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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
再沒有哪一部著作可以像《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樣讓我們這么近距離的領略到古稀之年的胡適之先生的風采！
作者胡頌平是一位入寶山而絕不空歸的有心人，他早年是民國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朱家驊做秘書，1957年朱家驊辭去中研院院長之后，他就陪伴在了繼任者胡適之先生的左右。幾十年的秘書生涯讓其收獲了一部二百多萬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以及一部百萬字的《朱家驊年譜》。據說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是胡頌平利用編撰胡適年譜時所遺的邊角料而成的。盡管是“廢棄物”的利用，但是其價值不容小覷。被人稱為五四時代“百科全書式學者”的毛子水先生就認為其與德國愛克爾曼的《歌德談話錄》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
胡適之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作者胡頌平
胡頌平曾這樣向胡適表白：“我讀《論語》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證”（《談話錄》中的1959年6月5日）。我們理解作為后輩晚生的他這種用仰視的目光面對名滿天下的大學者胡適的心態(tài)。正是這樣的認識基礎讓他事無巨細的記錄下了這位前輩大師展現(xiàn)在他眼里的全部生活。
這是一部名人起居錄似的書，作者用平淡的語言、瑣碎的紀錄為我們留住了那位幽默可愛、充滿魅力的胡適之先生的形象。
人常說：“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胡適之先生早年爆得大名，神采飛揚于天地間；中年以后堅持自己道路，不為浮云遮望眼而依附于任何政治勢力，獲得“我的朋友胡適之”的美譽；在胡頌平的筆下，他的晚年依然光華灼灼，他的人生自然又不失多彩，樸素又蘊涵深邃，熱情又遇事冷靜，友善又恪守原則。
老年的胡適之先生是一位成仙成圣、立體多面的學者。
第一、先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學者。
胡先生是一個知人、善良的老好人。貫穿這本書始終的都是胡適先生與胡頌平亦師亦友溫馨和諧相處的記錄，他在有人在場的時候呼胡頌平為“胡先生”以示尊重，但私下里總是親昵的稱之“頌平”。胡適先生是一位深諳愛與理解真諦的人，他總是明白無誤的向他周圍的人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胡先生的心里永遠惦記著我們。1961年2月25日，胡適因為心臟病復發(fā)而住進了醫(yī)院，由于病情不穩(wěn)，危險未除，醫(yī)生要求胡適不讀書、不說話。但是他卻在醫(yī)生離開后為自己的突然病倒驚動大家而連連表示歉意。當他看到胡頌平感冒了，就提醒這位老學生兼助手要注意自己身體，不必替他擔心。1961年5月14日，應聘赴美任教的學者勞榦前來向昔日的恩師辭行，胡適鑒于他從未出過國門，對其為學、旅途以及在美國生活等事項詳加囑咐，并且不厭其煩。同日，胡適還舉辦小型酒會為一直照顧自己的護士們一起歡度母親節(jié)。住院期間，胡適在報上看到臺大法學院院長王伯琦去世的消息，非常傷心。當即囑咐胡頌平：若社會上為王伯琦的子女籌募教育基金的時候一定要通知他（1961年3月23日）。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胡先生的處世之道為他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尊重和信任。在他住院期間，世界各地、社會各界的慰問接踵而至，甚至還有臺北的60名小學生聯(lián)名向他發(fā)來了問候信，這讓胡適非常的感動。
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無論胡先生走到哪里，他的熱心腸就會馬上感染到那里的人們。在住院期間，他竟成了護士們的傾訴對象。一天一位小護士找他發(fā)牢騷：隔壁有一位脾氣暴躁的患者，因為吃不下飯而亂摔餐具，讓她們這些護士很為難。胡適息事寧人地說：發(fā)脾氣是因為人家腸胃不好造成的，病痛折磨已經苦不堪言，大家應該相互諒解。他接著又自嘲說自己的脾氣也不好，時常在報紙上罵人（1961年3月27日）。看到小護士怨氣已消，胡適隨即又談起了人與人之間應該多一些諒解。自己的幾位朋友在醫(yī)院病逝以后，家屬都因為喪親之痛而失去理智遷怒于醫(yī)生。他說這是情之中理之外的事情。
胡先生不僅這樣勸誡、引導別人，更是這樣身體力行的，1960年2月7日，《自立晚報》的一位記者在采訪胡適之后，就發(fā)了一篇關于國民大會花絮的報道。大概是為了吸引讀者，他在報道中竟然借胡適之口刊登了許多不實之辭，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胡適看到后也很不高興。第二天，報社主編恰好來訪，告別之時，他向胡適核實此事。胡先生為了讓那位記者免受處分，竟然主動背起了這個黑鍋。
由此可見，胡先生終身享有“我的朋友胡適之”這頂世間絕無僅有的桂冠是當之無愧的。
第二、先生還是一位幽默風趣的老頑童。
一位有情趣的智者總是將與他相處的人帶進歡樂的海洋中。1958年12月17日，中研院的同人召開慶祝宴會。董作賓打趣胡適說：他通過考證胡適夫婦生肖后才發(fā)現(xiàn)了其懼內的原因。為了增加大家的興致，胡適接著話題說自己任駐美大使時，曾有一位美國記者在報紙上說胡適是一個收藏家，一收藏洋火盒；二收藏學位。胡適說其實他只知其二不知其三，他本人最蔚為壯觀的收藏是他沒有挖掘出的第三個：收藏世界各地各種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他還接著說自己從這個收藏里也考證出一個結論：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就是獨裁極權國家。一群皓首白發(fā)峨冠博帶的大儒就這樣在亦莊亦諧的氣氛中開懷暢飲了。
胡適受齊白石委托為其撰寫年譜，胡適完成后交給齊的長女良憐提意見。良憐讀后回信說自己出生一條沒有錄入，現(xiàn)已補上。胡適拿著良憐的回信低聲笑著對胡頌平說：“這位齊老先生78歲還生兒子”（1959年3月5日）。這調皮的言語和神態(tài)中有著先生對白石老人旺盛生命力的不勝驚羨。（其實胡先生的感嘆有些為時尚早，白石老人在83歲時妻子因為難產去世，85歲時要求與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秘書結婚，后因為女的極力反對而作罷，92歲仍喜歡上一位22歲的姑娘）。
胡適表現(xiàn)一本正經的時間遠遠少于天真爛漫。一天晚上，胡先生在自己的臥室發(fā)現(xiàn)了一只蟑螂，幾次追打都不成功，后來竟發(fā)現(xiàn)蟑螂不知所終，胡先生玩性大起，開始仔細的在滿屋子里搜索，最后終于在廁所馬桶后找到了這個小家伙。于是他索性與胡頌平就這件事感慨起了“求生就是智慧”的哲理原來對其他動物也適用（1959年6月22日）。這不是一個有學究氣的老頑童的表現(xiàn)么？
1960年12月17日，胡頌平、王志維、錢純?yōu)楹壬鷱埩_了一個小型生日宴會。由于平時胡頌平家庭觀念特強，一般不在外吃飯，胡先生便以此與胡頌平的妻子打趣：你對丈夫服侍周到、飯菜可口，以至于他在外吃飯都感到不安。接著對屢次在自己生活上給予幫助的王志維太太敬酒，夸她賢惠能干。在向幾對夫婦敬酒時，胡先生看到錢純獨太太缺席，便幽默道：大概錢太太為了這席人數(shù)（6人，錢太太來了就7人）而缺席，我依然要敬她一杯。
在胡適住院期間，臺灣天主教徒毛振翔代表樞機主教前來探望胡適，毛振翔按照天主教的禮節(jié)性對胡先生說：“田樞機天天在為先生祈禱，天堂是有先生的份的。”胡適說：“我不會進天主堂的?！泵终f：“耶穌基督請你進天堂呢？”胡適依然堅稱不進。毛無奈，便在胡適的額頭畫了個十字后走了，胡適哈哈大笑（1961年3月20日）。這不是一位喜歡惡作劇的老頑童么？
胡適的豁達、熱情、風趣讓與他相處的后生晚輩、同人友朋擁有一種如坐春風的感覺的。
第三、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
人們常說學有所長，術有專攻。胡適之先生早年涉獵廣泛，步入晚年之后依然全面開花。由于研究精純、勤奮不輟，老年的他信手拈來就是典故，脫口而出即有考據。古今中外習俗變遷，詩詞歌賦的版本異同，各家流派的淵源恩怨、歷代大家的成就得失，甚至敦煌寫本中變體字的識別，他無不了然于胸。這樣的記載在《談話錄》中隨處可見。
胡適在翻閱《齊白石年譜》時，看到“灶內生蛙”的成語，便考問胡頌平，頌平語塞，胡先生引《國策》，導《國語》，詳釋其來源，并告誡學問不應滿足于知其然而忘乎所以（1958年12月5日）。
有學無識之人恐怕不能稱之為“學者”，而所謂的“識”不是情感中庸之“識”，當是客觀中正之“識”。胡先生就特別注意這一點，他曾告誡來訪的姚從吾先生：“做學問切不可動感情，一動感情就只看到別人的錯而看不到自己的錯了”（1958年12月29日）。
“對人事可疑處不疑，對原則不穎處存疑?！焙业赇佭@樣的招牌始終掛在胡先生的心上。1958年12月26日，胡先生認為歷代的經師在解釋“六十而耳順”中的“耳順”時，意思不太確切，其實應該理解為寬容的意思。他對胡頌平說：人到六十歲以后，對別人的逆耳之言已經有了寬容的涵養(yǎng)，再也沒有逆耳的感覺了。
在胡先生的心里，恐怕迷信和墨守成規(guī)都是阻礙一個人做真學問、大學問的攔路石。所以他尤其喜歡對那些讓專家學者列為經典的東西求疑。1960年3月21日，先生在閱讀四庫讀本的《歸震川集》時，對《韋節(jié)婦傳》中的“尤善哭其夫”一句的說法很不以為然：“一個節(jié)婦善哭自己死去的丈夫，擅長哭、哭的好聽，這是什么話？”他隨即又指出了歸有光的《先妣事略》一文的弊端：為了工整隨意裁剪，為了文采枉引典故，結果造成文理不通、歧義橫生。他借題臧否明代各家文章的優(yōu)劣得失：歸有光名不副實，遠遜于同時代的錢謙益、顧亭林、黃宗羲、袁氏三雄，甚至也比不上晚輩袁枚，其中錢氏文章為最。王陽明、崔述、王念孫父子均不意為文卻因言之有物而文重天下。接著他又開始評價唐宋諸家：韓愈師徒文章多為不同，元白二人文思清新，唐宋八大家只有歐陽修、蘇東坡二人文章尚可。胡先生從《論語》、《孟子》、《左傳》中的方言談起，向胡頌平說明隨著時代的變遷語言也會演化，一味的泥古作文只能生產不倫不類。
胡適先生就是這樣大膽小心卻并不妄為恣意的對待歷代前賢的，即使是他所推崇的蘇東坡也沒有擺脫他的懷疑。1960年5月4日，胡適在默誦蘇東坡的一首《臨江仙》時，突然停住了，他為胡頌平對“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四句的看法，看到頌平的贊許他說“你見過鼻息雷鳴的孩童么？這是常識性的錯誤”?！皷|坡先生未必不知，只是為了偷懶而不肯造句罷了?！焙m對胡頌平說。胡先生曾用日本鷲尾順敬的印本校正頌平抄錄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校正完畢后先生大發(fā)感慨：從中古時代的三國到唐代文章無不弊端重重，當活的文字已死后，死文字是寫不出活語言的，哪里能夠成就好文章（1960年6月21日）？
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絕不會只將目光專注在自己的書齋之內。當胡先生聽說美國人魯?shù)婪蛴媱澐g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時憂心忡忡，他對胡頌平說，一個連斷句都成問題的外國人，又不能?？背霈F(xiàn)行版本中的訛誤之處，貿然行事豈不誤人誤己（1959年11月17日）？1960年1月4日，胡先生在讀張元濟的《涉園序跋集錄》時，指出其中“對讀所”是明代的避諱，應該是“對校所”，張著并未改正過來亦未給予注釋說明。
1960年2月5日，胡適指出《魏源年譜》中的瑕疵：張穆與魏源本為好友，而未收入書中可能是因為脾氣均不好而反目的緣故。他對魏源這種因噎廢食的小家子氣很不以為然。
1960年3月13日，胡先生提醒胡頌平，在翻看敦煌寫本時一定要注意其中那些面目全非的簡體字的真實含義。
1959年5月6日，胡適針對大陸出的《聊齋志異》影印本出版說明重的觀點提出質疑：這個本子是抄本影印而不是原稿影印，因為從它的眉批便可看出，這是以趙起臬刻本抄錄的，并且有抄錯的字。說著，他用紅筆在書上一一校改。
1961年4月25日，胡適與胡頌平吃飯時由筷子的區(qū)別談到了中日飲食文化的異同，進而推出在“舉案齊眉”那個時代的“案"的大小與形狀。
胡適先生的博大精深是公認的，難怪連聯(lián)合國中國同志會總干事也向他致函請教研究南宋杭州應讀的書目（1960年1月23日）。
第四、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shù)膶W者。
《韓非子·說林上》有云：“圣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焙m之先生正是這樣的圣人：一位學者送給先生一本新出的《世界文學史》，當胡先生看到書中關于梁啟超的介紹只有簡單的84個字的時候很是生氣。他說：像這樣只記人物的姓名、經歷以及幾本著作名稱的文學史有什么價值（1960年2月22日）？
陳伯莊是胡先生的朋友，胡先生看到他在《卅年文存》中寫到：胡適、翁文灝主持丁文江的追悼會并引用丁文江的話“我們是治世的能臣，亂世的飯桶”時連忙解釋：丁文江在南京的那次追悼會是史語所主辦的，致辭的應該是傅斯年（1960年5月16日）。不奪人所愛，不掠人之美，不貪人之功這只是胡先生學術良知的一部分。
作為名重一時的學者，胡先生在小事上面也同樣認真。1960年5月20日，胡適與陳雪屏出席完活動后準備回家，陳突然提出要請大家到家里小聚，胡適趕緊提醒：“事先沒有通知太太，臨時帶客到家里吃飯，在美國是婦女提出離婚的48個理由之一?！币淮?，胡適看到一本清刻本《五燈會元》，就想收歸己有。史語所聞訊后連忙表示愿意買下供胡適在書上任意批注。胡適說：“史語所收買了就是公家的書，我在精神上不能任意勾畫；如由我購買，便可任意勾畫。我買的書還不是圖書館的書嗎？我的子孫是不會閱讀的。”（1960年5月30日）
1961年5月13日，胡適指出許世英的《回憶錄》中有幾處史實方面的錯誤，并囑李宗侗將相關的文件轉交給許，幫其改錯。
1959年3月20日，胡適談及《王制》中的“四殺”時對胡頌平說：“在我的《四十自述》里錯引為‘誅’，這是當年沒有查原書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光靠記憶是靠不住的?！?/p>
胡適之朋友遍天下，他常常收到一些字跡潦草的信對。他對胡頌平說：以后我們寫信，遇到重要的字一定要寫正字。為了一個字讓人費時去思量，去猜想，就是對人得不尊重（1959年1月9日）。
《禮記·經解》中記載：“《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也許，這也是胡適之先生對自己的要求和提醒。
第五、先生是一位睿智獨立的學者。
當國共逐鹿，勝敗分曉10年之后，當胡適在美麗島上始終如一的帶著自己的信念前行的時候，他那些滿懷著對民主自由新社會的憧憬留在大陸的故舊已經全部匍匐在權勢面前俯首稱臣了。胡適之像一位全能的天使，并沒有將自己的睿智固守在學術研究上放光，而是天女散花般的蔓延到各個方面。
一天，胡先生對胡頌平談及17、8年前康奈爾大學韋伯先生對他的影響：（韋伯）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其實，容忍就是自由，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我自己也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了（1958年12月16日）。
胡適為浦薛鳳之侄題寫賀婚立軸：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他借機與胡頌平說：久而敬之也可以作為夫妻相處的格言。要做到尊重對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1959年3月20日）。
1959年3月22日，胡適對王志維說：“有些人太聰明，可惜用的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住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時的一句話，或者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這聰明太無聊。人家罵我的話，我統(tǒng)統(tǒng)都記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記的越快越好。”
1959年5月16日，臺灣大學的6名僑生代表來訪。他們在閑談中說起了民族性這個話題。胡適馬上警覺起來，他認真的說：民族主義運動都是保守性的，而且是排外的，他們總認為老祖宗的東西是應該保守的。
一位從美國歸來的學生與胡先生談論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胡適說這并不是此時的美國獨有的現(xiàn)象。我們唐代的昆侖奴就是外國賣來的黑奴，明清時期對外邦”夷“的稱呼也是一種種族歧視，在世界范圍的人種歧視是普遍的（1959年5月29日）。
1959年11月10日，胡適對胡頌平說一個人做了大官后就沒有用了。一切由人家服侍，結果什么事都不會做；所以我勸你們不要招待我，因為我不愿變成廢人。
1960年11月以來，胡適一直密切關注著美國的大選，他還借美國大選談對臺灣民主的看法：在民主國家投票率最高占70%，但我41年在屏東縣親自看見高山族投票率幾乎達到100%.。這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可以依此訓練起來。
胡適對臺灣中學的國文選本中選入國民黨要人的文章很是反感，他說：他們的人很好，文章未必好。將這些編入教科書里是荒唐的（1959年4月30日）。作為一名獨立學者，胡適先生從未放棄自己仗義執(zhí)言的權利，在其1953年1月16日的日記中就有這樣的披露：“蔣公約我吃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共談了兩個鐘頭，我說了一些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今日臺灣實無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臺灣警備司令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敢批蔣總統(tǒng)。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庇羞@樣膽量的大陸學者有么？只有在執(zhí)政黨公開倡導百家爭鳴的時候，大家才紛紛發(fā)言，這不是另一種諂媚么？在《談話錄》中也有一次類似的批評。1960年3月12日，一名不速之客闖進家門，要求胡適談一談對蔣三任總統(tǒng)的看法。面對陌生人，胡適直言不諱：“蔣如果不想連任，誰能奈他何？大概做過大領袖的人都覺得自己對國家責任未了，這并不能算錯。但是為連任而修憲，就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為爭權奪利的人提供了借口，這個門永遠都無法關上了”。
胡適就是這樣一位在政治漩渦中沉浮卻永不放棄良知和獨立思考的學者。
第六，先生還是一個不堪其負的學者。
年近七旬的胡適先生回臺后不久，便有了盛名之下不堪其負的感覺。各種大小會議、友朋應酬、典禮儀式、集會演講都在等著他，更有寫信解惑的、慕名來訪者、有事相求者也不絕如縷。偏偏胡先生又是一位熱心腸，但凡來者皆不拒。這些不能不為的應酬活動嚴重的干擾了他最熱愛的學術工作。一天晚上十點，當南港的胡宅只剩下他與胡頌平的時候，他無奈的對助手說：“今天一天都讓客人耽擱了，整天只寫了300個字，晚上又有人來訪，只寫了19個字”（1961年5月10日）。
起初，“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胡適之先生還曾滿懷希望的和胡頌平憧憬未來：畢竟自己年事已高，70歲的時候總應該退休了吧？到那時自己就可以自建一所學人住宅，避開人事，安心做自己的學問。胡先生曾興致勃勃的對胡頌平說：“到時候自己一個小時就可以寫800字的文章，一天就有5、6個小時寫作的時間！”（1960年11月23日）。但是，當他1961年住進醫(yī)院的時候就徹底失望了，他得到消息：蔣介石是不許他在中研院長的位子上退休的！于是他開始后悔自己當這個官了！
為了繼續(xù)學問，先生不得不與胡頌平共同制定待客計劃：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會客，余下時間自由支配。但是這個美好的計劃只是計劃，胡先生的好脾氣根本就不允許他拒絕別人，所以這個計劃連一天也沒有實施過。
于是，胡先生只能想法設法擠時間繼續(xù)自己的學問。
1959年3月2日，胡適一直工作到清晨四點才休息。他對胡頌平說：“太太不在此地，沒有人管我，可以放肆些；我始終覺得這么靜的夜去睡覺太可惜了?！睘榱吮苊庖疬@位助手朋友的擔心，樂天派的他還振振有辭的解釋道。
1959年4月16日，胡適對前來看望他并勸他注意休息的蔣復璁說：“晚上可愛，那是我最好的時間。我可以任意的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才是我的休息?！?/p>
這“可惜的”、“可愛的”并 不是時間，而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學問！
胡先生就這樣以“老年人不需要多少睡眠時間”的借口，在夜里與自己的學術事業(yè)約會。他畢竟是一位幾十年的心臟病患者，1961年2月26日，他終于因為心臟病復發(fā)而住進了醫(yī)院。第二天，尚未完全脫離危險的胡適就為了爭取讀書看報的權利而與醫(yī)護人員發(fā)生爭執(zhí)，因為他的病情嚴重，終未遂愿。但是，剛剛脫離危險不久，胡先生又開始手不釋卷了，以至于負責的小護士只有使出熄燈限電的極端手法終止他的行為。
1962年的2月24日下午6:35，胡適之先生厚重的人生大幕突然的落下了。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書中，傅安明曾這樣談到先生的作用：先生來臺灣后，在這里散播智慧的種子，因為你的到來，學術界才有了最高中心的領導人，社會風氣也轉變了。這就是大師的價值與魅力。
不同立場的人對于胡適之先生的評價也不同，季羨林先生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對胡先生身陷社會事務頗多惋惜，而海外學者則多抱怨其晚年專注《水經注》而忽略了社會責任。毛子水則在《談話錄》的序中稱胡適是無論其在學術、教育、政治哪一方面，都堪稱偉大的引導者。他對社會文化進步和對自己學術進步是同樣關心的。
讀完《談話錄》，我覺得毛子水先生的話比較中肯。胡適之先生在其生命的后期對民主的期許不有稍減，并且他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關注著曾與自己朝夕相處過的同事們的命運。在距離告別這個世界不到一年的1961年4月29、30日兩天里，病魔纏身的胡先生還為臺灣的郭廷以（量宇）、李濟（濟之）、董作賓（彥堂）三位大師的身體表示擔憂。他和錢思亮提起了對遠在大陸的翁文灝、李四光、陳寅恪、姜立夫、馮友蘭、錢端升、朱光潛、華羅庚、沈從文等人近況的擔憂和對他們命運的感慨，言語中只有落寞和傷感，沒有怨懟，雖然他們中有人在之前的“批胡運動”中曾斯文掃地不顧事實的公開辱罵過他。寫到這時，我有一些憤懣：胡適之總是一如既往的將所有人視作朋友，而這些人有多少有資格做他的朋友？80年代開始，大陸幾乎所有劫后余生的知識分子都著文細數(shù)親歷的災難，聲討“林、江”的罪惡。他們沒有想到此時的血淚控訴與當初的搖尾乞憐毫無區(qū)別，都是人格缺陷的立此存照：過去為了活命作奴才，現(xiàn)在為了遵命依然再作奴才。一個連自己親歷遭遇的原因都看不清楚或者明知而不敢言的人哪里有資格與胡先生相提并論？悲哉，胡先生！
江海奔騰難擋賢者風流氣，山岳巍峨自為大師無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