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雜憶趙家
黃培云趙新那
摘自：《書屋》二〇一一年第五期
http://www.housebook.com.cn/201105/06.htm
編者按：本文選自“二十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之《黃培云口述自傳》第四章“雜憶趙家”。黃培云（1917—），中南大學教授，我國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新那，中南大學教授，黃培云先生的夫人，趙元任先生次女。
“二十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已由中南出版?zhèn)髅郊瘓F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公司陸續(xù)出版。
一、岳父趙元任與岳母楊步偉
1982年2月24日，岳父趙元任因心臟病在美國劍橋去世，享年九十歲。他去世后，趙新那多年來一直在對父親的遺稿進行整理，協(xié)助商務印書館《趙元任全集》的出版工作。
1992年是岳父誕辰一百周年,新那和我在1990年底就商量編寫一本《趙元任年譜》，作為晚輩對他老人家的緬懷和紀念。開始打算組織趙家四姐妹都參加編寫，但由于各種原因，湊在一起研究編寫比較困難。最后大家的意見是要新那和我把編寫年譜的事情擔負起來，于是工作就這么開始了，事實上在編寫過程中得到了新那姐妹們大力的支持和幫助。這本年譜資料來源比較豐富，岳父從十四歲開始記日記，接近七十六年沒有間斷。這些日記新那四妹趙小中都復印給我們了，還有岳父寫的《早年自傳》、《口述傳記》等書都是參考資料。最初的打算是在一兩年內(nèi)就把年譜編好，趕在1992年出版，但我們在編寫過程中才認識到任務的艱巨性，從1990年底我們開始收集和整理材料，進行編寫，一直到1998年出版，前后竟花了八年之久。
趙元任先生被稱為中國現(xiàn)代語言和現(xiàn)代音樂學先驅(qū)。他博學多才，精通數(shù)學、物理，對哲學也有一定造詣，然而他主要以語言學蜚聲于世。從1920年執(zhí)教清華至1963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退休，后又返聘三年，前后從事教育事業(yè)接近半個世紀，培育出很多學生，如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等。
趙元任原籍江蘇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個書香、官宦之家，著名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的作者趙翼（乾隆進士）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趙元任隨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三歲時從家中長輩學說“不完全”的北京話，五歲時祖父即教他《大學》等儒家經(jīng)典。他從姑媽和表弟那里學會常熟話，又從保姆那里學會了保定話。六歲進私塾，從先生那里學會用常州方言誦讀經(jīng)典。九歲時回到家鄉(xiāng)常州青果巷，十二歲那年，父母相繼去世，十三歲移居蘇州大姨媽家，學會蘇州話。
當他十五歲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時，全校約三百名學生中，只有三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這三位南京同學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許多人認為他是天才，但我后來接觸后覺得，他是真下工夫。據(jù)說，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這些客人恰好來自四面八方，趙元任居然能用八種方言與同桌人交談。他從小就喜歡學別人說話，并善于辨別出各地方言和語音的特點。
這段家史說明，趙元任幼年就經(jīng)過多種方言的訓練，開始掌握了學習語言的本領。1910年，他十八歲時，由江蘇南京高等學校預科考入清華留美班，在錄取的七十名官費生中，他總分名列第二（胡適名列五十五）。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數(shù)學、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學，繼而又研究語言學。
1914年，趙元任與中國留學生任鴻雋、楊杏佛、胡明復等創(chuàng)辦《科學》，1915年創(chuàng)建中國科學社。
1920年趙元任回到祖國，在清華學校任教。當時適逢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梁啟超、張東蓀等進步黨人擬請趙元任擔任翻譯，就向清華金邦正校長接洽“借用”事宜。由于學術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秦景陽等都出面推動此事，而羅素的講學涉及高等數(shù)學、邏輯學、哲學，他人很難勝任翻譯工作，校長只得同意。這樣，他陪同羅素輾轉各地，講學一年左右。由于他口齒清晰，知識淵博，又能用方言翻譯，因而使當時羅素的講學獲得很好的效果。從此，趙元任的語言天才得到了公認，他自己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yè)。在清華期間，趙元任與楊步偉結婚。
他的父親趙衡年中過舉人，善吹笛。母親馮萊蓀善詩詞及昆曲，他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及音樂熏陶。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讀書后，因成績優(yōu)異，深得美籍英語教師嘉化（Garver）的喜愛。嘉化常邀趙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彈鋼琴和唱歌，趙元任跟嘉化夫人學唱過《可愛的家庭》、《離別歌》等歌曲，這是他接受西方音樂之始。1921年趙元任夫婦到了美國，趙元任在哈佛大學任哲學和中文講師并研究語言學。
1924年5月至1925年5月，趙元任夫婦攜兩個女兒到歐洲考察進修，訪問、參觀、聽課、參加學術活動。跟英國、法國、德國的語言學大師討論語言學理論，聽他們的課，還曾在巴黎大學注冊聽課。他在那個階段與高本漢交流很多。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25年，趙元任回清華學校教授數(shù)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xiàn)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diào)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1928年，他作為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diào)查和民間音樂采風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學于夏威夷大學，在那里開設過中國音樂課程。1938至1941年，教學于耶魯大學。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參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編輯工作，也以語言學家在世界聞名。1945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60年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他先后獲得美國三個大學的名譽博士稱號。
岳父趙元任非常具有改革和創(chuàng)新精神，不僅體現(xiàn)在語言研究和音樂創(chuàng)作上，在婚喪大事上也是敢于沖破傳統(tǒng)觀念，擺脫封建習俗。而在這方面，他與岳母楊步偉特別投合。
岳母楊步偉女士出身皖南望族。在考入南京旅寧學堂時，入學考試作文題為《女子讀書之益》，她竟大膽地寫道：“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步偉這個名字，就是她的同學、好友看她抱負不凡為她而取的。
說到他們的婚禮，那也是他們倆蓄意向世俗的一場挑戰(zhàn)。按照常理，當時憑他倆家庭關系、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實力，婚禮本應辦得挺排場和體面。但他們打破舊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地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的地方照張相，再向有關親友發(fā)了一份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當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適和楊步偉在醫(yī)院工作時的同事朱徵請到家中，由楊步偉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請兩位證婚人。然后趙元任從抽屜里取出結婚證書，新郎新娘先簽名，接著兩位證婚人也簽名，為了合法化，還貼了四角錢印花稅，就這樣完成了簡單而浪漫的婚禮。當這消息傳出后，第二天報紙上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為大標題，宣揚了一番。當趙元任問羅素這種沒有儀式的結婚儀式是否太保守時，羅素回答：“這夠激進了！”
二、中國人活動中心
1938年8月底，趙元任先生與夫人帶著四個女兒抵達夏威夷。他們原準備只住一年，沒有想到竟在美國僑居了四十余年，其中先后在夏威夷大學一年，耶魯大學兩年，哈佛大學五年。1946年我和新那回國，臨別前，岳父岳母囑咐說：“我們明年就回來，等我們?！蹦菚r，加州大學校長寫信給岳父邀請他去加大任教，被岳父婉言謝絕。岳父一直與“中央研究院”語言組保持聯(lián)系，準備回國繼續(xù)主持語言組的工作。
后來我們聽說他1947年離開劍橋之前，書籍都裝了木箱，只將常用的少量書籍留在手頭，準備暑期語言學講習班結束即回國。正在那個時候，岳父收到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朱家驊部長電報，要他回國接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朱家驊找中國駐美大使，也找了岳母，希望多方幫助勸說岳父接受校長行政職務。岳父一向不喜歡也怕?lián)涡姓殑?。因此岳父岳母商定，暫時不回國，避開這事，決定接受加州大學的聘請暫時去加州。岳父給朱家驊回電：“干不了。謝謝！”
岳父母在回國途中“路過”加州，誰知竟路過了三十余年，成了他們一生居住最長的地方。
1941年至1946年，岳父到哈佛大學任教。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美國對日本宣戰(zhàn)，與中國結成抗日聯(lián)盟。
由于戰(zhàn)爭，遠東書的來源被切斷，美國學生對漢英字典的需求又很迫切，于是哈佛燕京學社決定修訂C.F.Fenn的袖珍小字典和R.H.Mathews的漢英字典的美國版，并將兩項任務都委派給岳父。為準備遠東戰(zhàn)爭，哈佛大學舉辦暑期粵語速成班，又接受了美國陸軍委托舉辦的語言速成班教美國大兵，委派岳父主持中文班。雖然工作負擔很重，但他緊張愉快地全擔負起來了，他不僅對這些工作有興趣，更多地想到這也是為了抗日出一份力。
在哈佛大學的幾年，岳父一家經(jīng)常參加中華賑濟聯(lián)合會的各種活動。岳父多次應邀做有關中國文化及中國音樂的報告，岳母受托時常舉辦中式午餐會，有時來就餐的多達百人。岳母熱情很高，不怕辛苦，親自出馬做飯菜，午餐收入拿來賑災。新那四姐妹經(jīng)常參加出售中國工藝品和賀年片等活動，甚至利用球賽季節(jié)，在體育場附近公開募捐，將收入用于賑災。
岳父一家僑居美國后，數(shù)十年來，他們的家一直是留美學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是趙府的座上客。大家覺得到了趙家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親切感。
在那些年里，趙家住在哪里，哪里就形成一個中國人活動中心，給許多人留下美好的回憶。戰(zhàn)爭年代，回國的交通非常困難，劍橋行人街二十七號成了聚會中心。在異國他鄉(xiāng)，老朋友們坐在一起有好多話要交談，胡適、周鯁生、蔣夢麟、張彭春、金岳霖和陶孟和都是?？?，還有費孝通、趙忠堯、錢學森等都曾來過。外國朋友如英國生化學家、科學史家李約瑟到哈佛大學講演也來過趙家拜訪，并特別來吃趙夫人做的中國早點。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維納教授也都與岳父岳母來往密切。遠離家鄉(xiāng)在國外求學的許多中國留學生把趙家當成自己的家一樣，在趙家感到家庭的溫暖，少不了吃一頓趙夫人的家鄉(xiāng)飯菜。岳母做菜很有名氣，她寫了幾本食譜，在美國比較暢銷，其中有一本是胡適和賽珍珠作序的。賽珍珠說我岳母的食譜寫得這么好，這么受歡迎，在美國很有影響，應該給她諾貝爾獎。我覺得她的序言評價得太高了，多有溢美之詞。
三、志同道合 喜結良緣
新那1923年5月14日出生在美國，岳父為她取名“新那”，意為“新的支那”，以寄托自己內(nèi)心希望中國強盛的愿望。后來，岳父的老朋友丁緒寶一直叫新那為“新中國”。剛滿一歲，新那就被岳父岳母于歐洲訪學時帶到法國，與姐姐如蘭一起被寄養(yǎng)在巴黎遠郊，所以新那開口說話，最早說的是法語。兩歲時新那隨父母回到國內(nèi)，在清華園里度過四年童年時光，隨后又隨父母到中研院，1932年，清華向中研院“借人”，請岳父接替梅貽琦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處主任，新那又隨父母到美國，兩年后回國，直至１938年再度赴美。少年的她也親歷了國難當頭的苦痛之感。
我與新那是在美國清華同學會聚會的時候認識的。
在趙家開清華同學會，通常很熱鬧。幾十個人在那吃飯，飯后這個表演唱歌那個表演跳舞。盡管那時用很多紙餐具，但要盛湯什么的，少不了瓷器，盤子和碗一大堆。吃完飯總得讓人清理，我就自告奮勇到廚房去洗碗。新那那時候也到廚房來幫忙，我說用不著了，已經(jīng)差不多了。我和新那就通過清華同學會開會、洗碗，這樣認識的。新那記得我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別把碗砸啦！”
二戰(zhàn)的時候，哈佛大學受國家的委托，辦了日文班、中文班，教美國大兵。日文班由一位教授負責，中文班由岳父負責，叫ASTP，即“美國陸軍特殊訓練班”。二戰(zhàn)的時候，中國和美國、蘇聯(lián)等是盟國，聯(lián)合打法西斯，這樣辦了這期學習班。岳父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找會說普通話的中國留學生做輔導，自然也包括我。
特種兵訓練很多，有一部分準備去德國打仗的就要學德語，準備去日本的就要學日語，準備打臺灣的就要學中文。但后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說我們這是參加特務訓練，是很大的罪名，后來才弄清楚，特種兵是這樣的特種兵。為這件給特種兵教中文的事情，我和新那，還有一大批人，都吃了很多苦頭。我們在“文革”中間都被審查，作為“重大歷史問題”審查。
他們說新那是特務，說我是反動學術權威，說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被完全解放還比較遲，說我態(tài)度不好。我說你去查，你把證據(jù)找出來。他們說我態(tài)度不好，老不“解放”我。
新那（回憶）：培云是最后解放的，那時候給我們掛牌子批斗，剃半邊頭，都經(jīng)歷過。我們現(xiàn)在能這樣，還挺不錯的。抄我們的家，找美國國旗，我們家是有美國的旗子，但不是國旗，是兩面校旗，一面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面哈佛的，是我們畢業(yè)學校的校旗。
我十八歲認識培云，二十二歲結婚。因為來美國前在中國見到戰(zhàn)爭中人民的悲慘情景，我沒有情緒出去應酬，基本不出去，對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反感，對那些獻殷勤的人沒一點好感。那時候，很多人對我母親說，你們家二小姐真驕傲。我和培云結婚的時候，人們很驚訝，怎么忽然就結婚了。我和培云兩個，就是志同道合。
我父親很早就把培云看成家里人了，他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那些標本都是我給他磨的，在麻省理工學院，培云教我怎么樣把樣品放在機器里，怎么樣磨光。Ｘ光是培云自己照的，我做樣品。后來博士論文要自己打字，我父親幫他打。培云博士論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親打的。我父親不講究輩分，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大事很固執(zhí)。
1944年12月17日，胡適先生生日，趙家為他祝壽，岳父在日記里記載了有四十三位客人出席生日午餐，就在那次聚會上，岳父母向客人們宣布新那與我訂婚。
1945年7月，新那和我結婚。這是趙家第一次嫁女兒，岳父親手辦理婚事，他給我們拍攝結婚通知書用的照片，用中文書寫結婚通知書，送到一個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書上注明“為省物資以促勝利千祈勿贈禮物為幸”。7月21日，發(fā)出約三百份結婚通知書給親友，岳父開車送我們到劍橋市政廳。市政府秘書Frederick HBurke主持婚禮，岳父是證婚人之一。中午備便餐招待親友十余人，午餐之后，岳父開車送我們到火車站，開始一周的新婚旅行。
當年的10月3日，新那的姐姐如蘭與卞學鐄結婚。卞學鐄本來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美國對日本宣戰(zhàn)后他參加了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10月請假結婚。新那和我回家?guī)兔?，他們的婚禮在哈佛大學一位教授家里舉行，新那給姐姐做了大紅色金邊旗袍當婚禮服。他們的結婚通知書，也是岳父包辦的。
四、周總理接見與鄧小平接見
關于岳父趙元任1973年回國探親訪問，要特別強調(diào)一件和背景有關的事情：那個時候海峽兩岸嚴重對立，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到大陸來訪問，有的從美國到大陸來，也有的從臺灣回到大陸。針對這種情況，臺灣“中研院”就做出一個決定，凡是到大陸來的“中研院”院士，取消院士資格。而趙元任是“中研院”的院士，所以1973年他回國的時候，是頂著這個壓力回來的。
新那母親對周總理說，他們準備回國的消息是公開的，那時候“中研院”院長是錢思亮，趙元任對錢思亮說他要到大陸去探親，錢思亮拿他沒有辦法。
新那：那時候在海外有很多知識分子，他們解放后沒有回國來過。1972年最早有一批著名知識分子一道回國探親，帶隊的是任之恭、林家翹。任之恭是物理學家，林家翹是數(shù)學物理學家，他們那批人在1972年回國來，在當時還是影響挺大的一件事。
我父親當時因為心臟病發(fā)作，沒有隨這個團回來，他到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才回來的。我聽母親說，在他們準備啟程回國的前一天，錢思亮請他們吃飯，我父親就告訴錢思亮說明天要離開美國從香港中轉回大陸探親，不管結果怎么樣，我們肯定去的。錢思亮也沒有什么好說的，曾經(jīng)訂下過取消“院士”資格的規(guī)定，實際上呢并沒有取消。1979年，他還是請那些到過大陸的人去開會。
1973年4月岳父岳母是專門回來探親的，帶著外孫女昭波，就是趙如蘭的女兒；外孫女婿邁克，是一個美國人；還有一個是趙景暉，遠房侄女。一行五人回國。新那和我1946年回國，新那二十七年和父母沒有見面，這次是美國分別后第一次見面。
5月13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周總理特別忙，當時好像是晚上剛接見完菲律賓到中國來的大使，接著接見趙元任一家。
新那：我記得周總理接見是5月13日晚上，晚上8點到12點，等到接見完了已到了5月14日，正是我的五十歲生日。我們說周總理工作太忙了，他說經(jīng)常如此?？?2點了，談到金陵刻經(jīng)處的工作，金陵刻經(jīng)處是我母親的祖父創(chuàng)辦的。周總理交代去請趙樸初來，一會兒他就來了。第一次見到趙樸初還是在那里見到的。周總理和他交代金陵刻經(jīng)處怎么整理、安排，周總理說趙元任夫婦要到南京去看看。
當時在座的有很多岳父的老朋友，周總理把他們找來一塊坐，竺可楨、吳有訓、黎錦熙、丁西林等，請客的主人是周總理、郭沫若。
新那：父親平時話不多，那一次卻搶著說話?？偫砀赣H談到了文字改革，談到了《通字方案》，還說我父親在清華教書的時候，他曾經(jīng)想到清華去聽我父親講課，后來我父親被借調(diào)去給羅素做翻譯，周總理就沒有去清華了，要不然那時候就可能見到了。跟母親談到她的祖父楊文會（字仁山）創(chuàng)立的南京金陵刻經(jīng)處的修復工作，還談到了計劃生育。母親早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醫(yī)，1922年譯了一本《女生須知》的書，提出了節(jié)育的主張。父母親非常欽佩周總理淵博的知識和對情況的熟悉。會見中間，總理吃了一次藥，母親很不安，幾次要總理休息，可是總理幾次說，再談談，再談談。會見中，總理還請大家吃了一頓別有風味的夜點——粽子、春卷、小燒餅、綠豆糕，一個個都做得小巧玲瓏、樣式別致，適合老人食用，連餛飩都是用一只漂亮的小碗盛著。父母親吃到了地道的中國點心，心里非常高興，可是總理還遺憾地說，忘記關照廚師熬北京的粥請大家喝了。會見的氣氛極為自然、隨便，以后，父親總是用“親切”兩個字來概括那次難忘的會見。
那天接見以后就安排一行人到南京、上海，還回到岳父老家常州，他們第一次看到南京長江大橋。
1981年5月，岳父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邀請，第二次回國。他是懷著思念故鄉(xiāng)和親人的心情回來的。同來的有新那四妹小中，新那大姐如蘭陪著大姐夫卞學鐄回來講學，也一起到達北京。
岳母那一年的3月1日剛去世，他們共同生活將近六十年，岳父雖然口里不說，但我們知道，他心里是很難過的，非常寂寞。岳父1973年回國時，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見到了很多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但這次回國時，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已去世了。從這一點上說，岳父的內(nèi)心是沉重的、悲傷的。但是，回國后短短的四個星期，岳父回到了常州老家，到了南京、上海，見到許多親戚朋友，受到鄧小平、胡喬木的熱情接見，接受了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的頭銜，見到了語言學界、音樂學界的同行、專家。我們?nèi)胰季奂奖本﹣砼阍栏?，四代同堂，這一切都使岳父感到很愉快。
新那：這次回國是父親在世的最后一年中最高興的事情。5月22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校長劉達、副校長張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華園。一行人來到老南院（今照淵院）一號，父親當年在清華任教時住過的一幢灰色的磚房，父親第一個快步走上臺階，推開了柵欄走進去，上去敲門。不巧，主人不在家，進不去。我們就跟父親一塊兒在門前照了一張相。父親回到了清華園，還總想再看一看故居。六月四日上午，父親和我們一家人，沒有驚動學校，又一次“秘密”地回到清華。這一次南院一號主人在家，給我們開了門，熱情地領我們進到屋里。父親在五十多年前的“家”里轉來轉去。還去看工字廳、大禮堂。他對清華園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閣都很留戀。
5月24日，父親到了南京，跟1973年回國一樣，又一次來到過去工作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辦公地點，他又一次一間挨一間地看房子，最后還坐在自己過去辦公的地點照了相。我想，他是在回想過去的語言實驗室呢。為了找到江南高等學堂，接待單位做了不少調(diào)查，訪問了不少人，雖然學堂房子早已不存在，父親還是非常高興地在門簾橋舊址留了一個影。父親還去了金陵刻經(jīng)處。這幾年來，金陵刻經(jīng)處修復的工作也有不少的進展，當汽車駛過南京逸仙橋小學時，我們姐妹幾個跟著父親一塊兒唱起他為這所學校譜寫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橋，平坦坦的大道……”
父親在北京、上海見到了語言學界、音樂界的許多同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都舉行了熱情洋溢的座談和文藝演出。父親幾次為大家演唱《賣布謠》、《揚子江上撐船歌》和《教我如何不想他》、《清華校歌》，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吹贸鰜?，父親和同行們在一起，心情格外愉快。他還多次表示，自己是個落伍的語言學家、落伍的音樂學家。父親這樣說，并不僅僅是出于謙虛，而是反映了他樸素的信念：“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
6月10日，北京大學在臨湖軒舉行隆重儀式，授予父親名譽教授的頭銜。教育部長蔣南翔，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梅益，社科院外事局局長王光美，北大校長張龍翔、黨委書記韓天石，語言所呂叔湘、李榮，父親的老朋友周培源、王力等都出席祝賀。那一天，他特別高興，即席背誦了他譯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一書里的一首歌。儀式結束后，中文系的幾名學生拿著父親寫的《語言問題》一書圍上來請父親題字，簽名。父親年事已高，寫字時手有些發(fā)顫，但還是欣然為同學們簽字。
（今悉：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國家一級教授，中南大學學術顧問，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國際著名的材料科學及冶金學家、教育家黃培云同志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12年2月6日10時10分在長沙逝世，享年9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