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文|馬丁 小崗村，一個早已進入了改革開放歷史的村落，如今在陳桂棣、春桃的筆下，卻是一部失敗的總記錄，一道僵化了的舊風景。僅此一點，就能夠讓那些多年以來努力把小崗村推向神壇的領導們大為光火，也會讓小崗村里的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渾身不舒服。 這正是我愿意閱讀這本書的理由。盡管我對報告文學這樣的文體非常不適應，盡管我總是在懷疑兩位作者無所不在的、全景式的眼睛，但我還是把書讀完了，而且?guī)缀跬耆嘈艜锏膬热荩切┘毠?jié)。原因在于，我有長達15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有6年的地方政府公務員經歷。我太知道鄉(xiāng)親們的心態(tài)了，我也太了解小官僚們在處理各種經濟事務時那種驕橫、無知的做派。但話說回來，并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有我這樣的閱讀經驗，因此我對這本書的寫作方法表示了我謹慎的懷疑。與陳桂棣、春桃面對面聊天，我建議他們以后抽空將調查的背景、各種文獻都陳列在書里，讓這本書不僅有報告文學的情緒，也有社會學著作的嚴謹，如此，《小崗村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是那種可以流傳下去的好書之一。 不過，少數情況下，事實本身可能比方法更有價值。當我們直面小崗村30年的發(fā)展史，一本書籍的寫作技術顯得就很不重要了。我們看到，多年以前，十幾個衣衫襤褸、腹中空空的農民把身家性命賭上，摁上鮮紅的指印，只是為了包產到戶，拿回本來就屬于自己的生產自由權利。在土地上種什么，怎么種，這本來就是農民與生俱來的經驗，輪不到意識形態(tài)或者是官僚來干預，來指導。把土地包給農民，讓他們自由選擇，自由耕作，這就是著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部經濟學意義。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對市場的尊重與回歸，可能就從這里開始。發(fā)端于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它的核心價值落在了兩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上： 第一當然是產權建設，小崗村人的包產到戶模式，是農民的土地從一大二公的無產權狀態(tài)向有限度的、半模糊狀態(tài)的農戶土地耕種權的回歸，正是因為在產權問題上有所進步，中國農民終于靠自己的雙手，在自己的土地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第二則是自發(fā)秩序，我們看到，這種對經濟學常識的回歸和認同，并不是從官方和意識形態(tài)開始，而是一群近似于文盲的農民的自我選擇，他們靠著生存下去的本能，靠著理性經濟人的基本需求，在一個偏遠的小村莊，為自發(fā)秩序的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最鮮活的見證。 理論意義上，小崗村人在這個時候已經解決了持續(xù)發(fā)展的路徑問題。如果按照土地產權和自發(fā)秩序的基本框架繼續(xù)朝前走，30年之后的小崗村應該是一個富庶、發(fā)達且文明的小城鎮(zhèn)了。但30年之后的事實并非如此。陳桂棣、春桃有半年多的時間在小崗村調查，看到的卻是另外一些讓他們難以接受的事實。著名的小崗村并沒有真正富裕起來，和江浙沿海一帶的村莊相比，小崗村甚至可以說還處在貧窮狀態(tài)，一些看上去氣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領導撥款建立起來的，最耀眼的，還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紀念館，而不是每個村民的幸福生活。小崗村人為了致富，必須像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去沿海一帶打工，在外地積攢一些辛苦錢，然后回到小崗村蓋一幢屬于自己的房子。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昔日帶頭分田到戶的農民嚴宏昌，這些年在小崗村做什么都不成功，眼見著一年一年過去，嚴宏昌老了，家里卻不富裕，兒子只好離開家鄉(xiāng)，去城市里尋找生存的可能。 此情此景，陳桂棣、春桃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曾經不怕殺頭大無畏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小崗人，卻無力再現當年的雄風，續(xù)寫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跡呢”？ 可以說，這本書大絕大部分內容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紛至沓來，夭折的養(yǎng)殖場、三家工廠隨風而逝，瓶蓋廠被炸，嚴宏昌和小崗村人在長達30年的歲月里，試圖靠辦企業(yè)，靠做生意來致富，但每次都鎩羽而歸。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竊以為，還是出在人們對常識的不尊重上面。中國人在回歸常識的道路上，向來是緩慢的，不情愿的，小崗村30年來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首先還是在產權歸屬上嚴重不到位。 聯產承包責任制本來就不是一種產權制度意義上的根本性革新，它只是在生產形式上政府對農民的一種寬容。但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卻又為中國的農村改革啟示了一種方向，那就是沿著農民土地產權建設的道路繼續(xù)朝前走。也就是說，如果不給予農民清晰的土地私有產權，那么農民就沒有必要的資本在市場上繼續(xù)進行博弈，政府管制的行政力量就會像枷鎖一樣繼續(xù)牢牢控制并壓抑住農民的市場行為。 有一個細節(jié)印象深刻： 嚴宏昌打算在村里辦一個養(yǎng)豬場，資金、銷售渠道都到位了，就差一塊建場的土地。村民們開始就這個問題開會討論，大家吵成了一鍋粥，還沒有結果。 這個時候，嚴宏昌的妻子段永霞說話了：“我喂過多年鴨子，養(yǎng)豬的事情我承包了”。 一直沒說話的嚴俊昌，見段永霞把這事攬過去，拿出了當家人的口氣問：“我不給你地，你哪有地建豬場？”
段永霞奇怪地說：“怎么沒有，我有我自己的承包地。” 嚴俊昌一下子站起來，大聲訓斥道：“哪有你的地，你的地在哪里，地都是共產黨的，隊里的，你有屌地?！?p> 土地產權問題以如此具體的形態(tài)出現在幾個農民的吵鬧之中，讓人驚悚。假如當年小崗村的改革一開始就直奔土地產權而去，而不是簡單的包產到戶，我相信嚴宏昌和段永霞夫妻兩個人的養(yǎng)豬場早已經蔚為大觀了?？上牵w制就擺在那里，所有人都不得動彈。嚴宏昌自己辛苦找來的資金，辛苦尋覓的銷售渠道，以及辛苦琢磨出來的創(chuàng)業(yè)計劃，都必須回到生產隊里和大家一起研究，而不是只靠他自己的自然人身份，就做出一種并不復雜的商業(yè)決定；而嚴俊昌，我當然知道他如此兇狠、如此正確的口氣的理由在哪里。他雖然目不識丁，但卻是能揣摩領導意志的農民，他能從廣播里領悟到土地是政府的看家砝碼，任何人對土地的盤算，都是一種對黨、對人民的犯罪。他認為這才是他的常識，他的法律，他憑借這樣的常識，這樣的法律，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段永霞發(fā)起攻擊。 其次，小崗村的基本經濟活動遇到了來自各級政府的種種管制。 事實上這是一個悖論。按照中國人的既定思維方式，一個小小的村莊，受到各級政府、各級官員的看顧，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官員對小崗村的垂青一點都不虛妄，不是劃撥物資，就是直接貸款。但有意思的是，任何一筆物資，一筆資金，從高層來到小崗村，基本上所剩無幾，中間有多少人在卡留，無人追究。但也正是如此，小崗村和小崗村人的自由發(fā)展權利卻經常受到攔阻。官員的理由很簡單，現在的小崗村，不是小崗人的小崗村，不是鳳陽縣的小崗村，甚至不是安徽省的小崗村，小崗村是全國人民的小崗村，是紅旗，是偶像，不是誰可以隨便亂動的。 嚴宏昌的個人創(chuàng)業(yè)史，或者說小崗村的經濟發(fā)展史，就是在這樣一種悖論中走到了今天。他辦了養(yǎng)鴨廠，正在紅火的時候，縣里忽然來人，態(tài)度強硬，鴨子不許喂，理由是嚴重污染小崗村環(huán)境，群眾意見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壞了小崗村的形象，影響各地參觀人員對小崗村的美好印象。嚴宏昌顯然沒有就此歇手，他的本事很大，接下來一口氣辦了三個小企業(yè)，結果不到一年，就被鄉(xiāng)黨委書記以管理的名義沒收了，說的是你在我們管轄范圍內辦企業(yè)，沒收你的企業(yè)，還有錯嗎，我不管你有什么權利，那都是共產黨給的，你能不接受共產黨領導嗎？這樣的失敗仍然沒有打垮嚴宏昌，隔幾年，他居然把長江村的一堆企業(yè)拉到小崗村周圍，而且聲稱要建設一個工業(yè)園區(qū)。這個時候，縣委縣政府來了，領導聲稱，長江村的幾個企業(yè)放在鳳陽縣城更合適。就這么一句話，嚴宏昌的計劃破產了。 又要扯到政府和市場的分工問題了，政府管理公共需求，市場和企業(yè)從事生產經營，這是一個常識，而在常識面前，我們的各級領導們總是不愿意低下驕傲的頭，政府一定要辦企業(yè)么？政府官員一定要參與企業(yè)的具體生產經營么，為什么不放手讓嚴宏昌好好經營？這究竟是一種利益驅動，還是政府官員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錯位？這真是一種荒謬的格局，小到區(qū)區(qū)一個小崗村，大到一個國家，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政府才是經濟發(fā)展的主導力量。正是這種看上去正確的錯誤思維，導致中國一直無法產生偉大的企業(yè)，也一直不能產生偉大的企業(yè)家，多少像嚴宏昌這樣天生就具有企業(yè)家才干的人老死江湖，最后只留下一聲嘆息。 第三，小崗村人至今可能仍然不明白自由遷徙的意義之所在。 今天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有所改觀，與他們大量流動到城市打工有極大的因果關系?？梢钥隙ǖ卣f，沒有農民工的自由流動和遷徙，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就不會如此醒目。自由遷徙由此成為農民工改變自身境遇的最好手段之一。我看到，嚴宏昌有兩次醒目的遷徙經歷，第一次發(fā)生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他在家中已經是無以為生，因此咬牙離開了小崗村，并發(fā)誓再也不回來。事實上嚴宏昌就在周圍的中小城市游蕩，他先是做泥瓦工，慢慢他竟然做起了包工頭，幾年之間就成為小崗村最富有的人。而第二次遷徙，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他遇到了困境，只好外出。這一次他去福建，去浙江，找到了大好的商業(yè)信息，并決計將這樣的商業(yè)活動帶到了小崗村自己的家中。 這正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自由遷徙的價值。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由此形成：只要嚴宏昌固守在小崗村，他做什么生意都不順利，凡事都必然失?。恢灰x開小崗村，他立即就能賺到大把大把的錢。今年的嚴宏昌已經60有余，他坐在我的面前，表情嚴肅，但并不木訥，我感覺他在思考。也許是他這樣的人天生就有濃厚的故鄉(xiāng)情懷，所謂光宗耀祖，接濟鄉(xiāng)民；當然，嚴宏昌也許意識到，小崗村名聲在外，它巨大的無形資產，應該能給自己帶來直接的市場效應，事實上他也這樣做了。某種意義上，在小崗村里，嚴宏昌真的是一個能通天的人物，他能夠直接走進中南海，在萬里的陪伴下四處游走。他能夠一個人跑到上海，找到當時上海灘上最有錢的企業(yè)家，甚至找到主管經濟的市政府領導，為小崗村喊來項目、資金，甚至是營銷渠道。他見過的大領導太多了，以至于到今天面見任何人，都習慣性地像敬禮一樣和人打招呼，貌似有領袖揮手之間的氣質，又有點像小人物的膽小和拘謹。他一生沒有真正擺脫那塊土地對他的控制，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我這些年對企業(yè)家的觀察，嚴宏昌這樣的人，一輩子只要抓住一次機會，他就會發(fā)達起來?？上?0年過去，嚴宏昌一次機會也沒有抓住，他至今仍然是小崗村里的一介普通農民，他似乎心灰意冷，又似乎心有不甘。好在他的兒子似乎看到了父親失敗的理由，去年的春天，他來到了北京，自己注冊了公司，打算真正做一件與小崗村的土地沒有關系的生意。而嚴宏昌，終于以父親的名義來到北京，兒子說要好好給他操辦60大壽，讓父親安享晚年，而嚴宏昌看上去似乎還在思考，也許他還在思考小崗村究竟應該怎樣才能發(fā)達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