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認定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東漢大墓為魏武王曹操高陵，引起了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為一座當時還沒有結束發(fā)掘工作的墓葬舉行新聞發(fā)布會，這在文物考古界是罕見的，更何況墓主人還是在公眾中知名度極高的歷史人物曹操，所以引發(fā)熱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今已經(jīng)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需要冷靜下來認真進行學術研究和分析，盡管發(fā)掘單位及其負責人，接受了不少媒體專訪，講了許多前后矛盾的話，但我們還是要以發(fā)掘簡報為依據(jù)進行研究和分析。在《考古》2010年第8期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縣文化局聯(lián)名發(fā)表了《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發(fā)掘簡報，當年稍后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曹操高陵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其中刊登的《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發(fā)掘簡報，對內容進行了補充修改。
發(fā)掘簡報認為該墓“應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并提出了十條理由和證據(jù)，由于其中存在諸多問題，我認為還不具備唯一性，尚不能成為定論。至于發(fā)掘簡報所稱的“曹操高陵”，按照考古學慣例應該稱為“西高穴2號墓”。
現(xiàn)就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等，提出如下問題，以求教于讀者。
“曹操墓”形制規(guī)格低
根據(jù)發(fā)掘簡報描述，所謂的“曹操墓”是一座平面甲字形多室磚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和側室組成，認為“該墓與同期墓葬相比，規(guī)模宏大，結構復雜，埋葬較深，僅其墓道就可見一斑……（墓道）寬度比已被認定為北齊開國皇帝高洋的灣漳大墓寬兩倍還多，長度也多出10米。因此，此墓應為王侯一級的，與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
灣漳大墓的發(fā)掘報告作者認為該墓的年代應在公元550至570年，推定為公元560年前后，或許不致有大的謬誤，“其墓主人有可能是高洋的陵墓”，卻從沒有肯定其為高洋的陵墓；其次，發(fā)掘簡報認為西高穴2號墓的年代是東漢晚期，而灣漳大墓的年代是北朝晚期，兩者相差三百多年，不屬于所謂“同期墓葬”，二者時代不同，墓葬制度不同，沒有可比性。
如果要做比較的話，應該與其年代相近的墓葬進行比較。我們首先將之與東漢晚期的諸侯王墓或列侯墓進行比較。目前發(fā)現(xiàn)的東漢諸侯王墓見諸報道有八座，可定為列侯墓的有三座。東漢諸侯王墓的基本特征是有封土，方向多坐北朝南，為單墓道土坑豎穴磚石結構的多室墓，前后室為長方形，前室為橫長方形，后室基本都有回廊環(huán)繞（發(fā)現(xiàn)的八座墓中七座有回廊），并普遍使用玉衣殮服，多同穴合葬，少異穴合葬。如已知的東漢晚期的兩座諸侯王墓：一座是山東濟寧普育小學漢墓，年代大約在公元170年左右，是任城王劉博或劉佗之妻的陵墓，石室墓由墓道、橫長方形前室、南北側室、長方形后室及后室的三面回廊構成，隨葬品中有銅鏤玉衣的玉片；另一座是河北定州43號墓，由墓道、甬道、東西耳室、橫長方形前室和中室及并列的兩后室構成，隨葬品有銀鏤玉衣、銅鏤玉衣各一套，應為中山穆王劉暢夫婦合葬墓，年代為東漢靈帝熹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74年。而西高穴2號墓的形制規(guī)格要低于這兩座墓葬。雖然發(fā)掘簡報說曹操《遺令》有“不封不樹”，“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西高穴2號墓確實沒發(fā)現(xiàn)封土。但文獻記載曹操墓上建有靈屋；對一座已經(jīng)多次被盜的墓，怎能證明其“無藏金玉珍寶”？顯然證據(jù)不足。
曹操于東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去世，二月葬高陵，同年其子曹丕稱帝，東漢滅亡，進入曹魏時期。我們不妨再來比較西高穴2號墓和曹魏時期墓葬。過去能夠確定為曹魏時期的墓葬不多，有公元247年的洛陽正始八年墓、洛陽杏園6號墓，以及公元233年的山東東阿曹植墓，最近還發(fā)掘了洛陽孟津大漢冢曹魏貴族墓，墓內出土有“曹休”銅印，文獻記載逝于公元228年。從已知這幾座墓的形制來看，曹魏時期墓葬特點是墓道長大，坐西朝東；墓道兩壁有不同數(shù)量的臺階；橫前室變?yōu)榉叫?。上述特點都與西高穴2號墓相似，這說明西高穴2號墓也具有曹魏時期墓葬的特點，其年代不能僅僅限于發(fā)掘簡報所認定的東漢晚期。
最后我們來比較西高穴2號墓和曹休墓。曹操與曹休死亡時間只相隔八年，所以近年發(fā)掘的曹休墓格外引人關注。文獻記載曹休是曹操族子，官封大司馬、揚州牧，爵封長平侯，太和二年（228年）病歿。而曹操是東漢王朝末年的實際掌權者，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挾天子以令諸侯”，至建安十八年為魏公，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二十一年進為魏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二十五年正月歿于洛陽，謚號武王，二月葬高陵。這兩座墓葬的共同點都是多室磚墓，各有六個墓室，等級明顯高于洛陽正始八年墓和杏園6號墓。具體而言，曹休墓面積550平方米，占地面積1067平方米，大于西高穴2號墓；兩者墓道寬度相同，墓道兩壁內收都是七級臺階；曹休墓前室與西高穴墓2號墓前室面積相同，后室則略小，但曹休墓前室南雙側室和北側室都比西高穴2號墓前室南北側室的面積大。雖然曹休墓是磚鋪地，西高穴2號墓是石鋪地（舊畫像石），僅就這一點西高穴2號墓或許高于曹休墓。從總體上看，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曹操提倡薄葬，可其陵墓應該是“位在諸侯王之上”的規(guī)格，而西高穴2號墓的規(guī)格和身為長平侯的曹休的墓葬大體相似，屬于同一等級。
“曹操墓”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
所謂的“曹操墓”中出土了兩類石刻銘牌，一共62塊。一類六邊形，器形小，刻有隨葬品的名稱和數(shù)量，比如“黃綾袍領袖一”、“鏡臺一”、“書案一”等；一類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內容?？梢园l(fā)現(xiàn)六邊形的占大多數(shù)，沒刻人名；圭形的占少數(shù)，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跡潦草。發(fā)掘簡報認為它們“是認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證據(jù)”。
文獻記載曹操謚號“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漢，十一月追尊曹操為武皇帝，這些只能說明石牌刻銘的時間，并不能說明西高穴2號墓就是曹操墓。試想作為隨葬品只需刻名稱、數(shù)量、埋入墓中，還需特別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嗎？曹丕又怎會將標明其父謚號的刻銘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刻銘，也應如六邊形銘刻一樣，標明物品名稱數(shù)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標明“魏武王”，這恰好說明西高穴2號墓不是曹操墓。
由此產(chǎn)生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將物品（含兵器）賜予其子及臣下，文獻中有這類記載：如《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刀類》中說“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余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文獻中還不乏把“常所用”、“常所執(zhí)”、“常所御”的物品賜予親屬與大臣的記載，比如《三國志》中記載孫權“以己常所用御幘縑蓋賜”周泰，孫權又“以手中常所執(zhí)寶刀贈”費褘，《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余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很可能是下葬獲賜者時把這類物品帶入墓中，還特別標明出來以示榮耀。而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６月，曹操令曰：“其規(guī)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仓T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漢制亦謂之陪陵”?？梢姴懿佼敃r規(guī)劃了廣闊的陵園，令諸侯、大臣陪葬。西高穴2號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墓主人遺骨的問題
墓中的人骨是關系墓主人的問題，因為年代關系尸體腐爛，只剩下部分骨骼，加之盜墓因素，人骨已經(jīng)被擾亂。發(fā)掘簡報稱“在前室靠近甬道處發(fā)現(xiàn)一頭骨，經(jīng)鑒定為男性，年齡60歲左右”，“發(fā)現(xiàn)頭骨兩個及部分骨骼，骨骼散落在整個后室內。經(jīng)鑒定，均為女性，一個50歲左右，另一個20歲左右?！?br />2009年11月19日我到該墓參觀時，曾問過發(fā)掘領隊：“這座墓是一次下葬，還是有二次下葬？”他說不清楚。其實做田野考古的都知道，從墓道發(fā)掘的剖面即可確定，遺憾地是我們到時墓道的填土已經(jīng)發(fā)掘完畢，這也是田野工作的疏漏。雖然人骨位置已被擾亂，但從發(fā)掘情況尚可知其位置，“在后室靠后部發(fā)現(xiàn)六個石葬具痕跡，推測應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由此可知三具遺骨分別埋葬在后室及其南、北側室。按一般情況分析，男性可能葬于后室后部，兩位女性可能分別葬于南、北側室。這說明兩位女性也不是一般人，應當與男性有著親密關系，因此這是一座合葬墓。而發(fā)掘簡報“結語”中僅稱“經(jīng)鑒定男性人骨的年齡在60歲左右，與魏武帝曹操去世時66歲年紀相當”，“是認定其為曹操墓葬的又一物證”，卻對合葬的兩位女性只字未提。如果墓中男性被確認為曹操，那么其中年紀大的女性就應該是卞后了。
文獻明確記載，卞后生于東漢延熹三年（160年），太和四年（230年）去世，時年71歲，比曹操晚十年逝世?！度龂尽の簳贰睹鞯奂o》中說當年“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后妃傳》中則說“七月，合葬高陵”?！昂显帷迸c“祔葬”用詞不同，從文獻記載考證，都存在“同瑩異穴”、“同穴合葬”的情況。但是具體到西高穴2號墓，則只能是“同穴合葬”，因為西高穴1號墓，經(jīng)發(fā)掘是一座未使用的空墓。
這樣問題就來了：首先，這三具遺體是同時下葬，還是分次下葬，由于田野工作的疏忽，現(xiàn)在已經(jīng)難以確定；其次，一位經(jīng)鑒定50歲左右的女性與卞后的年齡不符。如果認定此墓為曹操墓，那就一定會有卞后，如果沒有卞后就不會是曹操墓了。至于經(jīng)鑒定20歲左右的女性，未見文獻記載不好推論。
西門豹祠與魯潛墓志的疑問
在前文中提到曹操去世前兩年下令在“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水經(jīng)注》記載“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發(fā)掘簡報認為曹操生前提到的西門豹祠，就是位于今安陽縣豐樂鎮(zhèn)的西門豹祠遺址，我于上世紀80年代調查過這處遺址。由于周圍年年耕種，地面低于遺址，形成土臺，但并非夯土，在地面還采集到漢代和北朝的瓦片，但這處遺址至今沒有作過科學發(fā)掘。
和河南安陽縣毗鄰的河北臨漳縣文保所，曾在臨漳縣習文鄉(xiāng)時固村征集到后趙建武六年（340年）的勒柱石刻，據(jù)說是在漳河南岸的宋代西門豹祠附近取土時發(fā)現(xiàn)的，這個石刻與宋人趙明誠《金石錄》記載相符，但很遺憾沒有準確的出土地點。因此《水經(jīng)注》記載的西門豹祠的位置，以及臨漳縣文保所保存的石刻勒名，是否如《簡報》所指的西門豹祠，需要進一步考訂。事實上除了上述西門豹祠，文獻記載這一帶還有四處西門豹祠。即使《水經(jīng)注》記載的和征集勒名石刻所稱的西門豹祠，即是《簡報》所說的西門豹祠，也只能說明這座西門豹祠修建于十六國后趙年間，不能證明就是曹操生前提及的那座，因為這之間相差一百多年。
發(fā)掘簡報認定西高穴2號墓就是曹操墓的另一個重要證據(jù)是“魯潛墓志”，而一些學者對這方墓志提出質疑，甚至懷疑是偽造的。有關魯潛墓志的可疑之處，本文不擬討論，但需要指出的是魯潛墓志內容的確與我們常見的墓志內容不同。常見的墓志記載墓主人姓名、家世、生平事跡，隨著時代發(fā)展，志文逐步規(guī)范化，志文之后附有韻語所作之銘，所以又稱為墓志銘。魯潛墓志則很有意思，將近一半的內容記載墓葬位置、與曹操高陵的距離等。一方埋于墓中的墓志為什么要講這些？
除此之外，我們再來看這塊墓志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大約是1998年初，西高穴村的農(nóng)民徐玉超為磚窯廠燒磚取土時，在該村西北五百米處發(fā)現(xiàn)的，當年4月由安陽文物考古工作隊征集。這說明魯潛墓志不是出自魯潛墓中，而是志與墓分離。但魯潛墓志在土中埋藏了多久，不得而知。據(jù)我分析，如果魯潛墓志是真的，與墓分離也應該有相當時間了。因為近世盜墓者除了貪圖墓中的金銀財寶，也開始重視墓志，所以我推測應是早期盜墓者所為。
因為魯潛墓志與魯潛墓分離，所以我們不知道魯潛墓在何處，這就使魯潛墓志的科學價值大打折扣，所提供的具體位置也不可靠，以它作標尺自然更不可靠，這是考古學的常識，我認為發(fā)掘簡報的論證是不嚴謹?shù)摹?br />結語
綜上所述，發(fā)掘簡報在“結語”中稱：根據(jù)墓葬形制及結構、出土陶器形制，并結合所出東漢五銖錢、畫像石的內容等多方面證據(jù)，認為該墓的時代為東漢晚期。但這并不確切。如果將該墓的年代上限放在東漢晚期，其下限應到曹魏（三國）時期，甚或到魏晉之際。
客觀說，西高穴2號墓的發(fā)掘是一項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除了墓葬發(fā)掘本身的收獲外，重要意義還在于為長期尋覓無果而眾說紛紜的曹操墓，提供了具體的方位區(qū)域。我個人認為西高穴2號墓的年代應為東漢晚期至曹魏時期，將其認定為曹操墓尚不具備唯一性，還不能定論。因此建議還是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將其稱為“河南安陽市西高穴2號漢魏墓”為宜。
《曹操墓仍不宜定論》附記：發(fā)掘期間我曾先后三次到現(xiàn)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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