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的煙癮很大,甚至在陪我去參觀南京大學的時候,在車里也不斷地抽煙。不過老人的思路很清楚,非常健談。正是因為三十年,他曾寫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重要文章,幾十年來,采訪他的人不斷,他也很清楚記者需要了解什么,所以,能夠滔滔不絕地講述出每一個細節(jié)。
我首先是對于當年這篇文章、為什么竟是出自南京大學政治系(哲學系的前身)一位43歲的普通教師之手感到很好奇。胡福明的解釋是,因為“南大“曾經(jīng)是文革的重災區(qū)——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老百姓最強烈的就是希望平反大批的“冤假錯案”,而南大在文革期間被公開審查的、成立專案組的,抓起來的、關(guān)起來的就有1500多人,而那會兒南大的教師員工還不足一萬人,可想受打擊迫害的面有多寬。胡福明自己盡管“根紅苗正”,但從1966年之后,也不斷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做為一名長年研究政治、哲學的學者,他認為自己很習慣性地從旁觀者的角度,冷靜思考問題,也更容易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從本質(zhì)上產(chǎn)生懷疑和抵制。
我問他:“寫這篇文章,您真的沒有得到過中央哪個領(lǐng)導的授意嗎?”
胡福明笑道:“絕對沒有。我那時只是南京大學的一個小教員,本人的親戚朋友里,沒有一個是高官厚祿的。這是我自己悟出來的,其實你只要是對馬克斯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熟悉,就不會那么輕易地信什么造神運動,什么天才論、凡是論。對此我非常反感!”
盡管當時的“公安六條”并沒有解禁,誰若敢說毛主席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錯的、或者對中央的現(xiàn)實政策有一點質(zhì)疑,就很可能會被當成“反革命”、遭受極為嚴厲的刑事處罰,但是,胡福明依舊決定冒這個風險,堅持講真話!“我歷史上最佩服的人是譚嗣同?!彼f,“而在當時,我也看到許多人都公開批評文化大革命,這是人民的力量!我是做理論工作的,要批判現(xiàn)實,我得找到一個突破口!……”
胡福明說,自己在動筆寫這篇文章之前,其實已經(jīng)在《南大學報》上發(fā)表過一些關(guān)于探討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這也算是一種思想的摸索和積淀,而最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則是1977年秋天應《光明日報》哲學版的約稿而完成的。后來修改時,他又在標題上加上了“一切”兩字,成為了《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最后發(fā)表時,“一切”又被改掉,后面加上了“唯一”,這才形成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過胡福明認為,“一切”和“唯一”都是一個意思,只是回看原文,胡福明還覺得有些遺憾——盡管自己緊緊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擔心“誅連九族”,還是寫得還是過于謹慎了,因為不敢直接點名批“兩個凡是”,他就批“天才論”;因為怕被“抓辮子”,他就大量引用馬恩列斯毛著作的原文原句,“現(xiàn)在看起來,最大的缺點就是到處摘引語錄”。
稿子寄出后,仿佛是“石沉大?!钡膸讉€月后,北京方面來消息了,說是他的稿子“很好”,還要將其他一些同志的觀點和稿件融合其中,并且已得到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的首肯,希望他能赴京改稿。后來再刊發(fā)的時候,《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也也征詢過他的意見,說為了更強調(diào)文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此文不署個人名字,而冠以“本報特約評論員”,胡福明對此也表示認可。1978年5月11日,這篇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終于得以發(fā)表,并影響了整個時代!
大約直到1982年,《光明日報》在評選優(yōu)秀社會科學論文的時候,這篇文章才被署上了“胡福明”的名字,對于此,近年原中央黨校研究室的孫長江先生在所寫的回憶錄中,表達了某些不滿——按照孫先生的說法,當時他與吳江正好也在寫同一篇主題文章,后來《光明日報》所發(fā)表的文章,是在“胡文”與“孫文”的基礎(chǔ)上重新整合的,只是署“胡福明”一人的名字不妥。為此,我當面向胡福明求證。他說自己“聽說過此事”,而且承認,文章也是經(jīng)過編輯部修改的,“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但是具體情況還不甚了解。他說自己寫這篇文章(包括修改),并非是一個人離群索居而完成的,最早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自己和南大的幾個教師去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所以其主要觀點的形成、文字的修改潤色、直到發(fā)表都是有許多人見證的,他強調(diào)道:“中國當時不是我一個人在考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批判‘兩個凡是’是時代的要求,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心愿,我僅僅是所有發(fā)表意見者的其中之一!”他頓了一下說:“要說有什么特點,就是我比他們寫的早了一點點罷了。”
胡福明笑著說,那時候文章一發(fā)表,各種輿論都出現(xiàn)了,他自己已經(jīng)做好了心理準備,“可能要坐牢”!直到得知鄧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對“兩個凡是”進行了批評,他才算如釋重負,“我知道我不會再坐牢啦!”

這篇文章,也令胡福明后來的生活發(fā)生了重大改變——他離開了南京大學教書的崗位,徹底走上仕途,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省委黨校校長、直到省政協(xié)主席、省委常委。
我問他:“這是你的本意嗎?”
胡福明說:“當然不是。很簡單——我是一個書生!寫文章惟愿直抒胸臆,從未想過發(fā)財、當官的事情。坦誠的說,我之所以走上仕途,也只能說是服從組織安排,但我覺得教書、研究學問我可能還有一點經(jīng)驗,從政,毫無經(jīng)驗!”
我接著問道:“那您如果評價一下您這幾十年的從政經(jīng)歷呢?”
胡福明回答得很干脆:“基本失敗?!?/p>
看到老人能如此坦誠,我的心態(tài)也放開了,提問也愈發(fā)有些“不客氣”。
我說:“最為一名理論工作者,人們提到胡福明,總能想到您1977年、1978年的那篇文章,但是寫完這篇文章之后,好象您就毫無理論建樹了……”
或許這句話,對文人而言屬于明顯的一種挑釁,胡福明馬上反駁道:“1981年,在上海開了一個關(guān)于社會主義問題的理論討論會,我曾講了三個小時,當年我就提出來一個叫‘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特點’,后來這篇文章發(fā)表了,據(jù)搞社會科學的同志說,這篇文章實際上跟后來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
他停頓了一下,我從他眼神中感受到明顯的一種失落,他接著說:“真是如你所說的,后來我從政了,兩個原因影響了我的理論研究,一個原因是實在忙,雜物太多,套話、空話也講了不少;第二個原因,講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為你隨時隨地都要考慮你的講話與文件、會議精神是不是一致,很難有獨立思考了!”
“您是說,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像當年一樣寫出那樣一篇文章了?”我問。
“不可能!”胡福明的回答很簡明,“那是時代激發(fā)出來的,只有那個亂世,才會出如此重要的文章!我坦誠的說,今后我不希望再產(chǎn)生這樣的文章,更不要出那樣的時代了,正常的、平穩(wěn)發(fā)展的健康社會,是不可能一篇學術(shù)文章引起舉國轟動的?!?/p>
我們的談話,不再囿于對于三十年前那場“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回顧了。
我問胡福明:“現(xiàn)在我們?nèi)栽谟懻撊绾谓夥潘枷?,您看來首先該在什么地方解放??/p>
他說:“根本是要樹立科學發(fā)展的思想,經(jīng)濟體制改革要深化得同時,更要大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要充分發(fā)揚民主,要依法治國,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得更明白一些,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選舉權(quán)、表達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參與權(quán)。沒有民主,勢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亂作為、不作為,甚至腐敗嚴重!現(xiàn)在很明顯,一把手說了算,一把手很難監(jiān)督,我把這叫做‘權(quán)力真理化現(xiàn)象’——誰的官大,誰的話就是真理,那么三十年前,我們的真理標準討論又有什么意義呢?這不又成了文革期間獨斷專行、領(lǐng)導天才論、一句頂一萬句的翻版了?你看看,建國后28年間,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所犯的那么多重大的錯誤,哪一條跟缺少民主沒有關(guān)系?哪一條都跟壓制黨內(nèi)民主、壓制人民民主相聯(lián)系,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什么?就是解放人民思想,也就是民主運動!……”
我去采訪他的時候,正是楊佳故意殺人案在上海開庭一審的時期,胡福明對于這個案子所透露出的深層次的原因,感到十分憂慮,他屢屢對我講:這個案子號稱“公開審理”,但實際上許多內(nèi)容都不夠公開:譬如楊佳殺人的動機,警察在處理楊佳所謂“偷車案”中究竟有哪些違背執(zhí)法規(guī)定,均都語焉不詳。這就難免會遭到社會的廣泛猜測,導致對執(zhí)政者的信任危機。
我說:“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原則很簡單,公平源于制約,信任基于透明。”
胡福明沉吟了半晌,慢慢地說:“是啊,共產(chǎn)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像某些人所講的,為了維護政治的穩(wěn)定,就可以侵害、乃至犧牲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剝奪人民群眾的知情權(quán)、表達權(quán)、特別是參與權(quán),那么他們所維護的也必定是一己之掌權(quán)私利,而絕不是增進人民大眾的福祉!”
這時,我依然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胡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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