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附：【本作品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本人不做任何負責】內(nèi)容版權歸作者所有!
----------------------------------------------------------------
錢穆先生自賓四，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民國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陽歷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資聰穎，刻學苦讀，十八歲出任鄉(xiāng)村小學教師。三十六歲發(fā)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以辯駁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之誤言，震驚北京學術界。同年任燕京大學講師，講授國文。民國二十六年轉(zhuǎn)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為先生講授史學之始。民國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四十四年應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之邀，在該校講學半年，并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五十六年秋，先生與夫人返國定居于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五十七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五年受聘為總統(tǒng)府資政。民國七十九年，錢先生遷出素書樓，是年八月卒于臺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歲。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靈骨，歸葬太湖之濱。
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匯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后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后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nèi)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nèi)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jīng)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nèi)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干。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nèi)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并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于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絕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并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于后。
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于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tǒng)杜魯門發(fā)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于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yōu)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干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里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并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tǒng)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tǒng)，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彼^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么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tǒng)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xiàn)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jù)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xiàn)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zhàn)國以后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后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nèi)，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xù)下去，中間并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后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并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jīng)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于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xiàn)代國家興起以后。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jù)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tǒng)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guī)模可以維持數(shù)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并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zhàn)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tǒng)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xiàn)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fā)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xiàn)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并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里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nèi)パ芯颗c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zhàn)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zhàn)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里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于逆轉(zhuǎn)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zhuǎn)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xiàn)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jù)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nèi)在向往，內(nèi)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jié)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zhàn)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向往于團結(jié)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于分裂與斗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jīng)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后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xiàn)。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xiàn)。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tǒng)。我此所謂歷史傳統(tǒng)，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如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淀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tǒng)。
五
現(xiàn)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nèi)，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后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后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jù)點，然后再由此據(jù)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zhàn)國史時，便見戰(zhàn)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后地順次讀下。但現(xiàn)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xiàn)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xiàn)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xiàn)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jù)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鉆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jù)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５覀儾粌H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jù)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chǎn)黨？”若循此作研究，經(jīng)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并無共產(chǎn)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jù)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shù)慕Y(jié)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于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nèi)粽嬉芯繗v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huán)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nèi)裟苁煜び谀骋粫r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tài)、經(jīng)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fā)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么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xiàn)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xiàn)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只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才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只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鉆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shù)木辰?。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并非真?zhèn)€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并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nèi)裟苋缡莵砜礆v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yè)，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yè)，圖遠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fā)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yǎng)，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yǎng)便成了史德。
我們?nèi)缒芗鎮(zhèn)渖鲜鋈龡l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yǎng)，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后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著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于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才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后，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zhàn)，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才可由后人來匯集成一部大歷史。現(xiàn)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涂賬，試問叫后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著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著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才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zhàn)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jù)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nèi)缭俨槐M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著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現(xiàn)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xiàn)，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于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志愿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并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chǎn)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xiàn)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贊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shù)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只做一個旁觀者，只憑少數(shù)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xiàn)才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fā)愿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chuàng)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后起青年，激起他們志愿，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于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獲了。
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類以求。從歷史的各方面分析來看，然后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歷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tǒng)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nèi)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于政事，歸入通史范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guī)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系統(tǒng)，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歷史，必特別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說中國歷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后人又承續(xù)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jié)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并敘述，則變?yōu)榫幠晔?，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歷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著有漢代，漢代結(jié)束，接著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歷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nèi)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歷史上的傳統(tǒng)制度保留著。這證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后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歷史傳統(tǒng)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xiàn)。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制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zhuǎn)治斷代史，然后再來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志”，《漢書》共有“十志”，都屬講制度方面的。以后歷代正史中多數(shù)有“志”，或有“書”，這些志與書，因其講的是制度方面，比較專門，普通讀歷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面的歷史，大家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歷史，政治制度方面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制度方面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歷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為秦以后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jié)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jié)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歷史不同。在西方歷史上，并無此兩種政治制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歷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歷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歷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chuàng)建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tǒng)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tǒng)之局面歷數(shù)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歷史之結(jié)晶品，是中國歷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國歷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xiàn)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歷史上的產(chǎn)物，只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歷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chuàng)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實這一套制度，本是連接著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歷史傳統(tǒng)而來。只是經(jīng)周公一番創(chuàng)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制納歸于統(tǒng)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nèi)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tǒng)的局面。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tǒng)一。在西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面，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社會無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tǒng)一政權，但卻無法實現(xiàn)。譬如筑寶塔，由平地筑起，卻沒有結(jié)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圣羅馬帝國一名稱，則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歷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上覀兘裉鞗]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歷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jīng)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系，有史學，無經(jīng)學。經(jīng)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歷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位勝任愉快的人來撰寫。
周室東遷，封建制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jù)《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shù)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著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系。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yè)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yè)亦無法出現(xiàn)。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上Т说葧窬阃鲐y覓?？蜌q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nèi)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lián)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yōu)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
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tǒng)一之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tǒng)一規(guī)模了。只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tǒng)一，而秦漢以后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tǒng)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tǒng)一國，此項政治制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
三
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制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tǒng)以后，封建制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注意到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tǒng)性，政治制度則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制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只以“君主專制”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制與立憲。于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制；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tǒng)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制。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疇格式之內(nèi)。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fā)出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而處處只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歷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歷史傳統(tǒng)如此輕漠不關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tài)度來對待國史呀。
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開講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系學生多不愿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后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歷史學系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歷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來講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之傳統(tǒng)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歷史上很少有同樣的制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權相權駢立并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現(xiàn)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并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只許掛一空名，絕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與相權間，一面有許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tǒng)制度及傳統(tǒng)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diào)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之說，在中國傳統(tǒng)意見下，絕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nèi)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jié)雖有變動，但大體制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歷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相權”云云，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力之爭。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tǒng)觀念，只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中國史有職官制，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專制。在中國，權在職之內(nèi)，非有權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fā)揮。
近代只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tǒng)政制來和西方現(xiàn)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jiān)察兩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糅合為五權憲法之理想。我們且不論此項理想是否盡善盡美，然孫先生實具有超曠之識見，融會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長，來適合國情，創(chuàng)制立法。在孫先生同時，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殺了中國自己?？傉J為只要抄襲西方一套政制，便可盡治國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國自己固有優(yōu)良傳統(tǒng)制度全拋棄了。兩兩相比，自見中山先生慧眼卓識，其見解已可綿歷百代，跨越輩流，不愧為這一時代之偉大人物了。
中國傳統(tǒng)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試制度。在中國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試制度，漢代則為察舉制度，均由官辦。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論食貨，即指經(jīng)濟制度言。次章論選舉，但實際則由漢代察舉下逮唐代之科舉考試?？梢娍荚囉刹炫e來。察舉之目的在甄拔賢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職，處理政事。但察舉非由民選，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試。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選舉舊名，則因選舉制度原為考試制度之濫觴。制度雖變，用意則一。中國自秦以下之統(tǒng)一政府，又可說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謂是一賢人政府。因政府用意，總在公開察舉考試，選拔賢才進入仕途。
自東西交通，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國考試制度，任用職員。其后此制度遂影響及于英國政府，亦采用考試，成為彼國之文官制度。其制實系模仿我國而來。后來又影響到美國。但他們實只學了中國考試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著他們自己傳統(tǒng)的政黨選舉制度。凡屬政府上層主要職位，如總統(tǒng)內(nèi)閣首相國務院及各部首領，皆由政黨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則酌采考試選拔。過去數(shù)十年來，中國的海關郵政和鐵路等各機關，因有外國力量羼入，亦均從考試量材錄用，比較上軌道。此項制度，好像學自英國，其實則是吾家舊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卻轉(zhuǎn)把舊傳統(tǒng)中的考試制度遺忘蔑棄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張仍用考試制度，設立考試院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國舊傳統(tǒng)切實推行，實已名存實亡。此一制度，可說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襲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級官吏，均須公開察選以及考試，循序登進。此項制度，顯然可成為現(xiàn)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國人則自加忽視，今天雖有考試院之存在，而反不為我們自己所看重，這實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國傳統(tǒng)政制中，上述宰相制與考試制屬于政府方面?，F(xiàn)在再略舉幾項制度之有關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關社會問題的，如戶口調(diào)查。在我幼年時，曾聽大家眾口交譽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國則無。其實中國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戶口調(diào)查一項。中國古書常連用“版圖”兩字，版字即指戶籍，即從戶口調(diào)查而來。在我國歷史上歷代戶口均有記錄，其調(diào)查戶口登記戶籍之手續(xù)與方法，若有人肯根據(jù)史籍作為專題寫一論文，雖不能系統(tǒng)詳盡，但至少可寫成十萬字以上的專書。此書至少可使人知道現(xiàn)代世界性的戶口調(diào)查，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兩千幾百年之演變。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主張耕者有其田。此一口號，亦自中國傳統(tǒng)政制來。今天，“自由中國”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賴此使國民政府獲得國際聲譽。其實此一制度，亦是中國舊傳統(tǒng)政制中所有。中國向來土地制度之因革演變，雖歷代各有不同，而大體可謂是朝此一目標而努力。此亦是中國舊政制在現(xiàn)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視之一項。
其次說到軍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聽人說西方國家的軍事制度好，尤其是他們能推行全國皆兵制，而中國獨否。但西方推行全國皆兵，實自普魯士開始，為時不到兩百年。而在中國則古已有之。漢代早是全國皆兵，此下歷代兵制雖遞有改變，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衛(wèi)所制度，皆由兵農(nóng)合一制演變而來，并可說較全民皆兵制更進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嘗不是日就廢替了?？梢娭袊鴼v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xiàn)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
又有人說，中國從前的軍閥和督軍為國大害，而盛贊西方政制限定軍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實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制中一項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漢唐盛時莫不如此。軍人統(tǒng)兵歸來，僅有爵位勛級，地位盡高，待遇盡厚，但在政府并無實職，不能預聞操縱政事，正與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轍。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jīng)濟制度方面，如漢武時代所創(chuàng)始的鹽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系一種頗為進步的經(jīng)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經(jīng)濟制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tǒng)制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xiàn)，即是此項政制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jié)制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tǒng)政制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zhàn)國以下，自由工商業(yè)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產(chǎn)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歷史上此項有關節(jié)制資本的一切制度，在現(xiàn)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注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制度，此乃一種調(diào)整物價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谷賤傷農(nóng)。待到荒年季節(jié)，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谷，寓有賑濟貧農(nóng)之意。此項制度，隨后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制度。據(jù)說美國羅斯福執(zhí)政時，國內(nèi)發(fā)生了經(jīng)濟恐慌，聞知中國歷史上此一套調(diào)節(jié)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tǒng)性的法制?？箲?zhàn)時期，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后，在現(xiàn)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歷史人物傳統(tǒng)政制，都不值得再談了。于是話不投機，只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tǒng)治制度，直到現(xiàn)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tǒng)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tǒng)一政府所轄范圍雖廣，其政制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tǒng)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云云。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征服方式來統(tǒng)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guī)模，豈能與現(xiàn)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tǒng)治相提并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tǒng)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tǒng)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向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制度，對此民眾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制與調(diào)節(jié)。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沖突而釀成宗教戰(zhàn)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歷史傳統(tǒng)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jié)制調(diào)整之用心的種種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只就中國傳統(tǒng)政制，分從各方面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tǒng)政制，實未見與現(xiàn)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tǒng)政制，乃是貫通于中國全部歷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xiàn)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后，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并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jù)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并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fā)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于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于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fā)揮其對于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并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臺，表現(xiàn)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jù)上述，敢于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xiàn)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tǒng)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tǒng)規(guī)模達于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chuàng)立優(yōu)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chuàng)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yōu)異表現(xiàn)。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借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jīng)一番亂事之后，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夸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chǎn)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xiàn)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yè)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guī)模，來應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guī)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夸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fā)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tǒng)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fā)明嗎？這究是誰在發(fā)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yōu)良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jù)。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之優(yōu)點，已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