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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程乃珊：小說《金融家》評點
程乃珊是我印象中較為深刻的一位上海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像上海女性映襯下的上海男人總在人們習慣的語境中前面掛著一個“小”一樣，上海作家也呈現(xiàn)出某種“陰盛陽盛”態(tài)勢，即使是男性作家也帶著一股弱弱的纖細的氣息，如陳村。程乃珊一度時期與王安憶相伯仲，她們帶有上海女作家的共性特征，都是從少兒文學起步，而后在成人文學方面占據(jù)了上海文學的領(lǐng)軍角色。只是后來程乃珊移居到香港一段時間，從而拉開了與王安憶的差距，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程乃珊對上海的本土文化要比王安憶更為熟稔一些，因為王安憶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其實生活在一個普通話圈子里，并沒有程乃珊接受過地道的上海方言的熏陶，這使得王安憶的文學中上海的純正風味要稍遜一籌。
近日，因為程乃珊的去世，使我再次對程乃珊關(guān)注起來，這不能不提到程乃珊那部最為重要的長篇小說《金融家》。
一、《金融家》中的中行行史素材
本來這部小說要寫成三部曲的，第一部發(fā)表在1990年左右，但是奇怪的是，程乃珊本來有較為寬裕的時間，完成這可以填補中國金融文學空白的長篇系列小說，但由于受到一種出于她的小說定位的原因，她終于沒有打造成這三部長篇小說的完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作者曾經(jīng)在文章中寫道：“拙作小說《金融家》即取材于祖父及中行此時段故事?！痹谶@部小說中，作者并沒有直接標注出“中國銀行”，而是虛構(gòu)了一個中華銀行，在小說里，中華銀行也不是一個官股占有大多數(shù)的官辦銀行，而是一個風雨飄搖中苦苦掙扎的民辦銀行。小說里的金融家祝景臣是華行的總經(jīng)理，按照程乃珊的說法，基本對應(yīng)于她的外祖父程慕灝，但實際情況下的程慕灝只是中行的一個副經(jīng)理，而程乃珊在結(jié)構(gòu)小說時，將主人公祝景臣的職權(quán)作了簡化與拔高，讓他擔任了中華銀行的總經(jīng)理，從而可以直接介入到銀行的決策之中。
因此，《金融家》里，我們可以看到隱隱約約的豐富的中行行史資料。一般情況下，字正腔圓的行史，用的是公文筆法，采取的是提綱挈領(lǐng)的論述，少見鮮活的形象，雖然甲乙丙丁交待的十分明白，但是只有一個大致的概念，卻難以見到一個全景式的畫面與細致入微的細節(jié)，因此，行史不管用了多長的文字，它只是像瞎子摸到的大象一樣，只能注重一個片斷，一個環(huán)節(jié)，而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印象，而文藝作品就不同了，在作者確定下的一個宏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可以洞察到各個社會層面、人際關(guān)系錯綜復雜而又有條不紊的內(nèi)在網(wǎng)絡(luò)線索，營造出一個全景式的時代三D圖景。這就是文藝作品的特殊映射與反映功能，所以，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巴爾扎克的小說比經(jīng)濟家更透徹地反映社會現(xiàn)象，一部《紅樓夢》幾乎濃縮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代表性的符號，讓人可以研讀一生。
正因為這個原因，程乃珊《金融家》既然是以中行歷史為背景，那么，在整個小說中，就可以看到許多在正規(guī)行史中忽略的眾多細節(jié)。
比如中行行訓“事繁勿慌，事閑勿荒，取象於錢，外圓內(nèi)方”，在小說里這一行訓出自于華行的創(chuàng)辦人已故前任華行總裁魏久熙，那么，這個人物對應(yīng)于中行的那一個創(chuàng)辦人？程乃珊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程乃珊卻以她的清晰的記憶力，告訴我們這一個看似簡單卻意蘊深遠的中行行訓，在一般的行史書上卻少見記載。
小說中的中華銀行，其特征與中行相當吻合，比如“那枚印著外圓內(nèi)方錢幣的中華銀行行徽”，我們一看就知道它是一種什么樣的圖案。至于華行的舊址，小說寫道：“這里原是一個意大利商會俱樂部”，而真正的中行舊址則是德國商會，作者在德、意之間進行了移換，頗能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小說里的華行別墅，則完全對應(yīng)于著名的“中行別業(yè)”，作者還對別墅進行了藝術(shù)性的描寫，都可以彌補行史概略的不足。
程乃珊在小說中也對中行行員進行了大致的區(qū)分，小說寫道：“華行的行員向來分兩大陣營，一是留洋或商科銀行系畢業(yè)的，另一派則是錢業(yè)學徒出身，俗稱‘三考’出身。”在小說里，我們看到，由于管理者善于運籌，唯才是舉，因此，“至少新老兩派表面上各盡所長，相安無事?！边@些描寫，基本把行史中加以忽略的中行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作了比較形象的表達，可以讓我們感知到中國銀行特有的諧和文化，對員工中正能量的營造起到了良好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然，程乃珊秉承一個現(xiàn)實主義文學原則的作家的堅守原則，她在小說里，也不失時機地揭示出華行在舊時代無法避免沾染上的陰暗面：“豈知堂堂中華，也是一個強者肉食的戰(zhàn)場；總經(jīng)理吃經(jīng)理，經(jīng)理吃副理，副理吃協(xié)理，一級吃一級，吃得我們行員氣也透不過。”這里反映出作者的一種歷史的審判眼光以及超越情感之外的理智觀感，這種不受情感左右的直揭現(xiàn)實的思考力度，使程乃珊的小說經(jīng)得起歷史與真實的考驗，也讓它描摹的畫面，更能切近生活的真實。
實際上回過頭來看看，對中行歷史進行藝術(shù)化再現(xiàn)的作品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而程乃珊這個在文學史上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女性作家，卻提供給了我們豐富的細節(jié)與生動的感情感觸，在我們面前復原了一幅生動而凹凸有致的中行現(xiàn)實場景，為此，讓我們感謝程乃珊。
二、《金融家》的曲折性不及中行史的百分之一
在程乃珊的《金融家》中，辨識中行歷史的蛛絲馬跡，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而實際上，程乃珊并沒有正面描寫金融界的經(jīng)濟糾葛與暗戰(zhàn)，也許真正地描寫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交鋒只會給文本增添幾分寡然無趣。所以，程乃珊選擇了從側(cè)面的角度，通過一個金融家的兒女們的情感主線來展現(xiàn)金融業(yè)的重大事件。這一選擇，與《紅樓夢》的策略是相同的，小小的大觀園里，微觀著大千世界的風云激蕩。當然，程乃珊采取這一敘事策略，與她事實上對金融知識的匱缺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從文中的情節(jié)編造來看，程乃珊一涉及到兒女情長，便能妙筆生花，洋洋灑灑，而在事關(guān)銀行的生存與命運的章回，便多是概略性的介紹，而缺乏人物的劍拔弩張的心理活動，從總體來看，這部小說還不如現(xiàn)在的職場小說那樣能夠?qū)懗鑫⒚畹目v橫捭闔的起伏流程，它的標題實際上換成《金融家的兒女們》來得更為切題。
《金融家》是以中行的歷史為原型的，但實際上程乃珊面臨著一個極大的困難，就是中行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要容納到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中去，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因此，程乃珊采取了刪繁就簡的策略，將小說的時間段，截取在抗戰(zhàn)的八年之間，而更為關(guān)鍵的是，小說里的華行的身份，設(shè)定為一個民營銀行，從而回避了中行起起伏伏、眼花繚亂的歷史走向。因此，《金融家》里對中行歷史的采用可以說是非常有限的，而僅僅是這么一點中行史實的接納，便使《金融家》近乎是填補了中國金融文學的一個空白，更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文學里金融體裁面臨著怎么樣的一種缺失狀態(tài)。這個原因顯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金融業(yè)更多的是一種智力上的暗戰(zhàn)，很難通過外在化的形象予以表現(xiàn)出來，特別是金融的那種近乎“無影掌”的拳腳特征，也很難訴諸于形象的描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金融界對自己文化傳播與張揚上的勁力不足。俗話說，貧窮出詩人，金融業(yè)的較為優(yōu)裕的生活，也很難推動著創(chuàng)作者愿意絞盡腦汁去開拓一塊金融文學的新天空。
可以說，真正的中行史就是一部鴻篇巨制，一部鋪展開來，足以讓托翁的《戰(zhàn)爭與和平》、雨果的《悲慘世界》、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相形失色的經(jīng)典名著?！督鹑诩摇返目少F之處，就是它僅僅管中窺豹中行的一角，便讓我們看到了中行歷程中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戲劇亮點。
因此，在《金融家》中擷取主要的情節(jié)元素，推敲一下它們與中行歷史的因果關(guān)系，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小說里，最初描寫了一起擠兌風波。這一情節(jié)，也許更適合一個財力有限的民營銀行，對應(yīng)中行歷史，我們看到在行史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倒是中行的抵抗“停兌令”中對中行信譽的奠定與激發(fā)，因此，程乃珊對應(yīng)對擠兌風波的這一情節(jié)的設(shè)置，只能說是對“停兌令”造成的擠提風波的影射，而程乃珊對擠提的原因的解釋，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她在小說中寫道，之所以發(fā)生了擠兌，是一名有著特殊背景的員工，擅自對外出賣有價證券浮動行情謀取私利，以致讓人授華行行風不正的話柄。這一點，未免夸大了一些內(nèi)部的營私行為對信譽所造成的影響，銀行的復雜的連環(huán)性的風波產(chǎn)生規(guī)律，在程乃珊的筆下，被簡化成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顯然反映出程乃珊對銀行業(yè)務(wù)流程的欠缺。當然，在小說里，這并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真實的一個情節(jié)，但具有一種象征意味，對銀行業(yè)并不了解的一般讀者，并不會深究其是否合理性。
在小說里，與中行史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是抗戰(zhàn)事期，由于國民黨與汪偽政權(quán)之間的特工大戰(zhàn)，對中行員工造成的血腥傷害?？箲?zhàn)時的特工大戰(zhàn)，是當前抗戰(zhàn)神劇的一個重要部分，電影《色戒》可稱著代表。中行員工的卷入完成是無辜的，小說里寫到，日本人為報復重慶的暗殺，綁架了華行12名行員，后輾轉(zhuǎn)找人，聯(lián)絡(luò)到吳四寶，才放了行員，但卻將其中的老曹給打死在家門口。這一段情節(jié)，程乃珊綜合了綁架江蘇農(nóng)行十二人及槍殺中行兩人的情節(jié)，進行了重新的加工，使情節(jié)更簡單凝煉。
而在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小說主人公被指認為漢奸的情節(jié)，在中行行史中也有翔實的資料印證。如在《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匯編》第一卷第八章第六節(jié)“對吳震修表示理解的函件”中，記載了吳震修在淪陷后的上海出任偽中行管理處一把手而導致的漢奸指責。
在小說里另外有一個重要的線索，就是地下黨對民族金融業(yè)的支持。在行史中，我們也知道，中行的地下黨早于三十年代就已經(jīng)開展了活動，在小說里，我們看到，地下黨在幫助銀行家如何說動下崗的員工方面提供了支援，抗戰(zhàn)勝利后在國民黨政府將華行列入偽汪政權(quán)資產(chǎn)時，是地下黨組織了靜坐示威。小說里設(shè)定了一個名中行員工的兒子范仰之，是他時刻以地下黨員的身份，給予金融家提供著生存的方向與導向，而中國銀行家也深刻地感到了共產(chǎn)黨給予他們的政治上的支持，所以小說里的中國銀行家在最后認識到，只有共產(chǎn)黨才是中國銀行業(yè)的期望，這正由百年中行的歷史得到了富有說服力的驗證。
《金融家》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說它的豐富性與曲折性與中行的宏大的歷史相比，顯得太為局促與簡單，令人覺得就像是一本放在高教教材下面的小學課本，但它在金融文學中的地位不容忽略。所以，小說也啟示我們，相比于中行歷史的豐富多彩，金融文學大有可為，也必有可為。
三、程乃珊為什么沒有寫完《金融家》三部曲
程乃珊的《金融家》以其鮮見的對中行史的形象描繪，而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也在中國文學中占據(jù)了一席重要的地位，但遺憾的是，作者本來是要將《金融家》打造成三部曲的，目前的《金融家》僅僅是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從第一部小說誕生于八十年代末之后，一直未看到這部長篇巨制的后續(xù)作品問世，而事實上，程乃珊直到她離世，幾乎有近乎二十多年的時間可以供她完成她的作品，但是，直到程乃珊病重之際，她仍然未對后兩部作品寫出只字片語。然而，程乃珊臨終之際，依然沒有忘記她心中的對這三部曲的宏偉規(guī)劃，可以說，程乃珊的遺憾不僅屬于那些關(guān)心金融文學的普通讀者，也屬于她個人的。
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陳思和也在回憶文章中對程乃珊沒有打造成三部曲的完璧流露出了遺憾。個人對陳思和并沒有好感。因為我最近購了一批舊書，有一次翻閱文革期間被認為是幫派文藝的代表性刊物《朝霞》合訂本的時候，看到陳思和一篇憤怒控訴鄧小平右傾翻案風的戰(zhàn)斗檄文，大吃一驚，用魯迅對“流氓”的定義，很適合此人。陳思和在他的那本被許多高校作為教材的文學史中，竟然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把《鐵道游擊隊》中的芳林嫂說成是妓女的代名詞的“風塵女子”，而在對浩然的評述上，更與劍橋中國歷史的公正客觀的評述大相徑庭。因此，對此公的識力，我是尤表懷疑的。
但陳思和稱贊程乃珊最重要的作品是《金融家》，則并沒有言過其實。那么，這部程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在重病之際，仍然使她耿耿難眠的長篇巨制為什么沒有寫完，也就不得不讓人去多想一下。
實際上，看看小說的文本，不能不說，程乃珊自己把自己推向了一個無法完成任務(wù)的絕境之中。也許探討一下程乃珊的困窘并非沒有意義，因為這不是程乃珊一個人的困境，而是一個行業(yè)文學總體的困境所在。
《金融家》這樣的小說的最大的難度是在那里？
我想，小說里已經(jīng)鮮明地展示了這一點。據(jù)一篇回憶程乃珊的文章介紹，程乃珊有一次在談到漢奸的時候，說了一句：漢奸不漢奸是無所謂的(大意)。
程乃珊為什么有這種觀念的模糊？《金融家》里已經(jīng)作出了明晰的透露了。小說中的華行總經(jīng)理在抗戰(zhàn)時期，與日本人虛與委蛇，百般周旋，在抗戰(zhàn)勝利后，被當成是漢奸。這一段經(jīng)歷，實際上與程乃珊的個人情感有關(guān)。真正情境下的事實是，程乃珊的祖父在抗戰(zhàn)時期，的確有一段在日偽統(tǒng)治下的上?？嘈慕?jīng)營中行的艱難經(jīng)歷，而事實上，那一段時期淪陷區(qū)的經(jīng)歷，事關(guān)到民族的大是大非理念，容不得任何形式的討論與模糊。陳凱歌導演的影片《梅蘭芳》的立意，最終是放在了梅蘭芳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蓄須明志、堅不合作這一高昂的基調(diào)上，在電影里，梅蘭芳幾乎被拔高成江姐式的民族英雄，與《風聲》之類的抗日劇有得一比?？梢?，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是不可能給予任何含糊以空間。張愛玲出于隱諱的情感因素，而在《色戒》中寫了一段超越是非正義的個情感存在，可以讓我們看出，文學作品的背后的作者情感因素，往往在制約與左右著小說的立意與走向。
因此，程乃珊在寫作《金融家》的時候，固然由于她來自于上一代人耳提面命的便利，得以得來全不費功夫地獲得更多的歷史的細節(jié)，但是，她的一脈相傳的情感線索，使她無法超然地站在血緣之外，進行客觀的、公正的、甚至必須是背叛一個家庭與傳統(tǒng)的立場去抒寫她對社會與人物的認識，這才是程乃珊無法讓她的小說充溢著更符合歷史立場的主題意旨的原因。而一個文藝作品，如果沒有一個符合歷史進程、符合人性基線的主體框架鐵骨錚錚地插入到文本中的時候，這樣的作品是無法支撐起來的。
我們在文學史上，可以看到眾多這樣的事例。托爾斯泰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立場盡管站在農(nóng)場主的角度，但是，他的思想上，卻批判性地指向他所屬于的那個階級；巴爾扎克的思想觀念不能說有多么進步，但是一旦在文學作品中進行著社會描摹的時候，便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他偏愛著的那個階級的虛偽、自私與卑鄙。而與這些經(jīng)典的人文名著相比，我們便會看到程乃珊的《金融家》缺少什么。
在小說里，程乃珊對于小說里的主人公進行了過于偏愛式、袒護式的描寫。我們看到，小說里寫到在上海淪陷之后，華行經(jīng)理因為投資房地產(chǎn)，卻發(fā)了一筆國難財，收益頗豐，但是，程乃珊卻把這一切，歸之于地下黨的決策指導的結(jié)果，在小說里，地下黨勸說華行祝經(jīng)理，勸誘他利用汪偽的資金，去投資房地產(chǎn)，因為這些固定資產(chǎn)，將來還是要歸之于人民的。如此說來，在日寇鐵蹄下的為虎作倀的經(jīng)營行為，都可以在最終目的上有利于國家。這樣的解釋，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再看小說里投入了巨大筆墨加以再現(xiàn)的金融家的家庭秘史，這些情節(jié)的設(shè)置，完全是移用了程乃珊的家族歷史，而在這里，更可以看出程乃珊虛晃一槍，對于那個由金錢支撐起的貴族之家，進行了虛情假意的遮掩。小說在這里的批判鋒芒，與《雷雨》、《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就連張愛玲的早期揭露舊家庭罪惡的小說也是相距甚遠。
比如，金融家祝景臣的大哥，年輕時流散在外，后來意外地找到了，大哥留下來的孩子，是一個有智力障礙的殘疾人，但是，祝老太太憑借著家財萬貫，為這個癡呆兒娶了一個年輕的女孩，新婚之日，這個女孩不堪丈夫的不諳人事，而上吊自殺。這一行為，在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屢屢提及的，經(jīng)常用以揭示金錢掌控下的鍍金時代對人性與生命的扼殺，而在程乃珊的小說里，這一切卻被溫情脈脈的貴族之家的遮羞布給掩蓋了百丑，作者連一點憐香惜玉的激情都懶得在小說中進行表達，只是描寫罪魁禍首祝景臣心里涌上一點遺憾，隨即又自我安慰，認為那個冤死的新娘畢竟是自己愿意的。我們再來看看巴金的《家》中，當鳴鳳投河自殺的時候，作者是如何進行了情感的渲染？
再看金融家祝景臣的弟弟景文，原來在鄉(xiāng)間有一個妻子，在小說的描寫中，景文對這鄉(xiāng)下妻子自然是沒有感情的，但是每一次回鄉(xiāng)的時候，總是禁不住妻子年輕的身體的誘惑，發(fā)生肉體關(guān)系，生下了幾個小孩，后來這個景文，來到上海灘上，又找到了一個情投意合的妻子，一妻一妾，這樣奇特的人性關(guān)系，在作者筆下，也作了淡而化之的描寫，作者無意也無暇去寫出“新人笑、舊人哭”的人性的悲歡。而張藝謀為什么能用一部《大紅燈籠高高掛》震撼世界電影節(jié)的評委們，就是因為電影里充溢著的一種對人性的呼吁與張揚。當然，張藝謀最近被曝有多名子女的秘辛，實際上，張藝謀已經(jīng)走向了青年時代他的反面，成為他當年在電影里加以批判的那個“老爺”的擁躉者與效法者了。
而小說主人公景臣豐富多彩的愛情經(jīng)歷，在程乃珊的筆下，也作了某種程度上的美化，我們可以看到，景臣本來與自己的妻舅的妻子有著曖昧的關(guān)系，后來又徘徊在是否迎娶前任董事長的遺孀的糾結(jié)中，直到找到了一個小他許多的交際花作為妻子，這一切復雜的情史，作者都置于一種理所當然的漠然狀態(tài)中加以描繪，未能寫出這種關(guān)系給予一個家庭帶來的倫理上的沖擊，對孩子精神上的毀滅性的打擊。
上面三個主要人物的情史，在程乃珊對家族史的回顧中，都可以一一對應(yīng)地與程的祖父輩的家人劃上完全的等號。程乃珊顯然在揭示出大家庭的光怪陸離而又在那個時代見怪不怪的人際關(guān)系的時候，沒有找到她應(yīng)該保持的立場，她如實地寫出了這個家庭的光明與陰暗的一面，但是她的情感卻沒有賦予這種歷史事實以一種超脫于時代的力量，小說里的舊家庭，在“雷雨”、“家”等作品中，本身就是一個毀滅舊時代的力量，但在程乃珊的筆下，她顯然沒有作出這種穿透歷史的深刻的批判，雖然她為顯者諱的動機，削弱著小說的鋒芒，但實際上也讓她走上了一條難以續(xù)接的斷橋，她難以為她的這些人物找到繼續(xù)與時代并行的溫暖與光明的力量，她無法在一個可以被人們接受的人性的角度與場合里繼續(xù)展開她的家庭的敘事，所以，小說只能戛然而止于抗戰(zhàn)勝利這一個節(jié)點。
回過頭再來看看小說本身，我們不能不說程乃珊對小說的定位上的失誤。小說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程乃珊的小說里始終沒有放棄一種階級性的觀念，生拉硬扯地將金融家的家史，拉扯到當時的一些由地下黨主導的革命斗爭中，小說中的地下黨范仰之總是適時而神秘地出現(xiàn)在祝家的周圍，并且與祝家小姐發(fā)生了一段戀情，但是，程乃珊不得不遵循史實的發(fā)展，因為事實上程家并沒有一個地下黨介入到家族的族譜之中，所以，范仰之的那一段愛情故事只得無疾而終，對祝家小姐的形象塑造也顯得毫無意義，這不能不看出，程乃珊在照顧到社會客觀環(huán)境的大背景之后，不得不削減了小說中的人物與真實性相匹配的定位，從而導致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主體性的萎縮。
可以看出，《金融家》的定調(diào)，限制了程乃珊可以更自由地抒寫人性的沖突的可能，使得小說的延展性受到了阻礙。因此，程乃珊已經(jīng)無法再讓她筆下的人物，在接下來的作品中繼續(xù)展開他們的情感的沖突，程乃珊就被無奈地卡在了金融家在抗戰(zhàn)階段的這一段短暫的區(qū)間與時段之中，從中我們感受到的文學創(chuàng)造的困窘，其實并不應(yīng)該由程乃珊一個人來承擔，而實際上反映了金融文學自身規(guī)律所帶來的重重障礙。程乃珊作出了努力，但她無法突破文學規(guī)律對她的制約，也許我們從程乃珊的創(chuàng)作局限中，可以更好地看到金融歷史文學的一些瓶頸所在以及可能的突破性出路所在。程乃珊為我們提供了眾多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從這一點上來說，程乃珊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