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惯@是孟子筆下的春秋亂世,說來悲傷,但我們或許要感謝它讓人類擁有了一位劃時代的文化英雄:孔子。
孔子的貢獻在當時是不容易看出來的,畢竟后世美名為「周游」的列國之行常是顛沛流離,「喪家狗」的模樣連豪氣干云的子路都忍不住向老師怒問「君子亦有窮乎?」意在撥亂反正的《春秋》經世之書,事實上也不像孟子宣稱的那樣讓「亂臣賊子懼」,時代畢竟走向了更暴亂的戰(zhàn)國。其實在任何時代,都不容易看出孔子的貢獻,因為他留下的,是一份給不了的財產:要你自己找,可你一定找得到,它也不難找,一找著了就無有窮盡。它是你的真誠。
「承禮啟仁」是孔子帶給人類文明最大的禮物。他洞見到調和群體秩序、安頓人心、臻向人文之美不可或缺的內在力量,揭示了社會的形式規(guī)定要有來自人性的溫暖內涵。這樣的力量與內涵在你我身上都可以找到,在孔子深刻的教誨里,它具體實現為人人都可以自主成就的人格典型:君子。
為「君子」正名
在孔子之前,「君子」稱呼的通常是統(tǒng)治階層如國君、貴族、官員,其中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來學習禮樂的卿大夫子弟。除此之外,有時候也用來指稱社會賢達??鬃颖A袅诉@些用法,可是他還要循名責實,也要因實定名,因為當時有太多人擔當不起「君子」的稱呼。
循名責實的主張,針對的是封建貴族尸位素餐、挾勢弄權的時弊。當時有太多徒具其名、虛有其表的「君子」,他們享受封建體制帶來的權位與財富,卻沒有承擔起應當的政治責任,楚楚的衣冠下更多想的是營私結黨而不是為百姓國家謀福祉。這樣的人一多,世道怎能不每況愈下。所以當齊景公請教政治的根本道理,孔子回答他:領袖要有領袖的樣子,官員要有官員的樣子,父親、孩子也是,在什么位置上,不但要做到應盡的職分,更要把成為楷模當作目標,不可以不負責任甚至假公濟私。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會的規(guī)范與分工全然敗壞了,誰又自信能過得安穩(wěn)甚或存活下去?
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來易懂,卻不容易做到,也好像不是非做不可。譬如理解這道理的齊景公,依然把自己的富貴看得比百姓民生重要,《論語》記載他的遺產有四千匹馬(可以想象成四千輛寶馬),可是卻沒有留下一點能讓百姓稱述的德行。非得這么做嗎?孔子能給我們怎樣的說法?
非如此不可?
作為政治領袖或實務官員的君子,如果負責任辦事,政治社會的運作就會走在正軌,百姓與自己的生活都會受到禮法規(guī)范的穩(wěn)定保障。從效益的層面來看,這是盡責謀事的合理理由。理想上要是君子都這么做,何愁不是太平治世?問題在于人都有「血氣」,也就是隨著身體而有的本能與欲望;再者,現實上社會要維持一定的秩序,只需要好事的質量比壞事多些就可以,那為什么不能稍稍放縱追求私利呢?顯然,只談「效益」不足以要求君子非如此不可,也不足以說服他戒惕自己的血氣。
除了針對血氣的「君子三戒」,孔子還說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認為君子臨到死時如果沒有好名聲讓人稱述,自己也會覺得遺憾。談「名譽」足以要求君子嗎?遺憾的是,歷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反例,像是齊景公這位「君子」,顯然重視自己的權勢財富勝過福國利民的名譽,并且他雖然傷人利己,在效益面也算得到善終的「己利」。說得直接些,縱使訴諸歷史評價,活著也不在意毀譽的人,又怎會掛慮身后的史筆?
效益、名譽、賞罰、報應……,我們可以想象各種各樣的名目,可是這些外在約束終究構不成「非如此不可」的充足理由,它們都可以被斤斤計較。周王朝陷于亂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禮樂的規(guī)制沒辦法單靠外在力量來維持,它需要自主自律的內在動力,否則一旦約束力減弱甚至崩解,誰還愿意遵守規(guī)矩,誰不想要放縱情欲?所以孔子要連系人的自然本性與價值實現,說出倫理與社會規(guī)范的根由。
承禮啟仁
周公制禮作樂,是要透過禮教讓國家的運作、資源的分配具有節(jié)度秩序,讓人際情感與社會善良風氣得以維系,借由樂教讓人情的欲求得以諧和涵養(yǎng)??鬃诱f「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正是對禮樂化成人文的理想致上最高的贊揚;他「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宣稱,也表明自己要肩負起承傳文化的重任。于是面對禮壞樂崩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解方:承禮啟仁。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埂付Y」難道只是指玉帛這些器物,難道只是養(yǎng)生送死的形式嗎?不是的。作為一種文化,禮一樣有其用以表現的器物層面,有賴以遵循的制度層面,最重要的,是它所根據、且意欲闡揚的理念。像是在發(fā)壓歲錢的年節(jié)文化,紅包與金錢就屬于器物,收受時長輩的期勉與晚輩致謝的吉祥話可算是儀式,那它的理念是什么,一定要有祝福與感恩的心意吧!如果只是親族、朋友、同事之間的利益算計,那還有什么人味呢。同樣的,面對禮樂淪為空洞形式,又遭人恣意僭越的亂象,孔子要提醒人們憶起制度背后的理念。
因此,孔子在響應言語科的高弟宰我、從效益面質疑守喪三年的喪禮時,只反問「這樣做你心安嗎?」宰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長期不操作禮樂的確會日漸生疏,三年的喪期也不符合一年四時的規(guī)律,但孔子的反詰直指除了外在效益,倫理規(guī)范還有更根本的考慮:人性里最深刻的呼喚??鬃又赋?,通常嬰孩出世三年才能脫離父母的懷抱自立,這期間無私自然的哺育愛護,讓親子之間油然產生親密的情感。「三年之愛」的感情該怎樣計算,怎么回報呢?從我們自身想想,什么樣的禮物才足以回應真摯的親情、友情、愛情?這樣想來,將「三年免懷」的生理特性約定作「三年之喪」的天下通喪,可以說是合情入理的權宜。
所以當林放請教「禮之本」,孔子回答他:「一般的禮儀,與其鋪張奢侈,寧可儉約樸素;至于喪禮,與其儀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乖噯枺胫绒张艌觯€能保有多少真誠心意;注重禮數的出發(fā)點,難道不是要響應胸中的真實感情?面對倒置本末的情況,難怪孔子要疾呼「人而不仁,如禮何?」,要人時刻記得倫理規(guī)范響應的是心意的真誠。
非如此不可
親子間真摯的情感,一般人都能夠體會,它也是復雜的倫理關系的起點。《孟子》記載,遠在舜的時代,為了避免人類在吃飽穿暖、生活安逸但缺乏教育的情況下表現得接近禽獸,舜就任命契為主持教育的司徒,教導百姓「人倫」,讓人們明白維系、提升群我關系的良方。由于父母是讓每個人得以出生的來源,首先教的就是父母子女的親情。以此為本,接續(xù)才推廣出社會制度的「君臣有義」、成家傳衍的「夫婦有別」、權責分配的「長幼有序」、人際互動的「朋友有信」。
到這里可以發(fā)現,孔子承禮啟仁的說法,一則立基于生理特性與心理情感,提出倫理規(guī)范源自人性內在的自然要求;一則站在人我共通的生命根源,指出社會制度是架構在人際之間的同理感受。于是,遵循倫理與社會規(guī)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任何外在的效應,在于活出問心無愧的自己。該怎么做?答案是真誠與體貼。
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這樣看來,從政的君子怎能不設法節(jié)制血氣,怎會不在意名譽,怎能不追求效益?循名責實,真誠盡心的修養(yǎng)自己,推己及人并盡力安頓百姓,是君子義不容辭的使命。另一方面,因實定名。「我欲仁,斯仁至矣」,真誠與體貼是你我想做就能夠做的事,加上每個人在人倫中都有位置,志在完美演繹自己角色的人,當然是名符其實的「君子」。
君子的作風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君子」的名實。然而,「真誠」與「體貼」的答案雖然扼要,卻不是沒有挑戰(zhàn)。我們該如何避免「自以為是」還有「以己度人」,下回將對比「小人」來說明君子的作風。
(本文為傅老師與其指導之臺大哲學系博士生楊舒淵聯(lián)名刊登于4月1日的「遼寧日報」
文章請見網絡A16版:http://epaper.lnd.com.cn/html/lnrb/20150401/lnrb15012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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