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是父親，也是朋友——兒子眼中的章乃器作者：章立凡
他致信周恩來說：“我絕不能昧殺良心，做一個盲從錯誤乃至助長領導錯誤的誤國佞人，也不能做一個‘國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薄包h應該做導演，可是他們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又搞燈光，還當經(jīng)理”，“這種赤膊上陣的辦法是愚蠢的”，“他們把國家機器放在一邊，事事由黨包辦”，“一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不遵守法律，隨便用黨的名義破壞法律”，“反右斗爭是違憲的，憲法上只有公民，沒有什么內(nèi)部和外部的區(qū)別”。是父親，也是朋友——兒子眼中的章乃器
章立凡
章乃器在北京（20世紀50年代）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friends.”（你不能選擇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選擇你的朋友）。東方大國“階級路線”盛行年代，對“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訓導：“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
自1957年七歲時起，“章乃器”這三個字，就成了籠罩在我頭上的一片陰霾；二十三年后風水輪轉(zhuǎn)，如今又幾乎成了我的頭銜之一，總是有人在不同的場合提起。我自認為是一個獨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稱謂令人厭煩，總是要求媒體去掉，但今生今世恐無從擺脫。按血統(tǒng)定位后代，這是東方家族社會的思維慣性，或贊或罵都要加上“老家兒”（北京話讀作“老尖兒”）。
家庭出身不能選擇，將“朋友”兌換為“道路”，對我也沒什么兩樣。從小學時代起直到“文革”中，父親與我的關系更像是朋友，關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對我的人生道路確實有很大的影響。
“七君子”出獄時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一、生活的哲學
很多人都說父親是個工作狂，當糧食部長的時候，每天工作10-12小時，星期天也經(jīng)常不休息。罷職閑居后，只掛一個政協(xié)委員的頭銜，社會活動減少，但他依然勤奮，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時間放在讀書和記筆記上。他這種閱讀的習慣，不經(jīng)意中傳給了我。我真正的知識啟蒙，不是從上學開始，而是從閱讀開始。
我最早從閱讀中獲得知識，是來自一本《科學日歷》，里面有很多科學知識，還有不少著名科學家、文學家的簡介。稍長之后，父親推薦了兩種雜志——《知識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國際展望》，對我的成長影響比較大。這兩種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紅衛(wèi)兵抄家時，與其他藏書一道焚為灰燼了。
《知識就是力量》創(chuàng)刊于1956年，以介紹國際前沿的科技新知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動活潑，還有不少科學家的傳記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說，很適合我的口味。那時中國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國人一切都領先，故很多內(nèi)容譯自俄文。字里行間雖有意識形態(tài)痕跡，但畢竟是科普刊物，偏見相對比較少。像“大躍進”中的反科學說教，基本上未收納。中蘇交惡后，該刊?？?。
《展望》創(chuàng)刊于1950年，是一本國際文化交流雜志，有大量人文、地理、歷史、政情的內(nèi)容。這本雜志兼容并包，意識形態(tài)上比較開放，譯文來自世界各國，很大程度上開拓了我的人文視野，可惜60年代就被?？?。
那時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閱讀雜志是汲取知識最簡捷的途徑。我比較喜歡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當年潛移默化的結(jié)果。后來自己寫作，也是多用減法，注意將一切駢枝文字裁并刪除，力求簡潔。進入快餐式閱讀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后，帖子超過3000字就容易影響閱讀情緒，也不利傳播），這種讀寫習慣卻令我受益匪淺。近年一些報刊邀我開專欄，字數(shù)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間（這樣的字數(shù)也很適合網(wǎng)絡傳播），我能純熟地“螺螄殼里做道場”，將信息最大限度地濃縮到專欄文章中。
父親雖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書家，但他收藏的書，對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已經(jīng)很奢侈了。我愛讀各種雜書，例如《搜神記》、《山海經(jīng)》之類的神仙故事及各種稗史類書，這些書有不少是沒有標點的豎排本，我完全靠“硬讀”，學會了古文斷句，逐漸能夠自行閱讀儒家典籍和史書，并迷上了古典詩詞。父親愛讀老莊，向我推薦過《老子》和《莊子.秋水篇》，他還親自講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讀。這些閱讀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啟迪了對歷史、哲學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幾位藏書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鈞先生。父親常稱道邵老先生，說每次政協(xié)開會，老人手里都拿著一本書，邊開會邊讀。那時政協(xié)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實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質(zhì)量。后來，我也養(yǎng)成了隨身帶書閱讀的習慣。章伯鈞藏書相當豐富，記得父親從他家借來一套線裝足本《金瓶梅》，但不許我看。
父親書櫥里的《文史資料選輯》，那時還是灰皮的內(nèi)部發(fā)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從前清、北洋的遺老遺少，到國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時能在政協(xié)遇到。第一屆政協(xié)的紀念冊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冊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關注對象。我經(jīng)常纏著父親問他與這些人的關系，他會談起一些相關的往事，評價則有褒有貶。久而久之，我養(yǎng)成了一種對掌故的癖好，后來最終選擇歷史作為專業(yè)，與早年的閱讀及挖掘故事的愛好有極大的關系。
某次我發(fā)現(xiàn)一個隱秘的小壁櫥，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于紅軍長征一節(jié)的標題竟是“萬里流竄到陜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發(fā)現(xiàn)同一段歷史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令我十分震驚。此后，讀禁書成為我的一大愛好。
我進入中學時，開始問父親一些性知識問題，他也不避諱回答解釋?！拔母铩敝形医K于從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親當年不許讀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澤東恩準限量發(fā)行的“高干讀本”，每套書都有編號。后來又陸續(xù)找到《新階級》等一些內(nèi)部發(fā)行的灰皮書，打開了思維的另一道門。無論出于本能還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嘗，此乃人之天性。讀禁書的習慣延續(xù)至今，演變?yōu)樯暇W(wǎng)“翻墻”。
上小學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館落成。我去參觀后迷上天文，曾幻想當天文學家，父親比較贊同我將來從事自然科學，又為我訂了《天文愛好者》雜志。后來不斷遇到各種挫折，天文之夢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響到我性格的形成：對宇宙的好奇逐漸轉(zhuǎn)化為對事物規(guī)律的探索，這種思維境界有助于超脫現(xiàn)實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夢想是成為藝術(shù)家。上幼兒園的時候，比較喜歡捏橡皮泥，但繪畫能力較差，小學階段才陡然提高。我對美術(shù)的愛好，與父親的文物收藏有很大關系。那時最喜歡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櫥柜一個接一個地打開，輪番捧著錦盒中的古物，問父親這些東西的朝代和來歷，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還不時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漸漸我被熏染出一種好古之癖，但出于兒童心理，最感興趣的是古兵器，不時戴上父親收藏的古代頭盔，揮動沉重的青銅劍，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大將軍。
父親收藏的畫冊、法帖和印譜，也是我喜愛翻閱的東西。我對書法及繪畫的興趣，就是從《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訪蘇時帶回的列賓、蘇里柯夫的畫冊開始的。中學時代正值“階級路線”當?shù)?，我自知上大學無望，產(chǎn)生厭學情緒，癡迷于山水畫和篆刻，還用粉筆頭雕刻各種人像，藝術(shù)之夢即從那時開始。有天父親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書書體，我就專門跑到西單商場古舊書店，買了一本《說文解字》自己鉆研，無意中又引發(fā)了對文字學的興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詩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畫，一面是篆書，到處晃悠顯擺?！拔母铩北l(fā)后，大字報的書寫也大大提升了我的書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樓，父親的生活費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時到菜市場買些下水、豬肺之類價格便宜的東西，下廚做成溜肥腸、醬豬肚、豬肺湯等菜肴，以補充動物蛋白。父親的廚藝很不錯。我跟他學會了腌制臘肉，做“腌篤鮮”湯以及一種青田家鄉(xiāng)的特色風味——山粉餃。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開始散架。他找出兩條干魚鰾，熬成鰾膠，帶著我一起動手拼合粘黏，再用繩索綁緊，第二天解開繩子，整套家具修復如初。至今逢年過節(jié)，我都能下廚做幾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損壞時，也能親自動手修復。
未能成為藝術(shù)家，是我人生一大遺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擁有了足夠的想象力。從父親身上，我不僅學到了生活經(jīng)驗和動手的能力，也學會了生活的哲學。
1957年，章乃器在“反右”斗爭會上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獄”的同室難兄鄒韜奮先生，曾對父親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剛強的方面，但卻不是無理的執(zhí)拗；他和朋友討論問題，每喜作激烈的爭辯，只要你辯得過他，他也肯容納你的意見，否則他便始終不肯讓步。有些朋友覺得他在爭辯的時候有時未免過于嚴厲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純潔的，是很熱烈的，一點沒有什么惡意?！?br />父親不諱言自己“好辯”的個性，他寫文章也很注重說服力，曾向我介紹經(jīng)驗說：我撰文立論注重邏輯，經(jīng)常會為反方假設一位辯護士，提出種種反對自己的理由，通過交互質(zhì)證導出正確的結(jié)論。他在“反右”時曾多次舌戰(zhàn)群儒，甚至與總理面折廷爭。周恩來曾承認“他們說不過你”，后來又說“辯論起來我們?nèi)硕?，你說不過我們的”。父親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論，主要是對民主與法制、階級關系、個人崇拜、干部作風的意見，并未超越毛澤東提出的“六條標準”，但他只問真理不畏權(quán)勢，被認為“態(tài)度頑固”而加重處分，撤職令下達時排名“頭號右派”。
最近，有位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寫了本書，其中有專文記述章乃器，引用了父親的政協(xié)發(fā)言、致周恩來書信，以及他的言論簡報和朋友們打的小報告。讀后勾起了我對當年場景的回憶，也解答了一些記憶中的問號。本文將引用其中的部分內(nèi)容。
父親一直主張獨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協(xié)大會的書面發(fā)言中，對“大躍進”提出質(zhì)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xù)四次發(fā)言，就經(jīng)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fā)表意見：
潘漢年、胡風沒有審判，憑什么把他們逮捕扣押幾年，這不是違反憲法么？關于右派處理辦法，黨中央國務院聯(lián)合發(fā)出指示，就是違反憲法。在反右時，《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為他是頭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論罪云云，這是司法機關的判詞，《人民日報》有什么資格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quán)？機關可以判處右派，判處勞動教養(yǎng)，而勞動教養(yǎng)是巧立名目的勞動改造，機關有什么權(quán)力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quán)？
……既是敵我矛盾，又作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哪里來的這些辯證法？這是對憲法的蹂躪。
現(xiàn)在只提12條、60條、70條，就是沒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憲法106條。經(jīng)過1億5千萬人制定的憲法。1957年群眾運動一來就被忘記了，怎么能使群眾信服？現(xiàn)在政府法令沒有威信，群眾奉公守法精神不夠，司法機關知法犯法。
1957年我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擊。在舊時代，我們說“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現(xiàn)在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沉默了。”現(xiàn)在是“言者有罪，聞者惱怒”。
父親針對“大躍進”的反科學蠻干，提出：這些年來由于缺乏常識造成很多缺點和錯誤，主張開展一個恢復常識的運動，來教育那些不懂常識的人。比如：學生以讀書為主，教師以教學為主，科學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礎，這些本來連小學生都懂的普通常識，現(xiàn)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領導人講話，重新來規(guī)定這些定義，豈不笑話？他舉例說：
《人民日報》經(jīng)常發(fā)表一些違反常識的文章，如現(xiàn)在各地糾正了“一平二調(diào)”，而《人民日報》還在宣傳“大河有水小河滿”，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平二調(diào)’的思想基礎。
……有些教條主義理論家，還在宣揚家庭是上層建筑，也可以消滅。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1958年這個時期，我們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參加婦女隊，男的參加突擊隊，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協(xié)作關系打掉了。
他發(fā)言之后曾對人說：我的發(fā)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發(fā)言時會場寂靜，但見會心的微笑與嘆服的點頭。
在我的記憶中，1962年初曾見父親連續(xù)數(shù)日伏案寫提案，我看了內(nèi)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不久，他在三屆全國政協(xié)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兩份提案，我擔心地問會不會招來新的麻煩，他回答：“不好說，反正提案已經(jīng)印發(fā)給每一位委員?！?br />提案之一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制，提高社會公德，并加強企業(yè)、機關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對1957年被劃“右派”的抗爭。事前他對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會推出午門斬首，也不會凌遲處死，最多把政協(xié)委員去掉”，“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他在提案中說：
《憲法》第85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認為：“在機關、企業(yè)中，非黨的正職必須服從黨員的副職，非黨的上級必須服從黨員的下級，而且認為這樣才算接受黨的領導，否則就是反黨，這就顯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黨在國家工作者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是通過法令規(guī)章的制定和實施以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是通過思想教育以貫徹黨的主義，而僅僅是通過黨組書記、黨委書記甚至黨員個人的特殊地位來實現(xiàn)，那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全國造成千千萬萬個宗派主義的獨立王國，造成分散主義的混亂！離開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片面強調(diào)組織性乃至人的依附關系，是不能不走上只問親疏、不問是非的危險的宗派主義道路。
他在引用憲法第87條、89條關于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guī)定后說，“在群眾斗爭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黨’的‘帽子’，他就被剝奪了言論的自由，甚至是答辯的自由，……當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得不到尊重的時候，還能談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說：“民無信不立，國家必須以嚴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對憲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國家事業(yè)莫大的不幸”，是“建國12年來最大的一筆浪費”！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嚴”的今天，反觀父親近半個世紀前的言論，不過是重申了常識，而在當時被認為是向黨“猖狂進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過決議，開除了其創(chuàng)始人章乃器的會籍。同年3月，他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職務也被撤銷。一連串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打擊接踵而來，但父親不為所動，他致信周恩來說：“我絕不能昧殺良心，做一個盲從錯誤乃至助長領導錯誤的誤國佞人，也不能做一個‘國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童小鵬記錄周恩來關于摘掉章乃器右派帽子的三條指示
三、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
從“反右”時起，我開始關心時事，小學三年級時，已能較為順暢地讀報。對兒童來說，比同齡人早熟，或許是一大不幸，這是那個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隨著我年齡的增長，父子間的交流也多了起來，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甚至爭論。我們的交鋒是從中蘇論戰(zhàn)開始的，他對批判修正主義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及議會道路是正確的，說外交部變成了“外攻部”。我那時每天在學校接受“革命”教育，當他點評某件時事之際，我會嘗試引用老師或報刊的說教來抗辯，辯論中很快自行發(fā)現(xiàn)這些論據(jù)站不住。
他是一個通讀了馬恩列斯著作并有獨立見解的人，也向來不把背誦教條的“理論家”們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國外的一份研究資料說“章乃器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得知后頗有幾分得意。他雖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底氣。
討論政治問題時，我總是擔心壁中有耳。按理說這不是一名學生考慮的問題，但自從讀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親：在家說話也要當心。他對我的話很反感，認為自己坦坦蕩蕩，所有的觀點都可以公開。
父親的這類言論，也被陸續(xù)匯報上去。例如：“黨應該做導演，可是他們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又搞燈光，還當經(jīng)理”，“這種赤膊上陣的辦法是愚蠢的”，“他們把國家機器放在一邊，事事由黨包辦”，“一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不遵守法律，隨便用黨的名義破壞法律”，“反右斗爭是違憲的，憲法上只有公民，沒有什么內(nèi)部和外部的區(qū)別”。他還指出：
把“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引用到政治上，我們的人民都是舜堯，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國家無法制，社會無信義，企業(yè)機關無管理的現(xiàn)象。
造成三年困難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義；二是供給制思想；三是只要黨、不要國家的“無國家主義”。
蔣介石的天下是馬上得之，馬上失之；共產(chǎn)黨是靠群眾運動得之，這幾年又以群眾運動治之。如果不是轉(zhuǎn)得早，恐怕要垮在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來信中也說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守之’……在革命時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國家之后，還能再草莽下去嗎？”這一年年底，他總結(jié)了從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條經(jīng)驗教訓，其中談到：
四年來的經(jīng)驗證明，沒有黨外民主，就更加沒有黨內(nèi)民主；沒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沒有農(nóng)村民主。而沒有民主，自然就會發(fā)生浮夸風、瞎指揮風，以致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等。
片面強調(diào)組織性，而把原則性削弱了，就可能變成宗派。以親疏定好惡，以好惡定賞罰、定是非，就是宗派主義，所以宗派主義只要組織性，不要原則性。
1963年父親曾預言：“一個統(tǒng)治階級浮夸到這種程度，沒有民主，不要批評，上下欺蒙，不說真話。必然要發(fā)生嚴重問題?！边@一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第二年又發(fā)動了“四清運動”，階級斗爭成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圣旨。他認為制造階級斗爭是“無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說：“官僚主義、過火的斗爭和唯成分論都是造成不滿的根源?！斐蛇@種形勢之后，又利用它作為進行階級斗爭的理論根據(jù)和事實根據(jù)。這樣搞下去，勢必造成階級斗爭的循環(huán)發(fā)展?！?br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兩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終于爆發(fā)，將國家拖入一場長達十年的大災難，這場浩劫結(jié)束時，國民經(jīng)濟再度到了崩潰的邊緣。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寫過一封致周恩來的萬言長信，對“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來對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的曲解，給國家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造成了破壞，導致了全社會的嚴重災難。其中談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這么一些人，他們認為，專政就是要將數(shù)以千萬計的被專政者宣布為可以讓他們?nèi)我怩遘k、侮辱乃至屠殺的奴隸、賤民或墮民，或帝國主義眼下的有色人種，而且不許呻吟一聲，更不許喊冤叫屈。然后他們才算志滿意得地當上新老爺。為要保證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還必須把被專政者隔離開來，免得他們的聲音外傳、上達。
1975年，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掉父親的“右派”帽子，周恩來當時有三條指示：
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國內(nèi)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
三，在國內(nèi)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
同年4月25日，父親的老朋友陳云出面約他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決定。就這樣，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父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br /> 2004年9月7日，我訪問了這次談話的當事人之一張勁夫老人。他回憶當時場景說，談話是在人民大會堂南門的一個小房間里進行的：“章先生聽了之后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我和陳云兩個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錯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滿意了?！彼€不無歉意地對我說：“我們黨對不起章先生?！?/p>
章乃器獄中手跡（1937年6月23日）
四、遺愛與遺訓
父親的老友許漢三曾回憶說：“我和他交往幾十年，看到他辦事情，總是要實事求是，在參與會議或商量事情時，或贊成或反對，總是態(tài)度明朗不作模棱兩可之詞。遇到情況特殊，勢炎逼人，不能反對的時候，他寧肯沉默不語，也不作違心之論，以表茍同。”
他的個性清高孤傲，最反對唯唯諾諾，最看不起阿諛逢迎。他自稱：“我素來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請客，不送禮?！眹跽心苡闷渌L容他做事，隨著個人崇拜的增長和逆淘汰體制的形成，這種個性的人不僅領袖不喜，同僚也無法見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個甲子后再看官場，潛規(guī)則也容不下這種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沒什么特殊感覺。他周圍的人個個有名，對我而言，父親僅僅是父親。1957年父親遭批判時，我尚年幼懵懂。從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錯誤了。但父親堅持自己的見解，聲稱：“部長、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總是要做的。”“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我來認錯，而是他們要糾偏?！彼€自撰對聯(lián)一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br />
今年父親節(jié)，我重讀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書，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紅八月”之難五周年時，父親的一封五千字長信，我至今引為遺訓。
他在信中回顧平生憂患：辛亥革命時十五歲，從浙江麗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軍；為了國家的利益，兩次自毀家業(yè)；過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動走向抗日游擊山區(qū)……。
父親談到了誠信做人的原則：
老實是我一生的特點。我記得曾經(jīng)告訴你，當我還是一個淳樸的山鄉(xiāng)孩子的時候，讀到當時小學教科書國文，內(nèi)中寫了宋朝的司馬光和美國的華盛頓終身不妄語的故事，給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長期在銀行工作。在銀行工作要講究言而有信——講信用。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實的性格。我曾經(jīng)因此吃了多次的虧，但我始終不悔，因為覺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過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是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大公無私的人。
他一生曾經(jīng)滄海，始終堅守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晚年身處逆境，“文革”橫遭暴力，全憑頑強的意志和堅強的體魄硬挺下來，活到八十高齡。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經(jīng)常對我講起的，且時時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jié)自許。
父親在信中還談論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議我用氣功療法，自療當時所患的胸膜炎，并說：“人決不可以嬌慣自己，更不可以嬌慣下一代?！泵孔x至此，我腦海中就會閃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風雪交加，本來準備回學校的我，畏縮著不想走。父親激勵說：“做人就要有一股沖風冒雪的勁頭！”堅決把我打發(fā)出門。多少年來，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難挫折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沖風冒雪”的教誨。
他在信中還現(xiàn)身說法，談到當公仆須親力親為，歡迎批評，并強調(diào)無論對待親人還是群眾，都要懷有滿腔熱情：
不但對你，對別人也是如此；不但現(xiàn)在，過去也是如此。當部長的時候，群眾來信提出重要問題，也是親筆答復，而且也往往是下筆千言的。但你應該知道，一個七十多歲的人這樣對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讀，不要再辜負我的一片好意。特別歡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見，能駁倒我。這就證明你真正重視我的信了，我當然高興。歡迎別人批評我的言論，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親一生親歷前清、北洋、國民政府和革命政權(quán)，在人為制造階級斗爭的瘋狂年歲月中，他堅持反對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認為“一個民族的偉大，一個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傳統(tǒng)的，絕不可能一個早上從天上掉下來的。”
“朋友”式的父親確實影響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個全民盲從的年代，社會言論無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堅持獨立思考的種種言傳身教，有意無意間令我養(yǎng)成了“為什么”式的逆向思維，并在日后的學術(shù)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將至，前輩們的背影漸行漸遠，“文革再來”的召魂重現(xiàn)江湖，某個地方又發(fā)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鼓噪，而且號稱“旗幟鮮明”。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國民性”傳統(tǒng)，至今缺乏客觀、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歷史周期律，通過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屏蔽歷史，才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獨立思考，仍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風雨讀書樓
《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