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胡福明的煙癮很大，甚至在陪我去參觀南京大學的時候，在車里也不斷地抽煙。不過老人的思路很清楚，非常健談。正是因為三十年，他曾寫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重要文章，幾十年來，采訪他的人不斷，他也很清楚記者需要了解什么，所以，能夠滔滔不絕地講述出每一個細節(jié)。
我首先是對于當年這篇文章、為什么竟是出自南京大學政治系（哲學系的前身）一位43歲的普通教師之手感到很好奇。胡福明的解釋是，因為“南大“曾經(jīng)是文革的重災區(qū)——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老百姓最強烈的就是希望平反大批的“冤假錯案”，而南大在文革期間被公開審查的、成立專案組的，抓起來的、關(guān)起來的就有1500多人，而那會兒南大的教師員工還不足一萬人，可想受打擊迫害的面有多寬。胡福明自己盡管“根紅苗正”，但從1966年之后，也不斷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做為一名長年研究政治、哲學的學者，他認為自己很習慣性地從旁觀者的角度，冷靜思考問題，也更容易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從本質(zhì)上產(chǎn)生懷疑和抵制。
我問他：“寫這篇文章，您真的沒有得到過中央哪個領(lǐng)導的授意嗎？”
胡福明笑道：“絕對沒有。我那時只是南京大學的一個小教員，本人的親戚朋友里，沒有一個是高官厚祿的。這是我自己悟出來的，其實你只要是對馬克斯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熟悉，就不會那么輕易地信什么造神運動，什么天才論、凡是論。對此我非常反感！”
盡管當時的“公安六條”并沒有解禁，誰若敢說毛主席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錯的、或者對中央的現(xiàn)實政策有一點質(zhì)疑，就很可能會被當成“反革命”、遭受極為嚴厲的刑事處罰，但是，胡福明依舊決定冒這個風險，堅持講真話！“我歷史上最佩服的人是譚嗣同?！彼f，“而在當時，我也看到許多人都公開批評文化大革命，這是人民的力量！我是做理論工作的，要批判現(xiàn)實，我得找到一個突破口！……”
胡福明說，自己在動筆寫這篇文章之前，其實已經(jīng)在《南大學報》上發(fā)表過一些關(guān)于探討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這也算是一種思想的摸索和積淀，而最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則是1977年秋天應《光明日報》哲學版的約稿而完成的。后來修改時，他又在標題上加上了“一切”兩字，成為了《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最后發(fā)表時，“一切”又被改掉，后面加上了“唯一”，這才形成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過胡福明認為，“一切”和“唯一”都是一個意思，只是回看原文，胡福明還覺得有些遺憾——盡管自己緊緊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擔心“誅連九族”，還是寫得還是過于謹慎了，因為不敢直接點名批“兩個凡是”，他就批“天才論”；因為怕被“抓辮子”，他就大量引用馬恩列斯毛著作的原文原句，“現(xiàn)在看起來，最大的缺點就是到處摘引語錄”。
稿子寄出后，仿佛是“石沉大?！钡膸讉€月后，北京方面來消息了，說是他的稿子“很好”，還要將其他一些同志的觀點和稿件融合其中，并且已得到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的首肯，希望他能赴京改稿。后來再刊發(fā)的時候，《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也也征詢過他的意見，說為了更強調(diào)文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此文不署個人名字，而冠以“本報特約評論員”，胡福明對此也表示認可。1978年5月11日，這篇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終于得以發(fā)表，并影響了整個時代！
大約直到1982年，《光明日報》在評選優(yōu)秀社會科學論文的時候，這篇文章才被署上了“胡福明”的名字，對于此，近年原中央黨校研究室的孫長江先生在所寫的回憶錄中，表達了某些不滿——按照孫先生的說法，當時他與吳江正好也在寫同一篇主題文章，后來《光明日報》所發(fā)表的文章，是在“胡文”與“孫文”的基礎(chǔ)上重新整合的，只是署“胡福明”一人的名字不妥。為此，我當面向胡福明求證。他說自己“聽說過此事”，而且承認，文章也是經(jīng)過編輯部修改的，“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但是具體情況還不甚了解。他說自己寫這篇文章（包括修改），并非是一個人離群索居而完成的，最早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自己和南大的幾個教師去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所以其主要觀點的形成、文字的修改潤色、直到發(fā)表都是有許多人見證的，他強調(diào)道：“中國當時不是我一個人在考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批判‘兩個凡是’是時代的要求，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心愿，我僅僅是所有發(fā)表意見者的其中之一！”他頓了一下說：“要說有什么特點，就是我比他們寫的早了一點點罷了。”
胡福明笑著說，那時候文章一發(fā)表，各種輿論都出現(xiàn)了，他自己已經(jīng)做好了心理準備，“可能要坐牢”！直到得知鄧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對“兩個凡是”進行了批評，他才算如釋重負，“我知道我不會再坐牢啦！”
這篇文章，也令胡福明后來的生活發(fā)生了重大改變——他離開了南京大學教書的崗位，徹底走上仕途，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省委黨校校長、直到省政協(xié)主席、省委常委。
我問他：“這是你的本意嗎？”
胡福明說：“當然不是。很簡單——我是一個書生！寫文章惟愿直抒胸臆，從未想過發(fā)財、當官的事情。坦誠的說，我之所以走上仕途，也只能說是服從組織安排，但我覺得教書、研究學問我可能還有一點經(jīng)驗，從政，毫無經(jīng)驗！”
我接著問道：“那您如果評價一下您這幾十年的從政經(jīng)歷呢？”
胡福明回答得很干脆：“基本失敗?！?/p>
看到老人能如此坦誠，我的心態(tài)也放開了，提問也愈發(fā)有些“不客氣”。
我說：“最為一名理論工作者，人們提到胡福明，總能想到您1977年、1978年的那篇文章，但是寫完這篇文章之后，好象您就毫無理論建樹了……”
或許這句話，對文人而言屬于明顯的一種挑釁，胡福明馬上反駁道：“1981年，在上海開了一個關(guān)于社會主義問題的理論討論會，我曾講了三個小時，當年我就提出來一個叫‘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特點’，后來這篇文章發(fā)表了，據(jù)搞社會科學的同志說，這篇文章實際上跟后來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
他停頓了一下，我從他眼神中感受到明顯的一種失落，他接著說：“真是如你所說的，后來我從政了，兩個原因影響了我的理論研究，一個原因是實在忙，雜物太多，套話、空話也講了不少；第二個原因，講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為你隨時隨地都要考慮你的講話與文件、會議精神是不是一致，很難有獨立思考了！”
“您是說，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像當年一樣寫出那樣一篇文章了？”我問。
“不可能！”胡福明的回答很簡明，“那是時代激發(fā)出來的，只有那個亂世，才會出如此重要的文章！我坦誠的說，今后我不希望再產(chǎn)生這樣的文章，更不要出那樣的時代了，正常的、平穩(wěn)發(fā)展的健康社會，是不可能一篇學術(shù)文章引起舉國轟動的?！?/p>
我們的談話，不再囿于對于三十年前那場“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回顧了。
我問胡福明：“現(xiàn)在我們?nèi)栽谟懻撊绾谓夥潘枷?，您看來首先該在什么地方解放？?/p>
他說：“根本是要樹立科學發(fā)展的思想，經(jīng)濟體制改革要深化得同時，更要大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要充分發(fā)揚民主，要依法治國，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得更明白一些，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選舉權(quán)、表達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參與權(quán)。沒有民主，勢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亂作為、不作為，甚至腐敗嚴重！現(xiàn)在很明顯，一把手說了算，一把手很難監(jiān)督，我把這叫做‘權(quán)力真理化現(xiàn)象’——誰的官大，誰的話就是真理，那么三十年前，我們的真理標準討論又有什么意義呢？這不又成了文革期間獨斷專行、領(lǐng)導天才論、一句頂一萬句的翻版了？你看看，建國后28年間，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所犯的那么多重大的錯誤，哪一條跟缺少民主沒有關(guān)系？哪一條都跟壓制黨內(nèi)民主、壓制人民民主相聯(lián)系，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什么？就是解放人民思想，也就是民主運動！……”
我去采訪他的時候，正是楊佳故意殺人案在上海開庭一審的時期，胡福明對于這個案子所透露出的深層次的原因，感到十分憂慮，他屢屢對我講：這個案子號稱“公開審理”，但實際上許多內(nèi)容都不夠公開：譬如楊佳殺人的動機，警察在處理楊佳所謂“偷車案”中究竟有哪些違背執(zhí)法規(guī)定，均都語焉不詳。這就難免會遭到社會的廣泛猜測，導致對執(zhí)政者的信任危機。
我說：“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原則很簡單，公平源于制約，信任基于透明。”
胡福明沉吟了半晌，慢慢地說：“是啊，共產(chǎn)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像某些人所講的，為了維護政治的穩(wěn)定，就可以侵害、乃至犧牲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剝奪人民群眾的知情權(quán)、表達權(quán)、特別是參與權(quán)，那么他們所維護的也必定是一己之掌權(quán)私利，而絕不是增進人民大眾的福祉！”
這時，我依然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胡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