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講話溫文爾雅，兼有江南才子與英倫紳士的風度。他親歷了中國天翻地覆的變革，也沐浴了劍橋大學春風化雨的學風，既醉心于英美文學的研究，又關注近代歷史發(fā)展和當下的狀況。他說：“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有幸目睹巨大的變化，另一方面也不敢樂觀，因為深知我們的社會面臨很多挑戰(zhàn)，需要有智慧來應對，需要更為豐富的知識和思想資源?！?/p>
陸建德的父親是上世紀30年代交通大學畢業(yè)的，還在讀交大預科的時候就讀過一點莎士比亞，小哥哥“文革”時是杭州大學外文系學生，家里有一些英文原版的著作，另有一些舊書，是祖父和外公留下來的。1966年，陸建德小學畢業(yè)，無事可做，就在家里讀閑書。1968年到1970年讀初中，隨后就進入社會。學校上課不多，沒有正式教材，學生經(jīng)常開批斗會，或上街慶?！白罡咧甘尽卑l(fā)表。英語一共學了38個單詞。上世紀70年代初，杭州外文書店重新開張，可以憑介紹信、特殊關系進去。陸建德在外文書店買過一些影印的外文書和教材，并學靈格風英語。他的朋友之間有一個流動的圖書館，也能借到各種各樣的書，有時候必須在一兩天之內歸還。他說：“回想起來我們當時對世界文學的興趣大于外國同齡人。我這個年齡的人讀過大量的俄羅斯文學作品，這在英美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在學習的方式上，批判性的敏感閱讀是弱項?！?p> 英國餐桌上的社交 1978年參加高考時，陸建德想讀中文系，最后因英語成績計入總分比較好，考入了復旦大學外文系。他說：“ ‘文革’給中國青年心理上造成一個很大的陰影，有一種不安全感，我就生怕到大學里會被趕出來，總是有很多焦慮，在復旦讀了一個學期后產(chǎn)生了在家的感覺，那是很美妙的。我讀的是外文系，也常去聽一些中文系的課?！?p> 1983年，陸建德初到劍橋，心中有典型的中國式焦慮：在這里來還吃得到大米嗎？他馬上得知超市有各種各樣的米，有印度米、印尼米、泰國米，如釋重負，回想起來頗覺可笑。他說，應該隨遇而安才好，與同齡英國人相比，見識實在太少，對自己不大熟悉的東西，有點畏懼。好在他得到學院和好幾位中國學生、訪問學者的幫助，熟悉了那里的生活，也覺得西餐很好，慢慢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全新的學術天地。他說學院體制最大的優(yōu)勢是不同學科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尤其是共同就餐，交流起來很方便：“吃飯并不是說大家填飽肚子，或盡說一些祝酒的無聊話，而是一個社交場合?！?p> 陸建德所在的劍橋達爾文學院比較年輕，只收研究生，沒有自己的教堂，不像劍橋那些20世紀之前的學院?！耙驗檫_爾文講進化論，跟宗教好像有一點對立。劍橋最有名的教堂在國王學院，像精致的石頭雕塑，非常美麗，可能是劍橋最有名的建筑之一，它的唱詩班錄過很多宗教方面的聲樂作品，享有很高的聲譽。徐志摩和蕭乾曾經(jīng)在國王學院待過。我的學院文化氛圍比較新，雖然大學是古老的。”西方大學是宗教的產(chǎn)物，一直到19世紀整個社會還是很虔誠，所以老一點的學院都有教堂和唱詩班。第一個圣誕前夜的下午到國王學院教堂聽唱詩班演出，那種圣潔崇高的感覺是以前沒有經(jīng)歷過的。達爾文學院的餐廳是一個八角形的建筑，周圍是玻璃，可見窗外的景色。傳統(tǒng)的學院餐廳是老師圍著高桌（high table）吃飯，其實長條桌并不高，只比地板高出一截，學生們則在低一點的地方吃飯，但是達爾文學院的餐廳是平地，老師和學生不是分區(qū)而食，大家拿著盤子隨便坐。所謂的老師是指這個學院的院士（fellows），他們專業(yè)不同，午餐后回到自己的系或實驗室工作。劍橋牛津實行學院制，專業(yè)系科直屬大學，但是教師和學生分屬各個學院（各有三十多個），學院給成員提供一個社會背景，跨學科交往的平臺。研究生的學業(yè)與學院無關，陸建德的導師是克萊爾學院的。學院是個自治程度很高的學術群體，但在大學里又互相合作，學術生活背后體現(xiàn)出廣義上的政治能力。 90年代的變化是知識界成熟的一部分 牛津、劍橋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幾百年以前建的，有些即使是新的，材質看起來也跟老建筑比較協(xié)調。陸建德說：“在20世紀60年代，劍橋大學歷史系造了一個圖書館，完全用幾何圖形，是玻璃加紅磚，當時引起爭議。我們關于現(xiàn)代化建設有一些預設的概念，紐約的摩天大樓成了每個人心中現(xiàn)代化的象征。到了歐洲才知道，有歷史的城市首先必須保護傳統(tǒng)建筑。像劍橋、牛津，有的路很窄，墻上會有一些汽車剮蹭的痕跡。路面還可能是石塊鋪就的，不平整。人們喜歡騎自行車，停放時往往靠在墻上，墻有點磨損掉，處處是歷史的斑痕，回想起來感覺是很溫暖的?！币灿行┲袊鴮W生對古老的建筑非常失望。 更大的沖擊是如何去學會一套新的說話方式。陸建德回憶：“我們總是以為中國人說話曲來拐去，洋人說話直來直去，實際上是倒過來。外國人開討論會，如果有人提出批評意見，會很委婉，你如果不敏感的話還不知道提出來的問題可能是顛覆性的。我們喜歡對錯這樣的概念?！标懡ǖ碌綄熂胰ラ_討論會，茶幾上放滿了紅酒，大家以酒為伴，要插話不容易。他說：“人文學科的學生出去讀書可能跟工科學生差別很大。后者的研究很快就走上正軌了，因為在實驗室里學的東西差不多，但是人文學科表述的方式不一樣，可能是另一種話語系統(tǒng)。當時國內信息還不大靈通，熟悉那套話語需要時間。”
陸建德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英國文學批評家F.R.Leavis（利維斯）?！八麑υ?、小說的分析非常細膩，又有一種道德的關懷，但不是道學家的關懷，跟我們文學中直接說出來的倫理傳統(tǒng)不一樣，他更關注小說里的角色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和周邊人的關系，是不是有無我的習慣。我們重視名義，好壞是預先設定的，史籍里‘進讒’的必是壞人，觀察道德內涵的切入點差別很大。這是比較文學的教益。中國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是相信‘性善’的，‘好人’都特別自信，賈寶玉生下來嘴里含著一塊玉，說明他很純潔，自己是光亮的一點，周圍是黑暗的。問題總是很多，但自己不是問題的一部分。” 1990年，陸建德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回到中國。他發(fā)現(xiàn)出國的時候正好是一個大的變動階段，自己雖沒有直接參與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些活動，但是遠距離觀察，感受可能跟國內的人不一樣?！澳菚r候的文化界，一方面很活躍，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充滿了躁動不安的情緒，對新的東西有一種特殊的迷戀。舉一個不恰當?shù)谋扔?，就好像一艘船，帆張滿了，要乘風破浪，但船身又太輕。中國思想界要張帆遠航，自身缺少一種比較平穩(wěn)的定力。后來90年代發(fā)生了一些有趣的變化，我認為這些變化也是中國知識界成熟的一部分，形成不同觀點是完全正常的。任何簡單化的思維、尋求靈丹妙藥的沖動，都要不得，我們自己要積蓄力量?！?p> “我們走了很多彎路，方明白不能光靠市場” 牛津、劍橋容易出自視很高的懶人 時代周報：你到劍橋大學之前，已對莎士比亞以來的英國文學讀得很深？ 陸建德：這倒談不上，一直到現(xiàn)在依然很不夠。在讀大學之前，我已經(jīng)讀了一點英國文學，包括莎士比亞，主要讀翻譯。家里的原文劇本也讀過一些，讀得結結巴巴，語言關沒過。“文革”期間讀書是好高騖遠的，馬馬虎虎，只圖速度。還讀過不少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的翻譯作品，他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是英國對他的評價較低。讀得多的還有蕭伯納、哈代、狄更斯等。 到復旦后讀書才變得細致了，首先得感謝精讀老師。圖書館借書限制極少，外國老師也很愿意借書給我們，比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些書是帶著扭曲的心理去看的，勞倫斯小說中的性描寫激起很大興趣，記得那本平裝本的有些地方屢屢被人翻閱，書頁的邊緣有點發(fā)黑了。 后來又看些很可疑的當代美國小說，應該列入黃書的范圍。不過很快回到正路。讀《1984》是非常讓人不愉快的，書里有一個超級思維能手，他有猶太人的名字—果爾德施坦因，他大篇地講無理之理，當時勉強讀下去，并未覺得諷刺得巧妙?！秳游锴f園》里的馬讓人特別難過，奧威爾用擬人的筆法來寫這匹馬的遭遇，勤勤懇懇但最終還是受欺負、虐待。當時中國人對動物的關心是不夠的，我小時候的同伴們都會有一些虐待小動物的劣跡，看到任何鳥的第一個反應是怎么把它打下來，缺少最基本的溫情和愛心。我這一輩中國青少年的心是很堅硬的，身上好像有一層厚厚的鎧甲，有些詞（如“愛”、“同情”）在我們的心靈上沒有印記。我們熟悉仇恨憤激的話語，所以魯迅在“文革”中還是沉溺于暴力的造反派們的英雄。這是一種損傷。把這層鎧甲戳破，激活身上比較溫暖、柔弱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時代周報：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講，伯林（Isaiah Berlin）在英國的學術界影響如何？ 陸建德：我有時候號稱是伯林專家，不好意思。我在上世紀80年代就關注他，博士論文的前言還引用他關于浪漫主義的論述。伯林在英美的影響較大，英國人對他態(tài)度有點復雜。牛津的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College）成立于上世紀70年代初，專招研究生，與劍橋達爾文學院結為姐妹學院，首任院長就是伯林。兩個學院經(jīng)常有交流活動，我曾代表達爾文學院到牛津去跟沃爾夫森學院的學生比橋牌。伯林很長時間當那個學院的院長。 沃爾夫森學院不是那種光芒四射的老學院，成立時有各種各樣的資助。伯林因為猶太背景，跟美國的政界關系緊密，拉錢的渠道比較多。他對啟蒙主義的批判、對浪漫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緣起的分析都是蠻有趣的。只有了解他的猶太復國理想才能發(fā)現(xiàn)他的所謂自由主義充滿矛盾。他分析19世紀俄羅斯激進知識分子說話不負責任的原因，很到位。 時代周報：你發(fā)現(xiàn)英國學界傳統(tǒng)的風氣跟當今美國學界有什么不同？ 陸建德：美國學術界的競爭特別厲害。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其實挺好的，他們沒出過什么書，也不是博士，頭銜就是“Mr.”，某某先生。現(xiàn)在這一類人物已經(jīng)少了或者不大有了，我在劍橋的時候還有幾位這樣的“先生”，在美國大學看不到，他們是多面手（叫做“generalist”），教書范圍廣。當然述而不作不一定就是優(yōu)點，可能是牛津、劍橋容易出自視很高的懶人，在學院里做所謂的院士（Fellow）就進入了英國的特權階層。 記得老師中單身的比例較高，大學畢竟是從修道院發(fā)展過來的，但愿魯迅先生不要像批判“寡婦”那樣笑話這些獨身主義者。無法想象上世紀20年代的歐美社會能原諒《寡婦主義》那樣的文章。有一位華生先生，書倒是寫得很多，單身，從他圣約翰學院古色古香的房間里經(jīng)常飄出鋼琴聲。19世紀中后期，劍橋外圍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住宅，是給那些結了婚的院士住的，結婚的人后來比例越來越高。英國學者一般不大喜歡參加學術會議。 “五四”那一輩有些東西永難企及 時代周報：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人物像傅斯年等人，后來成為非常重要的學者，或者是重要的學術管理人才。為什么幾十年后在運動中出來的人在學術文化上特別突出的并不多？ 陸建德：五四運動發(fā)生以后，學生領袖傅斯年很快就反思了，他認識到學生還是應該厚積實力，就叫學生好好念書。五四運動時間短暫，即使參加，學業(yè)上損失不大。羅家倫“五四”后去美國留學，得益很大。他也是學生領袖轉為學術管理人才的例子?！拔逅摹蹦且惠吶擞幸恍〇|西是現(xiàn)在永遠難以企及的。比如說像魯迅的古文，現(xiàn)在大學教授遠遠不及。 到了上世紀20年代中期，北京女師大不斷鬧學潮，少數(shù)學生心思靜不下來。其實學生不應該干預校長的任命，不應該打派仗。對年輕人而言，權力大了，自以為什么都敢做，未必是好事。許廣平是學生領袖，但是畢業(yè)后到廣東女子學校當教師，開不了國文方面的專業(yè)課，為什么？應該追問段祺瑞、章士釗的責任嗎？驅趕校長，無非是做紅衛(wèi)兵的先驅。后來好像沒有再出傅斯年、羅家倫那樣的人物。 時代周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學術思想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陸建德：在上世紀80年代，思想界有很多人是歡迎市場經(jīng)濟的，但是這跟葉公好龍一樣，市場經(jīng)濟真的來了，人們又不愿做出犧牲。在80年代初期，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畢業(yè)生都非常好分配。到了80年代末，這些學科不像原來吃香了，而經(jīng)濟學界的人變成了天之驕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市場經(jīng)濟有關系的。 市場經(jīng)濟不一定慈眉善目，它從打開的窗戶探頭進來，眼神里可能還有兇光，對原來歡迎它的人尤其是普通百姓也不一定客氣，這樣會給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動蕩不安。經(jīng)過一個調適過程人們也許習慣了。但鐘擺運動總是不好的。中國學術界的毛病也暴露出來了，有些人太熱愛包治百病的藥。中國的計劃實際上是做得不夠的，看看我們的城市規(guī)劃、地下管道即可知道，太沒有章法了，混亂失序的例子太多。 1992年，《經(jīng)濟學人》有一篇文章就對中國知識界提出批評，說現(xiàn)在計劃更重要了，在金融、生態(tài)安全等很多方面需要有政府的參與，但中國有些學人普遍認為市場能夠解決一切。《經(jīng)濟學人》從來不是主張社會主義的，它的批評就更有分量。我們走了很多彎路，現(xiàn)在明白很多事情不能光靠市場，尤其是對世界了解多一點的話，會看到中國的計劃很多方面遠不及歐美好。上世紀90年代的學術界非常推崇哈耶克，但是在西方的社會現(xiàn)實中，福利的概念已經(jīng)深入人心，甚至成了基本人權，哈耶克的理論不可能付諸實踐。當然國內學術思想界在90年代也呈現(xiàn)出多元的格局，對市場的危險性也有認識。 全國狂歡暴露了中國的諾獎焦慮 時代周報：莫言講到，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他大膽的創(chuàng)作風格，但在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的作品并不算暢銷。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變成一個狂歡的盛宴，為什么中國人這種諾貝爾情結一直很深？ 陸建德：英國有一位專門翻譯中國文學的女士，叫藍詩玲，她講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用的英文是“complex”，聽著就特別不舒服，會聯(lián)想到戀母情結、戀父情結、自卑情結，都是不大正常的。我是希望中國作家和整個社會都能夠坦然面對諾獎，莫言本人還是超脫的，但社會的反應恰恰說明原來確實有一種焦慮，也可以說是一種情結，這次突然爆發(fā)出來。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判斷，莫言是很好的作家。全國的狂歡暴露了我們渴望承認的一種焦慮。我相信慢慢地中國還會有其他一些人得諾貝爾獎，我們的心態(tài)就會變得平和一些，我真希望這一天早早到來。外文所一位同事到英國去采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找到她住的區(qū)域，問路時問人家知不知道萊辛的家，路人不知道。 時代周報：英國人或者美國人得諾貝爾獎不會像我們這么興奮？ 陸建德：美國人好多年沒得到了，其實好作家是多的，他們不會抱怨吧。英國21世紀以來有3位得過，奈保爾、哈羅德·品特和萊辛。我想英國當代還有不少好的作家，絕對不在萊辛之下。莫言得獎后，我也希望讀者更加關注其他中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把注意點集中在莫言身上是不健康的。大家拼命在買莫言的書，而沒考慮到莫言是有一個群體支撐著的，這個群體互相借力，里面好幾位作家的書都值得買。 時代周報：莫言沒得獎之前有點悲觀，文學作品不暢銷，讀的人不多，現(xiàn)在變成一個手藝活了。 陸建德：可能說說而已吧，莫言還是在不斷地創(chuàng)作著，他對同輩作家的創(chuàng)作是關心的，對世界文學也是關心的，也參加了國外不少跟讀書相關的活動。他并沒有對這一行失望。他說的有一段話我覺得是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新境界。他說，我們批判社會的刀鋒非常銳利；對自己筆下往往會留情，也應該把銳利的刀鋒對準自己，不講情面。 在《蛙》的人物里面，蝌蚪是個劇作家，有很多反思，他把關注的焦點對準自我，而且?guī)в信幸庾R。中國傳統(tǒng)文學對自己一般總是很肯定的，古人總是自稱“高潔”。莫言腦子是清醒的。他說偉大的小說還在向我們招手，還沒寫出來，他也沒有覺得自己就真的已經(jīng)到了最高峰，得了獎以后他面臨更大的挑戰(zhàn)，他心里還有更高的目標。 時代周報：為什么整個中國社會出現(xiàn)所謂的諾貝爾獎焦慮？ 陸建德：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一點自卑情結，特別想得到認可。要成為一個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容易的。我們千萬不要相信斯德哥爾摩幾位老先生是代表全世界在作出判斷。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他們也會失誤的。
愛華網(wǎng)本文地址 » http://www.klfzs.com/a/9101032201/2717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