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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小學生作文”令我感慨
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育，我只是從老一輩人那里聽說過。近年有些學者和教師開始關(guān)注“民國小學作文”，這是很有趣的事。之所以引起關(guān)注，是重新發(fā)現(xiàn)了有價值的東西。無論從了解傳統(tǒng)還是從返回教育教學常識而言，這種關(guān)注都是有意義的。
據(jù)說最近幾家出版社都在弄“民國小學生作文”，我沒能力收集，只翻看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這套《民國學生這樣寫作文》。這套書是由1922年上海中央編譯局出版的《全國高小國文成績新文庫（甲編）》翻印的，原書收414篇，由蔡元培先生親自鑒定，文言白話，語體不拘，“惟精神思想是取”，的確是蔡元培的眼光。
讀這些90年前小學生的作文，非常感慨。今日要編這樣的文庫，縱有蔡元培再世，也難覓那樣的“小學生”了。
感慨之一，是當年的小學生像是沒有什么顧忌，什么都敢“論”。讀史說經(jīng)，國計民生，想什么就寫什么，怎么說就怎么寫，沒有禁區(qū)。比如，“論事類”中有沈啟亞的《外債亡國論》，認為借外債與國之存亡無關(guān)，稱“若不善用，如我國今日，謀國事者，日以借債為事，徒增其權(quán)力，顧目前之樂，不慮后日之患……”批評的矛頭直指北洋當局。而王統(tǒng)臣評論時局的《論國民大會真正民意之代表》則直言：“夫中國之弊，不在無立法之人，而在無公正之人以行法耳?！睂?quán)傾一時的吳佩孚也照樣點名?！@樣的作文，可以算得上有“膽識”了。試問今之教授學人，有幾位能這樣放言無憚？1922年的北洋時期，尚無后來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lǐng)袖”，學校沒有什么思想鉗制，教學比較自由。我注意到這兩篇作文的作者都是“江蘇邳縣嶧陽高小?！钡膶W生，這就不禁令我想象：那所學校當時執(zhí)教的是些什么樣的教師？他們是如何在課堂上開啟學生自由寫作的天地的？當今教學，思想一統(tǒng)，寫什么，不能寫什么，一個問題，只能寫到什么“分寸”，禁錮太多，桎梏了兒童少年的自由思想。其后果從我們上一代人、我們這一代及至我們下一代身上，都能看到明顯的印痕。
感慨之二，是全部選文，都有“功架”，有模有樣，鄭重其事，繼承了中國語文傳統(tǒng)。90年前的小學寫作教育，大約很強調(diào)文體意識，這樣的要求固然在某種程度上也會遏制自由表達，但文章的形式之美，符合90年前的審美文化，至今看來，仍舊有學科教學的意義。小學國文教育，既引導(dǎo)學生自由思想，又能讓學生敬重傳統(tǒng)，在當時的條件下如何能這樣協(xié)調(diào)矛盾，啟人深思?，F(xiàn)今常聽到一些人文學者老老實實地承認“底子不足”，特別是在兩岸交流時，同樣是教授，在文化涵養(yǎng)和語文的表達方面，是能看出差距的，這與早期教育中沒有經(jīng)歷嚴格的章法練習，不講“規(guī)矩”，可能有些關(guān)系。
這些小學生作文，“底子厚”。扎實的功底，在于閱讀積累。特別是“說經(jīng)”、“論史”兩類，雖時見模仿套寫的痕跡，但小學生學“體”以致用，我不認為有什么不妥，——他只不過是借個“架子”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而這樣的文體實踐，也并非沒有實用的意義。1992年，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臺灣知名出版家蕭孟能發(fā)現(xiàn)了55年前由他主編的《中央大學附屬實驗中學1937屆初中振宇級畢業(yè)紀念冊》，紀念冊有全班同學小傳，均用文言寫成，幾十個字，便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大有史漢遺韻。我看過這本紀念冊的復(fù)制品，當年初中生的文言功底比現(xiàn)今很多大學文科教授強多了。今之課改，聲勢浩大，然高中生選修了《史記》，竟不能用文言為人寫個二三百字小傳，讀了不用，也不會用，殊為可惜。
關(guān)于當今中小學生的作文，我說過不少話，但在應(yīng)試教學的環(huán)境下，說了也沒有什么用，不僅教師難有作為，一些學生的學習也相當?shù)墓Ｎ以诮虒W中，對讀書多、有見解的學生，總是竭力網(wǎng)開一面，想方設(shè)法，不讓他們在考評中吃虧。然而考試制度既落后也無情，中考高考作文閱卷，遭打壓的往往正是讀書多、有獨立見解的學生，而每年那些被推薦給中學生的“高考滿分作文”，往往才是真正“小兒科”！
民國的教育有許多值得關(guān)注之處。小學畢業(yè)生成就大事的，多有所聞；小學畢業(yè)就能去做文案，做賬房，能養(yǎng)家立業(yè)，似乎天經(jīng)地義；小學教員成了學者教授的，也屢見不鮮。現(xiàn)在，教育界常常感慨，沒有蔡元培了，也就不可能有蔡元培式的教育。我并不這么看，——為什么非得指望有個蔡元培呢，如果中小學教師都敢學蔡元培，比有個蔡元培更好。
很多事，不怕做不成，就怕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