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瀞漪:我記得在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之后的一個星期,有媒體這么說,哎呀,你們現(xiàn)在這些人不要再對中國批評了,你越批評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它是越不會升的,給中國一個空間吧,你們要了解中國。所以我們現(xiàn)在也許在這樣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西方真的是比較能夠了解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中國的政治操作或者他們的表達方式會是怎么樣的。 我們就看到在金融海嘯之后,很多人在提出是不是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一旦有西方國家或者是有中國的學者提出所謂中國模式的時候,有一些中國的學者說,是,我們有中國模式,但是有一些中國學者也比較清醒,說我們不認為現(xiàn)在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大家應該清楚的看到。所以在西方一種比較吹捧的過程當中,你怎么看,應該怎么去理解中國所謂的經濟發(fā)展的模式呢? 張力奮:唱好的有些東西可能會為中國今后的10年和5年留下一些不好的東西,或者埋下了一些問題的種子。所以比如說,像在過去的兩三年的時間當中,比較多的一個討論,也就是中國的增長模式能不能持續(xù)。所以我們現(xiàn)在談中國模式,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模糊。當然,第一個層面比較簡單的,我們可以是說一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 這一點,我想彼此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不管是學界,還是政界,幾乎已經有了一個共識。認為以這樣的一個高能耗、高勞力成本,這樣的一種以加工和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中國是很難再持續(xù)下去,所以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模式本身來來說,幾乎大家已經是說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第二個層面,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制度性的問題,中國模式曾經有一個說法是北京共識?;旧鲜侵冈谝粋€社會從比較專權向自由經濟的過渡當中,如果政府還是能夠保持住它非常強有力的市場和經濟的干預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能夠產生高增長和高效率。 這個可能是目前有不少西方的領導人,特別是在金融海嘯之后,會覺得很羨慕中國領導人,它能夠對整個社會的資源,經濟的資源,市場的干預,它能夠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但是,如果我們現(xiàn)在討論中國現(xiàn)在所謂的發(fā)展模式,開始在對整個一個基本的市場,資本主義的價值采取一個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 我想這個問題可能就是現(xiàn)在這樣一個狀況下,要把整個一個西方的經濟制度,一個市場制度現(xiàn)在就把它筆抹去,我認為這個時間過早。所以我自己個人的看法,現(xiàn)在討論中國的模式可能還是件過早的事情。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在過去的10、20年當中,在談到中國的發(fā)展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感覺,有一種做法,似乎中國的經驗是很獨特的,幾乎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其他文化都不能涵蓋這種經驗。其實這種說法我認為是比較片面的,不管是我們看70年代以后,四小龍的經濟崛起也好,包括拉美的巴西在70年代曾經也有過6、7年時間,這樣的一個經濟奇跡,年增長率都是超過10%,其實中國過去10、20年所經歷的東西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這樣的一種高增長是否能夠持續(xù),而這種持續(xù)以后,是否這個增長本身已經埋下了很多問題的影子。

我們就可以看到巴西其實在70年代以后,80年代末期,它是經歷過一個非常、非常低蕩的經濟蕭條,特別是一個非常高的通脹時期,而這些情況在中國以后是否會出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可能都會打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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