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浮腫病就是因為食物匱乏，長期饑餓，單純性營養(yǎng)不良形成渾身浮腫，治療的藥物就是糧食本身，碰到那樣的年代，最樸素的一句名言就是“一碗薄粥就是一條生命”，否則就是餓死，浮腫病其實就是避“饑餓成疾”之諱，病死便不擔餓死人的罪名罷了。我的老祖母就死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西安，聽大人說是害了肝腫大，又營養(yǎng)不良，渾身浮腫而死——哦，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到底是“肝腫大又營養(yǎng)不良”呢，還是“營養(yǎng)不良而肝腫大”，但有一點，她如果營養(yǎng)足一點，當時也許不會死。（順便說一句：我的外祖母則是抗戰(zhàn)初年到鄉(xiāng)下逃難時，在湖邊被日本兵的流彈擊中身亡的。）
在《勞動醫(yī)院歷史資料（初稿）》第十章《勞動醫(yī)院醫(yī)療統(tǒng)計數據》里，有從1950年5月到1990年的大量醫(yī)療數據，被珍視自己歷史的勞動醫(yī)院人以“民間的力量”，艱苦地搜尋和精心地保留下來。貌似冷冰冰、呆板生硬的“數字統(tǒng)計”，在此地卻是體現(xiàn)了編著者的良苦用心和智慧表達。
浮腫?。I養(yǎng)不良癥）
1955年，發(fā)生營養(yǎng)不良癥，由于生產任務重，勞動強度高，糧食副食品供應不足，死亡209人中有50%是屬于浮腫病。1958年患此病者達696人。
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口糧定量標準降低，采用瓜菜代，錯誤的采用“衛(wèi)星飯”、“上、中、下游飯”、“多勞多吃”等做法，60年4月～5月發(fā)生浮腫病1513人，1960年1282人，1961年7月達1932人。1958～1962年2月止，因患浮腫病共死亡1505人。
隨著國家困難時期結束，定量標準提高，1962年浮腫病逐漸消滅。
說到農場“三年自然災害”人們的生存狀況，我是很難憑記憶里的經歷講故事的，因為那正是從我出生到三四歲的時候，在這樣的嬰幼兒時期，父母一般總會忍饑挨餓竭盡所能庇護新生命的成長，再說了，我還出身在一個“政治上背運卻經濟上優(yōu)渥”的家庭。母親回憶：那年代她有過“吃山芋藤、肋膀骨根根”的經歷，而把她的干部配給（特供？）的米面省下來給我吃，“老百姓偷偷拿出來賣的雞蛋六毛錢一只，我也買來每天給你吃一只，但事實上你能吃到多少我也不知道，白天上班托給人家?guī)У?，人家也有孩子、自己也餓得不行……”這樣的事例我聽過許多，都有奶粉、食糖、餅干等被保姆家“分享”的經歷。
當時的六毛錢是什么概念我說不清楚，但同樣可以通過《勞動醫(yī)院歷史資料（初稿）》第八章《勞動醫(yī)院本部1968年全體人員職級及工資情況》作大致判斷，農場的雙職工家庭月收入在55元/家、雙場員家庭大概在45元/家之間，多三代，至少養(yǎng)活六口（夫妻+兩子女+一老人），月人均7—9元，當時農場的孤兒撫恤金剛好居中，每人8元/月（干部子女撫恤金12元/月）。母親在50年代中期是響應政府號召，參加減薪，至少到“1968年8月7日”，這十多年里收入沒有發(fā)生過增減變化。
父親在元華或川東接受懲罰性墾荒，遭歧視心情相當郁悶，母親說：“你那么痛苦的勞動，工資比請個保姆的費用也高不了多少，算了，還是辭職回來帶孩子吧！”這就有了新婚即成“征夫怨婦”的家庭第一次短暫的團聚。母親一個人工作，父親辭職成了“全職先生”，在家專門負責帶我和料理家務。父親粗工細活的能干曾經說過了，他當然也是一個相當優(yōu)秀的“奶爸”。母親充分利用在藥房工作的“職務之便”和長期從事新生兒保健的“專業(yè)之利”，將上面配給的自費藥魚肝油、鈣片等買來給我補充營養(yǎng)，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親戚還輪番通宵排隊，為我買來市場緊俏的奶粉奶糕煉乳等……
所以我說，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沒有吃過任何苦，在那個普遍貧困的大環(huán)境里，育嬰相當專業(yè)的父母給了我一個在今天看來也無與倫比“超級優(yōu)化”的小環(huán)境。但我還是聽母親說起過，當年同時生育的鄰床產婦是個場員家屬，因為產前一直營養(yǎng)不良，產后沒有奶水，嬰兒只能喝點米湯，“瘦得細細的脖子上頂個大腦袋，頭耷拉著抬也抬不起來……”抗戰(zhàn)前畢業(yè)于專門學校的母親“閱”嬰無數，她說“我估計那孩子長不大……”這大概就是我對那個饑饉年代最早的認識了，但由于舉例于“場員家屬”這個特殊人群，所以我并不知道那場災難當年在農場波及的范圍以及縱深。還有根據“院史”的記載，在1955年農場就發(fā)生過“糧食副食品供應不足，死亡209人中有50%是屬于浮腫病”，爭食山芋藤、蘿卜纓子、棉籽餅、麩皮又究竟發(fā)生在哪個年代？多大的人群？多長的時間呢？
如果忽略樣本的普遍性，那么聽1980年代到慶豐工作的朋友說，那時慶豐還有地下“稀飯村”的，多子女的場員家庭收入微薄吃不飽飯，常年喝粥充饑，而娶不上老婆的老場員則自發(fā)“搭伙”家屬戶，勻出他們的收入予以貼補，家屬戶也眼開眼閉，勻出老婆“貼補”老光棍的生理需求。70年代中后期農場已經普遍加過工資了，但直到80年代還有這樣局部的“地下生態(tài)”，象傳說一樣，讓我覺得十分不可思議！
自我懂事到離開，一直生活在農場的“富人區(qū)”，即便偶爾去到分場隊里的同學朋友家，看到的也最多只是面上的貧窮，浮光掠影，而且家長們還會盡量拿出最好的東西招待我，這也是上海農場不同于其他農村的地方，大人們許多從舊上海這個大城市來，是養(yǎng)成在家咸菜泡飯，“出客”也要打扮得山清水秀的體面的，所以雖然他們展現(xiàn)在我面前的“光鮮”依然讓我覺得寒酸，但真正了解他們的生存品質卻是不可能的。
《老梁故事匯》里說到電影《1942》時這樣感慨：“人窮志短、馬瘦毛長”才是人性本質，真正能夠做到“人窮志不窮”的只是極少數，所以我們沒理由拿崇高的道德要求普通百姓……《1942》里老財主的女兒從小養(yǎng)尊處優(yōu)，且在西式學堂里受過很好的教育，逃荒伊始還帶著一只寵物貓象去旅游，老財主對她說糧食不夠吃了，別養(yǎng)貓了吧，她說：“把我的飯給貓吃就是了！”再后來，一家人更餓得不行了，老財主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對她說，把貓殺了給剛生育的嫂子補點營養(yǎng)吧。不想她立刻就答應了，而且加了一句：“貓湯也給我一碗！”再后來全家人粒米無炊了，正好有人要買媳婦，她對爹說：“三升小米，賣了我吧！”幸好沒賣成，一家人總算隨難民來到洛陽城外，此時城里有“拉皮條”的掮客出來招妓，為了五升小米，這位曾經不屑世俗的女子，主動從人群中擠出來“競爭”，說自己出身富家、受過良好教育，自愿進入娼門謀口飯吃！——在什么樣的生存狀態(tài)下，就有什么樣的道德！生，或者死，但沒有多少人會拿饑餓去“劈情操”，這便是《1942》給予我們最大的人道啟迪。
不知母親所說吃山芋藤的年代是否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天災抑或人禍也不是我們今天想厘清的話題，就象我的祖母當年究竟死于肝腫大，還是營養(yǎng)不良。總之，“院史”作為“非官方”的野史，給了我們農場人這樣一個數據：“1958～1962年2月止，因患浮腫病共死亡1505人”。同樣是“野史”（或傳說），應該在“國家困難時期”結束之前，局里把冉院長和從事醫(yī)療防保統(tǒng)計的袁經緯召去詢問“浮腫病”的死亡人數，他們如實匯報為1300多人，而上面接受不了這樣龐大的數字，幾經“修改”發(fā)布的數字不滿400。但數字只是個“游戲”，事實還是讓上面重新決策，一邊批評農場領導手里有錢卻不去買糧，一邊也確實到鹽城國庫里買來糧食，遏制了“浮腫病”在農場的繼續(xù)蔓延。
挽回了生命便是喚回良知，延伸的“鏈接”便是文革前農場最后的少教，有人說“他們當年的罪錯，許多放到今天來看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有些便是因為那個年代饑餓難捱，到水果攤、點心店或偷或搶水果、點心，被送到農場改造，在特殊的年代是“道德淪喪”的一群。但迄今為止，最可悲的倒是我們這群“衛(wèi)道士”的無情與愚昧，只是不分青紅皂白地盯著人家的那點“道德淪喪”，卻對那個狗急了也要跳墻的“特殊年代”視而不見。個個都高尚得象那個老財主優(yōu)雅的女兒，卻從都沒有置身處地觀照自我的能力：在生靈涂炭的時候，會不會為了五升小米，爭著去當窯姐?；蛘叻催^來說：為了有一口吃的茍且生命，老財主家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兒都搶著去當窯姐，一個貧窮的城市少年為一只大餅、兩只橘子去“小偷小摸”，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
回顧歷史是為了直面當下，評價他人是為了反觀自我，所以我覺得，回憶“三年自然災害”，不為那已經遠去的苦難本身，而為依然缺少的反省，普遍的人性本身是不太高尚、但也不太低劣的，迄今我們仍熱衷于追問生活里的種種“浮腫病”，到底是肝腫大在先還是營養(yǎng)不良在先，只是我們已經知道補充營養(yǎng)可以治愈（哪怕是緩解），為什么不可以擱置爭議，先給了浮腫病人營養(yǎng)再說？呵呵，對于沒有嘗到“三年自然災害”之苦的我來說，關于那個苦難歲月也只能浮夸地說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