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北京海淀區(qū)政府宣布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南側投資約10億元建設一座垃圾焚燒發(fā)電廠的規(guī)劃,并計劃在2007年3月動工。消息一經(jīng)傳出,引起了附近居民們和環(huán)保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采取不同方式進行抵制。 2007年年初,海淀區(qū)政府認為有必要和居民們進行對話,就把徐海云、鄭明輝和聶永豐等專家請來,與居民們坐下來交流和溝通。徐海云當時感覺到現(xiàn)場沒有交流的氣氛,居民們情緒很激動。 鄭明輝向《商務周刊》回憶,當徐海云講到他曾經(jīng)參觀過國外100多個垃圾焚燒廠,技術很成熟,很多都離居民區(qū)非常近時,居民們立刻急了。 “你這個專家良心給狗吃了?!庇芯用翊蠛?,還有一位居民沖上臺來,要打徐海云,被工作人員攔住了。 為了緩解尷尬,聶永豐說:“我給大家放幾個PPT吧,都是我看到的日本的照片?!甭櫟脑掃€沒說完,越來越激動的居民們一起高呼起來:“打倒偽專家!” “這樣的交流和溝通效果能好得了嗎?”鄭明輝說。后來,海淀區(qū)又組織了幾次類似的交流活動,徐海云再未受到邀請。但后來,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有反對垃圾焚燒的居民拿著“萬民書”跑到這些專家家門口敲門,向這些專家訴說垃圾焚燒和二英的可怕。直到現(xiàn)在,徐海云還會不時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反對者們的傳真、郵件和電話,向他表達不滿和氣憤。 也就在2007年,北京市出臺了300米的垃圾焚燒安全距離標準,被反燒派指責為焚燒專家們?yōu)榱锿屠贌龔S“量身定做”,因為最近的宿舍區(qū)離焚燒廠才500米。當年的專家論證會上,各派之間發(fā)生了激烈爭論。300米的標準在那次論證會上并沒有被通過,但幾個月后還是出現(xiàn)在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文件上。 最近幾年,也不斷有媒體公開批評政商合謀正在扭曲中國的垃圾處理政策,這更令群情激憤。

徐海云認為,民眾之所以對垃圾焚燒和政策產(chǎn)生如此激烈的抵觸情緒,和“反燒派”長期“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宣傳有關,而在這個過程中,媒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媒體上把垃圾焚燒說得那么恐怖,民眾沒有理由不反對,誰不為自己的健康和財產(chǎn)擔憂?。俊毙旌T普f,“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這很正常,但現(xiàn)在的很多討論者以公開捏造的事實作為論據(jù)?!?p> 而鄭明輝和聶永豐都認為,二英在中國被妖魔化了,恐懼心理才廣泛產(chǎn)生?!胺贌伞眰冎肛?,趙章元就是助推恐懼心理的“反燒派”之一。 趙章元,中國環(huán)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環(huán)境保護總局環(huán)境工程評估中心專家組成員,曾從事多年環(huán)境科學研究,并親自參加過北京大型垃圾填埋場地下滲漏污染檢測工作,參與了多個地方的垃圾焚燒廠項目的評估。 在全國各地垃圾焚燒的反對者眼中,趙是最堅定的“反燒派”代表。幾乎每天都會有全國各地的人打來電話,向他咨詢各種問題,并尋求他的支持。 “但最近才得知,由于某些人的小動作,環(huán)境工程評估中心已經(jīng)很久再未通知我參加評估會了。”趙章元說,最近他也不停接受媒體的采訪,表達著越來越堅定的反對意見。 這位已經(jīng)退休6年的“反燒派”最近也不斷受到“主燒派”的批評,說他根本不是垃圾處理專家,他說的話沒有權威性。還有人指責他其實代表著另外一些企業(yè)的利益。 “最近幾年,我確實去了很多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多是從事垃圾資源化綜合處理技術裝備研制的,我覺得垃圾綜合處理技術比垃圾焚燒技術在中國更可行,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就替這些企業(yè)說了幾句好話,希望政府能重視和扶持這些產(chǎn)業(yè)?!壁w章元大笑,“這能說明我代表誰的利益呢?” 趙章元最近一次與徐海云見面是在今年2月23—24日,當時廣州市政府邀請全國的32位專家,舉行一次廣州市生活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會。專家組組長為徐海云,專家組副組長為聶永豐和中山大學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李適宇。 32位專家經(jīng)過兩天討論,定稿簽字形成了一份《廣州市生活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意見書》。會上,趙章元是被邀請的唯一一位“反對派”。 徐海云告訴《商務周刊》,之所以參加咨詢會的反對派專家少,是“根本就請不出來”。而且,他事先不知道趙章元要來,“要知道他來,我是根本不會參加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算是專家”。 而趙章元稱,之所以去參加廣州市的咨詢會,是因為廣州市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邀請自己來參加會議,并沒想會請哪些人參會,他同樣感到主持專家并不懂環(huán)境科學。 2月24日,會議結束時要形成專家咨詢意見。意見書顯示,除了一位專家認為現(xiàn)有垃圾焚燒技術有風險,參加會議的其余31名專家認為廣州宜采用“以焚燒為主、填埋為輔”的處理模式。廣東的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新聞,并以“31比1,主燒派大贏”等標題見報。 這位失敗的專家顯然就是趙章元。事后,趙章元向媒體稱,會議結束后,達成的“專家意見”被擅自改動。按說一個字都不應改動,比如最后一段的定稿原文是“個別專家認為”垃圾焚燒有風險,會上對此專門討論過,而不是現(xiàn)在的“一位專家”?!耙驗榇_有至少半數(shù)專家會下向我表示過贊許之意,他們是故意夸大宣傳多數(shù)和少數(shù)”。 “確實,實際上只有趙章元一個人不同意,我在最后的意見書里寫成了‘個別專家’,但是有些人不同意。實際上最后一條就是要表達趙章元的意見?!毙旌T平忉屨f。 隨后,媒體還報道稱,“主燒派”專家中,身為專家組副組長的聶永豐,被指“因為密切的利益關系而為垃圾焚燒搖旗吶喊”,而身為專家組組長的徐海云和專家組成員、北大教授劉陽生,曾為聶永豐的學生。 “我是有個學生叫徐海云,但不是中國城建院的徐海云?!甭櫽镭S無奈地說。 在徐海云的辦公室里,他也指著一份剛出版的報紙說:“昨天這家報紙還說我是聶永豐的學生,他們怎么也不來核實呢?” 我們不是鄰避主義者 奧北別墅區(qū)的反建者們不愿意聽到“鄰避主義”(Not In My BackYard)這個詞,就像不愿意聽到社區(qū)外面的人帶著某種偏見說他們是“富人”一樣。 “鄰避主義”一詞巧妙地表現(xiàn)了人們在面對垃圾處理這樣具有負外部性的公共項目時的典型心態(tài):人人都產(chǎn)生垃圾,大家都認為垃圾需要處理,但人人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處理垃圾。在這種心態(tài)下,往往會造成“少數(shù)人的暴政”,使更弱勢群體遭受災難。 上個世紀初,美國的一些城市為了自己的環(huán)境安全和節(jié)省處理成本而將垃圾直接運往別的城市或外州進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強烈反抗,為了積極抵制垃圾運進“自家后院”,他們有效地組織了“NIMBY”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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