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今年7月8日，我和同門師兄弟回四川大學參加石璞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22年前我隨石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是先生的關(guān)門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舉辦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我們同門師兄弟表示無論如何都要回母校為先生祝壽。見到先生那熟悉而年邁弱小的身體，我們都百感交集，噓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個沉重的數(shù)字，尤其是現(xiàn)代中國的百年，所謂多事多難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百年，竟讓一個弱女子扛過來了。她活著，不僅活著，而且還有尊嚴地活著，身上沒有絲毫的悲戚與茍且。德里達在去世前感嘆所有的人都是緩期的幸存者，他說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脅中乃每個人的命運，只有那些幸運兒可以避開自然與人世的威脅而幸存。石先生是這樣的幸存者嗎？當然。然而，是什么讓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給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堅韌呢？或者，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女人，一個學者在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大的百年，在中國歷史上災難和不幸最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過來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嚴？
就在去參加石先生百歲華誕慶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去年的同一天新聞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而且大多為女性。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茍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guān)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茍且偷生的那種活。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曾提出一個無法選擇的難題：活還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辈蝗淌苓@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寧靜也就好了，但誰知道這一睡之后會做什么夢？誰知道那死亡之地是個什么樣子？也許死比生更糟？誰知道呢？因此，我們說那些活著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決斷和承擔，而不像那個丹麥王子停留在無解的思慮中而放棄做人的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百年選擇活下去，不是賴活而是好好地活，這其間要忍受多少無法忍受的時刻，要承擔多少難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們已無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戰(zhàn)爭、改革、政治、資本、主義、運動、敵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權(quán)、解放、反動、進步、國家、民族、中國、西方、階級、政黨這些巨大的詞眼曾讓多少弱小的生命為之激動和獻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驚訝的是，無數(shù)柔弱的生命都被這些巨大的詞眼壓垮了而石璞還健在，無數(shù)生命之火都在這些詞眼的巨大陰影中熄滅了而石璞還自有其光彩?？吹竭@個百歲老人得體而整潔的衣著，看到她平和、安詳、自在而陽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個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在波士頓訪學期間，我認識了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過兩個月。這位老太太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陽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陰影與凄涼。她的衣著總是生氣勃勃而脫俗得體，她的神情總是平靜而充滿喜樂，她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是“我能幫你什么？”“最近我很忙?！钡拇_，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不是在廚房和餐廳里幫忙就是在附近小學做義教或在教堂做義工，在兒子家過周末，在教堂過周日。她的形象與我記憶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記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風燭殘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皺紋和彎曲的身體上布滿夜的陰影，其孤寂、清冷與悲戚的氣息多少都會招人同情與憐憫。這位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呢？她非常陽光，見到她每每讓我自己覺得有些暮氣沉沉和些許的自憐。這是怎么回事？在與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點什么。這位虔誠的美國老太太在世靠國家，去世有上帝，她沒有生老病死無著落的不安，換句話說，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護的。而一個中國老太太呢？尤其是經(jīng)過這一百年革命洗禮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國詩人里爾克曾慨嘆一切存在者都處于無庇護狀態(tài)，人尤其如此，也正因為如此，人需創(chuàng)建自己的保護以維護生存的安全。人的庇護從何而來呢？現(xiàn)世的社會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給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給人以死之希望。所謂善（社會正義與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終極依靠是也。在人類的歷史上，人們以各種方式創(chuàng)建著這種善，也以各種方式摧毀著這種善。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曾創(chuàng)建了一個以家庭、家族、鄉(xiāng)里、民間社團、宗法國家和儒家道德為社會正義的此世之善，也創(chuàng)建了以各種民間信仰（迷信）和道釋之教為靈魂依托的彼世之善。盡管這種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還是一種脆弱的依靠和庇護，可悲的是，近百年來連這種依靠與庇護也幾乎在革命與資本的折騰中消失凈盡了。于是，一個問題困繞了我：在石璞這位中國的百歲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國老太太身上的陽光？那陽光從何而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親是一位開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學校長，姐姐與姐夫都是北大學生，與魯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響，石璞向往新學，從中學開始便學外語，其后上國立成都高等女子師范學校（四川大學前身）外語系，畢業(yè)后從教一年又碾轉(zhuǎn)跋涉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插班就讀。1933年石璞從清華畢業(yè)到杭州省立一中教書，其間因翻譯出版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狒拉西》與希臘三大悲劇《阿加門農(nóng)》、《安提戈尼》《美狄亞》而蜚聲學界，1936年應(yīng)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之聘到川大外文系從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藝理論與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等職。
早年的石璞是一個標準的新青年，甚至是一個憤青和女權(quán)主義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親未生男孩而要她父親娶二房以續(xù)香火，對此她非常憤怒，甚至不能原諒自己的父親。在抗日戰(zhàn)爭中，她參與了進步刊物《前進》半月刊的創(chuàng)辦，并寫了題為《前進曲》的發(fā)刊詞?？箲?zhàn)全面爆發(fā)后，她參加了成都文藝界抗敵救亡協(xié)會。主編《捷報》副刊“凱風“，并在《工作》、《筆陣》、《文藝后方》和《戰(zhàn)潮》等進步刊物頻繁發(fā)表文章，還多次組織募捐、慰問抗屬、舉辦義賣畫展等。解放后的石璞與大多數(shù)新青年一樣真誠地認同馬克思主義，她不僅是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還積極申請加入共產(chǎn)黨。當然，與大多數(shù)新青年一樣她也經(jīng)歷了主義與現(xiàn)實的分離，經(jīng)歷了理想的幻滅與現(xiàn)實的痛苦，經(jīng)歷了志業(yè)、政治與權(quán)力的糾纏。
石璞是一個歐美文學教授，從事歐美文學的教學與科研是她選擇的志業(yè)。韋伯曾說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術(shù)志業(yè)應(yīng)獨立于政治和權(quán)力，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工作。這種學術(shù)意識對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并導致了他們的書生意氣與現(xiàn)實悲劇。其實，在一種高度政治化的現(xiàn)實關(guān)系中，選擇以歐美文學為業(yè)就意味著選擇危險。在極左的政治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國學/西學、舊學/新學、歐美文學/俄蘇文學的學術(shù)關(guān)系背后是反動/進步、敵/我之政治關(guān)系。在此，沒有什么純粹的學術(shù)行為，一切學術(shù)行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歷史發(fā)展的線行邏輯（反動/進步）與階級對立的政治邏輯（敵/我）交織而成的政治法庭上，傳統(tǒng)國學當然是最倒霉的舊學，“舊”意味著落后與反動，意味著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因而是“敵”；相對而言，現(xiàn)代西學是得寵的新學，“新”意味著革命與進步，意味著資產(chǎn)階級與無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因而是“我”；而在現(xiàn)代西學中，代表無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俄蘇文學又比代表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歐美文學更為革命和進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則是“敵”。
受這種政治邏輯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學校方將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婦調(diào)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夢雄教授（也以歐美文學為業(yè)）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強中文系的工作。當時的川大中文系是國學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對搞西學的夫婦去“加強”和領(lǐng)導該地，隱約可見當時的政治權(quán)力對國學與西學的基本看法。對學術(shù)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婦并不清楚，對復雜的權(quán)力糾葛他們更無敏感。從表面上看，石璞夫婦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領(lǐng)導眼中的紅人，但實際上，在中文系那歷史深遠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他們成了國學權(quán)威的異己。當超個人的政治權(quán)力將個人間的學術(shù)關(guān)系變?yōu)檎侮P(guān)系之后，個人之間的斗爭就不以個人意志為轉(zhuǎn)移地開始了。石璞夫婦與中文系一位國學大師的積怨也許當從這一根源上來理解，此一積怨讓這兩家對門鄰里幾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見石璞夫婦在中文系的真實處境。正因為如此，不到兩年石璞夫婦又調(diào)回了外文系。
如果說，校方派石璞夫婦去加強中文系的工作與領(lǐng)導表現(xiàn)了權(quán)力對新舊之學的厚薄，石璞夫婦回到外文系后的命運與專業(yè)調(diào)整則反映了權(quán)力對歐美之學和俄蘇之學的態(tài)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辦。為何？原因很簡單，當時的川大外文系其實就是英語系，而英語和英美文學幾乎就是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象征。外文系停辦后的大批英語教師被派到哈爾濱學俄語，外文系要辦成俄語系，因為俄蘇文學表達的是無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在這種時代潮流與權(quán)力高壓之下，李夢雄教授在外文系復辦后改教俄蘇文學，石璞教授則調(diào)到中文系繼續(xù)從事歐美文學教學，但開始將教學與科研的重心轉(zhuǎn)向文學理論。1950年代大學里的文學理論其實是馬列文論的代稱，搞文學理論意味著搞馬列。只有搞馬列文論和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批判性地從事歐美文學教學與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責石璞的《歐美文學史》和《西方文論史綱》貼了很多馬列的標簽，這種指責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盡然。首先，石璞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真誠信奉的，她并沒有違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確貫穿了對馬列原理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并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當然，這種指責也挑明了某種無法選擇的命運。石璞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才能未能完全發(fā)揮，原本還可以做更多事情，寫更多東西的。比如在我的《歐美文學史》中，有些藝術(shù)性高的作家、作品沒有寫，或評價少，或不夠客觀。當時只能那樣寫，比較多地強調(diào)藝術(shù)性不符合當時的需要，就不能多講，不敢多講，不然就會被說成宣傳封資修、宣傳超階級超時代的東西，搞和平演變，那就擔待不起了?！?br />
石璞不是那種挺身反抗的學術(shù)勇士，也不是那種徹底拒絕而沉默的思者，但卻是一個盡可能真誠說話的學者。其實，我們很難說這三者誰更高貴。沒有挺身反抗，黑暗將沒有盡頭；沒有徹底拒絕，謬誤將四處泛濫；而沒有真誠地說話，即使是裹挾在謬誤中的真理和糾纏在政治中的知識也會在無言中消失。1980年當我第一次讀到石璞先生的《歐美文學史》時，非常激動，因為此前的外國文學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揚周翰等人主編的《歐洲文學史》外，別無系統(tǒng)完整的相關(guān)著述?！稓W洲文學史》雖體大慮周，但只是一個詳細的論綱，作為集體之著述它也太過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歐美文學史》，它的個人著述性與詳實細微使我獲益良多，盡管我不喜歡那些混雜其中的主義話語。在我的學術(shù)記憶中，《歐美文學史》始終是一個要不斷返回的路口，因為它啟示我在一個沉默的時代真誠說話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堅持學術(shù)所承擔的風險已經(jīng)很難，在今天要想象在這樣一個時代生活的知識分子如何度過那些斯文掃地的日子就更難了。石璞常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是命運。如何過一種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還是切實面對不如意的現(xiàn)實？是牢騷滿腹地抱怨命運，還是心平氣和地承擔命運？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淪，還是在一種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選擇了后者，因此而走過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沒有什么驚人的壯舉，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沒有什么浩然之氣和慷慨之節(jié)，但她有最樸素的良善和最傳統(tǒng)的智慧，僅此就足以使她舉重若輕，歷險而在。1957年石璞申請入黨而成為預備黨員，1958年下放勞動接受組織的考驗，在轉(zhuǎn)正會上有人批評她不揭發(fā)帶隊隊長男女作風的問題，沒有政治覺悟，對此，她保持沉默。結(jié)果她的入黨轉(zhuǎn)正未獲批準，一直到1980年才作為冤假錯案予以糾正。事后石璞很平靜地說不管男女作風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預別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來。有一次，與石璞一家結(jié)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樓梯時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將他扶了起來，她家的保姆說：“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們整得那個樣子，讓他在那兒呆著吧。”石璞說：“人摔了，還是應(yīng)該扶起來，他做得對?！蔽母锲陂g，面對各種委屈與罪惡石璞既沒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沒有違心地附和，同樣保持了沉默。與一些驚世駭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誰又有權(quán)利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極端危險的時候去連累兒女親友呢，這種連累道德嗎？在世事喧囂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態(tài)就是沉默與忍耐，默默地承擔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執(zhí)受那最樸素的善。也許正是這種沉默與耐心使石璞能歷百年滄桑而不倒.
如果說樸素的良善滋養(yǎng)著石璞的內(nèi)心，傳統(tǒng)的智慧則是她抵御外來傷害的法寶。石璞一生崇奉老莊，淡泊名利，無心自然。解放以來的幾十年間，石璞的工資從未額外上漲，四級教授的頭銜一以貫之，而以她的成就與資歷爭個二級教授額外漲幾次工資理所當然，但她不爭，也不怨。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石璞多次被作為改造對象下放到農(nóng)村與工廠勞動，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糞，在文革中也被作為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慘遭批斗。面對非人的凌辱與迫害，很多人都無法忍受而發(fā)瘋自殺，石璞終能泰然處之。對石璞來說，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惡意傷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無論白天的處境多么險惡，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對我說：石璞低調(diào)，所以長壽。此言甚是。但我要補充的是：低調(diào)不低，所以高壽。
也許現(xiàn)在可以回到前面那個問題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從新青年到紅色教授，再到一個普通的老人，那曾經(jīng)讓石璞熱血沸騰的主義與真理如煙而逝，惟有最樸素的良善與最傳統(tǒng)的智慧還與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與智慧是讓一塊石頭成玉的珍寶嗎？“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義？一塊對惡沒有激烈反抗卻有持久拒絕的石頭，一塊對善沒有悲壯獻身卻有耐心執(zhí)著的石頭以她不絕的微光爍傷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許英雄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也許從來就沒有什么純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負與擔當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樣舉重若輕的人讓生命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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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不易活著更難”人大博導跳樓身亡
人民網(wǎng)2007-12-06 1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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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一博士生導師在家中墜樓身亡。警方經(jīng)現(xiàn)場勘察，排除他殺的可能，屬于高空墜亡。按照死者遺囑，其個人藏書將全部捐贈給人大文學院。
昨天，記者經(jīng)過多方打探，證實了死訊。死者名叫余虹，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據(jù)了解，余虹教授年方50歲，是2002年作為人才引進到人民大學中文系的，生前為該校國家重點學科文藝學學科帶頭人。
昨晚8時50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將余虹教授辭世的消息掛在了網(wǎng)站首頁，并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余虹教授治喪委員會”的名義發(fā)布了通知公告：“2007年12月5日中午1點左右，我院余虹教授從他所居住的世紀城小區(qū)樓上墜下身亡。經(jīng)公安部門現(xiàn)場勘察認定：排除他殺，高墜身亡。
在余虹教授留給我們的遺言中，他將在人大的經(jīng)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愿一起工作”。
據(jù)人大宣傳部負責人說，現(xiàn)在，文學院的領(lǐng)導和許多老師都在幫余教授家屬料理后事。自12月8日起，人大文學院將在中國人民大學人文樓121室設(shè)立余虹教授紀念室，并將于近期舉行余虹教授追思會?！霸S多老師和同學都是從BBS上得知噩耗的，大家都為失去這樣一位良師益友感到悲痛和震驚?！?br />
個人博客摘錄
“自殺不易 活著更難”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個人的百年》，其中寫道：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茍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guān)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茍且偷生的那種活。
死者資料：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文藝學專業(yè)博士后，先后在華中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海南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工作，2002年調(diào)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現(xiàn)為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余虹：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longxiang(游客)發(fā)表評論于2007-12-8 18:53:13
余虹：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 余虹
我們都會死去，因此有無數(shù)的理由寬慰面對死亡的心靈，但總有一些人的死讓你的心無以寬慰，難以承受。這些人死了你還活著，這是一件荒誕的事情。你們曾一起活著，一起呼吸一起穿過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石頭，在眾人與萬物離你很遠的地方他或她總會出現(xiàn)在你的近處，不用呼喚，他們總與你同在。他們的死帶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動，分離了你的血肉之軀也分離了你的靈。 ( http://www.tecn.cn )
一個名叫萌萌的人死了，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實。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進修，常去旁聽研究生的一些課。有一次正上課期間，一位姑娘悄然而至，不一會又悄然而去，一件寬大的黑色外衣與一條紅色的圍巾在我眼前飄過，優(yōu)美而急速，好幾次以后才算看清了她的面容卻始終沒看到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似乎始終不在此地，她的整個身體悲劇性地混合著不幸的知青氣息與安娜式的貴族氣質(zhì)。這位姑娘就是我最初認識的萌萌，那時的她正在華中師范大學師從王忠祥教授攻讀外國文學的碩士學位，王教授稱她為“一陣風”，說她總是來無影去無蹤。我第一次看清她的目光是在友人唐有伯家里，那次她受張志楊之托向我轉(zhuǎn)達北大張世英教授的意愿，希望我去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工作。在我談及剛出版的那本有關(guān)海德格爾詩學的書時，她的目光不知從什么地方收回到我們的話題上，從此我不再感到她的目光在別處。那以后，我們走近了，后來又覺得她遠了，但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遠，這樣絕望的遠。 ( http://www.tecn.cn )
萌萌很美，而美總是很遠也很短暫。這是當我走近萌萌時的傷痛。在海南大學工作期間，有一次我找萌萌有點急事，事先未給她電話就去了她家里，她家的保姆剛好開了門，我也就徑直走了進去，當時萌萌正在書房的電腦上打字，見我到來，感到非常不安，不斷對我解釋說她早上起來后因忙于發(fā)一些急件而沒有收拾，一切都太亂，她的目光轉(zhuǎn)向了遠處，但她的面容卻沒法轉(zhuǎn)出我的視線，那是一張疲憊、松弛、暗然而有些陌生的面孔。這是萌萌嗎？那從來就光彩照人、美不勝收的萌萌嗎？我不斷對她說沒關(guān)系沒關(guān)系，但實際上我能接受這個萌萌嗎？那時萌萌大概已四十有八了，我忘了這個事實，不，是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萌萌本人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美是她的生命。記得有一次萌萌因治療頸椎病吃藥時間太長而導致了全身發(fā)胖，我見面便沖口而出：“你怎么這個樣子？我不想見到你這個樣子。”我當然是開玩笑，但也是無意識的表達。我要美的萌萌，而萌萌也要美的萌萌，后來她竟然停藥了。 ( http://www.tecn.cn )
萌萌很美，萌萌自己最清楚。她因美而幸福、驕傲。美是她的一切，也是她給朋友的贈禮。凡有萌萌的地方總有一個散了又聚的朋友圈子，萌萌說那是“天堂幼兒園”，那里只有美，只有聚集在美周圍的愛與友情，在這個天堂幼兒園里朋友們都分享了萌萌的美。沒有美的萌萌是不可思議而難以存在的。萌萌的一生，特別是中年以后的萌萌一直在為守護自己的美而頑強地與殘酷的力量做斗爭，她堅持要以美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尤其是要以美的面貌出現(xiàn)在朋友面前。在長期的病痛中她堅持精心化裝和打扮，以至于她的去世讓所有的朋友都感到特別突然。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萌萌拒絕朋友們的探望，我想那就是萌萌，那是深知沒有美就沒有萌萌的萌萌。 ( http://www.tecn.cn )
在我見過的人中，沒有人像萌萌那樣是一個徹底的唯美主義者了。萌萌的唯美不僅表現(xiàn)在對自己外表之美的呵護上，也體現(xiàn)在對自己寫作之完美的苛求上。我知道萌萌有復雜的個人經(jīng)歷，有敏感奇異的神經(jīng)，有廣泛的閱讀與豐厚的學養(yǎng)，也有致命的寫作愛好和一系列寫作計劃，但萌萌沒有著作等身。每一次寫作對萌萌來說都是一次死去活來的難產(chǎn)，因為她要完美，她要最好的文字。 ( http://www.tecn.cn )
唉！一個人要美可以到如此地步！而美的毀滅也可以到如此地步！
（2006年）
余虹：有一種愛我們還很陌生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我正在波士頓大學做訪問學者。一位兇手開槍打死了32個人，兇手本人也飲彈自盡。剛聽到這一消息時有些震動，畢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動很快過去了，因為這種事聽多了見多了；當風聞兇手是中國人時有些不安，畢竟自己是中國人，仿佛自己也脫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兇手不是中國人；再聽說美國人在悼念活動中連兇手一起悼念我驚訝了，這驚訝久久不能平息。 ( http://www.tecn.cn )
一天在去波士頓大學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國留學生對我講了事發(fā)第二天晚上他們社區(qū)的守夜祈禱。她告訴我在守夜儀式上他們點了33根蠟燭，為33個生命祈禱，這讓我驚訝。她向我轉(zhuǎn)述了守夜儀式上人們的悲傷以及它們的言談，其中一位牧師的話讓我驚訝。這位牧師看著33根蠟燭說：“這里的每一根蠟燭都象征著一個生命，它們現(xiàn)在都很平靜，我相信他們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當那位兇手在開槍的時候，我相信他的靈魂在地獄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靈魂在一起，他也是一個受傷的靈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關(guān)報道，這些報道繼續(xù)讓我驚訝。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4月20日中午舉行的悼念儀式上，放飛的氣球是33個，敲響的喪鐘是33聲。次日，安放在校園中心廣場草坪上半圓的石灰?guī)r悼念碑是33塊，其中一塊碑上寫著“2007年4月16日趙承熙”。趙承熙的悼念碑旁邊也放著鮮花和蠟燭，還有一些人留下的紙條。其中有兩個紙條這樣寫著：“希望你知道我并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里。勞拉”；“趙，你大大低估了我們的力量、勇氣與關(guān)愛。你已傷了我們的心，但你并未傷了我們的靈魂。我們變得比從前更堅強更驕傲。我從未如此因身為弗吉尼亞理工學生而感到驕傲。最后，愛，是永遠流傳的。艾琳”。 ( http://www.tecn.cn )
后來，我在網(wǎng)上和報上發(fā)現(xiàn)，不只是我一個中國人對美國人的做法感到驚訝和意外，很多中國人都如此。就在我聽到那位波士頓大學中國留學生對守夜儀式的轉(zhuǎn)述之后，我便打電話問了國內(nèi)的幾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要為這次事件舉行一個悼念儀式，我們會燒幾柱香？”他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當我告訴他們美國人的做法時，他們也驚訝了。于是，一個問題纏繞著我，讓我久久不能平靜：“33”這個數(shù)字為什么讓我們驚訝？為什么我們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讓我們驚訝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著什么？沒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為什么我們只有“32”的悲傷經(jīng)驗，而沒有“33”的悲傷經(jīng)驗？換句話說，為什么在我們的悲傷經(jīng)驗中沒有兇手的位置？為什么兇手理應(yīng)是憤恨的對象，而非悲傷的對象？ ( http://www.tecn.cn )
悲傷的經(jīng)驗起于愛，我們因愛被害者而悲傷，當悲傷將兇手包含在其中時，愛同樣給予了兇手。我們所驚訝并陌生的就是這種愛：對兇手何以不恨而愛？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愛？ ( http://www.tecn.cn )
在槍擊事件發(fā)生后，我們至少看到三種截然不同的感受與反應(yīng)：第一種是為受害者悲傷，憎恨兇手，這是最為通常的悲傷經(jīng)驗，它的前提是善惡區(qū)分，特點是愛憎分明；第二種反應(yīng)因受害者是敵人而幸災樂禍，這里沒有悲傷只有快樂，沒有愛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敵我區(qū)分；第三種反應(yīng)是既為受害者悲傷也為兇手悲傷，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樣的價值，或者說生命的價值高于一般的善惡敵我區(qū)分的價值。我們熟悉第一、第二種，而驚訝陌生于第三種。那第三種感受與反應(yīng)中就有我們不熟悉的愛。于是我想問：我們熟悉的愛是什么？它與我們不熟悉的愛有什么不同？我們熟悉的愛乃有分別的世俗之愛，不熟悉的愛乃無分別的神圣之愛。 ( http://www.tecn.cn )
一般來說，世俗之愛主要有兩種形式：1、以親疏敵我區(qū)分為基礎(chǔ)的愛；2、以善惡是非區(qū)分為基礎(chǔ)的愛。第一種愛是最原始本能的愛，是本能的自我之愛或自愛，它的基礎(chǔ)是利害關(guān)系，即對我有利者愛，對我無利者不愛，對我有害者恨；對我有大利者大愛，對我有小利者小愛；對我有小害者小恨，對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緣關(guān)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關(guān)系，所以血緣上的親疏遠近決定了愛的等差或愛與不愛，而當親疏關(guān)系惡化為敵我關(guān)系時，等差之愛便轉(zhuǎn)換成了恨與愛的對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地方主義中深藏的就是這種愛，而所謂階級斗爭中也活躍著這種愛。在這種愛的背后可能潛藏著對他國、他族、他鄉(xiāng)、他人、別的階級的疏離、冷漠、甚至仇恨。這種愛是我們最熟悉的愛，也是我們習以為常而在無意識中踐行的愛。在那種因受害者是敵人而幸災樂禍的感受中，我們看到了這種愛的極端樣式。第二種愛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愛，它的根據(jù)是社會正義和道德善惡，即對義者愛，對不義者不愛，對大不義者恨；對善者愛，對小惡者不愛，對大惡者恨。這種愛也是我們所熟悉的，在為受害者悲傷而怨恨兇手的悲傷經(jīng)驗中，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愛，在狹隘的道德主義情感和律法主義情感中我們看到的也是這種愛。 ( http://www.tecn.cn )
顯然，讓我們驚訝的愛是另一種愛。這種愛超越了所有世俗之愛的偏愛與選擇，它不以親疏敵我，義與不義、善惡是非的區(qū)分為前提和條件，它愛人如己，愛義人也愛不義的人，愛善人也愛惡人，“33”這個數(shù)字就是這種愛的見證。這種愛只有愛而沒有恨，那是一種來自基督啟示并在長期的信仰實踐中培育起來的神圣之愛。 ( http://www.tecn.cn )
一種“愛敵人”、“愛惡人”的愛的確讓我們驚訝，一種“與恨徹底割斷了牽連”的愛的確讓我們意外。盡管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也有寬恕、大度、以德報冤、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卻是一些太過脆弱的美德，它不僅缺乏強大的文化觀念支持和信仰實踐的支撐，更是在以牙還牙、愛憎分明的腥風血雨中不堪一擊。 ( http://www.tecn.cn )
“恨”是一種原始的非理性情結(jié)，也是一種傳統(tǒng)的道德理性情結(jié)，它們都寄生于世俗之愛。愛親友與恨敵人二位一體，于是有“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同志的殘忍”之論；愛善人與恨惡人一體不可分，于是有“疾惡如仇、愛憎分明”之說。有愛就有恨，仿佛天經(jīng)地義，亙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卻見證了另一種愛，一種與恨分離的愛。耶穌說：“愛你們的敵人并為那些迫害你們的人禱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壞人；天父的雨既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耶穌一生的講道與踐行都在向人們啟示這種無條件、無分別、化恨為愛的愛。這種愛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基督信仰傳播，已成為西方文明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并鑄造了一種相當普遍的信念和實踐態(tài)度，于是才有了“33”那個令我們驚訝的數(shù)字。 ( http://www.tecn.cn )
一種化恨為愛的愛不是一種與社會正義沖突的愛，不是一種不要社會正義的愛，而是一種在正義的要求與實施中將愛貫徹到底的愛。一個有圣愛情懷的人也會主張懲罰兇手，因為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罪行承擔責任，這是社會正義的基本要求，但他不會懷著對罪犯的仇恨來實施這種懲罰，而是在懲罰中有一種巨大的悲傷和憐憫，他會因一個生命被罪行所毀而痛惜，他會為罪人的不幸墮落而傷心。這種愛對己是一種悲劇性的告誡，因為自己也可能犯罪；對罪犯是一種同情式的惋惜，它會撼動罪犯內(nèi)心那頑固的恨。與之相反，如果我們把懲罰罪犯的正義要求變成對他的深仇大恨，把對罪犯的懲罰變成一種瀉恨的方式，恨就不僅會中斷我們對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還會強化我們由正義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對罪犯，這種恨會讓他更為凄涼地走上不歸路，并與自己的恨糾纏不清。 ( http://www.tecn.cn )
其實無論是民眾對兇手的恨，還是兇手對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種出于正義要求的恨。趙承熙殺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遺書中他說：“你們要什么有什么。光有賓士轎車還不夠，你們這些被寵壞了的家伙，有了金項鏈還嫌不夠，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蘭地酒還嫌不夠，你們放浪形骸還嫌不夠。”在錄像帶上他充滿怨恨地說：“你們原本有1000億個機會可以避免今天這種下場，卻把我逼到墻角，讓我只剩下一個選擇，這是你們自己決定的?！憋@然趙承熙的恨出于他對社會公義和道德之善的堅持，這種恨的積累使他失去了以恰當?shù)膽B(tài)度來對待不公與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瘋狂地走向犯罪，并將這種犯罪看作是伸張正義的壯舉，為此他才說：“我死得像耶穌基督一樣悲壯，得以啟發(fā)后世的弱者和弱勢族群。”趙承熙的兇殺讓我想起了三年前殺死四位同學的馬加爵。在執(zhí)行死刑前記者問他：“你是想通過殺人發(fā)泄什么？”馬加爵回答：“恨，反正那段時間真的是很恨他們。┅┅他們不光說我打牌作弊，而且說我平時為人怎么怎么樣。他們說的與我一直以來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們?！庇浾哂謫枺骸坝袥]有想過去和他們談?wù)?，交換一下看法呢？” 馬加爵回答：“沒想過，不可能的，當時只想到恨。┅┅那段時間每天都在恨。必須要做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沒去想?！盵1]在遺書中他說：“我決定給那些歧視窮苦人、蔑視窮苦人的人一個教訓，我決定給那些無情踐踏、殘忍蹂躪窮苦人人格尊嚴的人一個教訓?！憋@然，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義的理由：人格尊嚴不容侵犯，他也把殺人看作伸張正義的方式。 ( http://www.tecn.cn )
恨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來自何處，都可能導致罪，尤其是來自正義要求的恨。歷史上形形色色以“正義之劍”殺人的罪實在是太多了，馬、趙只不過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張正義之名而產(chǎn)生的恨可能導致十分邪惡的罪，于是，愛的問題最終將我們引向恨的難題。恨是一種非常隱蔽而頑固的罪惡之因，尤其是在正義的名義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愛恨。也許，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絕罪惡的首要問題。顯然，只有愛可以否定恨并戰(zhàn)勝恨，而恨不僅不能否定恨和戰(zhàn)勝恨，還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謂“因恨生恨”。世俗的愛恨情仇之所以輪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們之間割不斷的糾纏。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不就在這種愛恨情仇中輪回嗎？ ( http://www.tecn.cn )
與33根蠟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加爵被槍決后的骨灰至今還孤獨清冷地在那里沒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馬加爵的父親說：“骨灰我們不要了，就當我們沒有這個兒子，讓一切都過去吧！”馬父真的不想要兒子的骨灰嗎？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馬建倫對三年后來采訪馬家的記者說：“馬建夫一家老實本份，善良處世，但馬加爵這個事天下皆知，讓全家背上惡名，再把骨灰弄回來，他們怕再被人指脊梁骨??！”[2]不單有普通人指脊梁骨，還有社會機構(gòu)的歧視，甚至執(zhí)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屬。種種不光彩的壓力都讓這個父親難以坦然地處理兒子的后事，以至于馬加爵的姐姐在聽到弟弟被槍決后絕望地懇求社會和人們：“我們會接受事實，但卻有一個請求：請善待我們！” ( http://www.tecn.cn )
與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趙承熙的家人就幸運多了。因為在美國社會的大多數(shù)公眾眼里，他們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當趙的姐姐代表家人公開道歉后，馬上有人在網(wǎng)上回帖說：“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錯誤?！蔽以谇懊嫣岬降哪俏徊ㄊ款D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還告訴我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國教授談起這次兇殺事件，脫口而出說這次兇殺讓32個家庭失去了親人，這個教授馬上糾正她說：“不，是33個家庭失去了親人”。對兇手及其家人的寬容，在美國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國留學生盧剛開槍打死了5名教師和同學，最后自盡。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長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發(fā)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公開信，信上說：“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愿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 http://www.tecn.cn )
一個經(jīng)過了神圣之愛洗禮的社會，是一個共同以愛來承擔罪惡與不幸的社會，是一個化解仇恨的社會，那里的人有福了；一個沒有經(jīng)過神圣之愛洗禮的社會，是一個愛恨情仇輪回不已的社會，在此人們不僅世世代代飽嘗了世態(tài)之炎涼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參與了這種炎涼與仇恨的鑄造。唉，十九世紀德國詩人里爾克的詩句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 http://www.tecn.cn )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愛
那在死中攜我們而去的東西，
還深深地藏匿。
這，還是中國人的歷史命運嗎？什么時候那陌生的愛才會進入我們的靈魂？才會成為中斷愛恨情仇輪回的力量？ ( http
余虹：我與中國
余虹：我與中國
近日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一次題為“中國問題與理論原創(chuàng)”的學術(shù)研討會，該會的議題意味深長，它以簡潔明了的方式點明了中國學術(shù)思想界的焦慮與理想。近年來關(guān)注中國問題的學者越來越多，理論原創(chuàng)的沖動也越來越強。但何為“中國問題”？何為“理論原創(chuàng)”？這兩者的關(guān)系如何？卻是一些看似明白實則晦暗的問題。在此次會議上，我談到三點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 http://www.tecn.cn )
一、中國問題在什么關(guān)系中詢問？
我以為詢問中國問題的關(guān)系域至少有四：1、中國與太空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2、中國與世界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3、中國與別國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4、中國與我（個體中國人）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近年來王岳川先生多次從中國與太空的關(guān)系立論談及“中國文化身份”的問題，這代表著第一種思路。而從中國與世界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與別國的關(guān)系入手討論中國問題者（比如全球化與地方性、中國身份、文化戰(zhàn)略、文化輸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則是近年來學術(shù)思想界的主流與時尚（也是本次會議的熱點），這顯然是第二、三種思路。令人驚異的是第四種思路幾乎闕如。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著什么？ ( http://www.tecn.cn )
是“中國與我”的關(guān)系不重要嗎？顯然不是。那為何思想在此一關(guān)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著什么？在中國與太空的關(guān)系、中國與世界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與別國的關(guān)系中思考中國問題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與時尚是否掩蓋著某種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為一個中國人）與切已之生活世界（中國）的思性關(guān)系嗎？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視的“我”與“中國”的問題嗎？ ( http://www.tecn.cn )
思考中國問題的問題域空缺“我與中國”的關(guān)系，這本身就是一個來自“我與中國”關(guān)系的中國問題。因為不管多么熱鬧地討論中國與太空關(guān)系中的中國或中國與世界關(guān)系中的中國，那個中國離“我”都非常遙遠而飄渺，因為“我”是“中國”的肉體與靈魂，沒有“我”在的中國，“中國”只是一個空殼。其實，逃避“我與中國”的關(guān)系，僅在幾乎與我無關(guān)的領(lǐng)域中討論中國問題不但是一種當代現(xiàn)象，也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傳統(tǒng)。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操心呢？那是就“民與天下”的關(guān)系而操心。“民”不是“我”，那里無“我”，更無與我相關(guān)的“天下”。中國與作為個體的我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關(guān)系？中國對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幾乎是文人們不思考的問題。第一個明確思考這個問題的是魯迅，他讓狂人在滿紙仁義道德的字縫中看出兩個字：“吃人”，那個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魯迅還讓看出這兩個字的“我”驚異，這驚異的神情顯露出一種意識，即首次意識到我有拒絕被吃的天然權(quán)利?？上У氖?，魯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與世界中去了。 ( http://www.tecn.cn )
二、我與中國之間發(fā)生了什么關(guān)系？
作為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我”與“中國”發(fā)生著某種非此不可的關(guān)系。我生活在中國，這是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也是吃我的地方嗎（如魯迅所說）？我與這個被稱為中國的地方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關(guān)系？細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個體中國人）與中國這個地方發(fā)生的關(guān)系幾乎全然是被動的，也就是說，我只是被動地、無可奈何地生活在這個地方，我?guī)缀鯖]有任何主動建構(gòu)和改造它的權(quán)利與現(xiàn)實可能。 ( http://www.tecn.cn )
“中國”是中國人生活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結(jié)構(gòu)而言，中國主要是由五大空間構(gòu)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間、道德空間、信仰空間、經(jīng)濟空間和文化空間。考察我與這五大空間的關(guān)系，便可看出“我與中國”的基本關(guān)系。 ( http://www.tecn.cn )
就我與政治中國的關(guān)系而言，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人個體的政治權(quán)利從來就沒有在國家體制的框架內(nèi)真正建立起來，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沒有純個體的、非身份（血統(tǒng)）的政治權(quán)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統(tǒng)與武力基礎(chǔ)上的權(quán)力消失，他便成為什么也不是的東西。在單純的“權(quán)力政治”中，個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參與權(quán)利和政治自衛(wèi)權(quán)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權(quán)利的人。因此，只有當國家成為一個自由的“權(quán)利政治”空間時，個體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人（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政治的人”就出現(xiàn)于希臘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羅馬專制政治）。在幾千年的歷史上，政治中國作為單純的權(quán)力政治空間在剝奪了個體的政治權(quán)利的同時也切斷了個體對它的真切依戀與操心，政治問題成了“肉食者謀之”的事情。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以天下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擔當關(guān)心它的責任，而從來沒有給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權(quán)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鐵肩擔道義而不知道他有質(zhì)疑天道的權(quán)利。 ( http://www.tecn.cn )
再看我與道德中國的關(guān)系。在今天，國人愈來愈感到過一種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難，道德實踐甚至變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所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這種傳統(tǒng)信念在今天的現(xiàn)實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戰(zhàn)。在傳統(tǒng)中國，不管道德實踐的現(xiàn)實庇護多么虛偽和脆弱，那庇護多少還有，而在今天，這種庇護基本上被一掃而空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應(yīng)該是道德實踐的現(xiàn)實庇護者或道德秩序的現(xiàn)實維護者，一旦國家失去這種職能，甚至變成一種不道德的現(xiàn)實秩序的象征，它與國民的道德關(guān)聯(lián)就會疏遠并惡化。 ( http://www.tecn.cn )
在個體信仰與國家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方面，沖突與緊張從來沒有像在今天的中國那樣突出?，F(xiàn)代國家當然應(yīng)該為個體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當代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可謂舉步維艱。至于個體命運與經(jīng)濟改革的殘酷沖突有目共睹，發(fā)展的硬道理將無數(shù)的個體變成了犧牲。而文化中國在幾經(jīng)劫難后，已滿目虛無，人們在失去價值歸依與意義指向后不知何往。當代中國人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郁悶”，該詞最為準確地表達了“我與中國”的關(guān)系。郁悶是一種壓抑而又難以發(fā)泄與傾訴的情緒，一種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緒，這顯然是國人當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癥候。 ( http://www.tecn.cn )
三、我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何在？
郁悶的情緒掩蓋著厭惡、恐懼、憤怒與無奈，它導致與郁悶之源的疏遠和逃離。在有關(guān)中國問題的太空關(guān)注、世界關(guān)注和國際關(guān)注中，我們也可辨認出如此這般的逃離，即對“我與中國”關(guān)系的逃離，以及對來自這一關(guān)系的“中國問題”的逃離。 ( http://www.tecn.cn )
所謂中國學者的理論原創(chuàng)，依我之見，不是花樣翻新地尋找什么奇思異想和橫空出世的概念術(shù)語，而是面對“我與中國”之現(xiàn)實關(guān)系的勇氣與駐足于郁悶中的決心；不是在相關(guān)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國經(jīng)驗”中沉溺于不關(guān)自身痛癢的高談闊論，而是要在我與中國之“切身的小經(jīng)驗”中進入中國問題的理論疼痛與難產(chǎn)。在“小經(jīng)驗”與“大問題”之間建立理論原創(chuàng)的基本關(guān)聯(lián)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擺脫傳統(tǒng)文人習氣的根本任務(wù)，非此，無論是中國問題還是理論原創(chuàng)都還是文人的閑談。往深里說，相對于當代現(xiàn)實和個體的生存郁悶，任何蹈空高遠的理論都有一種罪責。阿倫特在談及黑暗時代的思想時認為理論的責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蓋在尋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為公開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乃是改善這一狀態(tài)的必要前提。所謂郁悶，乃是國人對切己之生存狀態(tài)茫然不明的情緒反應(yīng)，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國學者之理論原創(chuàng)必須面對這一晦暗并照亮這一晦暗。 ( http://www.tecn.cn )
為此，中國問題與理論原創(chuàng)的基本關(guān)聯(lián)不在思者或?qū)W者的己外而在己內(nèi)，即在“我”的郁悶之中，或在切己的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之中。由此發(fā)問和入思，我們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國中我的政治權(quán)利問題、道德中國中我的道德實踐的現(xiàn)實庇護問題、信仰中國中的我的信仰自由的體制保障問題、經(jīng)濟中國中我的經(jīng)濟利益如何正當獲取并守護的問題、文化中國中我的文化教養(yǎng)與文化虛無緣何而來的問題┅┅。一旦進入“我與中國”的關(guān)系域，中國問題才有了它的肉體、靈魂、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理論原創(chuàng)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沖動返回中國人的現(xiàn)實郁悶。 ( http://www.tecn.cn )
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國與太空、中國與世界、中國與別的國家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的重要性，而是說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能取代中國與我的關(guān)系中的中國問題，并強調(diào)后者在所有中國問題中的優(yōu)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數(shù)學者都逃離我與中國的關(guān)系而從事“我”不在場的理論游戲或宏論天下中，恰恰顯露了中國與我的關(guān)系的嚴峻性和相關(guān)中國問題的嚴重性。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我”生活在切膚之中國，而“我”卻好談與我關(guān)系遙遠的那個中國，這個“我”怎么啦？這個“中國”怎么啦？ ( http://www.tecn.cn )
（2006）
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作品,讓我們記住他的名篇:一個人的百年!
yndk(游客)發(fā)表評論于2007-12-8 20:47:48
一個文人,坦然面對死亡,在中國歷史上無數(shù)其人,遠有屈原,近有陳布雷,田家英,而文革中不堪屈辱,自殺者催人淚下,我特舉陳布雷是因為他是蔣介石的秘書,在風雨交加的內(nèi)戰(zhàn)后期,自殺身亡.因此自殺者,在不同的革命陣營中,都曾經(jīng)發(fā)生過.
今天,一個人大教授,跳樓自殺,我們不知道自殺原因,但一個50歲的男人,豐富多彩的人生之段,卻過早離開這個時代.50歲,我很驚訝這個年齡,我讀了他的一個人的百年,才恍然大悟,他出身的年代,就是反右開始的年代,他用五十年歲,來證明他活著比死痛苦,其實他是清醒的,他用死來證明自己的經(jīng)歷,或許這是巧合,或許這就是他的死因.
他很羨慕美國95歲老太太的人生觀,生有國家,死有上帝,完美無缺的人生,生前死后,肉體上的尊嚴,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生.他也舉例他的老師,一個百年中國老太太,經(jīng)歷過太多磨難和困苦,依然心態(tài)積極,善良而無求,在言語中,他充滿矛盾和彷徨.可惜最后他沒有釋懷,因為他做不到他老師的坦然,他無法等到美國老太太的環(huán)境,在最后的歲月中,他肯定已經(jīng)煎熬和懺悔過,但他沒有過自己這一關(guān),靈魂深處難以面對自己50歲的人生,用坦然面對死亡來回答他的50歲人生,從他的舉動,從他的一個人的百年,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答案,肉體的痛苦不是痛苦,而精神的死亡才是最大的痛苦,因為他是文人,一個當代知識分子,如果我的猜測是對的,那么他不就是當代屈原!
我們不想指責任何人,生死由命,但是我們震撼他的一個人的百年,在里面吐露的苦悶和憂患,本沒有如此強烈的感觸,但是因為他的死亡,觸及了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
如果有上帝,請收留他吧,盡管他是自殺的,他的一個人的百年,已經(jīng)交出一份出色的人生答卷,盡管沉重和冷淡,畢竟這是他對50歲人生真切的感悟.
50歲,應(yīng)該是為紀念50年而作的,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作品,讓我們記住他的名篇:一個人的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