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惯@是孟子筆下的春秋亂世，說來悲傷，但我們或許要感謝它讓人類擁有了一位劃時代的文化英雄：孔子。
孔子的貢獻在當時是不容易看出來的，畢竟后世美名為「周游」的列國之行常是顛沛流離，「喪家狗」的模樣連豪氣干云的子路都忍不住向老師怒問「君子亦有窮乎？」意在撥亂反正的《春秋》經世之書，事實上也不像孟子宣稱的那樣讓「亂臣賊子懼」，時代畢竟走向了更暴亂的戰(zhàn)國。其實在任何時代，都不容易看出孔子的貢獻，因為他留下的，是一份給不了的財產：要你自己找，可你一定找得到，它也不難找，一找著了就無有窮盡。它是你的真誠。
「承禮啟仁」是孔子帶給人類文明最大的禮物。他洞見到調和群體秩序、安頓人心、臻向人文之美不可或缺的內在力量，揭示了社會的形式規(guī)定要有來自人性的溫暖內涵。這樣的力量與內涵在你我身上都可以找到，在孔子深刻的教誨里，它具體實現為人人都可以自主成就的人格典型：君子。
為「君子」正名
在孔子之前，「君子」稱呼的通常是統(tǒng)治階層如國君、貴族、官員，其中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來學習禮樂的卿大夫子弟。除此之外，有時候也用來指稱社會賢達?？鬃颖Ａ袅诉@些用法，可是他還要循名責實，也要因實定名，因為當時有太多人擔當不起「君子」的稱呼。
循名責實的主張，針對的是封建貴族尸位素餐、挾勢弄權的時弊。當時有太多徒具其名、虛有其表的「君子」，他們享受封建體制帶來的權位與財富，卻沒有承擔起應當的政治責任，楚楚的衣冠下更多想的是營私結黨而不是為百姓國家謀福祉。這樣的人一多，世道怎能不每況愈下。所以當齊景公請教政治的根本道理，孔子回答他：領袖要有領袖的樣子，官員要有官員的樣子，父親、孩子也是，在什么位置上，不但要做到應盡的職分，更要把成為楷模當作目標，不可以不負責任甚至假公濟私。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會的規(guī)范與分工全然敗壞了，誰又自信能過得安穩(wěn)甚或存活下去？
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來易懂，卻不容易做到，也好像不是非做不可。譬如理解這道理的齊景公，依然把自己的富貴看得比百姓民生重要，《論語》記載他的遺產有四千匹馬（可以想象成四千輛寶馬），可是卻沒有留下一點能讓百姓稱述的德行。非得這么做嗎？孔子能給我們怎樣的說法？
非如此不可？
作為政治領袖或實務官員的君子，如果負責任辦事，政治社會的運作就會走在正軌，百姓與自己的生活都會受到禮法規(guī)范的穩(wěn)定保障。從效益的層面來看，這是盡責謀事的合理理由。理想上要是君子都這么做，何愁不是太平治世？問題在于人都有「血氣」，也就是隨著身體而有的本能與欲望；再者，現實上社會要維持一定的秩序，只需要好事的質量比壞事多些就可以，那為什么不能稍稍放縱追求私利呢？顯然，只談「效益」不足以要求君子非如此不可，也不足以說服他戒惕自己的血氣。
除了針對血氣的「君子三戒」，孔子還說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認為君子臨到死時如果沒有好名聲讓人稱述，自己也會覺得遺憾。談「名譽」足以要求君子嗎？遺憾的是，歷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反例，像是齊景公這位「君子」，顯然重視自己的權勢財富勝過福國利民的名譽，并且他雖然傷人利己，在效益面也算得到善終的「己利」。說得直接些，縱使訴諸歷史評價，活著也不在意毀譽的人，又怎會掛慮身后的史筆？
效益、名譽、賞罰、報應……，我們可以想象各種各樣的名目，可是這些外在約束終究構不成「非如此不可」的充足理由，它們都可以被斤斤計較。周王朝陷于亂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禮樂的規(guī)制沒辦法單靠外在力量來維持，它需要自主自律的內在動力，否則一旦約束力減弱甚至崩解，誰還愿意遵守規(guī)矩，誰不想要放縱情欲？所以孔子要連系人的自然本性與價值實現，說出倫理與社會規(guī)范的根由。
承禮啟仁
周公制禮作樂，是要透過禮教讓國家的運作、資源的分配具有節(jié)度秩序，讓人際情感與社會善良風氣得以維系，借由樂教讓人情的欲求得以諧和涵養(yǎng)?？鬃诱f「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正是對禮樂化成人文的理想致上最高的贊揚；他「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宣稱，也表明自己要肩負起承傳文化的重任。于是面對禮壞樂崩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解方：承禮啟仁。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埂付Y」難道只是指玉帛這些器物，難道只是養(yǎng)生送死的形式嗎？不是的。作為一種文化，禮一樣有其用以表現的器物層面，有賴以遵循的制度層面，最重要的，是它所根據、且意欲闡揚的理念。像是在發(fā)壓歲錢的年節(jié)文化，紅包與金錢就屬于器物，收受時長輩的期勉與晚輩致謝的吉祥話可算是儀式，那它的理念是什么，一定要有祝福與感恩的心意吧！如果只是親族、朋友、同事之間的利益算計，那還有什么人味呢。同樣的，面對禮樂淪為空洞形式，又遭人恣意僭越的亂象，孔子要提醒人們憶起制度背后的理念。
因此，孔子在響應言語科的高弟宰我、從效益面質疑守喪三年的喪禮時，只反問「這樣做你心安嗎？」宰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長期不操作禮樂的確會日漸生疏，三年的喪期也不符合一年四時的規(guī)律，但孔子的反詰直指除了外在效益，倫理規(guī)范還有更根本的考慮：人性里最深刻的呼喚?？鬃又赋?，通常嬰孩出世三年才能脫離父母的懷抱自立，這期間無私自然的哺育愛護，讓親子之間油然產生親密的情感。「三年之愛」的感情該怎樣計算，怎么回報呢？從我們自身想想，什么樣的禮物才足以回應真摯的親情、友情、愛情？這樣想來，將「三年免懷」的生理特性約定作「三年之喪」的天下通喪，可以說是合情入理的權宜。
所以當林放請教「禮之本」，孔子回答他：「一般的禮儀，與其鋪張奢侈，寧可儉約樸素；至于喪禮，與其儀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乖噯枺胫绒张艌觯€能保有多少真誠心意；注重禮數的出發(fā)點，難道不是要響應胸中的真實感情？面對倒置本末的情況，難怪孔子要疾呼「人而不仁，如禮何？」，要人時刻記得倫理規(guī)范響應的是心意的真誠。
非如此不可
親子間真摯的情感，一般人都能夠體會，它也是復雜的倫理關系的起點。《孟子》記載，遠在舜的時代，為了避免人類在吃飽穿暖、生活安逸但缺乏教育的情況下表現得接近禽獸，舜就任命契為主持教育的司徒，教導百姓「人倫」，讓人們明白維系、提升群我關系的良方。由于父母是讓每個人得以出生的來源，首先教的就是父母子女的親情。以此為本，接續(xù)才推廣出社會制度的「君臣有義」、成家傳衍的「夫婦有別」、權責分配的「長幼有序」、人際互動的「朋友有信」。
到這里可以發(fā)現，孔子承禮啟仁的說法，一則立基于生理特性與心理情感，提出倫理規(guī)范源自人性內在的自然要求；一則站在人我共通的生命根源，指出社會制度是架構在人際之間的同理感受。于是，遵循倫理與社會規(guī)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任何外在的效應，在于活出問心無愧的自己。該怎么做？答案是真誠與體貼。
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這樣看來，從政的君子怎能不設法節(jié)制血氣，怎會不在意名譽，怎能不追求效益？循名責實，真誠盡心的修養(yǎng)自己，推己及人并盡力安頓百姓，是君子義不容辭的使命。另一方面，因實定名。「我欲仁，斯仁至矣」，真誠與體貼是你我想做就能夠做的事，加上每個人在人倫中都有位置，志在完美演繹自己角色的人，當然是名符其實的「君子」。
君子的作風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君子」的名實。然而，「真誠」與「體貼」的答案雖然扼要，卻不是沒有挑戰(zhàn)。我們該如何避免「自以為是」還有「以己度人」，下回將對比「小人」來說明君子的作風。
（本文為傅老師與其指導之臺大哲學系博士生楊舒淵聯(lián)名刊登于4月1日的「遼寧日報」
文章請見網絡A16版：http://epaper.lnd.com.cn/html/lnrb/20150401/lnrb15012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