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把世界按“階級”劃分成兩個部分，顯然是一種新知。但其言辭中野蠻和文明的對應，依稀閃現(xiàn)出19世紀中外觀念的余韻。若將此兩階級落實在地域和文化上，盡管其思想資源和表述方式都已大不一樣，對比此前康、梁關于世界文野新局面的認知，仍可見異曲同工的一面，似更看重“物質”差異對“精神”的制約。 陳獨秀后來說，由于“全世界的經濟成了整個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間接在這整個的經濟影響支配之下成了整個的”，故各國的革命也已“匯合起來成了整個的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16]類似觀念此后擴及于中共之外。梁漱溟到1930年還說：他非常理解國民黨為何要“聯(lián)俄，要加入第三國際，要談世界革命”，因為“中國問題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之一部；中國問題必在反抗資本帝國主義運動下始能解決”。[17] 梁、陳政治立場頗不相同，卻分享著同一觀念，提示出作為“主義”的“世界”，確實帶來了新的眼光。對不少20世紀的讀書人來說，一個相對超越的“世界”，部分化解了從晚清開始日漸強化的中西二元對立，也提示著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多元思維——實際產生于西方的“啟蒙”觀念，被視為“世界的”而非西方的，成為一些中國讀書人批判本國傳統(tǒng)的有力思想武器。對此他們并沒有多少內心不安，蓋其正為祖國再造文明，面向著光明的未來——那里不再有中西認同的歧異，也沒有文野強弱之分，是個趨近于“遠近大小若一”的吉祥大同世界。 問題是，這個世界可以實現(xiàn)大同嗎？ 從較長遠寬闊的視角看，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秩序背后，有著更高層次的“大同”理念，即以“天下為公”的大同為終極目標，以“天下為家”的小康為起步基點，基本通過“修文德以來之”的方式，達成天下一國或天下一家的境界，然后走向“和而不同”的大同。重要的是，大同不僅是未來的高遠理想，也是處理當下內外秩序的指導原則；理想并未與現(xiàn)實兩分，而是指導著實際政治。在政教和治理所及的范圍里，如沈乃正所說，大同理念也像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一樣，要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傳統(tǒng)，這是中國歷代雖有分裂而能維持統(tǒng)一的基礎。[18] 如前所述，“天下”秩序是以夷夏之辨理論為基礎的。不論從當年還是今日意義看，夷夏關系都不是國際關系。它不以“國”為基本的思考單位，但承認“外國”的存在（其所注重的“內外”，就包括外國，當然仍是象征與實際兼而有之）；由于其向不重權利，所以并不強調平等；而《易經》所謂“見群龍無首吉”，提示出不同者也可以共處。或因其從根本上反對從文化到武力的輸出，常譴責“外多欲”的君主，這也是一個大致維持了周邊和平的秩序體系。 在近代被改變思想方式后，今天很多中國讀書人恐怕也對這套觀念和秩序感覺陌生了。然而它確曾長期存在，且在長時間大范圍里為很多人所遵行，有著“不俗的業(yè)績”。其足以啟示我們之處，良非淺鮮。有心的讀書人，或可更多參酌。 今日世界正處于遽變之中，前景孰善孰惡，難以逆料。以大同理念所需的共同傳統(tǒng)和共同利益看，且不說“天下為公”，即使僅達成一個可以共處共享的和平世界，這一目標也還相當遙遠。如今所謂“世界一體化”，更多不過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如果人類的利益和傳統(tǒng)不能真正“共同化”，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出“大同”的愿望和要求，則所謂“地球村”，也不過是在那只“看不見的”經濟之手操控下的某種被動的共同而已。
當年梁濟選擇以棄世警醒國人時，曾提出“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問。近一百年之后，人類利用物質的能力有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但世界的狀況似尚不能給人以更肯定的答案。面對一個國際間彼此不夠君子的世界，有些人或會像楊度一樣，主張以小人之法應付之。但任何行為標準的降低，都難免不走到“小人窮斯濫”的地步。以小人治小人，正如以暴制暴，終難走上正軌?；虿环翉娬{主體性的自我修為，在維護自身基本利益的同時，考慮采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之道，立足于人類傳統(tǒng)的共性，致力于培養(yǎng)人類利益的共同化。說不定這個世界真會好起來，趨近于大同的理想境界。 ?。ㄗ髡邌挝唬罕本┐髮W歷史系） 本文初稿承胡寶國、陸揚、冀小斌諸兄和北京大學周月峰等同學糾謬，謹此致謝！ 1.羅志田：《革命加轉化的過渡時代》，《文化縱橫》2009年2月號。 2.上世紀末倫敦《市場周刊》的一篇文章，說的是年輕的中國人買什么，但標題似仍在隱喻著類似的主題。參見Michell Crellin, “Young China Welcomes West,” Marketing Week, 21:20(July 16 1998). 3.我并不認為“朝貢體系”是一個描述古代中國天下觀或國際秩序的妥恰術語，但這已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shù)男g語，姑從眾。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1924年），《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第323-324頁。 5.梁啟超：《中國史敘論》（1901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頁。 6.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1899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6-67頁。 7.胡適：《非留學篇》，《胡適早年文存》，周質平主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353-354頁。 8.張之洞：《致西安鹿尚書電》（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張文襄公全集》（4），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第12頁。 9.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1901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4-85頁；康有為：《致陸徵祥書》，錄在《康南海最近之言論（二）》，《晨報》，1919年1月12日，第6版。 10.楊度：《金鐵主義說》（1907年），《楊度集》，劉晴波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18-220頁。 11.康有為在清季出版的《物質救國論》中便很明確地表述出這樣的取向，參見羅志田：《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3頁。 12.魯迅：《破惡聲論》（1908年），《魯迅全集》（8），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4頁。 13.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1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12頁；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1912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6頁。 14.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1912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0頁。 15.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節(jié)錄》（1918-1919年），《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21頁。 16.蔡和森：《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1921年2月），《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75-78頁。 17.陳獨秀：《世界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926年5月），《陳獨秀著作選》，任建樹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第1055-1061頁。 18.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頁。 20.Nelson Nai-cheng She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al Mind (I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April 1924), pp. 1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