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cognitivelinguistics）是一門以身體經驗和認知為出發(fā)點，以概念結構和意義研究為中心，尋求語言事實背后的認知方式，并通過認知方式和知識結構等對語言作出統(tǒng)一解釋的、新興的、跨領域的學科。[1]其基本觀念是認為語言和語法是不自足的，力圖通過認知和功能來解釋語言現(xiàn)象，有時還試圖通過語言的歷時發(fā)展來解釋共時現(xiàn)象。有人認為認知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認知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認知科學是一門綜合科學，是由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哲學、神經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組成的交叉學科，從多個角度探索思維的奧秘。也有人認為認知語言學不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當代語言學的一個學派，屬于廣義的功能主義語言學。

一、認知語言學的興起

（一）認知語言學興起的過程

雖然認知語言學真正的歷史只有約三十年，但作為結構主義和轉換生成語言理論的反動，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心理學、認知科學對認知的早期研究，其認知結構完形的組織原則來源于格式塔心理學，其主客觀互動的信念來自皮亞杰的心理發(fā)展的相互作用論，不過一直處于醞釀期。

認知語言學的誕生有兩個重要標志，一是三部認知語言學專著的出版：約翰遜（M. Johnson）《心中之身》（1987）、雷可夫（G. Lakoff）《女人，火，危險事物——范疇揭示了思維的什么奧秘》（1987）和蘭蓋克（R. Langacker）《認知語法基礎》（1987）；二是1989年春，在德國的杜伊斯堡（Duisbury）舉行的認知語言學專題討論會。會后，出版了《認知語言學雜志》（Cognitive Linguistics），并成立了國際認知語言學協(xié)會（ICLA：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Association），還出版了認知語言學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系列叢書。此后，《語用學與認知》雜志于1993年由約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發(fā)行。[2]20世紀90年代以來，認知語言學在歐美語言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認知語言學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蘭蓋克、雷可夫、杰肯道夫（Jackendoff）、泰勒（Taylor）、塔爾米（Talmy）等。

（二）認知語言學興起的原因

認知語言學的興起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首先，起因于對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言學的批評。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中期，美國描寫語言學派作為結構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直雄霸美國語言學。美國描寫語言學專注于語言形式的描寫，忽視對意義的研究，屬于形式主義語言學。20世紀50年代中期，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言學繼承了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形式主義傳統(tǒng)，并把形式主義發(fā)展到極至。轉換生成語言學極力強調語言是一個自足的系統(tǒng)，要求對語言尋求“內部的解釋”，并盡可能形式化。然而物極必反，喬姆斯基的形式主義語言學暴露出許多問題，引來許多學者的批評，強調對語言意義、認知和功能的研究。

其次，語言學史上，一直就有重視意義和功能的傳統(tǒng)。古代的修辭學就是一門研究語言使用功能的學問。結構主義學派之一的布拉格功能學派既重視語言的結構，又重視語言的功能。我國古代更是注重意義的研究，結合意義和文化來研究語言是漢語語言學的傳統(tǒng)，正是由于國內語言學的這種學術傳統(tǒng)，認知語言學引入國內后便風靡一時，而在國際上影響甚大的形式語言學在國內卻一直沒能成為統(tǒng)治中國語言學的霸主。

再次，20世紀下半葉以來，涌現(xiàn)出很多新的語言學科或交叉學科（外部語言學），如語用學、語言哲學、篇章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病理語言學等。其中大多研究興趣在語義、功能、言語、篇章上，自覺不自覺地否定了語言的自足性，積極從語言系統(tǒng)的外部來解釋語言現(xiàn)象，形成了功能主義的新潮流。

最后，認知語言學興起的直接原因是以雷可夫、麥考萊為代表的生成語義學的興起以及語用學的發(fā)展。[3]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言學認為大腦有一種天生的“語言習得機制”，認為語言學的基本任務是研究語言能力及其深層結構，以此揭示習得和使用語言的心理過程，還認為自然語言的句法是“自足的”，不受語義因素的影響，雷可夫、麥考萊在語義問題上率先對生成語法發(fā)難，提出語義是語言系統(tǒng)的核心和基礎，語義具有生成性，與喬姆斯基分道揚鑣，后來走上認知語言學的道路。語用學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學科，認為語義研究必須結合語言的使用者和具體的語境。正是因為語用學注重對意義的推導，而意義與人的認知是密切相關的，因此，語用學研究最終也走上了認知研究的道路。

二、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

形式與功能是語言的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面，研究語言的形式和功能是語言學的兩大任務，當代語言學中的各種流派大體可以歸入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兩大陣營，認知語言學是功能主義學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形式語言學理論主要是通過建立形式化的原則和規(guī)則系統(tǒng)，從語言結構內部來解釋語言現(xiàn)象；認知語言學理論主要是通過心理、認知分析的手段，從語言外部來解釋語言現(xiàn)象。認知語言學在語言觀上與形式語言學有較大的區(qū)別，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一）語言能力與認知能力相關

認知語言學認為，自然語言既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產物，又是認知活動的工具，自然語言的結構和功能是人類一般認知活動的結果和反映。人的語言能力并不是一種獨立的能力，而與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緊密相關，是人的一般認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語言能力跟一般認知能力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語言能力的發(fā)展跟一般認知能力的發(fā)展有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例如，一個女子長得漂亮，人們常說“她有一張漂亮的臉蛋”，而不會說“她有一雙漂亮的手”或“她有一個漂亮的后背”，這是因為我們認識一個人的長相總是先觀察他的臉部而不是別的部位?？梢?，“她有一張漂亮的臉蛋”這樣的“轉喻”說法不僅是一種語言現(xiàn)象，還跟人的認知方式密切相關。[4]

（二）句法不自足

在形式語言學看來，句法是自足的（autonomous），是語法和語言的核心，是體現(xiàn)人類語言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認知語言學卻認為，句法作為語言結構的一部分不是自足的，句法跟語言的詞匯部分、語義部分和語用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并沒有明確的界線。認知語言學還認為，形式語言學把句法獨立出來甚至作為核心自足系統(tǒng)，再分成詞法、句法、語義、語用等不同的部分，完全是為了研究的方便。例如“四級還沒有通過呢，就別提六級了”，這個句子中的副詞“還”具有語用意義，是在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tài)度。這個“還”字句表明，句法處理離不開“還”字的語用意義?？梢?，在表達和理解語句時，句法、語義、語用三者并沒有明確的分界，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三者交織在一起。[5]從詞法到句法到語義再到語用，是一個漸變的“連續(xù)統(tǒng)”。認知語言學并不把語言現(xiàn)象區(qū)分為音位、形態(tài)、詞匯、句法和語用等不同的層次，而是尋求對語言現(xiàn)象統(tǒng)一的解釋。

正是因為形式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在句法地位認識上的不同，導致它們在對待形式化的態(tài)度上也不一樣。形式語言學認為句法是自足的，力求用數(shù)理邏輯對句法及其生成過程進行形式化的描寫；而認知語言學認為句法是不自足的，因為句法涉及很多語用因素和認知因素，這些因素是難以形式化的。

（三）語言范疇是非離散范疇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中的各種范疇都是非離散的，邊界是不明確的。形式語言學和傳統(tǒng)語言學持一種離散范疇觀，認為每個范疇有自己的特定內在特征，符合某些特定內在特征的就成為某一范疇的成員，反之則不然，并且特定內在特征為范疇所有成員共有，因此范疇內部各成員的地位是平等的。認知語言學則認為語言范疇大多是“典型范疇”（prototype-based category）而不是離散范疇。以“鳥”范疇為例。“鳥”包括“生蛋”、“有喙”、“有雙翼和雙腿”、“有羽毛”等十多種屬性，但并不是所有的“鳥”都具有這些屬性。鳥范疇內各成員的典型性不一樣，各成員的地位也不平等，有的是范疇的典型成員，有的是非典型成員。例如，知更鳥、麻雀、燕子、喜鵲等是“鳥”這個范疇的典型成員，鴕鳥和企鵝則是這個范疇的非典型成員，“鳥”因此是個典型范疇。這種根據(jù)與典型事例類比而得出的范疇就是典型范疇。這種理論有以下假定：第一，實體是根據(jù)它們的屬性來加以范疇化的，但這些屬性并不是離散范疇理論中的那種兩分的理論，而經常是個連續(xù)的過程；第二，范疇的邊界是模糊的、不固定的；第三，同一范疇內的成員在說話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相等，有較好的樣本與較差的樣本之分，即成員資格有等級之分，較好的樣本是這一范疇的典型成員，較差的樣本是這一范疇的非典型成員。[6]

漢語的詞類就是一種典型范疇，要想找出為某個詞類所有而為其他詞類所無的語法特征，實際上很難做到。認知語言學認為，詞類是人們根據(jù)詞與詞之間在分布上的相似性而聚集成類的。屬于同一詞類的詞有典型成員和非典型成員之別，典型成員是一類詞的原型，是非典型成員歸類時的參照標準。以名詞為例，如果從語義范疇上看，最典型的名詞是“可數(shù)的具體的物件”，由此擴展到“不可數(shù)的抽象的非物件”，如“愛情”、“信仰”等；如果從句法功能上看，典型名詞經常做典型主語（施事主語）和典型賓語（受事賓語、結果賓語），還能做定語直接修飾名詞；一般不能做狀語和補語，一般不受副詞修飾；只有一小部分名詞可以做謂語，但不能做典型的謂語。這就是名詞的典型特征，說某個詞是名詞或者不是名詞，最多說這個詞在多大程度上像是典型的名詞。

三、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內容

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范圍較廣，涉及象似性、語法化、隱喻和轉喻、主觀性和主觀化、意象圖式和認知模式、典型范疇和基本層次范疇等內容，這里主要講述象似性、語法化、隱喻和轉喻。

（一）象似性

結構主義認為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認知語言學則認為語言符號及其組合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認知的制約，具有象似性（iconicity）。象似性指人類語言的結構與人類所認識到的世界的結構恰好對應。象似包括兩種類型：肖像象似和圖式象似。肖像象似（imagic iconicity）指肖像與所指事物之間簡單的、感官的或模仿性的象似，如擬音詞的聲音與所擬的聲音之間具有象似性，獨體的象形漢字與所指事物的整體輪廓象似。圖式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指圖式自身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與所表現(xiàn)對象各個部分之間關系性的或結構性的象似。圖式的每一構成成分與所指之間也許沒有象似性，但是圖式中各構成成分間的關系卻與這些成分所指間的關系具有象似性，如地圖、建筑物平面圖、線路圖、語言結構等。在語言結構中，成分象似和關系象似對應于肖像象似和圖式象似。成分象似對應于肖像象似，指各種句法成分與各種概念相對應；關系象似對應于圖式象似，指句法關系與經驗結構的成分之間的關系相對應。就關系象似而言，主要原則有三：距離象似原則；順序象似原則；數(shù)量象似原則。[7]

1. 距離象似原則

距離象似原則指語言單位的距離象似于概念之間的距離，即在功能、概念以及認知方面關系越近的概念，在語表上就靠得越近；聯(lián)系越不緊密的概念就分得越開。比如“小張不認為他明天以前會離去”比“小張認為他明天以前不會離去”否定程度較弱，因為前一句中的否定成分“不”離“會離去”較遠。

多項定語的語序體現(xiàn)了距離象似原則。以漢語為例，當多個不帶“的”的定語修飾一個中心語時，一般的排列順序是：領屬性的名詞或代詞——數(shù)量詞——形容詞——表性質的名詞，例如“一雙白棉襪”、“一件黑大衣”等。這種排列順序有一定的認知基礎：定語和中心語之間的語表距離取決于它們所代表的概念之間的距離，越是表現(xiàn)事物本質屬性的定語就越靠近中心語，相反，那些表示事物臨時的、非本質屬性的定語則離中心語較遠。

語言中的領屬結構也體現(xiàn)了距離象似原則。領屬關系反映的是領屬者和領屬物之間的關系，可分為“可讓渡”和“不可讓渡”兩種，它們在不少語言里都有形式上的區(qū)別。漢語表領屬關系的定中短語具有這一鮮明特征。例如：“他的爸爸”“你的哥哥”可以說成“他爸爸”“你哥哥”，但“他的書包”“你的水壺”卻不能說成“他書包”“你水壺”。這是因為“爸爸”“哥哥”和“書包”“水壺”比起來，不可讓渡的程度更高一些，即“爸爸”“哥哥”所表示的概念與領屬者的距離較“書包”“水壺”要近，所以前者在語言形式上可以不用“的”，這樣語表距離更近、更緊密。

又如英語中限制性定語從句與非限制性定語從句的差異也是距離象似性的表現(xiàn)。限制性定語從句與先行詞靠得近，而且在同一語調組內，因為它們在概念意義上較近。非限制性定語從句與先行詞之間用逗號隔開，而且形成自己的語調，語表距離相對較遠，因為它們在概念意義上不很緊密。

2. 順序象似原則

順序象似原則指語言單位的順序象似于實際狀態(tài)或事件的先后順序。時間概念是人類認知系統(tǒng)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語言符號的排列順序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先后順序，愷撒的名言“veni, vidi, vici”（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就是這一原則的體現(xiàn)。例如“我去北京坐飛機”與“我坐飛機去北京”就是不同動作次序在句法形式上的直接投射，前者是先去再坐，后者是先坐再去。

漢語復合句中的因果關系和條件關系復句，一般是以原因和條件在前，結果在后。這正好符合認知世界的先因后果的次序。當然，漢語中也有原因和條件在后的句子，但在現(xiàn)代漢語中，這些例外一般都有形式標志。復合句中的順承關系也體現(xiàn)了順序象似性原則，這類復句沒有主從關系，但有著嚴格的先后相繼的關系，其顯著特點是循序漸進，依次順延，所以也稱為“連貫式”，典型標志是“就、才、然后、于是”等關聯(lián)詞語。這種復句反映了客觀世界、認知和語言的一致性。

3. 數(shù)量象似原則

數(shù)量象似原則指語言單位的數(shù)量象似于所表概念的量和復雜程度。語言單位的數(shù)量與所表示概念的數(shù)量和復雜程度成正比，即語言傾向于用更多的形式來表達更多的概念；語言單位的數(shù)量與可預測度成反比，在語言交際中，對于那些量大的信息，說話人覺得重要的信息，對聽話者較難預測、理解的信息，想間接表達的信息，表達它們的句法成分也相應增多，句法結構也相對復雜。

例如英語中復數(shù)形式一般是在單數(shù)形式的基礎上加復數(shù)標記-s或其他形式形成的，復數(shù)比單數(shù)形式長，所表達的概念量也就大。英語中形容詞、副詞的原級、比較級和最高級所指的概念程度漸升，語言形式也漸多，從零詞尾，到-er（兩個字母表示比較），再到-est（三個字母表示最高級）。又如下面兩個例子：

（1）a.This guy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b.This impertinent egghead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2）a. Onthe Brighte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her.

b.On the Brighte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this fairhaired, fragileand beautiful creature.

這兩個例子中b組不僅信息量大，而且也突出了主語（1b）和賓語（2b）在概念上的重要性和不可預測性。[8]

（二）語法化

1. 語法化的定義

“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成分這樣一種過程或現(xiàn)象，即實詞虛化。實詞虛化這種現(xiàn)象中國學者在13世紀就提出來了，元朝的周伯琦在《六書正偽》中說：“大抵古人制字，皆從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是元末盧以緯《助語辭》，清代袁仁林的《虛字說》則是我國傳統(tǒng)語文學研究實詞虛化的專著。如漢語“把”、“被”、“從”等原來都是有實義的動詞，現(xiàn)已虛化為介詞。實詞虛化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因此虛化有程度的差別，實詞變?yōu)樘撛~是虛化，虛詞變?yōu)楦摰某煞郑ㄈ缭~綴和屈折形態(tài)）也是虛化。例如動詞“在”變?yōu)榻樵~“在”是虛化；從表示地點的介詞到表示時間、范圍、性質、原因等的介詞，這種變化則是由虛變得更虛。語法化研究的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時和歷時的界限，描述和解釋人類語言語法系統(tǒng)的形成過程，解答人類語言的語法系統(tǒng)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人類語言的語法為什么是以這種方式構造的。

2. 語法化研究的主要內容

語法化主要研究詞匯的語法化、短語的詞匯化、語用法的語法化以及篇章的語法化等內容。

詞匯的語法化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實義向虛義的變化；二是不太虛向更虛義變化。實義向虛義的變化一般是指名、動、形三類實詞虛化成介詞、動態(tài)助詞等意義比較虛的詞，例如近代漢語動態(tài)助詞“將”、“著”等是由動詞演變而來。不太虛向更虛義變化指詞匯由助動詞等較虛的成分向副詞、助詞等更虛的成分演變，例如表“可、能、會”的助動詞“敢”虛化為反話副詞“敢”等。

短語的詞匯化是指一個短語或其他句法單位演變成一個穩(wěn)固詞匯單位的過程?！敖裉斓脑~法曾是昨天的句法”，說的就是有些詞匯成分來自早期的句法結構。例如“恨不得”本是一個短語，在古代漢語中結構可以切分為（以S為陳述對象）：（S）恨|（S）不‖得，在這里，“得”是實義動詞，表示獲得，后面帶賓語，“不”否定“得”字短語，然后，“不”和“得”字短語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句法單位再接在“恨”的后面。在一個合適的語境，情況可能發(fā)生某種變化，當“恨不得”由表示現(xiàn)實心境重新分析為未來事實，用來表示某種主觀愿望時，這時“恨不得”就由短語“恨|不‖得VP”詞匯化為一個固定詞匯單位“恨不得|VP”了。[9]

語用法的語法化包括兩個意思。一是用語用原則來解釋某些語法結構的差異現(xiàn)象，例如以下兩個英文例子：

（3）a.Why didn’t youread in bed?（提問/建議）

b.Why not read in bed?（建議）

a的直接意圖是“提問”，其間接意圖是“建議”，但b雖然也是問句的形式卻只表示“建議”。這是因為人們出于禮貌或委婉的考慮，在建議別人做某事之前最好先問一問對方沒有這么做的原因，例如要建議別人躺著看書，最好先問問他沒有躺著看書的原因，于是問句a就經常有了“建議”這一間接意圖。這樣的語用法普遍使用和反復使用的結果就逐漸固定下來，聽者聽到a這樣的問話后，不再需要憑借語用原則經歷一個推導過程，而是一下子就直接得出“建議”的理解。這種隱含義進一步固定下來就會對原來的語句形式產生反作用，于是就有了b這樣的緊縮問句形式專門用來表達“建議”，“建議”成了b這種句法形式的固有意圖。[10]二是用語用原則來解釋某些語法結構的演變現(xiàn)象，例如“在……下”本來表示一種空間關系，一般指“在桌下”、“在樹下”等情況，后來“在這種形式下”、“在黨的領導下”、“在同志們的幫助下”等也逐步進入這種框架，這是由于“心理意象投射”語用原則使得具體空間關系逐漸擴展演變到抽象空間關系。

篇章的語法化指章法成分轉化為句法成分和構詞成分，或者松散的篇章結構演變成為穩(wěn)固的語法手段。例如漢語動詞拷貝結構“（V+O）+（V+C）“（寫字寫累了，喝水喝多了）的產生就是篇章結構演變成為穩(wěn)固的語法手段。在“V（得）OC”消失以后，需要產生一種新的語法結構能同時引進賓語和補語，這就是動間拷貝結構。它來自于兩個獨立的單句，第一個單句的動詞引進一個賓語，第二個單句的動詞引進結果補語，此時兩個動詞并沒有任何制約關系，是一種話語結構。可是一旦成為動詞拷貝結構，只有第二個動詞才能具體標記與時間信息等有關的語法形式。[11]簡言之，動詞拷貝結構是篇章結構語法化的結果。

3. 語法化的機制

語法化的機制較多，但最主要的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重新分析是指表層形式相同的結構，其內部構造因語用或其他原因被重新分析，從而從底層上改變了音位、詞法或句法的結合方式，對原來的形式或意義作出新的解釋。例如英語連詞since由表示時間到表示原因，其過程就是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這個虛化的過程如下：

（4）a. Ihave read a lot since we last met.（時間）

b.Since Susan left him, John has been verymiserable.（時間/原因）

c.Since you are not coming with me, I’llhave to go alone.（原因）

a里的since表示時間；b里的since既可以分析為表示時間，也可以分析為表示原因；c里的since一般分析為表示原因，這樣原因義取代了原來的時間義，于是since實現(xiàn)了重新分析。[12]又如“被”字句的產生過程也是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被”字后面可以跟名詞，也可以跟動詞，而漢語中名詞和動詞是沒有形態(tài)區(qū)別的。在“亮子被蘇峻害”（《世說新語·方正》）這樣的句子中，“害”可以理解為名詞，這時“蘇峻”作“害”的定語，“被”就是“遭受”義動詞，全句為主動句，即“亮子遭受到蘇峻的迫害”。如果把“被”理解為介詞，“害”理解為動詞，則“蘇峻”就成了施事者，全句就變成了被動句。句子仍舊是原來的句子，但由于人們理解的變化，對這個句子進行重新分析，賦予了一種新的含意，被字句也就由此產生了。[13]

（三）隱喻和轉喻

傳統(tǒng)語言學把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看作語言層面上的修辭格，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隱喻和轉喻被認知語言學看作思維和認知方式，是人們對抽象概念認識和表達的工具。

1. 隱喻

認知語言學的隱喻是一種認知機制，在這一機制中，一個認知域被部分地映現(xiàn)（mapped）于另一認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前者叫來源域（source domain），后者叫目標域（targetdomain）。在“Life is a journey”隱喻中，源域是“旅行”，目標域是“人生”，從“旅行”域映現(xiàn)到“人生”域上。源域包括以下顯著屬性：①旅行者；②旅途的起、止點，旅程，方向等；③旅程中的各種經歷。在這一概念隱喻的理解過程中，旅行的各種屬性被系統(tǒng)地映射到了“人生”這一目標域。因此，人生與旅途一樣，是一個有起點、終點的過程；同時，在人生旅途中，并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會經歷一些坎坷。因此，英語中有這樣的表達法，如“I am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漢語中也有類似的表達法，如“現(xiàn)在我正處于人生交叉口”。在隱喻理解過程中，源域的結構特征被系統(tǒng)地映射到目標域中，并成為目標域結構特征的一部分，因此，源域決定了目標域的意義。

作為人們思維、行為和表達思想的系統(tǒng)方式的隱喻主要有三類：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實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14]“結構隱喻”是以一種概念的結構來構造另一種概念，使兩種概念相疊加，將描述一種概念的詞語用于描述另一種概念。以“時間就是金錢”為例，用于談論“金錢”的詞語都可以用于“時間”，時間被當作金錢一樣寶貴的東西，如“花時間”、“浪 費時間”、“節(jié)約時間”等。在“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隱喻中，時間概念是通過金錢概念來組織和理解的，構成金錢概念的許多“次概念”被映射在時間概念上。方位隱喻是參照空間方位而建立的一系列隱喻概念?？臻g方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上－下，前－后，深－淺，遠－近等。方位概念是人們較早產生和理解的概念，在此基礎上，人們將其他抽象的概念，如情感、精神、身體狀況、社會地位、數(shù)量等投射到這些具體的方位概念上，形成了用方位詞語表達抽象概念的方位隱喻。以“HIGH STATUS IS UP；LOW STATUS IS DOWN”為例，“上級－下級”、“上臺－下臺”、“上崗－下崗”、“上場－下場”、“上士－下士”、“上層－下層”等等，這些概念反映的社會地位、權利等與空間上下結構相匹配，社會地位高、權利大為上，相反為下。實體隱喻指人類把對物體和物質經驗的詞語用于談論抽象的、模糊的思想、感情、事件、心理活動等無形的概念，把這些抽象的概念視為實體而變得有形。在實體隱喻中最典型的是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通過呼吸、飲食等經驗，我們把自身看作一個有范圍、有表面、能量化的容器，由此引出將其他物體以及一些更為抽象的活動、行為、狀態(tài)等看作是容器，這樣就把容器概念投射到其他抽象概念，諸如事件、行為、活動、狀態(tài)、視野等。例如“He is in good mood today”、“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中的“mood”、“sight”、“mind”都被看作容器。

2. 轉喻

認知語言學的轉喻是一種認知機制，指在兩個相關認知域之間用一個突顯的事物代替另一事物，轉喻的來源稱為轉喻源（metonymy source），轉喻所指向的概念稱為轉喻目標（metonymy target）。事物、事件和概念有多方面的屬性，人的認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那些最突出、最容易記憶和理解的屬性，即突顯屬性。船上的船員，英語用“hand”表達，漢語用“水手”表達，因為船員在船上最忙碌的就是一雙手，這里用轉喻源“手”轉喻“水手”（人）。又如“壺開了”是用轉喻源“壺”轉喻目標“水”，“壺”與“水”同在“容器－內容”認知框架內，兩者關系密切，“壺”在認知上比“水”突顯，概念“壺”的激活自然會激活概念“水”。事物突顯度的差異有一些基本規(guī)律，如整體比部分突顯（刀－刀柄），容器比內容突顯（壺－水），當然，突顯度有一定的主觀性，當人把注意力有意識地集中到某事物時，一般不突顯的事物也成了突顯事物。[15]

轉喻主要發(fā)生在整體與部分之間，整體與部分之間的轉喻，有些是用“部分”轉喻“整體”，有些是用“整體”轉喻“部分”。前者如用“心肝”轉喻“寶貝”，用“國腳”轉喻“著名足球運動員”，用“新面孔”轉喻“不熟悉的人”，等等。后者如“手里拿著刀”，拿的只是刀柄，這里用“刀”轉喻“刀柄”；“她戴著帽子”只是頭戴著帽子，這里用“她”轉喻“她的頭”；“自行車沒氣了”只是自行車的輪胎沒氣了，這里用“自行車”轉喻“自行車的輪胎”，等等。

[1]王寅《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

[2]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Lakoff, G. &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0.

[5]沈家煊《跟副詞“還”有關的兩個句式》，《中國語文》2001年第6期。

[6]袁毓林《詞類范疇的家族相似性》，《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7]于根元主編《應用語言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8]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王燦龍《詞匯化二例——兼談詞匯化和語法化的關系》，《當代語言學》2005年3期。

[10]沈家煊《語用法的語法化》，《福建外語》1998年第2期。

[11]石毓智、李訥《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tài)句法發(fā)展的動因和機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沈家煊《認知語言學與漢語研究》，載劉丹青主編《語言學前沿與漢語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4]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5]沈家煊《“轉指”和“轉喻”》，《當代語言學》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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