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我確實在宋山木疑似強奸案發(fā)生后的一兩天就決定做這個題目，當時，我已經聯(lián)系了一次北方出差，行李已經打好包。然而，宋山木案的第一條新聞讓我想留下來，而第二天，更多的細節(jié)讓我直覺，這是一個典型的職場性侵害。跟部門主管喻塵提出來，他猶豫地說，他正在考慮。然而，不知道為什么，他隨口說這個新聞我“不合適做”。這激起我的斗志，我振振有詞地說，沒有任何一個記者比我更合適做這個新聞—雖然我內心底氣非常不足。不過，謝天謝地，喻塵從善如流，壓抑著他的不信任，讓同事頂替我的出差，派我去做山木案了。女權身份的“偏激”我大約能了解他為什么猶豫，又為什么覺得我不合適做。在大多數(shù)人看起來，這條新聞雖然夠勁爆，但是動態(tài)新聞正在幾何級數(shù)地拋出大量新情節(jié)，很可能在案發(fā)一周以后才能刊出的調查報道還有什么可報？況且，在很多調查記者眼里，這新聞真的只是普通的社會新聞。調查還能做什么？另外，相信他認為我不適合做的理由，是因為，我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在我的寫作和志愿工作中，我嚴肅地承擔著這一身份。為了能夠改變大眾傳媒報道的性別誤區(qū)，我有一份志愿工作，定期開展一些講座和培訓，讓記者們討論涉及性別的報道如何可以祛除對婦女的污名話語，不囿于成見，對婦女和性少數(shù)更加友善。然而，很多人認為女權主義會帶來價值的偏激，很自然，我的主管認為，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會讓我失去新聞的中立性，“只顧為女人說話”?！?p>|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36034|20關于工作中的性別歧視和壓迫，關于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文化和制度支持—通常，那些都是國外的經驗研究。我很少看到國內的研究，能夠非常形象、貼切地描述一個發(fā)生性侵害的工作環(huán)境。而作為記者，我唯一的機會，就是新聞發(fā)生的時候。說到強奸，長期以來，我對大多數(shù)關于強奸的媒體報道持不同立場。譬如，去年我批評過一個關于奸殺的報道，記者花了很多筆墨，描述強奸的受害人發(fā)型是“爆炸頭”、穿著暴露，喜歡晚上外出、交友復雜以及晚歸宿舍等等。這樣的報道，記者是否思考過自己的倫理立場呢？確實，社會的成見就是如此運轉：那些遭遇性侵害和騷擾的女性，首先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不自重”—雖然事實上，強奸受害者是各式各樣的，甚至老年婦女和男性都可能在其中。當記者質疑強奸案受害者“不自重”的時候，他們不會懷疑自己的“客觀”。因為這種客觀得到了社會成見的強力支持。然而，在關于暴力的研究中，這種邏輯叫“咎責受害者”。正是這種咎責受害者的機制，讓被強奸者心理的受挫遠甚于生理傷害，于是，報案成為自取其辱—尤其是熟人強奸發(fā)生時，受害者跟加害者交往的一切細節(jié)，都會被用來佐證她“愿意”或“另有所圖”。同時，咎責受害者減輕了強奸者的罪惡感，因為這一惡行是“有道理”的。正是這種文化機制，支持了強奸。在收集資料、到處打聽的那一兩天中，我跟一位男性朋友爭起來了。他跟宋山木有過交往，但完全不愿意給我任何信息。他說，這種男上司和女下屬的“潛規(guī)則”不是很多見嗎？有什么公共性？媒體真夠八卦的；就算是強奸，也是個人行為，跟這個人的企業(yè)家身份有啥關系？跟他的企業(yè)和他的成就有啥關系？民營企業(yè)老板的事業(yè)，都是自己一磚一瓦建立起來的，你們輿論監(jiān)督應該去監(jiān)督國企老板啊，打個小老鼠算什么？這位朋友曾經留學國外，他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也許，我的采訪，就應該回答他這一系列的駁詰。那些關鍵的細節(jié)然而，作為記者，光有理念沒采訪，一切都是癡人說夢。如何操作，是一個問題。還好，在報社內部協(xié)調下，深圳呼叫中心給我一堆爆料者的電話。這些爆料者，非常有趣，主要是男性。然而，即便最核心的兩位，知道的信息也較為邊緣。一位是女友受到侵害，自己憤憤難平，這個很有責任感的男朋友很希望幫助我，但很難說服自己的寶貝女友出來跟我談。另一位，是非常資深的員工。他們都在外地，我暫時還找不到飛過去跟他們面談的理由。另外，還有一些神秘的爆料者。他們說的情況也許很重要，但是我目前沒能力證實，或者跟性侵害沒有關聯(lián)。跟兩位 “核心”數(shù)小時的電話中還是得到不少信息，那位資深員工還指導我看山木培訓的官網，山木集團基本的管理情況逐步清晰了。并且，偶爾有些小細節(jié)跳出來，譬如，《山木基本法》的一些苛刻規(guī)定，企業(yè)內部的個人崇拜和對新聞的“管理”，宋對風水命理的研究，總部女生必須穿黑絲襪，和宋山木的攝影愛好。一邊繼續(xù)拜托男友勸女友，一邊，我完全不抱希望地在天涯上留了一個廣告帖：找宋山木案線人，留了我的QQ。我希望能夠見到羅云之外的受害人。然而，深圳的受害者李晶的朋友在電話那頭抱怨我的同事沒有保護她的信息，質問我報社怎么負這個責任。電話信號不好，我換QQ，那天晚上和她們在QQ上聊到凌晨兩點，她的朋友說她在那邊又痛哭起來了。她仍沒有答應跟我見面，我覺得自己完全接觸不到真相。所有爆料者都很恐慌，不肯給我關于他們自己身份的信息—這樣的爆料怎么可以用？兩三天了，永遠是沒頭沒腦的電話、看不見面目的爆料人，精疲力竭。我甚至愿意相信，這是一個圈套，一個策劃集團在行動，要把我這樣的記者哄得團團轉，讓我們認為山木大有問題，他們就是要讓山木倒臺，然后漁利……沒有辦法，我決定先見羅云。這時候我已經沒有什么信心了，我問最早報道這個新聞的葉飆：“你有沒有懷疑過，這可能是個局？”他說，他和同事都認為，事主是個實在的孩子。見完羅云，我稍微心定了。就像葉飆說的，她講的內容，措辭和語氣，有著無法偽裝的一致性。見羅云之后，幾個投訴者加了我的QQ—天涯竟然有用。當性侵投訴人沈薇加我的時候，我又已被匿名爆料者弄得頭暈腦漲。我冷淡地對她說，我要睡覺了；我還發(fā)牢騷說，QQ上亂講一氣對我有啥用呢，因為驗證不了對方身份，我不能用這些資料。沒想到這個女孩后來跟我談了很多，到了某個時候，她把她的電話號碼交給我。她說到的細節(jié)，跟我從其他消息源獲得的資料印證，我也終于發(fā)現(xiàn)，這是可以確信的陳述。藍羽最初是給葉飆寫信，葉飆把她的聯(lián)系方式給我，我終于說服她見面了。當葉飆得知她不愿意見男記者時，只是憨憨一笑說，你去吧。我很慶幸自己所在報社的工作文化，同事之間能如此合作無間，沒有這個，我啥也干不了。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如何在訪談已經被同事和警方詢問過無數(shù)遍的對象時，能發(fā)現(xiàn)性侵嫌疑人的隱疾。我想通過當事人看見宋山木。確實，和很多網友說的一樣，宋不缺乏買春的條件，為何要強奸？我想知道強奸這一行為對他的意義。我跟受害者談話，更像一個社會學的結構性訪談。我請當事人仔細地重復他在整個過程中的語言和行為。細節(jié)的描述也有助于我甄別，投訴者是否真實的受害者。于是，之前沒有被注意的“負能量”被我抓住了—這個細節(jié)非常重要，工作關系中的權力，和組織的馴化，與性侵害行為之間有了直接聯(lián)系。性侵犯發(fā)生時有一個情節(jié)，宋山木事前總是對女孩表示自己生理上的 “無害”。宋的行為，我和羅云都無法解釋。第二個受害人沈薇出現(xiàn)后，類似的程序以不同的方式又出現(xiàn)了一遍，我開始懷疑宋有生理隱疾，于是我鼓起勇氣向羅云求證，她證實了我的懷疑。而后來，我跟藍羽是見面談的，這女孩更是坦誠。不過沈薇和藍羽都沒有性經驗，她們要描述一個男性的特征，很困難。報道發(fā)表之后，第四位受害者也給我來電，繼續(xù)證實了這一點。這也能夠解釋為何強奸行為中會有按摩器。思考再三并請教了專業(yè)的醫(yī)生后，我決定報道中點明這一點—在不暴露侵害者太多個人隱私的前提下。我要說，這不是一個八卦。和通常對強奸者的想象不一樣，一個有性功能障礙的男性強奸女下屬，展現(xiàn)的“雄風”，到底是“能力”，還是“權力”？女記者的“特長”報道出來后，一位男記者跟我說，他認為采訪這些強暴案件的女事主，是女記者才能做好的事情。
過去，我認為男女記者在任何領域都可能旗鼓相當。然而，這一個報道，卻讓我發(fā)現(xiàn)，性、性別和暴力，確實是女記者值得深入的報道領域。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是如此多發(fā)，我們不去理會，是因為在我們衡量新聞“重要性”的那個天平，給這些題材很低的權重。然而，只有女記者的經驗和體悟，才能發(fā)現(xiàn)這些題材的價值。在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中，男性很難像女性那樣，對于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有著切身的體會，因而也就難以建立與受害者之間溝通的敏感。在采訪中，經歷了那么漫長和緊張的接觸，我了解受訪者的擔心。我確實可以非常自然地用中性的語言、尊重和同情的態(tài)度（有時候同情心也會傷人的），來跟她們談論受暴過程。舉例說，對這些比我年輕十歲的姑娘，我一直以“您”稱呼，尤其是問到尷尬問題時；何時使用隱語，何時直截了當，也是需要把握的技巧。在報道山木案之后，細讀臺灣的性侵害防治法，讓人不得不服的是，這部法律不僅規(guī)定了醫(yī)療單位、社工和警察應該如何對待性侵害當事人，也規(guī)定了媒體的報道原則。為了不影響這些勇敢站出來的女孩現(xiàn)在的生活，我盡最大努力隱去了她們所在的地域、現(xiàn)在的職業(yè)和生活狀態(tài)，以及她們的樣貌和性格——盡管對于調查報道，這是在“客觀性”上巨大的損失。稿子出來前，我給接受采訪的所有人看稿。藍羽指出了一個問題：我描述宋山木看中的女主角都有著某種相貌特征，她認為這樣，很多人會據(jù)此去揣測山木培訓的女員工是否被性侵害。于是我刪去了那些特征。性與權力新聞真的是客觀的嗎？事實上，有經驗的記者都會了解，我們能發(fā)現(xiàn)什么樣的“客觀”，取決于我們自己有著怎樣的“主觀”。如果一名記者認為，上下屬的性關系，是你情我愿的“潛規(guī)則”，或者荷爾蒙作用下的個人事件，那么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八卦。而我則堅信，任何一個職場的極端事件，無論是自殺或是他殺、性侵或是性愛日記，都可以放到日常的制度和管理環(huán)境下去分析。簡單地說，很多人在這個事件中看見的是性，而我看見的是權力。一開始，我就從這個方向尋找。如果找不到，那是能力和運氣問題。但我真沒有想到，山木培訓集團在這個層面，有那么多讓人“驚艷”的事實可供收集。有些細節(jié)看起來相當不可思議，譬如控制體重、監(jiān)控隱私，取“黃金”名字和穿黑絲襪。然而，這一些看起來可笑的事實，是如何被組織成一個 “正?！钡沫h(huán)境？280條罰則組成的“基本法”，如何讓員工認同或服從？ 我想，我的報道已經描述了山木企業(yè)的教化過程，從身體到精神。以藐視勞動者人格權的取名為入口，軍事化的身體管束和生活控制為手段，加上他對所謂“傳統(tǒng)文化”和“禮儀”的推崇，無非是希望在企業(yè)內部建立一種倫理秩序，這種秩序的本質，就是崇拜、追隨和服從。那是一種強化等級的王朝秩序，而不是個體獨立、享受著尊嚴與自由的現(xiàn)代秩序。在這個環(huán)境中，男女員工都不會被當成有尊嚴的人，發(fā)生侵害是題中之義—只不過他感“性趣”的，是女人。這只是一家企業(yè)、一個人的造神運動嗎？在軍事化管理上，宋山木今年出版的《山木方法》序言中表示，跟他有共識的企業(yè)家不乏其人。而山木企業(yè)內部的種種管制邏輯，總是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更大的系統(tǒng)。而服從這種管理的個人心態(tài)，跟大多數(shù)人奉行的生活原則并無太大不同：崇拜和服從有力者，只問結果，不管是非的犬儒心態(tài)，基于恐懼的對惡行的熟視無睹。從“客觀”的立場，我對自己一直放心不下。我懷疑自己對山木集團的企業(yè)文化過度解讀。在成稿之前兩天，和一位朋友的通話，讓我有信心寫下去。在這一小時的通話中，TA告訴我TA之前工作的一家企業(yè)集團，跟山木集團是多么相似。家天下的管理結構、后宮式的職業(yè)上升道路，而TA也描述工作在其中的女性員工，只有離開和性的服從兩條道路可以選擇的尷尬。有意思的是，那個企業(yè)的掌門人，也喜歡經營傳媒中的“儒商”形象。我認為我的采訪，在權力的壓迫和性的壓迫之間，建立了邏輯自洽可信的聯(lián)系。可惜我沒有足夠多的資料，可以分析貌似強大的當事人，內心的虛弱從何而來—他總是通過吹噓來夸張自己的地位和手腕；他不斷攀附體制內資源；通過員工相互監(jiān)視和派遣枕邊人去管理分支機構，顯示了他對權力的不自信。那是很重要的另一個維度。我對這個主人公，仍缺乏了解。新聞確實是希望收集真相、報道 “客觀”，但這個過程，倫理選擇無處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