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史學理論作業(yè):E.H.卡爾《歷史是什么》讀后（上）
作者：連大歷史, 陳誠
前不久，當我剛剛開始理解何謂作為一門哲學或方法論的史學理論時【1】，我感到有些興奮。使人尊重的史學理論家們樂此不疲地談論著歷史與史學的概念，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及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xiàn)形態(tài)，還談論著歷史學家的基本素養(yǎng)與時代使命等等。在這樣一方天地里，似乎他們總是試圖攀上某個思想的制高點俯視歷史學的林林總總。但這不同于伽利略借助天文望遠鏡這種物理器材觀察靜止不動的星空，史學理論家們所從事的工作是依靠自己的目光所及，其研究對象是不具備完整客觀性的、千變?nèi)f化的歷史學本身而非歷史。因此，他們的獨特工作及其或多或少的哲學屬性所造就的那種近乎遺世而立的學術姿態(tài)，也極易使史學理論及其研究者本身陷入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過分的抽象化和主觀性。顯然，“抽象化”使史學理論淪為了一堆空洞、枯燥且令人費解的教條，當今社會沒有幾個人會對這種東西滿懷興趣。即使有，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去實踐這些教條，甚至這些教條的寫作者自己；“主觀性”則使史學理論喪失了科學的光彩，換言之，即喪失了持久的生命力。譬如馬克思主義史學或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在當今中國學術界的式微，就是因為它們挾帶了太多的主觀預設，以致歷史研究的過程幾乎成為了為這些既定的預設補充有利的材料與證據(jù)的偏執(zhí)的過程。這當然是不值得人們?nèi)P接受的。也許一位學者窮畢生精力艱難的得出了一個結(jié)論，但這個結(jié)論卻突然在他行將就木之時被無情的推翻，這的確令人難以忍受，但在史學理論界卻是屢見不鮮。這使我相信，許多研究具體問題的史學工作者之所以對史學理論表現(xiàn)冷漠，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然而，卡爾——比之于“歷史學家”這個名頭，我更愿意稱他為“史學理論家”——他的睿智與執(zhí)著使他從不輕言放棄。這個業(yè)余的歷史愛好者從沒有停止過自己對史學理論的不懈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沒有使自己的《歷史是什么？》陷入如上所述的那種“過分的抽象化與主觀性”的淵藪。從體系上看，這本史學理論界的經(jīng)典之作一共有6章，分別闡述了6個不同的，同時也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主題：歷史研究的主體與客體及其相互關系；歷史研究者本身與其所處時代環(huán)境及其相互關系；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及其相互關系；歷史研究的因果關系；歷史發(fā)展的大致路徑是進步還是衰落抑或循環(huán)；歷史研究的內(nèi)容是否是不斷擴展并充實的。從內(nèi)容上看，這本薄薄的演講稿集充滿了樸實無華的文字、深刻獨到的見地和大量與生活密切關聯(lián)的、恰到好處的例證，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因而，這本書絕不是了然無趣的坐而論道抑或沒有激情的迂腐文章。
一.
第一章的題目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所討論的實際上就是歷史研究的主體與客體及其相互關系。卡爾的切入點在于歷史的事實?！笆裁词菤v史事實？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更加仔細研究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薄?】根據(jù)卡爾在書中所述，他認為：
第一，歷史事實并不同于非歷史的“過去事實”。歷史事實僅僅是經(jīng)過歷史學家選擇了的少數(shù)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而另外一些影響不大的事實則只能不幸的被劃入非歷史的范疇而加以擯棄。【3】譬如，“1850年在斯塔布里奇.威克斯，一位賣假貨的小商販因小事發(fā)生爭執(zhí)，結(jié)果竟被一群瘋狂的暴徒蓄意踢死。這是一件歷史事實嗎？”【4】卡爾認為，當沒有歷史學家引用并證明這件事情的真實性，那么這就不是一件歷史事實，充其量只是一件過去事實。歷史事實過去事實與的區(qū)別在于，一個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一個則不是；
第二，歷史事實不同于歷史的基本事實或原始材料，而必須經(jīng)過歷史學家的詮釋并融入后者的思想認識與情感體驗。譬如，“秦始皇”、“前221年”、“中國”這些是一些構(gòu)成歷史基本框架的原始材料，但并非歷史本身。而“秦始皇于前221年統(tǒng)一中國”，盡管這種說法會有很多爭論，比如，當時秦始皇所統(tǒng)一的僅僅是一個并未覆蓋當今中國全部版圖的特定區(qū)域，意即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中國，但是，就這種說法本身而言，它卻可以算作歷史學家的事實。
我們發(fā)現(xiàn)，卡爾對歷史事實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將歷史事實同歷史本身剝離了開來。他也堅持地認為，歷史學家研究歷史，首要的工作就是進行這種“剝離”，即從紛繁的歷史本身當中去完成對你所需要的歷史事實的找尋、搜集與整理。而這一過程自然不是輕而易舉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卡爾贊同里頓.斯特拉奇的話：“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要素，無知可以讓人簡單、明了，也可以讓人有所選擇和省略。”【5】并認為古代、中世紀史的魅力就在于，“在這里，令人心煩的歷史事實與關于過去的其他事實之間的界限消失，因為已知的這些不多的事實全部都是歷史事實。”【6】言下之意就是，古代中世紀史的學者可以因避免了或較少地去進行那種困難的“剝離”而感到輕松。
在基于對歷史事實的如斯認識之上，卡爾就認為“歷史事實與非歷史事實之間的區(qū)別不是固定的或不變的；比方說，一旦人們認識到事實的意義和重要性，任何事實都可以上升到歷史事實的地位?！薄?】那么‘歷史學家的身份就是將那些非歷史的過去事實或原始材料轉(zhuǎn)化為歷史事實的關鍵。因而歷史學家是什么樣的人就是值得關注的。對此，卡爾在書中主要強調(diào)了一個方面，即歷史學家與普通大眾一樣，都是時代中的個人。他說：“當我們嘗試回答‘歷史是什么’這類問題時，我們的答案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反映了我們自己在時代中所處的位置”【8】；又說：“歷史時代中的歷史學家，同時也受該時代人類狀況的約束。他使用的所有術語——像民族、帝國、戰(zhàn)爭、革命等——其含義都與現(xiàn)實有關，他無法脫離這一語境而使用這些術語。古典學家一直喜歡使用諸如城邦、平民之類的固有術語，只是表明他們沒有掉入這個陷阱。然而，這并不能幫歷史學家很大的忙?！薄?】。實際上，卡爾對歷史學家作為“時代中的個人”的解釋在第二章中有更為詳盡的論述，我們稍后再作討論。在此，我的想法是，歷史學家們研究過去一個時代，但自己卻無可奈何的生活在當下這個時代，因此，他們?nèi)淌苤怏w與心靈彼此隔離的苦難，他們的掙扎是為了使自己不迷失，但同時，他們也需要這種撕裂帶來的痛感刺激自己勇往直前。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學家也是一群長期的精神上的矛盾者。正因如此，歷史學家的情感更加細膩，思想更加深沉。加之他們受到過專業(yè)的史學方法訓練，使他們相比于普通大眾能做到對過去與現(xiàn)實的一切幸福與苦難都更加敏感。大概這就是為什么卡爾認為只有歷史學家選擇的事實才能成其為“歷史事實”的原因。盡管現(xiàn)代人認為這是一種使史學“精英化”、“高端化”，但同時也使它“不可親近化”的做法。這不僅使歷史為少數(shù)人所壟斷，更狹隘了“歷史”的外延。畢竟，民眾所感知的歷史事實盡管是粗糙、散亂而膚淺的，但為什么要否認那同樣是歷史事實呢？歷史學家的事實與民眾的事實甚或目前還沒有歸屬者的事實的劃分盡管便利了史學的學術研究，但對那些客觀的存在，豈不是繁瑣和不必要的嗎？
無論如何，卡爾選擇了這種“否認”和“繁瑣而不必要”。在他那里，歷史完全變成了歷史學家的事情。而他認為，這些人的研究方法就應該是：
第一，“當我們研究一本歷史著作時，我們首先要關心的不是這本書所包含的事實，而是這本歷史著作的作者”；【10】
第二，“歷史學家需要一種富于想象的理解力，以透視正在其研究視野中的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把握其行為之后的思想狀態(tài)；【11】
第三，“只有以當下的眼光看待過去，才能理解過去”?！?2】
并且，當歷史學家面對他的歷史事實，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既不是“卑微的奴隸”，也不是“專制的暴君”，而是“平等與互動”。【13】實際上，這里暗藏了卡爾的一個觀點：盡管歷史事實是由歷史學家篩選并整理出來的，但歷史并非由歷史學家制造。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連續(xù)不斷、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薄?4】因此，歷史學家無需畏畏縮縮的同他的事實亦步亦趨，也不應以創(chuàng)世人的姿態(tài)凌駕于這些事實之上，而必須以一種平和的心情與后者進行交流。卡爾在書中借用了柯林伍德的觀點來說明問題。他指出，歷史學所關注的實際上既非歷史事實本身，又非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單向考量，而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相互關系?！?5】這種解釋的確讓人耳目一新。不過，我倒覺得，現(xiàn)代的史學學習者與研究者對待這一說法務必慎而又慎。因為它給人一種模糊的印象，似乎史學研究在本質(zhì)上僅僅等同于史學史的部分研究，僅僅等同于對歷史學家對待歷史事實的態(tài)度及歷史事實如何影響歷史學家的心情的研究。這是明顯的以偏概全。我以為，研究歷史的確必須考慮“人”，因為歷史本身就是由“時間”、“空間”和“人”共同組成的一個三維的存在。但是，這個“人”該是什么“人”？我想說的是，這個“人”一旦淪為少數(shù)人——也就是歷史學家們——的代名詞，那就很危險了。我們的視野可能因此受到極大的限制。
無論如何，我現(xiàn)在在想，倘若西方近代實證主義史學派的鼻祖——那位偉大的蘭克先生知道了卡爾對歷史與歷史事實的這種區(qū)分及其對歷史學家在此過程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的認識，他會做何感受？蘭克提倡的是“如實地說明歷史”，他認為，歷史學家觀察他的行為對象，完全可以像生物學家觀察昆蟲一樣，刪除自己所有的政治、宗教觀念和個人情感，最終得出不偏不倚的教誡；然而卡爾卻說，如果沒有歷史學家個人的選擇與詮釋，歷史就根本不能成其為“歷史”，更加談不上什么“歷史研究”了。他說：“歷史學家尊重事實的義務......并不意味著他可以排斥解釋——解釋是歷史的生命血液”【16】、“沒有事實的歷史學家是無本之木，沒有前途；沒有歷史學家的事實是死水一潭，毫無意義。”【17】尊重歷史并大膽的去選擇、解釋歷史事實，這個過程本身產(chǎn)生歷史。因為客觀的歷史事實（盡管卡爾認為歷史事實是是經(jīng)過歷史學家篩選與解釋的，但這并不與歷史事實本身的客觀性相沖突）本身不會回答何謂“歷史”，只有借助歷史學家的思考與表達才能被賦予生命。我們發(fā)現(xiàn)，這種針鋒相對的思想碰撞真是一件令人感到既緊張又愉快的事情。也許，“歷史本來就既是科學的，又是文學的，還是藝術的”【18】；歷史研究本身就既是實證的，又是詮釋的。那么，當我們再看蘭克與卡爾，會發(fā)現(xiàn)二者是殊途同歸的，或者用一個更準確的詞，叫做有所溝通的。
二.
相比第一章，第二章是更容易被人理解的。它的主題僅僅是對于歷史，歷史學家們既要能以個人的眼光去看待，又要能從社會的角度去品讀。對這一主題的原因的討論構(gòu)成了這一章的主要內(nèi)容。
如前所述，卡爾認為既然歷史事實是由歷史學家選擇并詮釋出來的，那么，理解歷史學家本身就成了理解那些歷史事實的必要前提。我們必須以此去把握前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事實而忽略另外一些的動機；而研究歷史學家的這種動機的前提，又必須是研究“歷史學家的歷史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因為歷史學家是個體，同時也是歷史的產(chǎn)物、社會的產(chǎn)物?！薄?9】作為一個成長在紅色中國時代的年輕人，我想，我們并不難理解這種“社會屬性是人的根本屬性”的典型的馬恩式論斷。而且，我也認同這種論斷。人區(qū)別于自然界里的其他動物的地方，就是我們身處于交繞著紛紜復雜的各種關系的社會之中；沒有誰能不受到這些關系的影響，包括歷史學家。而由于這些影響，歷史學家們看待一件事物通常很不一樣。譬如，同樣是寫二戰(zhàn)，德國史家寫的是一個樣，英國史家寫的是另一個樣；同樣是寫秦始皇，漢朝人寫的是一個樣，宋朝人寫的又是另一個樣；同樣是法國史學家，蘭克學派是一個樣，年鑒學派又是另一個樣；甚至同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比如曾國藩，歐陽兆熊就說他“一生凡三變”，即早期崇儒、中期尚法、晚期尊道。當然，也許你會說曾國藩不是歷史學家，他的例子不足以說明問題。那么，卡爾在書中舉出的德國歷史學家邁納克的例子就一定讓你無可辯駁。他說：“實際上，我們在這里遇到了三個不同的邁納克,每一個邁納克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代言人....”【20】邁納克1907年出版的《大同世界與民族國家》表達了俾斯麥的統(tǒng)治帶給他的民族主義理想；但1925年出版的《國家至上觀念》則表達了他對魏瑪共和國的困惑與不安；然后,分別在1936年和1946年出版的《歷史主義起源》和《德國的浩劫》則表達了邁納克對納粹主義及其失敗所帶給他的絕望與沮喪，使他悲哀地相信“歷史是受冷酷的、無情的偶然性來擺布的”?！?1】
對社會及時代環(huán)境予以重視，對歷史學家究竟有多重要？我想，兩個來自臺灣的知名學者——余英時和杜維明，他們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們的研究都是魏晉南北朝，都研究儒學。不同的是，余英時從時代背景、社會結(jié)構(gòu)等角度切入，杜維明則從儒家經(jīng)文、邏輯哲理等角度切入，這樣，前者被稱為“歷史學家”，后者被稱為“儒學家”或“哲學家”。所以，這已經(jīng)是兩個不同性質(zhì)的領域，盡管看似契合得天衣無縫。
這一切，使我感到，事情真的如卡爾所說：“歷史學家畢竟是單個的人。像其他單個的人一樣，歷史學家也是那個社會的自覺或不自覺的代言人；他就是以這種身份來接觸過去歷史的事實?！薄?2】卡爾說，如果把歷史比喻為一支“游行的隊伍”，那么歷史學家將只是隊伍中一位與其他成員一樣的普普通通的游行者而已，也只是這支隊伍的一部分。這支隊伍映入他眼簾會呈現(xiàn)出何種形狀只是取決于他的位置與視角?！?3】也就是說，假設歷史是一道刻有“0”至“9”十個數(shù)字的橫坐標，那么歷史學家如果站在“0”的位置上，他看到的將只是在他前面有“1”至“9”這樣一串數(shù)字；如果歷史學家站在“9”的位置上，看到的則會是他后面有“8”至“0”這樣一幅圖景；歷史學家如果站在“5”的位置上，看到的又會是他后面有“4”至“0”，但同時前面又有“6”至“8”這樣一幅景象。因此，歷史學家面對歷史之所以會得出千差萬別的結(jié)論，完全是由于他們的視角不同。正如那首著名的唐詩，“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strong>
“身在其中”使歷史學家“當局者迷”，即使他研究的是一段看似遙遠的年代，也無法避免自己的社會與時代作用在他身上的那種影響。但是，這恰恰成為了后世的歷史學家們研究前代的“歷史事實”的一個突破口。譬如，盡管荷馬史詩描寫的是前13世紀的特洛伊戰(zhàn)爭，似乎并不涉及“黑暗時代”，但是由于它的作者是生活在約前8世紀的荷馬或者其他生活在這一年代的一大批游吟詩人，無論如何，他們是生活在黑暗時代及其以后，因此，我們能知道荷馬史詩反映的是荷馬時代的信息，它是研究荷馬時代而不是愛琴時代的文獻。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中國史?！督鹌棵贰访鑼懙氖撬未墓适?，但因為作者是明代人，所以反映的主要是明代的社會生活。因此，歷史作者及其社會與時代對于現(xiàn)代的歷史研究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過，這種認識似乎使歷史陷入了一種我并不愿承認，但似乎又沒有理由不承認的境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事實上，我只是想提醒自己，關注歷史學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寄予的某些當代的意義。對此，卡爾在書中列舉了格羅特的《希臘史》和蒙森的《羅馬史》。前者呼吁英國當局實行民主政治，后者吁請一位強人來引領德國的權(quán)力政治。【24】毫無疑問，二者都是借古喻今之作。而他們之所以產(chǎn)生那樣的吁求，是各自所處之時代環(huán)境所致；卡爾對這種吁求的肯定，實際上也流露了他自己對這種行為的認可。因為在卡爾那里，歷史只有兩重功能：“使人能夠理解過去的社會”和“使人能夠增加把握當今社會的力量”。【25】而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如果他們與歷史事實之間的互動就是歷史這個命題是可以成立的話，那么，這種互動“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之間的對話而是今日社會與昨日社會之間的對話”【26】，這就注定了，唯有“根據(jù)現(xiàn)在才能理解過去；也只有借助于過去，才能理解現(xiàn)在?！薄?7】，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顯然，我們應當贊賞卡爾對于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這種雙向性的透徹認識；但是我反對那種企圖完全依賴現(xiàn)實理解歷史或以歷史理解現(xiàn)實的愚蠢行為。我們必須看到古今之“異”。沒有哪件歷史事實給予我們的教益是完全適用于現(xiàn)實社會的，也沒有哪件現(xiàn)實的事情可以完全用古代的相似事件的邏輯來解釋，因為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jīng)過、結(jié)果統(tǒng)統(tǒng)不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不可能因為認識到李自成農(nóng)民軍迅速敗亡的教訓就立刻停止自己在天京的腐化與墮落；慈禧太后也不可能因為認識到了呂雉專權(quán)給漢代社會帶去的動蕩就放棄專權(quán)；我們也不能秉持著今人的“民族平等”的調(diào)調(diào)去理解岳飛抗金或者文天祥抗元，從而把他們看作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歷史進步的反動者，這不公平。所以，歷史學家心中應該有一根繩子用以界定比擬古今的標準。我們應該更多的替自己所研究的歷史人物進行設身處地的思考，盡管這很困難，但并不能因此成為我們貪圖便利，進而用現(xiàn)代的思維去理解古人的舉動的借口；也不應該一味套用古代的或者異域的所謂“經(jīng)驗與教訓”，而應當更多的對當下社會的具體狀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總之，卡爾在這一章里給予我們的啟示就是，歷史研究的鏡頭一定要對準“人”，而這個“人”不是關于單個的“人”，而是關于社會的“人”。社會與個人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之間本身并不存在斗爭。因此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普通大眾，都不必杞人憂天的把自己與社會對立起來。“如果我們脫離社會來嘗試運用抽象的個人概念，我們就不能真正理解過去，也不能真正理解現(xiàn)在?！薄?8】
注釋：
【1】這里涉及到我對“史學理論”的定位。我認為它有兩重屬性，一是史學的，二是實用主義哲學的。也許您不會認同我對史學理論作為一門哲學的這個定位，不過，我的確是這么想的。我不知您是如何區(qū)別“歷史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幾個概念的。但我一直認為，歷史學首先是一門“人學”。既如此，它也就是一門地地道道的社會科學。那么，當代中國的史學是否是屈從于社會科學的婢女，這就取決于我們對社會科學這一概念及其與史學關系的理解。我是一直把社會科學作為一個總括性的名詞在使用，而并不認為這是一門具體的學問。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科學與史學的關系就像“水果”與“梨”的關系。將“梨”與“水果”對立是沒有意義的；必欲將“梨”從“水果”里獨立出來并將二者等量齊觀也是沒有意義的，這兩個概念本來就不被我看作同一比較級。這樣，就不存在“小小的史學”屈從于“大大的社會科學”的問題。反而，把史學放到一片更寬闊的天地里，并作為這片天地里一道獨特而美麗的風景又有何不可？
【2】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91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3】參見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91和97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4】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93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5】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9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6】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9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7】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202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8】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89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9】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09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0】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0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1】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08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2】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09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3】參見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1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4】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1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5】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0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6】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13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7】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1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18】語出北京大學朱孝遠老師
【19】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33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0】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8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1】參見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8和129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2】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3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3】參見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3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4】參見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4和12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5】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4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6】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4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7】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4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28】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著《歷史是什么？》，陳恒譯，第122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