乃至整個世界經(jīng)濟產(chǎn)生了嚴重影響，并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與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問題上，亞歐各國似乎不再僅僅熱衷和滿足于探討更多的資金儲備和更強的監(jiān)管能力，而是要對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進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如果說ASEM2的主題在于歐洲國家如何回應亞洲伙伴的救急請求的話，那么ASEM7則重在探討亞歐雙方應如何相互支持，共度難關，并設法推動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進而整個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朝著均衡、平等、有序的方向演進。 2012年11月5-6日，第九屆亞歐首腦會議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在歐債危機持續(xù)發(fā)酵的背景下，本屆峰會明確表達了領導人們對歐洲經(jīng)濟逐步復蘇的期待。與此同時，峰會還對亞洲新興經(jīng)濟體在全球經(jīng)濟危機中的強勁表現(xiàn)進行了肯定，并鼓勵亞歐雙方分享對方在危機管理中的信息與經(jīng)驗?；乜?010年的ASEM8，雖也談及歐債危機，但其主旨還在于強調全球經(jīng)濟危機及其治理，其重心還在于關注危機對亞洲經(jīng)濟復蘇的影響，以及如何促進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增長。相反，ASEM9則更多地著眼于歐洲經(jīng)濟的復蘇，以及歐亞雙方如何加強合作實現(xiàn)共同繁榮。如果說由歐洲一方所主辦的第八屆峰會的主題，即“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福利與尊嚴”尚能體現(xiàn)歐盟及其成員國應對歐債危機的底氣和信心，那么第九屆峰會的主題，即“和平摯友 繁榮伙伴”則折射出歐洲對亞洲更多的需求與期待。 二、東南亞金融危機：歐洲緣何見死慎救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于1997年7月，但直到1998年4月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在歐洲召開前后，歐盟及其成員國才正式表明其確定的政治意愿和實際的援助措施。歐盟及其成員國之所以采取“慎救”的態(tài)度，其緣由無非有三： 第一，內政掣肘，無暇顧及。時值歐洲經(jīng)貨聯(lián)盟發(fā)展之關鍵階段，同時又是其東擴進程的啟動之際，議事日程的輕重緩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歐洲人在危機之始理所當然地將東南亞金融危機看成是“亞洲人自己的事情”。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國家不關心它們在東亞既有和潛在的利益。歐洲利用ASEM2及時且明確地表達了不會因為上述進程而內傾的堅定意愿。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東亞國家乃是歐元成功國際化的重要一環(huán)，而東南亞金融危機又正好刺激了亞洲對于非美元貨幣的經(jīng)濟和政治雙重需求。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么歐洲國家會在會議期間大張旗鼓地強調歐元對于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增長和穩(wěn)定的重要意義了。憑借著受人請托的相對優(yōu)勢，歐洲國家成功地推動了后續(xù)財長及其副手會議繼續(xù)討論包括實施歐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在內的宏觀經(jīng)濟和金融問題。與此同時，歐洲還承諾在幫助各國工商界對歐元的實施做好充分準備方面進行積極合作。 第二，懲戒東盟，換回主動。歐盟與東盟的關系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東盟向歐共體的主動接近。長期以來，雙方關系主要靠前者向后者提供發(fā)展援助予以維系。然而，隨著東盟地區(qū)一體化的深入發(fā)展，東盟聯(lián)合自強和主導東亞地區(qū)合作事務的能力和意愿的雙重膨脹，歐盟愈來愈無法有效地掌控和把握其在東亞地區(qū)的各種利益。比如，東盟曾頂住歐盟壓力，決意接納緬甸入盟。在歐盟看來，這是與其作為一個“規(guī)范性強權”的直接對抗，是對其賴以立身并一貫倡導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公然挑釁，以致于它不得不一度中止了歐盟-東盟部長級會議的召開。而今，東南亞國家身陷危機，歐盟卻應而不答，或言其它，不能說沒有借機懲戒東盟之意。歐盟這種先抑后揚的做法，實際上是在向東亞國家顯示其要價，進而通過遲來的援助換取亞歐合作進程的主導權力。 第三，追隨美國，另有他圖。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期間，雖然歐洲國家承諾向亞洲伙伴伸出援助之手，但唯有一點不肯應東亞國家之請，即提供區(qū)別于IMF附加苛刻條件的援助的額外支援。這表面上符合歐洲一貫支持全球多邊主義的態(tài)度，而在實質上卻是順從了美國利用援助干涉內政、開放市場和鞏固地區(qū)支配權的戰(zhàn)略意圖。對于歐盟及其成員國而言，一方面它們事實上仍不具備直接挑戰(zhàn)美國及美元霸權的雄厚實力和共同意愿，但另一方面它們也不愿任由美國借東南亞金融危機繼續(xù)在東亞做大，以致于排擠和打壓歐盟在東亞的戰(zhàn)略利益和戰(zhàn)略地位。而亞歐會議作為爭取東亞經(jīng)濟機遇，平衡美國跨太平洋安排的初衷也就不再具有價值，其本身的發(fā)展前景也會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歐洲既要對亞洲伙伴有所交代，防止亞歐會議這一對亞渠道的式微和邊緣化，同時又要避免引起美國的猜忌，以防歐元在亞洲的推廣受到阻礙和傷害。這樣說來，歐洲的戰(zhàn)略家們真可謂是用心良苦。 三、美國次貸危機：歐洲旗手與亞洲盟友 ASEM7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和蔓延的背景下召開的，同時也是亞歐會議第二輪擴大后45位成員的首次大聚會。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明確表示，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需要“前所未有的協(xié)調機制”和“前所未有的措施”，而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tǒng)薩科奇也一再強調，這場危機“應當從全球層面加以應對”，其話鋒直指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貨幣與金融舊體系。為了建立一種更符合歐洲利益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歐洲需要更多新興經(jīng)濟體的支持與幫助。而歐盟及其成員國領導人積極參與北京峰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邀請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參加華盛頓全球金融峰會。在那里，歐洲人將用一個聲音說話，推出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倡議，而亞洲伙伴則被希望能夠支持歐洲的這一努力。 中國作為峰會的東道國和亞洲地區(qū)協(xié)調員之一，重申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jīng)濟所造成的嚴重沖擊，肯定了亞歐攜手、合作共贏是亞歐各國應對危機的最好選擇。同歐洲和其他的亞洲國家一樣，中國也認為現(xiàn)行的國際金融和治理結構存在重大缺陷，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乃是國際社會的主流呼聲。而中國要求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發(fā)言權和代表性，則正是歐洲國家拉攏新興經(jīng)濟體所開出的基本籌碼。從這個意義上講，雙方可謂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鑒于中國經(jīng)濟的持續(xù)增長及其所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歐洲似乎極為看重中國的一舉一動及其對危機管理的潛在貢獻。與會期間，巴羅佐大力稱贊中國應對危機的負責任的態(tài)度、主張和舉措，充分肯定了中國是世界經(jīng)濟中的重要穩(wěn)定因素。然而，中國政府并未被“吹噓”沖昏頭腦，而是堅持在“首先把自己事情辦好”的情況下，有所作為地承擔“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中國的這種“靈活性”使得歐洲多少擔心中國的內傾會減低其協(xié)助歐洲全球行動的興趣和動力。為了更確定地將中國拉攏在體系改革的大旗之下，時任歐盟輪值主席的法國甚至不惜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妄圖以此敲打可能搖擺不定的中國。誰又會想到，誠心請求中國支援其行動的歐洲居然會在事后做出公然接見達賴之事。這或許是某些歐洲領導人心血來潮，孤注一擲的結果，但同時也表明了歐洲在西藏問題上對華打人權牌的慣常作為。
其實，歐洲鼓動發(fā)展中國家共同挑戰(zhàn)現(xiàn)行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是有底線的，即必須與歐盟的意圖和目標相吻合。薩科奇在亞歐峰會的致辭所顯露出來的歐洲旗手、亞洲盟友的定位和安排就是最好的例證。一方面，歐洲的確需要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jīng)濟體來發(fā)揮震動國際舊體系的杠桿作用，但另一方面卻又時刻提防著新興經(jīng)濟體的沖勁掙脫歐洲的掌控。因此，當中國官方還僅僅是從長遠角度嘗試著提出創(chuàng)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貨幣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wěn)定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倡議時，不單是美國為之驚愕，歐洲自然也跳出來與老大哥同仇敵愾，再次明確美元無可替換的地位和歐美之間不可挑撥的牢固關系。 原因何在？因為歐洲的如意算盤在于利用此次金融危機極力擴充歐元的國際空間。它所試圖構建的是一個美元、歐元與其他大國貨幣梯次存在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新格局，而不是尋找一種新的貨幣單位來取代包括歐元在內的現(xiàn)行貨幣。另外，從國際金融體系的角度講，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不同，歐洲并非完全處于弱勢甚至是無勢的地位。它所倡導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為了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分享美國的霸權，其意并不急于建立一個顛覆性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實事求是地講，歐洲至少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實力。歐洲的這種“原則性”直接反映了歐盟對待發(fā)展中國家的兩面性，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亞歐會議雖有制衡美國之意，但歐亞之間的關系再如何新型、全面，實際上都不如歐美一家來得更親，更近。 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趨于更加平等的伙伴關系 盡管亞歐會議自其創(chuàng)立之初就致力于構建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然而無論是從雙方的成員數(shù)量，還是從各自的實力地位來講，歐洲似乎長期處于一種相對優(yōu)勢的狀態(tài)。而歐洲慣有的優(yōu)越性則進一步助長了其居高臨下的傲視姿態(tài)。之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好，美國的次貸危機也罷，其“震中”并不在歐洲，相反還為歐洲謀求地區(qū)和全球性的主導權提供了契機。然而，此次歐債危機卻直中歐洲要害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相對而言，亞洲雖然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jīng)濟體卻保持了讓整個西方世界羨慕的經(jīng)濟增長。在此背景下，歐洲也不得不學會放低身段，試圖借助亞洲走出危機困局，刺激歐洲經(jīng)濟復蘇。 為此，歐盟及其成員國被迫向亞洲國家示好，利用亞歐會議這一平臺，通過支持IMF與WB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以換取亞洲伙伴，尤其是其中的新興經(jīng)濟體加大對歐洲的貿易與投資力度。以IMF為例，2008年的份額改革方案已使發(fā)展中國家的投票權比例從40.5%上升至42.1%，發(fā)達國家的比例則相應地從59.5%下降到57.9%。而2010年的改革方案更被視為該組織成立65年以來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針對發(fā)展中國家最大的份額和投票權轉移方案。據(jù)此，新興經(jīng)濟體將獲得另外超過6%的份額。屆時，中國將超越歐盟成員國坐上第三把交椅，而俄羅斯、印度等其他亞歐會議亞方成員也將位列前十。 需要指出的是，從IMF份額與投票權改革前后的比例來看，即將轉移的份額絕大部分出自于歐洲。其結果不僅使德國、英國、法國等歐盟大國的排名延后，而且還讓荷蘭、比利時等國家跌出了前十位的排行榜。相反，美國的絕對主導權卻并未受到實質性的動搖，甚至日本的份額也不降反升。如果不是深陷歐債危機，很難想象歐盟及其成員國會在全球治理中做出如此大的讓步，并在亞歐峰會上與亞洲國家一道呼吁盡快將2010改革方案付諸實施，甚至還“違心”地附和亞洲國家關于確定IMF總裁及高管人選的開放性與透明性的訴求。當然，歐洲此舉也可視為一種權宜之計，是符合“權力限定下的利益”這一國際政治基本原則的次優(yōu)選擇，也是其向美國轉移斗爭矛頭，贏得亞洲伙伴信任，爭取東山再起的積極策略。 此外，第九屆亞歐峰會的另一大亮點即是，在其主席聲明與官方宣言中，關于政治對話的內容出現(xiàn)了不同以往的新表述?！邦I導人們決心尊重亞歐會議各國人民在遵守聯(lián)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基礎上，自由選擇其政治制度，自由追求其經(jīng)濟、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權利”。雖然亞歐雙方均同意對于民主、法治、人權、基本自由等價值的追求與捍衛(wèi)，但同時還必須“理解和尊重國家與地區(qū)的特殊性與多樣性”。就歐盟這樣一個“規(guī)范性強權”而言，注重亞歐政治對話，輸出歐洲價值觀念，推銷歐式發(fā)展模式是其自始至終的戰(zhàn)略目標。亞歐政治互動的歷史曾一度書寫了歐洲強勢的所作所為，即便是在第八屆亞歐峰會期間，歐洲還在高姿態(tài)地贊許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的成立將有助于東盟地區(qū)人權的促進與保護，而當下則允許亞洲各國倡議了多年的自主原則寫入雙方的共同聲明，這不能不說是歐洲對亞洲的再一次讓步，同樣為真正平等的亞歐伙伴關系奠定了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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