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1.洛陽佛剎甲天下 從后魏楊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一書，知洛陽當時一般僧寺及洛陽一般人事情況，可看出洛陽當時之佛教在北方所占分量之重要性。
南北朝時，佛教對當時社會經(jīng)濟影響甚大；北朝尤甚。書中記曰：“招提櫛比，寶塔駢羅，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贝颂幷f明當時洛陽地區(qū)有佛寺1000余座，較南京多了一倍。如描寫其中一座永寧寺的盛況：該寺有九級浮屠，高90丈，每層高10丈，其上有剎①，高亦十丈，共高1000尺，人距洛陽100里處遠望，即可見該塔。剎上有一瓶，瓶大可容25石，瓶之四周掛有承露金盤，共掛30重，每一金盤掛有鐸，上下共有120鐸。 該塔四面開窗，每面有三門六窗。塔之每層四面共有12門，24窗，門均金漆，窗上掛鈴，共5400鈴（鈴較鐸為小）。該寺院共擁有僧房與樓觀1000余間，大雄寶殿乃其中之一間。棟梁雕花，窗用刺繡，用絹紗刺繡之花紋有稀疏之空，可通空氣。永寧寺之建筑裝飾為洛陽1000余寺院中具有代表者，亦借此可窺見北朝大都市之繁盛景象，寺中僧人之眾概可想見。古羅馬時期之大建筑物恐亦無類似此等之佛寺。 另如永明寺，有百國沙門②凡3000余眾，當時西域有數(shù)十國，新疆亦然，均有僧人奔赴該寺，全寺僧眾可能達一萬。 又如瑤光寺有民房500余間。據(jù)《魏書·皇后傳》記：當時的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及眾多妃嬪出家后為尼，均居此寺中。 又如高陽王寺，其壯麗足與帝宮匹敵。此處列剎相望，寶塔高峻。四月初八日，京師仕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嘆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過如此。 當時寺院經(jīng)濟興旺，各物不假外求，儼然為一獨立之城邦。2.南北朝佛寺經(jīng)濟可自足 魏晉南北朝時，由于宗教對久經(jīng)戰(zhàn)亂的社會人生特別需要，故造成佛教特別興盛。就東晉南朝來說，東晉100余年間，有佛寺1700余所。到梁代時，佛寺增至2800余座。梁武帝蕭衍曾三次入同泰寺為僧，僧寺經(jīng)濟也配合其他條件而日益盛大。 北朝寺院經(jīng)濟亦盛，僧人并向西域及海外各國通商。當時陸路通向西域各國；海路則由交、廣地區(qū)①出發(fā)。自孫吳執(zhí)政后才劃分為交州（安南）及廣州（兩廣）兩區(qū)。在《洛陽伽藍記》中提及云：“西夷附化者，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奔串敃r外國人僑居洛陽者一萬余家，市況熱鬧，成為國際貿(mào)易中心的商業(yè)重鎮(zhèn)。又如涼州（今甘肅）亦為重要都市，中國大批讀書人聚居該地，再向北即到遼東。以涼州、遼東兩地人文薈萃而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魏道武帝建都于此，文化受中國讀書人之影響而提高。至魏孝文帝借口南伐，遷都洛陽，積極漢化。 五胡十六國時，割據(jù)稱王者，多信奉佛教。如后趙之石虎、石勒，篤信天竺沙門佛圖澄，尊他為“大和尚”，向他咨詢軍國大事。 前秦苻堅，師事沙門道安。又如南燕慕容德、后秦姚興，信佛甚篤。至北魏武帝時，益發(fā)崇信佛教，于京師平城建立佛寺，其子明元皇帝更為篤信佛法，其孫太武帝平?jīng)鲋莺螅c西域各國接觸更密。佛寺興建更多，由于帝至長安寺院中發(fā)現(xiàn)藏有武器，遂發(fā)動滅佛之舉。但至文成帝時，又恢復佛寺如故。 當時北方大寺院，有僧房多達數(shù)千間之寺院，可藏軍火，可練刀槍拳術；投靠僧寺之民眾，政府無法干預；獻米若干給寺僧后，即成為“僧祇戶”，政府不能再加管治。寺中有庫房，有當鋪，有市場，可經(jīng)商，寺內(nèi)可買到廣東之柑，廣西之柚，百貨蔬果，應有盡有。和尚之精壯者可任兵丁，故北方之寺院和尚已有能力可以造反。 寺院經(jīng)濟之可以獨立自足，主要是寺院擁有土地園林。如魏孝文帝為祖母文明太后興建報德寺，此地盤本為帝王游獵之區(qū)，擁有龐大土地，建寺后自然全歸該寺所有。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京師地區(qū)民間土地已有三分之一為寺僧所占有。其他各州鎮(zhèn)僧寺亦然?！段簳め尷现尽吩疲骸白赃w都以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zhèn)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p> 當時寺院土地來源除侵奪民眾田宅外，其他尚有帝王封賜或貴族官僚所贈。如當時洛陽之寺院，擁有大片果園，故“京師寺皆種雜果”。如龍華寺、追圣寺，更是“園林茂盛，莫之與爭。”如勸學里內(nèi)的大覺寺三寶寺內(nèi)，四周有果園，產(chǎn)珍果，有含消梨，每枚重達十斤；承光寺內(nèi)所產(chǎn)水果，美味冠于京師；又如白馬寺所產(chǎn)葡萄，顆粒比紅棗還大，所產(chǎn)石榴，亦極美味，有“白馬甜榴，一實值?！敝u。又如寶光寺內(nèi)園地寬廣，果菜青蔥，京師游人常有折藕摘瓜以為樂趣者。京師既為人煙輻輳之地，寺院尚有如此寬闊園地，則四方寺院，占地之廣更為龐大，寺院所產(chǎn)珍果，除供奉王室及自享外，余均運市場銷售。 北魏寺院占地既廣，至齊、周各代續(xù)有發(fā)展，此種寺院之土地私有制，于實行均田制后益形擴大，造成此后均田制度被破壞之因素之一。 寺院既有大量土地，必具備大量的勞動力。當時寺院有上座、有寺主，為一寺之主。其下僧尼徒眾數(shù)以千百計，有種田者、挑水者、燒火者……；多來自農(nóng)村。亦有未曾剃度而歸附寺院者，當上寺院之“僧祇戶”或“寺戶”，成為寺院經(jīng)濟中的勞動主力。 北魏獻文帝時，凡民間有能歲輸谷60斛給僧曹者，即成為僧祇戶；輸粟者稱為“僧祇粟”?；哪昵甘?，由寺院賑給饑民。又有民犯重罪及官奴來歸寺者，可成為“佛圖戶”，以擔任寺院灑掃工作，并歲兼營田輸粟。后者隸屬于一寺；前者不屬于個別寺院，乃屬于僧曹，但兩者均須向僧曹和寺院交納租粟。僧祇戶歲交60斛，與政府屯田戶所納相同。3.寺院財勢大，魏、周兩滅佛 北朝佛寺除有豐盛的糧果收獲及僧祇戶繳納的谷物作為主要經(jīng)濟基礎外，另一重要經(jīng)濟來源即來自僧尼所發(fā)放的高利貸。 當時僧曹所收之僧祇粟，本是作為濟施之用。即所謂“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賑之”。但僧尼并未以僧祇粟用于賑濟貧民，卻用來放高利貸。造成“主司冒利，規(guī)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①。即僧尼向貧民借貸所收取之利息比本錢要多。政府雖曾下令禁止，但無實效。農(nóng)民貧戶在高利貸之壓力下，遂不得已轉為屬于寺院之附戶。 貧民歸附于寺院后①，又可逃避政府的力役兵役。于是出家為僧尼者或為寺院佛圖戶者日多，僧尼竟達200萬人。至東魏、北齊時，于是“乃有緇衣之眾，參半于平俗；黃服之徒，數(shù)過于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②。遂造成了僧尼多于民眾之現(xiàn)象，政府及王室稅收劇減，不敷應用。據(jù)《續(xù)高僧傳》所載，寺院人口達400余萬，其中附戶達200萬人，可謂駭人。如北周時，長安清禪寺即有寺戶70余家之多。 由于寺院擁有大量土地與人力，寺戶與僧尼又可免納賦稅，使國家稅收蒙受損失，遂使主政者對寺院勢力不得不加以限制。其條規(guī)如下：如需新建寺院，須有50僧人一寺，向政府申請獲準者，否則以違敕論罪。建寺土地，如屬侵盜官地，便得歸還政府。 如經(jīng)查明為無籍之僧③時，北魏孝文帝延興年間（公元471—476年）下令各寺院不準收容；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政府曾遣無籍僧人1327人還俗。其孫孝明帝時，因僧徒附戶過多，下令奴婢不得出家，諸王親貴亦不準代為請求，犯者以違旨論；如有僧尼剃度他人奴婢者，則移500里外為僧。并下令寺主及地方州鎮(zhèn)里黨，不得私度僧人，違者寺主發(fā)配遠方，地方官降級或免職。政府如此嚴禁奴婢出家或私度為僧，目的為限制寺院勞動力太多。但上述禁令，并無實效。因此有魏、周兩次滅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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