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辛普森先生前，他問我下面要去哪里，我說要去哥倫比亞。去哥倫比亞干什么？他問。我說去密蘇里大學看看?？词裁?？他又問。我支吾過去了，說就在校園里逛逛。

他反復追問，大惑不解地看著我。我也不想細說，顯得我比美國人還了解美國。

我想看密蘇里大學呢，主要是想看它的新聞學院，那是世界上第一所新聞學院，成立于1908年。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在中國都很吃香。

民國初年就有中國人從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yè)了，其中之一是寧波人董顯光，出國前在寧波的中學教過蔣介石英文，后來做過國民黨的中宣部副部長、臺灣駐日本的大使、總統(tǒng)府資政。不過，我想他的最高成是他上個世紀20年代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庸報》，1928年東北王張作霖在沈陽皇姑屯被炸身亡，正是董顯光的《庸報》揭露出事件的幕后真兇是日本人。

我心儀的老一輩中國政治史學學者蕭公權(quán)1920年從清華學校畢業(yè)赴美留學，也是先到密大新聞學院學了一年。

密大新聞學院畢業(yè)生中在中國最成功、也最出名的，也許要算一個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準確地說，斯諾是密大新聞學院的肄業(yè)生。

斯諾在中國的地位，看看他生前在中國的待遇和身后的哀榮就可見一斑：六七十年代，中國閉關自守，對西方世界鐵門緊閉，任何“帝國主義者”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大家還記得鮑大可吧？那個對中國一往情深、為美國培養(yǎng)到了大批中國學學者的著名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在中西隔絕的年代,他經(jīng)常圍著中國周邊轉(zhuǎn),東南西北都到過,就是進不去大陸,他在香港隔海引頸而望,像個企望戀人垂青的小伙子。但是，斯諾卻獨步一時，獲邀多次重訪中國，甚至獲得上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一同檢閱游行群眾的殊榮。

七十年代初斯諾在瑞士受癌癥折磨的時候，中國特派了一支醫(yī)療隊去瑞士給他看病。七十年代啊，我親眼見過長沙郊區(qū)的農(nóng)民用獨輪車走很遠的路推著生病的親人到醫(yī)院去看病。那種獨輪車最常見的用途是把豬捆在車上往屠宰場送（我念的中學附近有個宰豬場）。

他死后，一半骨灰是灑在北大校園里的——北大的校園，精華部分，未名湖周圍一圈，是原來燕京大學的家底，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北大從沙灘搬過來，有優(yōu)美傳統(tǒng)和校園的燕京大學就被消滅了。扯遠了。

八十年代，中國郵政還出過斯諾的紀念郵票。

給一個剛死幾年的外國記者出郵票？他當然當?shù)闷疬@個待遇。想想他去延安訪問的時間，想想他出《西行漫記》的時間，一切就都有合理的答案了。1936年，紅軍剛剛在狼狽不堪、犧牲慘重的大撤退后站穩(wěn)腳跟，但依然頂著“赤匪”的帽子在那偏遠貧窮的陜北掙扎，天上突然掉下個斯諾，西方記者，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講師，不遠千里，來到延安，愿意客觀地向西方世界、向中國人報道這一群人的理想、他們艱苦卓絕的奮斗、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生活，在延安，還能找到比這更受歡迎的人嗎？

1937年《西行漫記》在倫敦出版，轟動一時。很多青年學生是看了《西行漫記》才投奔延安的。

大家熟知的那張毛主席在窯洞前戴著八角帽拍的照片，就是斯諾這次訪問所攝。（后來，靠這張照片，他掙了不少錢。）

重慶時代周恩來的新聞秘書、新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第一任司長龔澎，我很喜歡的二戰(zhàn)中隨盟軍在歐洲戰(zhàn)場采訪、名噪一時的《大公報》記者蕭乾，都是斯諾在燕京大學的學生。

我把新聞學院四棟建筑的每一層樓、每個我能進去的房間都轉(zhuǎn)了個遍，沒有找到任何斯諾的痕跡，照片啊，塑像啊，題詞啊，什么都沒有。

在校園、新聞學院的樓群里逛的時候，碰到一位統(tǒng)計學教授、兩位新聞學院的老師，問他們關于斯諾的事兒，他們完全不知道斯諾是誰。聽我介紹斯諾，完全接不上茬。

照片上這位新聞學院的老師，教多媒體溝通，她叫“碧”，我忘了問她拼法，我猜也許是蜜蜂。她也不知道斯諾。

也許斯諾已經(jīng)過時了吧。

時下與中國關系密切、在美國傳媒界地位穩(wěn)固的彼得.黑死樂（Peter Hessler），恰好也是密蘇里人，而且是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在的哥倫比亞出生、長大的。他1996年加入志愿組織和平隊來中國，先在出榨菜的四川涪陵（也許是涪陵師專，我記不準了）一個學校教了兩年英文，然后在中國當自由撰稿人，給美國很多重要的報紙、雜志如《紐約客》、《國家地理》、《華爾街日報》寫稿。他出了三本關于中國的書，在美國的“中國迷”中頗負盛名，其中有一本，我讀過英文原版，似乎我在當當網(wǎng)上看到有中文版發(fā)售，書名可能是《尋路中國》。在書中，他對他的密蘇里同鄉(xiāng)斯諾不無微詞：六七十年代，他讓所有西方記者眼紅，多次重訪中國，足跡很廣，還訪問了數(shù)十個人民公社，但他在他的文章里、書里，對五六十年代之交餓死上千萬（比較常見的說法是三千萬）的饑荒只字未提。這對有正義感、責任感和榮譽感的記者來說，當然是莫大的恥辱。

黑死樂對斯諾的責備，讓我想起另一位在中國成名的美國記者。他比斯諾成名晚，但也是因為報道中國事務而出名，他叫白修德。白修德在我們的抗戰(zhàn)期間從哈佛大學畢業(yè)，不久就來中國，他在國民黨的中宣部找到一份工作（密大新聞學院的畢業(yè)生董顯光那時應該是他的上司）。他很快發(fā)現(xiàn)，蔣介石的政府里的哈佛畢業(yè)生比后來的肯尼迪“人才政府”里的哈佛畢業(yè)生還多。他開始也很敬佩蔣介石，但很快就覺得蔣介石和他的政府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毫無用處。讓他得出結(jié)論的也是一場饑荒。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那時候他已改任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他到河南實地采訪，看到、聽說饑民在吃樹皮、吃自己的孩子、吃軍隊收容的棄兒。在同地方官員談過話以后，他就像今天美國的政治性民意測驗者一樣，詳細地作了筆記。他得出結(jié)論：中國政府在聽任這些人死去，或者說是無意中把他們活活餓死。軍隊在河南干的勾當就是大量征收軍糧，數(shù)額超過了土地的產(chǎn)量。

白修德的最可靠的估計是，有五百萬人已經(jīng)餓死或快要餓死。

他意識到，在重慶，蔣介石的政府里誰也不了解河南發(fā)生的事情有多大規(guī)模。河南的各級官員為了掩蓋災情真相，在送往重慶的報告中都是輕描淡寫的，蔣介石最多也只知道缺乏糧食，為此他撥出了很小的一筆專款。

白修德在《探索歷史》里記敘了他當時的狀況：“當我想帶著這些見聞去面晤蔣介石的時候，我無法抑制內(nèi)心的憤怒。我?guī)缀跸癜l(fā)瘋一樣地奔走呼號：‘老百姓正在餓死！老百姓正在餓死！’”

結(jié)果他違反了當時的新聞檢查制度，沒有把他的報道先發(fā)給中宣部的檢查部門，而是直接在洛陽用電報發(fā)回了美國。

白修德回到重慶后，見到了蔣介石，向他做了報告。蔣介石表示感謝，說白修德是比他“派出去的任何調(diào)查員”都要好的調(diào)查員。

和當時在中國的大部分美國記者一樣，白修德那時候極為欽佩周恩來，為周的風采和才干傾倒。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的同志，有理想，有熱情，才華橫溢，過著“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奮不顧身要推翻壓迫窮人的舊世界，這樣的人，在哪里不受景仰？在美國記者眼里，他代表著腐朽的舊中國里一小群最有朝氣和希望的人。斯諾大概沒想到，這樣的人物有一天對慘絕人寰的災難也會一聲不吭、而且參與隱瞞真相吧？有這樣的人物和組織周密安排，不管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決心有多大，不管他采訪本領有多高，他也看不到真相。這樣一來，遭殃的就只有老百姓了。

其實說起來，密大新聞學院里處處看得見中國的印記。

新聞學院有個歷史陳列館，門楣上的牌匾是解放前《申報》的密大新聞學院校友汪英賓手書、敬贈的牌匾。汪是《申報》全盛時期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國最早的新聞史撰述人，文革中被打成“美國特務”，死在了我的一個支部同志的家鄉(xiāng)——新疆庫爾勒。

我在新聞學院圖書館里還看到一張放大陳列的獲獎照片，是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拍的中國大學生。

我覺得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中國不會有太大的市場。

我參觀完密蘇里大學，向西騎車，往斯諾的家鄉(xiāng)堪薩斯城方向走。我投宿在獨立城（Independence）,那是杜魯門的家鄉(xiāng)。對中國人來說，杜魯門是個值得一說的密蘇里人。用咱們過去對他的評價來說，他是個“反共老手”。實事求是地看，他有優(yōu)秀美國農(nóng)民的性格：樸素、率直、剛強，勇于承擔責任。他當參議院主席的時候，在全國選民中聲譽日隆、有意問鼎白宮的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朗格，連羅斯?？偨y(tǒng)都懼怕三分，只有他不怕，他敢對朗格冷嘲熱諷。美國總統(tǒng)都怕工會，他不怕，1946年勢力很大的鐵路工會、礦工工會都被他斗倒，他的一位助手說：“他大搖大擺回到白宮去的時候，你可以聽到他的兩個睪丸碰得叮當?shù)仨憽！彼蝺?nèi)，冷戰(zhàn)剛剛開始，蘇聯(lián)對美國的態(tài)度，非常粗魯，大名鼎鼎的蘇聯(lián)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尤其態(tài)度冷酷、野蠻，西方外交界對他簡直又氣又怕，但又不敢撕破臉皮跟他來硬的，但只有杜魯門對他很不客氣。有一次，莫洛托夫氣急了，說：“我有生以來，從沒有人對我這樣講過話。”杜魯門冷冰冰地回答：“如果你們履行協(xié)議，就沒有人對你這樣說話了?！痹谝慌缘拿绹v蘇聯(lián)大使看在眼里，啥也沒說，心里痛快得不得了。

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這個密蘇里人最值得提起事情是，他撤了麥克阿瑟的職，把他從朝鮮戰(zhàn)場調(diào)回了美國。否則，按麥克阿瑟的計劃，中國就有可能是繼日本之后第二個遭到原子彈襲擊的國家了：麥克阿瑟準備投50顆原子彈到中國，集中在東北的志愿軍后方基地和供應中心。投50顆原子彈也不能征服中國，這是肯定的，但是，會死很多人就是了。麥克阿瑟在美國軍界、老百姓中的聲望非常高，但是杜魯門作為三軍總司令連麥克阿瑟本人都沒通知，先給新聞界通了消息：麥帥被撤職了。

這么強硬的總統(tǒng)，他怕記者。

杜魯門對別人的指責向來不大往心里去，但是你不能碰他的寶貝女兒和太太。他女兒是歌唱家，有次演唱會后，《華盛頓郵報》音樂評論家休姆寫了篇樂評，說，總統(tǒng)的女兒“唱得不太好”。杜魯門看了這期《郵報》后立刻給休姆寫了封親筆信：

“我剛看完你對瑪格麗特音樂會的蹩腳評論……看來你是個事業(yè)很不如意的老頭……我希望有朝一日會遇到你。到時，小心你的鼻梁會斷，你將要用很多鮮牛排來貼你淤黑的眼睛，說不定下面還要戴上個護身腹帶。”

信末，總統(tǒng)親筆簽名。

報界傳出爸爸充滿男子漢氣概的信函后，做女兒的感到特沒面子，都哭了。她對媒體說：“我絕對肯定我父親不會使用這樣的語言的?！毙菽吩谒诙獦吩u里，第一句就說：“假如我可以斗膽發(fā)表意見的話……”

最后，杜魯門向媒體賠了個不是：“我感情脆弱，有時控制不了自己……”

如果政客們都像密蘇里人這樣怕記者，老百姓也許更可能會少蒙受一些不白之冤，也不會有那么多的人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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