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以后,由于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傳統(tǒng)信仰的缺失,美國年輕人的迷惘和其與日俱增的社會責任感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搖滾樂的催化下,年輕人開始融合在這個矛盾中,并最終形成了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嬉皮士、搖滾樂……憤世嫉俗——嬉皮士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自二戰(zhàn)以來最為深刻嚴肅的歷史時期,由于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傳統(tǒng)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年輕人的迷惘和其與日俱增的社會責任感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搖滾樂的催化下,年輕人開始融合在這個矛盾中,并最終形成了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一種完全自發(fā)而純粹精神性的運動:嬉皮運動。伴隨著這個運動,“嬉皮士”產生了。
嬉皮士音譯自英語hippie,指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不滿現實的帶頹廢色彩的青年。嬉皮士,嬉皮笑臉之士。一群玩世不恭的青年躍然紙上。音譯與意譯的和諧能達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拍案叫絕。嬉皮士這個名稱是通過《舊金山紀事》的記者赫柏•凱恩普及的。嬉皮士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文化運動,它沒有宣言或領導人物。嬉皮士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來反映出他們對民族主義和越南戰(zhàn)爭的反對,他們提倡非傳統(tǒng)的宗教文化,批評西方國家中層階級的價值觀。他們拒絕遵循長輩的教誨,立志尋求一個別樣的文化,有特異生活方式和激進信仰。他們的確構建了一個自己的文化,組成了一個如此激進的社會,并且在歷史上牢固地刻下了自己的名稱——嬉皮士。
嬉皮士運動從舊金山發(fā)端,蔓延開來,橫跨美國,傳過加拿大,進入歐洲。美國和歐洲的城市里,青年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示威。鮑勃•迪倫和披頭士的歌聲交互回響在大西洋兩岸上空。不過嬉皮士運動的最大影響還是在美國。美國嬉皮士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背景,全都是年輕人,多數出身于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離開家庭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抗拒父母的觀念,有的只是想離開、想放逐。他們發(fā)現自己只能融入嬉皮士這個群體。有人說,這些孩子是被寵壞了,虛度寶貴的生命。但他們自己認為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沒人能擋他們夢想和野心的路。嬉皮士聚集在舊金山市中心的一個地區(qū),就是海特街和阿什布瑞街的夾角那一帶。就是在這兒,人們頭一次見識了這個獨特非常的群體。
海特—阿什布瑞區(qū)可以說是嬉皮士的圣地。但是今天這地方很寧靜,不知道的人很難把它和40年前的那場運動聯(lián)系在一起。1965年至1966年,嬉皮士占領了海特—阿什布瑞區(qū),整個地區(qū)都彌漫著他們的迷幻藥生活主題。1967年4月,美國著名游覽巴士公司Grayline甚至開辦了海特—阿什布瑞區(qū)嬉皮觀光游,有人稱這是美國大陸范圍內唯一的出境游,因為嬉皮士們太特異了,簡直就是外星人。海特—阿什布瑞區(qū)有兩個所有嬉皮士都了若指掌的公園,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門公園。他們在金門公園舉辦過一個最重要的活動,這個長達一個星期的熱鬧活動名叫“行旅節(jié)日”,由此嬉皮士一舉成名。所謂行旅,指的是服藥后靈魂出竅,整個活動就是為了慶祝這樣的迷幻藥體驗。除這個節(jié)日以外,許多其他事件也發(fā)生在金門公園,有的是免費音樂會,由“感恩的死者”、“杰斐遜飛機”之流樂隊演出,有的是嬉皮士政治領袖主持的反戰(zhàn)集會。另一公園是布埃納•維斯塔公園。它之所以聞名是因為嬉皮士們晚上在此睡覺,白天在這里社交。
1969年8月,40萬人聚集一處,在三天迷狂里悉任欲望橫流,聽著搖滾樂和藍調,穿著奇怪的衣服或者什么都不穿,談話,歌唱,舞蹈,拍手,痛飲啤酒,抽大麻,做愛,但是最主要的是一遍又一遍地激賞大家的相聚。這場狂歡發(fā)生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叫伍德斯托克的小城,這個事件后來也就以伍德斯托克之名而傳說滿天下。紐約市的嬉皮士們在市內的格林尼治村也有一個地方,每星期天都有成群歌手帶著班卓琴和鼓,一起慶祝他們的年輕的生命。
嬉皮士運動的根本基礎之一就是臭名昭彰的吸毒行為。嬉皮士使用過很多種藥品,最多的是大麻。從1960年到1970年,嘗試過大麻的美國人的數量從幾十萬升到了八百萬,大多數是12歲到大學高年級這個年齡段的人。對一些嬉皮士而言,藥和音樂是他們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流行在嬉皮士當中的另一種藥物是LSD。一些嬉皮士認為LSD會“使你和你的環(huán)境融為一體”。有時候他們會用次品LSD,進入的就是“差的旅行”,表現“出乖露丑”,甚至走上了不歸之路,回不到摯愛他們的人身邊。次品LSD很普遍,在伍德斯托克就有人經歷了“差的旅行”和“出乖露丑”。可即便次品LSD到處都有,人們還是用它,甚至到了企圖從中制造一種宗教的地步。大量使用藥物和奇裝異服等怪相一樣,都是嬉皮士運動的組成部分。
LSD泛濫的浪潮里,有一個名叫梯莫西•黎瑞博士的人,他是哈佛的心理學教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有很多關于LSD的獨特想法,而且,據他自己稱是屬于研究。他說:“LSD是西方的瑜伽。所有東方宗教的目的都和LSD的目的相類似,根本上都是制造興奮,擴張你的意識,找到其中的銷魂和覺醒。”梯莫西•黎瑞博士反復地被捕。1966年他又一次被判入獄30年,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并沒呆在監(jiān)獄里,同年9月他在紐約宣布成立“精神發(fā)現團”,并開始每晚舉辦講座。1970年2月他再次被判入獄10年。這回真進監(jiān)獄了,但是9月他就在一個地下組織幫助下越獄成功,跑到了阿爾及爾。此人1996年去世。
另一個LSD布道人是個作家,名叫肯•基賽。他開著一輛迷幻藥巴士在各地旅行,他稱之為魔幻巴士之旅,發(fā)放LSD給任何愿意接受的人。他也不止一次被捕。
嬉皮士還因為他們的不同尋常的音樂而駭人聽聞。音樂是嬉皮士運動的一面旗幟,是聚會的緣由。許多嬉皮士自己就是音樂人,用音樂表達思想和念頭。那時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人中的一個是鮑勃•迪倫。歌曲“就像滾石”的歌詞表達了許多嬉皮士的想法。歌里唱:“感覺怎么樣,感覺怎么樣,沒有家,就像完全默默無名,就像一塊滾動的石頭。”這些歌詞表達了迪倫對發(fā)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想法,同輩年輕人也覺得自己“像一塊滾動的石頭”。他的簡單但卻意味深長的歌詞使得他大受歡迎。許多嬉皮士把迪倫視為他們信仰的發(fā)言人。
藥物也是許多樂隊的歌曲中的主題?!奥段髟谔炜諑е@石”是披頭士的一首歌曲,唱的是關于LSD。吉米•亨得瑞克斯在歌曲《紫霧》里唱:“行動怪異我不知為什么,當我親吻天空原諒我。”感恩的死者樂隊的《卡西•瓊斯》里也有“駕著列車,迷醉在可卡因”這些句子。由于種種原因,藥物已經被融入了某些音樂的創(chuàng)造中,包括20年代和30年代的藍調和爵士樂演奏者也都服藥。但是,嬉皮士讓藥物第一次傳播的范圍這么大。
除了音樂和藥物,嬉皮士還做出了另外一些和他們的奇裝異服同等奇異的事情。海特—阿什布瑞區(qū)的嬉皮士經常往街邊的停車計費表塞進五美分硬幣,然后在地面鋪好毯子,躺下,享受自己這個停車位的半小時,公眾見怪不怪,不以為意。電視節(jié)目和電影的策劃者倒是眼睛發(fā)亮,拿這種逆反文化尋開心,擱進故事里逗樂。一部名為《總統(tǒng)分析師》的電影極其成功,題字獻給“生命、自由和對發(fā)生的追求”,情節(jié)就建立在嬉皮士的古怪滑稽行為上。
全美國都為這些人多么奇怪而癲狂,同時也因他們而爆笑或流淚。雖然遠觀嬉皮士很具有娛樂性,但現實是他們毀壞了美國人的家庭,因為他們把這個國家一分為二。那個時代的成年人是保守的,努力工作,關心的主要是金錢,但嬉皮士對這些都不在意。他們是聚會動物,許多人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工作,他們從不上教堂,也不在乎婚前保持童貞。他們什么都敢干,就是不干保守的事,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拒之門外。
不過如果僅僅因為他們的這些做派,就認為嬉皮士都是醉生夢死的混蛋,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當遇到政治話題時,嬉皮士的隨和態(tài)度和取樂游戲的生活方式就扔到一邊了。政治在嬉皮士運動的存在和發(fā)展當中無可置疑起到了教唆者般的強化作用,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對越南戰(zhàn)爭和民權運動最為敏感。嬉皮士為了把自己的信條昭示于世,采用了很多種方式,包括瘋狂的音樂表演,也包括默默的靜坐示威。但他們的行動中最多被人看見和聽說的,是抗議和集會。嬉皮士們知道越戰(zhàn)中的士兵們生命垂危,想讓世界聽見他們的意見,就自己行動起來。他們組織了很多次大規(guī)??棺h活動,參加集會的不只是嬉皮士,還有各地的學生、知識分子、激進主義者,各階層的市民也都來參加了。有時抗議集會的參加者有幾十萬之多。數以百計的反戰(zhàn)集會起了作用,到60年代末,美國人里有65%已經持有與嬉皮士相似的反戰(zhàn)觀點。1969年美國總統(tǒng)答應了他們“讓軍隊回家”的要求。
嬉皮士對種族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迫害也獨有所感。他們參加了民權運動,當肯尼迪總統(tǒng)試圖通過民權法案但是沒能成功時,嬉皮士越發(fā)激揚了斗志。一些嬉皮士還身體力行,建立了自己的公社,那里沒有種族歧視,沒有意識形態(tài)迫害,他們相信自己正為反抗這個充斥了污染、戰(zhàn)爭和貪婪的白人至上社會而戰(zhàn)。嬉皮士公社在美國各地出現,但是沒能獲得普遍認可,其中大多數幾年后就失敗了,但是到90年代初期還有存在著的。那里沒有私人財產,人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當然這個“需”是按美國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生活水準來衡量。
當60年代結束時,一些對種族平等有助益的新法律開始實行了。這些社會進步,倘若沒有嬉皮士投身奮戰(zhàn)是不可能輕易發(fā)生的。他們用另類信仰和實踐驚呆了美國的保守中產階級,對美國和世界造成了巨大影響。今天,嬉皮士付出的努力和促成的進步仍然能被感覺到,為今天和今后的年輕人做出了榜樣。
但是這個讓人既愛又恨的團體非法吸毒、唱搖滾、到處集會示威、充分享受生命的年輕人的運動所產生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若要恰如其分地了解嬉皮士運動,我們需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美國。在那之前的30年間,發(fā)生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一次經濟大蕭條,這些都促使美國人反思既有的社會現實和背后的價值觀念系統(tǒng)。二戰(zhàn)后,開始出現一個反抗既成現實的運動。詩人阿蘭•金斯伯格也許可以被視作這場運動之父,還有其他一些詩人、作家。他們寫出他們的困惑,抗議他們眼睛里的世界出現的毛病。這些詩篇不只用來朗誦,也經常通過音樂來表演。到50年代,街上咖啡館多起來了,敏銳的詩人們在咖啡館聚會,交流思想。就是今天也還有很多咖啡館里可以朗誦詩篇。爵士樂俱樂部也是一個聚會場所。從這些地方,冒出了“Beatniks”這么一類人,他們的典型外貌是穿著破舊的衣裳,蓄著夸張的胡子,無論什么時候都戴著墨鏡。這些人拒絕妥協(xié)。60年代初,Beatniks衰微了,那以后就開始了嬉皮士時代。
嬉皮士把這場運動帶出了咖啡店,帶到了遍布全國的校園。舊金山近旁的伯克利成為運動的中心,抗議示威紛紛舉行。他們?yōu)槊绹嬖诘姆N族歧視、貧窮、婦女權利缺乏這些不公平而憤怒。抗議活動升溫,有的地方學生占領了學校,很多人被捕,有的學生被軍警打死。那時候美國社會的動亂是全面的動亂,而不僅是嬉皮士的吸毒行為,不僅是拒絕上越南戰(zhàn)場,也不僅是黑人要和白人一起平等乘車,這是一場全面的社會反思,也是覺醒,這些都在搖滾歌曲里有反映,主題常常是哲學、愛情、和平、自由、行動、迷幻藥……嬉皮士的搖滾樂從以往的民間音樂得到了自己的根。鮑勃•迪倫等一大批歌手把民間音樂帶進了60年代。音樂節(jié)到處舉行,比如新港民間音樂節(jié)這樣的盛會,他們不僅享受音樂,還分享共同理想。許多地方當局取締這些音樂節(jié),因為害怕發(fā)生什么亂子。那些瘋狂、骯臟、抽麻醉煙的嬉皮士,誰知道他們會做什么?1969年8月15日到17日那三天的音樂節(jié)回答了這個問題,40萬年輕人一起創(chuàng)造了歷史。伍德斯托克大概是嬉皮士運動的高峰點,證明了人們對世界的悲觀失望是錯的。三天,所有這些瘋狂的嬉皮士在一起,生活在和平與和諧中。
70年代以后,嬉皮士運動萎縮淡化,原因可能是民權和婦女權利運動取得了成果,可能是因為越南戰(zhàn)爭落幕了,也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戰(zhàn)斗已經結束。到90年代,原先的嬉皮士很多已成了社會中堅,當上了CEO、教授甚至總統(tǒng)。老嬉皮士們談起那個時代都頗多懷舊情感,他們認為,里根執(zhí)政的80年代發(fā)生了一些倒退,當初爭取到的一些權利又開始丟失了,時代已從“我們代”(we generation)轉向“我代”(me generation)。有一個老嬉皮士寫道:“我看到了什么呢?整家整家人住在街頭,無家可歸;種族主義再次抬起丑惡的頭;三K黨再次活躍;光頭黨甚至耀武揚威出現在鄉(xiāng)村;環(huán)境保護署的權威遭到削弱。我高興地發(fā)現嬉皮士運動并沒有死去。仍然有很多老嬉皮士懷著我們以前有的理想和希望?!?/p>
當然也有一部分嬉皮士們沒有浪子回頭,隨著歲月的消逝,當他們發(fā)現自己的魅力消失了以后,就相互轉告,于是他們成百上千地輾轉來到亞洲山國尼泊爾,有的在加德滿都,有的又跋涉到了印度果阿的荒涼山區(qū)。雖然還有人宣稱要尋回失去的幸福,但是他們已沒有興致追求那東方的神秘,只不過是為了得到便宜的毒品而活著。
這些當年滿腹懷疑的冒險家,今天成了精神失常的墮落男女?,F在他們身體虛弱,生活必需品極端缺乏,正在駭人聽聞的條件下茍延殘喘。他們蜷縮在陋室或閣樓里狂吸毒品,組成“上帝之子協(xié)會”,在毒品斷檔的時候,結伙成幫地出去詐騙,時常鋌而走險,攔路打劫。
有一位美國醫(yī)生前去調查,看到了一個生了病的男青年躺在路邊,48小時都沒有人過問,最后還是這位醫(yī)生設法喂了他一點東西吃。
已經有歷史學家注意到人類社會進程中這一現象。有人觀察,他們一天生活的基本內容是:睡到中午起床,閑坐幾小時,設法弄錢,策劃和吵架,然后是胡鬧嬉戲,到河中浸水,黃昏躺在地上吸毒,唱歌和彈吉他。法國來的朗•阿皮諾說:“我們成了可悲的一代,徹底地失敗了?!?/p>
他們做生意也失敗,大部分嬉皮士出身貧窮,得不到家庭的資助,更多的家庭早已和他們失去了聯(lián)系,或者在經過長年累月苦口婆心的規(guī)勸之后,對他們早已死了心,不愿承認他們是家族的成員。他們帶來的錢已花光了,也不肯受雇于人,只有做黑市買賣和搞非法勾當一條路。有人專營歐洲恤衫和美國牛仔褲,有人賣小首飾和各種假貨,有人偷賣槍支彈藥,但是貨源極難保證,當局常加調查及限制,居民懷疑他們的貨源來路不正,以致絕少成交。
一對美國兄弟,叫西蒙的,擺了一個地攤賣古董,其中倒有幾件中國極品,居然三個星期做不成一宗生意。這些嬉皮士青年流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面的深山峽谷中,情況更糟糕。他們想仿效尼泊爾人,跟印度山民做生意,但是語言風情不諳,往往把一點老本虧光,落到一無所有地步,只得坐在公路旁行乞。
美國姑娘露茜的經歷更讓人傷心。她出身于利物浦一個船廠職員的家庭,父母早年把她當珍寶般疼愛??墒撬龥]讀完中學,在13年前只留下一張字條就離家出走。5年前她來到尼泊爾時,已經滿身是病。
她墮胎共8次,兩度因肺炎和皰疹送入醫(yī)院急救。如今,她躺在加德滿都一條陋巷的墻旁,下面只墊一條毛巾,許多蟲蜷伏在這骯臟的毛巾上曬太陽。她說,她也許活不過今年冬天,她現在想寫一封信給她的母親。
許多人比露茜先走一步,他們或死于饑餓,或死于吸毒和瘋狂。有13人因為極端缺乏生活用品而自殺了;有的人狂笑著從懸崖上縱身跳下;還有人吞服一種會引起幻覺的叫做“曼陀羅”的植物,它能致人瘋癲,最后自殺。
不是沒有嬉皮士流露悔意的,有些人懷念家鄉(xiāng),也有人在夜半暗暗落淚。他們知道,無論如何,喜馬拉雅山谷不是他們的家,但是,幾乎沒有人有勇氣重返他們早已拋棄的社會。一位滿臉胡子的嬉皮士傷心地說:“社會蔑視我們,昔日的朋友把我當作怪物,現在已經沒有我們立錐之地了?!?/p>
但無論好壞,嬉皮士仍然代表了美國夢想。它的最出色之處在于,將大眾文化中種族的流動看作就是真正的美國,正如威廉•伯勒斯說,美國的變革始于書本與音樂,再就是政治運動。
垮掉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美國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這就是對后來美國精神影響很大的“垮掉的一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理論家勞倫斯•李普頓曾指出,“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堅持自發(fā)性,即興創(chuàng)作,重視及時行樂,縱情聲色……輕視神圣感,赤誠坦率?!薄翱宓舻囊淮备矣诮洺C盎恼Q可笑的危險,多用瘋狂的非理性的主題,正如艾倫•金斯堡在《嚎叫》的開頭寫到的:“心理困境是精神啟蒙的必需前提”,人們“獲得嬉皮感”,體驗到三味,就覺醒了?!翱宓羟嗄辍睂?zhàn)后美國社會現實不滿,又迫于麥卡錫主義的反動政治高壓,便以“脫俗”方式來表示抗議。他們奇裝異服,蔑視傳統(tǒng)觀念,厭棄學業(yè)和工作,長期浪跡于底層社會,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圈子和處世哲學。50年代初,他們的反叛情緒表現為一股“地下文學”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統(tǒng)治發(fā)動沖擊。多數垮掉派文人來自東部。著名的有杰克•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威廉•巴羅斯、格雷戈里、柯爾索、約翰•克萊倫•霍爾姆斯、塞繆爾•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其中尤以杰克•克魯亞克、艾倫•金斯堡、威廉•巴羅斯最有代表性。
杰克•克魯亞克出生于馬薩諸塞州勞厄爾鎮(zhèn)一個工人家庭,具有法國和加拿大血統(tǒng),所以在學英語前他說一種法語方言。他在家中排行最小,9歲時他哥哥杰拉德死于風濕熱,讓他很傷心。他是個熱情又嚴肅的孩子,愛他的媽媽,和許多男孩子建立了珍貴的友誼。很小他就愛編故事,常聽一個叫“陰影”的神秘色彩的廣播節(jié)目,后來又喜歡上了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這影響了他一生的創(chuàng)作,他所有的小說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
勞厄爾曾經作為新英格蘭的紡織中心而興盛過。但當克魯亞克出生時,它已經萎縮變得很窮了??唆攣喛说母赣H是個印刷業(yè)者,在當地還有點名氣。他也開始遇到資金困難。年輕的克魯亞克希望通過獲取橄欖球獎學金來上大學。他如愿以償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在中學他是橄欖球明星,曾獲取過不少輝煌的戰(zhàn)績。他父母也隨他到了紐約。
不久,事情變糟了,克魯亞克與他的教練發(fā)生了矛盾,因為后者不讓他上場。他父親的事業(yè)也垮了,成了個酒鬼。年輕的克魯亞克很灰心地從哥倫比亞大學退學了。二戰(zhàn)開始后,他參軍了,但不能適應軍隊的生活。后來他開始跑船,不在船上時與一幫人在紐約閑蕩:哥倫比亞大學學生艾倫•金斯堡和露西安•卡爾,住在市中心的年長一點的古怪而有學識的威廉•伯羅斯和一個來自丹佛的快樂的路痞尼爾•卡薩迪。那時克魯亞克已經開始在寫一本小說,風格像托馬斯•沃爾夫。小說講他的瘋狂的城市生活與傳統(tǒng)的家庭觀念的沖突帶來的痛苦。他的朋友們喜歡它,金斯堡請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們幫忙找地方發(fā)表。這本小說成為克魯亞克的第一部小說,是他唯一的一部傳統(tǒng)的小說——《小鎮(zhèn)與城市》。這雖然確認了他作家的身份,但沒有給他多帶來多少名氣。
再一次發(fā)表作品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有段時間他一邊寫小說,一邊和尼爾•卡薩迪一起橫穿了美國。當他試圖把這些旅行寫下來時,開始嘗試一種更自由的形式,這部分受卡薩迪書信的啟發(fā)。爵士樂也給他很大的觸動,他喜歡爵士樂,喜歡它的隨意性,在他的小說里到處有爵士場景的描寫。這就像60年代青年沉醉于搖滾樂一樣。該怎樣就是怎樣,不做修飾,甚至不停下來想,后來他把這種方式稱為“自發(fā)寫作”。當他把《在路上》手稿——一長卷紙,交給他的編輯時,編輯并不像他一樣感興趣。
50年代初他寫了一部又一部沒能發(fā)表的小說,背著它們在北美大陸來回漫游。后來他跟金斯堡和卡薩迪到了伯克利和舊金山,在那兒他與年輕的禪宗詩人加里•斯奈德成了好朋友??唆攣喛烁暥U,好像還從中得到了啟示。他也需要通過佛教來解他滿腔的沮喪。
他的落魄的同伙慢慢地開始引起大眾的重視,被稱做“垮掉的一代”(這個詞是他幾年前和小說家約翰•霍姆茲聊天時“創(chuàng)造”的)。1955年舉行了“第六畫室詩歌朗誦會”后,金斯堡和斯奈德成了舊金山的地下知名人物。由于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們常常提起,克魯亞克是他們中最有天分的,出版商開始對克魯亞克背包里的手稿表示興趣?!对诼飞稀方K于在1957年發(fā)表了。
突如其來的成功讓克魯亞克很不適應。多年的悶悶不樂,一下子成了大眾明星,但他比人們期望的要老得多,傷感得多。評論家們嘲笑他的作品,認為垮掉派只是一種時髦,克魯亞克覺得他的作品不是。他變得很忙,頻繁出現在電視節(jié)目里,給雜志寫文章,還錄了三盤專集。但他再不能像一個嚴肅的作家那樣工作了。他養(yǎng)成了酗酒的習慣,這可能是為了與他在《在路上》中的瘋狂形象保持一致。他在他的藝術里直露地表達了他的不快樂,但沒人認真看待。
后來,他離開舊金山到長島與他母親一起住,以后再也沒有離開他母親。他還寫一點東西,雖然常常酒醉,但心智還清楚。大部分時間他呆在屋子里,玩一種自創(chuàng)的游戲:用紙牌玩棒球。他喝廉價的葡萄酒,Tokay或者雷鳥,就跟酒鬼一樣。他越來越信仰天主教,帶點佛教味的天主教。頭40年他一直沒能與女人維持一種較長期的關系,為了他媽媽年紀大后有人照應60年代中期他又結婚了,與家鄉(xiāng)的勞厄爾舊相識Stella Sampas。1969年他因酗酒死在家中,47歲。雖然他是個“垮掉派”,但政治上是很保守的。當50年代的垮掉派讓位與60年代的嬉皮士時,他以反對嬉皮士的觀點為樂趣。
從成就和影響來說,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的翹楚。金斯堡1926年6月出生在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路易斯當中學英文老師,崇尚傳統(tǒng)文化,時而寫點詩。母親諾姆•列維是俄國移民,信奉馬克思主義,患有歇斯底里癥。父母對兒子后來激進思想的產生和對文學的愛好有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1943年,金斯堡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初學經濟學,意在將來“為勞工運動說句話”。但他對詩歌興趣更濃,不久即改學文學。父親得悉此事后,擔心他走向斜門歪道,警告他絕不要寫任何“有實驗傾向”的詩歌??墒牵杂兄鲝?,沒有聽從父親的勸告。他很快結識了高年級同學凱魯亞克和從哈佛來的巴羅斯。他們意氣相投,又都是同性戀者,就在格林尼治村合租一套公寓同居,整天談論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他后來回憶說:“自從結識凱魯亞克和巴羅斯之后,我才認識到,我以前只是用一個空腦殼在講話,沒有想自己所應想,寫自己思之所得。”1945年,他因受卡爾的一樁殺人案的牽連被迫退學,先后當過電焊工、廚工、搬運工、船工,廣泛接觸下層社會。1947年春,他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根據自己的經歷著手寫小說。他父親看到小說的部分章節(jié)后非常生氣,認為主人公干的那些事情太缺德。金斯堡則認為,整個美國社會都腐化墮落,沒有必要對此加以掩飾。1948年,他大學畢業(yè),找不到理想的職業(yè),就到處打零工。他因撞車坐過牢,因言行異常接受過精神治療。無論在何種艱難、窘迫的情況下,他都沒有放棄詩藝的探索和詩歌的寫作。
1955年,金斯堡辭去在紐約一家廣告公司的工作,離開正統(tǒng)學院派勢力較大的東部地區(qū),前往西海岸“呼吸更自由的空氣”。他在舊金山結識了一些有相似思想傾向的文學青年。他們在一起酗酒吸毒,并由此找到“新的詩的靈感”。他的一首有13個打字頁的詩作在一次聚會上朗誦后,由意大利裔詩人勞倫斯•弗林格蒂辦的城市之光書店出版,立即引起轟動。這首題為《嚎叫》的詩一開始這樣寫道:“我看到這一代最杰出的頭腦毀于瘋狂,餓著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體,黎明時分拖著腳步走過黑人街巷尋找一針來勁的麻醉劑,頭腦天使一般的嬉皮士渴望與黑夜機械中那繁星般的發(fā)電機發(fā)生古老的天堂式的關系……”
這首詩以松散的形式、毫無藻飾的粗卑語言,對美國社會視為圣潔的一切進行了無情的譏諷與揭露。它一出版就在美國文壇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有人斥之為“淫穢之作”,甚至就此告到司法當局。舊金山警方和海關將這部作品扣留。出版商弗林格蒂受到傳訊。但是,一些開明的評論家持有不同看法,認為《嚎叫》是“對社會的一種嚴厲批評,具有拯救社會的價值”。一年后,法院將此案撤銷,宣布弗林格蒂無罪。這樣,這場在美國轟動一時的文案,不但使名不見經傳的金斯堡立時名聞遐邇,也使他及其朋友們的同類作品出版合法化。這不啻正式宣告了“垮掉的一代”作家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國文壇。
《嚎叫》一詩后來被一些評論家稱為“美國新崛起的文學流派‘垮掉的一代’的經典之作”,發(fā)行近40萬冊,風靡美國和西歐。金斯堡深受鼓舞,詩興一發(fā)而不可收。1961年,他發(fā)表長詩《祈禱》。據說,這首獻給母親的挽詩是他在注射嗎啡陷入幻境時所作。他在詩中追憶自己的童年、描述母親的病痛、申說家庭的無奈,隱含著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罪惡行徑的譴責。這首詩以意識流手法寫成,想象豐富奇詭,被稱為金斯堡的“最優(yōu)秀詩作”。從此,他跳出自我,擴大活動范圍,詩界進一步開闊。他到美國和世界各地漫游,并到處朗誦自己的作品。有時,為表示自己的率真,他在成千上萬人的集會上赤身裸體進行朗誦。他積極參加民權運動和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大游行,成為美國群眾運動中一名活躍人物。同時,他信佛參禪,耽于幻覺沉思,鼓吹性解放,宣揚同性戀,他“把自己的這一切經歷、一切信仰、一切失望、一切激憤都傾注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去了”。他先后出版有詩集《現實三明治》(1967)、《星球消息》(1968)、《飛機上的夢》(1968)。1973年出版的詩集《美國的墮落》中,有不少反對美國侵越戰(zhàn)爭的詩作。次年,這本書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他本人成為美國文學藝術院成員。通過這些作品,金斯堡進一步奠定了他作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地位,受到美國和國際文藝界的廣泛關注。
威廉•伯羅斯是“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中資格最老、活得時間最長的。他于1914年出生在圣路易斯市一個園藝之家。父親種植花卉,母親愛好戲劇,并出版有三本花卉種植學著作。威廉•伯羅斯從小受到母親的影響,喜歡閱讀法國作家莫泊桑、法朗士、紀德、波德萊爾的作品。1936年,他在哈佛大學獲英語博士學位,后來一度研究人種和人類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無心從事研究工作,投筆從戎。不久,他因為心理素質不佳被迫離開軍隊。他來到芝加哥,當起酒吧侍者、私人偵探,浪跡社會底層,有時與盜賊為伍。
1943年,他移居紐約,同凱魯亞克和金斯堡結識,倡導“實驗性”文學,成為他們思想和創(chuàng)作上的啟蒙人,“垮掉的一代”的教父。1946年,他帶著情婦瓊•沃爾莫移居得克薩斯州,在那兒置地開辦農場。他認為,戰(zhàn)爭已使合法與犯罪之間的界限消失。因此,他不但吸食而且公開種植毒品。1949年,他受到當地警方的警告,不得不移居墨西哥。1951年的一天,一向喜歡擺弄槍支的威廉•伯羅斯吸毒后沉湎于幻境,開槍誤將沃爾莫打死。他因此受到指控和審訊,被宣布為“行為邪惡的外國人”。他后來在自傳《文學歹徒》中回憶說,這一事件是“我人生的轉折,它促使我塌下心來認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
1953年,威廉•伯羅斯根據自己的吸毒經歷寫出“垮掉”風格的小說《癮君子》,開始引起美國文學界的注意。此后,他先是到摩洛哥的丹吉爾一家男妓館隱居,不久又跑到南美洲幾個國家搜尋毒品。1955年,他重返丹吉爾,租住一間民房,一年不洗澡,不換衣服,潛下心來寫小說。他邊寫邊扔,邊扔邊寫。4年之后,他將一箱子亂糟糟的手稿交給巴黎的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作品原題《赤裸的情欲》(Naked Lust)。金斯堡閱讀原稿時,因字跡太潦草,誤讀為《裸體午餐》(Naked Lunch)。他倆都認為這個題目“更愜意”,就定下來了。這本小說主要講述的也是作者漫游、吸毒、性愛、同性戀等經歷,內中充滿肉體虐待的描寫、猥褻不堪的細節(jié)、卑俗下流的語言。有的批評家將它斥為“一堆不知所云的垃圾”,“一片精神病態(tài)的囈語”。波士頓等城市一度以“淫猥”為名禁止這本書出版和發(fā)售。但是,另一些人認為,這本書“以幽默的形式抨擊社會的偽善,探尋人們心靈荒唐的一面”,“富有深刻的道德內涵”,“是一部古怪的天才之作”。這樣,爭論了近兩年時間,這本小說才于1962年在美國出版,隨后被譯成16種文字出版發(fā)行。
威廉•伯羅斯從此名聲大振。美國和西歐的一些通俗期刊和廉價小報紛紛向他約稿。他順勢推舟,“毫無計劃、毫無準備地進行創(chuàng)作”,“優(yōu)哉游哉,信筆所之,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他有時還采用所謂“剪接法”,即一邊寫,一邊將手頭的報紙、期刊、書籍上的大段文字剪下來,打亂順序,重新拼接,胡亂塞到自己的作品中。他認為,只有這樣“攪亂個人、社會、政治之間的界限,才能表現事物的真”。7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社會生活情況的變化,凱魯亞克的逝世,伯羅斯移居倫敦,“垮掉的一代”漸趨衰微。1981年,伯羅斯返回美國,又寫了小說《死路之地》(1984)、《西域》(1987)、《機會渺茫》(1991),但采用的是傳統(tǒng)的寫作手法,因為這時他已覺得“垮掉”手法不時興了。巴羅斯對暴行、墮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寫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時又在語言和小說的形式上進行大膽實驗,用“剪裁法”拼湊和改變小說的結構。以后的作品如《諾瓦快車》(1964)、《柔軟機器》(1966)和《爆炸的火車票》(1967),也采用了真實與夢魘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現作者厭惡社會的冷酷的幽默感,后來有人因此把巴羅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說家行列。他同金斯堡在晚年把主要精力投到演藝界,同美國一些流行樂師和歌手合作,創(chuàng)作了一些歌曲。伯羅斯晚年還演過電影,作畫出售。
由上述三個“垮掉派”代表的人生經歷中可以看出,“垮掉派”人生哲學的核心是個人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存問題。在政治上,他們標榜自己是“沒有目標的反叛者,沒有口號的鼓動者,沒有綱領的革命者”。在藝術上,據雷克思羅斯在《離異:垮掉的一代的藝術》(1957)中宣稱,他們“以全盤否定高雅文化為特點”。凱魯亞克發(fā)明的“自發(fā)式散文”寫作法和查爾斯•奧爾遜的“放射詩”論,在“垮掉文人”中被廣泛奉行。
“垮掉文學”運動,雖然曇花一現,而且摻雜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定影響。大量“垮掉詩”因具有大眾化和反象征主義傾向,長期在青年中流傳。
朋克時代——搖滾樂的經典當年的美國老朋克說,“我是一個反叛者,我為之感到興奮。”現在的美國新朋克說,“我是一個反叛者,我為之感到時髦?!碑擩•G•Ballard在1990年寫下《朋克歷史》時的這個簡短開頭就像是美國朋克的墓志銘,涵蓋了漫長的歲月,夾雜著他復雜的個人情感,最終重重地跌入塵埃。這顯然不是他想要的結局,二戰(zhàn)后出生的優(yōu)越一代,憑借汽車、毒品、性解放、可口可樂這些美好的玩意兒和時代開了一個玩笑——沒什么是正確的,沒什么是值得遵循的,別理會什么傳統(tǒng)和教條,改變它、蔑視它、毀滅它,用嘈雜的朋克搖滾和叛逆危險的態(tài)度。正如Misfits(不適者)在1978年時唱的那樣,“你有點該死的態(tài)度,我不相信你對我說的一切,如果你不閉嘴,你將會被打翻在地”。打翻在地,朋克全部的思想精髓都在這了,甚至包括打翻自己。朋克用簡陋的音樂把他們露骨的叛逆行為提升到了哲學層次,在主觀能動性和否定之否定的理論下創(chuàng)造了一種扭曲的責任感和邊緣文化現象。嬉皮士們帶著“烏托邦”式溫和美好的理想主義走到了盡頭,而隨后的新一代則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極端,與其祈禱上帝,不如讓上帝屈服。今天人們提到更多的是朋克搖滾的內在思想,于是他們說,“焦點訪談是朋克、尼采是朋克、魯迅是朋克、頻頻死機的電腦是朋克……”
美國朋克在歷史上并沒有太多噱頭,和英國相比,他們更加注重生活和自身的感受。當時的英國朋克評價說,美國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朋克,原因很簡單:美國沒有像英國那樣經歷過大國衰落的國民,他們缺乏那種憤怒失落的情緒。果真如此?前朋克階段60年代中期美國正處在“地下政治溫床”和“底特律騷亂”時期,美國車庫搖滾中已開始出現日后朋克的雛形。當MC5、the Stooges(助手)在底特律演出時,他們簡單粗糙的吉他、露骨的嬉笑怒罵已經和后來的朋克基本一樣了,只是那時的樂隊過于地下,也沒有太多可以被唱片工業(yè)利用的賣點。當時的樂隊并不像后來的朋克那樣喜歡通過過激的言行、充滿噱頭的裝扮達到目的,他們的反叛精神不夠明顯,挑戰(zhàn)傳統(tǒng)顯得不夠積極,他們只是出于一種自發(fā)自覺的搖滾動機。
當時的地下演出、另類詩歌、街頭涂鴉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種健康的黑色幽默感和嘲諷。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絲絨)在60年代末的出現逐漸改變了這種情況,他們更加傾向于剖析社會現實,并且用粗糙的搖滾樂表達出來,這是當時《Fuck You》、《Fusion》這樣的地下文化雜志所不能比擬的。在The Velvet Underground簡約主義思想的感召下,越來越多的樂隊選擇了毫無修飾的原始效果,紐約成了當時這種運動的中心,Proto punk(前朋克)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那時模糊的前朋克文化只是作為搖滾樂的副產品偶爾滿足叛逆青年過剩荷爾蒙的需要,盡管當時許多搖滾樂隊或多或少對此都有所體現,但幾乎沒有什么人把它作為一項“神圣的使命”來完成。雖然也有一些像“Heroin(海洛因)”這樣被認為極其不道德的、驚世駭俗的作品,但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作品其實更多的是在藝術和概念上進行一種探索,同后來的所謂的“真”朋克相比,他們顯得比較保守內向,比較藝術化。
70年代初,來自波士頓的Jonathan Richman(喬納森•里奇曼)和Modern Lover(現代情人)充當了美國朋克助產士這一角色。他們在其短暫的搖滾生涯中雖然未出一張專輯,但他們還是應該得到后人的敬意,他們將年輕一代的真實感受融入了簡樸的搖滾樂形式,為70年代中期的美國朋克的最終形成打下了基礎。不過,真正為美國朋克簽發(fā)出生證的還是New York Dolls(紐約妞)。New York Dolls的失敗和重要性在今天看來都像是一種革命,無論從音樂角度還是最原始的思想動機。他們不是什么巨星,甚至根本算不上一支二流搖滾樂隊。他們沒有高深的技術、沒有任何專長,只是偶然地從相反的方向走進了搖滾世界,用業(yè)余的搖滾素質挑戰(zhàn)權威,但那時誰也沒有意識到“紐約妞”所做的一切正在醞釀著一場日后席卷搖滾樂的革命。New York Dolls最初只是一支普通的地下華麗搖滾樂隊,一切都是滾石樂隊的邋遢翻版,糟糕的“邋遢”音樂再加上他們大不敬的反叛思緒,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有任何前途,于是New York Dolls在發(fā)揚光大滾石樂隊叛逆精神的反主流搖滾道路上越走越遠,并將它帶入一個新的幾乎徹底否定了主流搖滾的危險階段——The Sex Pistols (性手槍)時代。
不合時代的思想,灰暗生澀的情緒,漏洞百出的音樂——在留下兩張失敗的專輯后,New York Dolls匆匆退出了搖滾舞臺,但許許多多的樂隊在他們身上感受到了一種粗糙原始的力量——反叛、嘲諷和質樸的新鮮搖滾樂。這種情況同時出現在當時的英美兩國。在英國,New York Dolls當年的擁護者Malcolm McLaren總結了New York Dolls的經驗教訓,結合了英國反主流音樂思潮和The Sex Pistols 危險的政治論調,并最終使“性手槍”揚名天下,肆虐的朋克運動也由此開始爆發(fā)。
在美國本土,New York Dolls的影響依然在蔓延,New York Dolls蠢笨呆板的音樂開始得到紐約一些地下樂隊的極力推崇,以Patti Smith Group (帕蒂•史密斯樂隊)、The Ramones(雷蒙斯)為代表的朋克樂隊發(fā)揚光大了New York Dolls的“糟糕音樂”,他們用簡樸的聲音試圖摧毀主流搖滾的根基,但有趣的是,這些當時主流搖滾的掘墓人最終也取得了商業(yè)成功。1975年的時候,美國朋克運動的中心集中在紐約一個名叫CBGB的俱樂部,當時Patti Smith Group 、The Ramones 、Talking Heads(頭部特寫)、Blondie(金發(fā)女郎)、Television(電視)和The Heartbreakers(傷心人)都曾在這里駐唱。這個時期正是搖滾樂青黃不接的時候,那些溫和抒情的搖滾樂被稱作狗屎,Aerosmith(阿羅史密斯)、Kiss(吻)的重搖滾也未能滿足年輕一代躁動不安的心靈,在這種情況下,紐約朋克沖出重圍,暫時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同信仰“愛與和平”的老嬉皮相比,朋克搖滾顯然更加適合當時“物質極大豐富,思想極大匱乏”的美國二戰(zhàn)后出生的一代的空虛心理。他們露骨的反主流思維,在試圖否定一切“權威、被美化的虛偽、約定俗成”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時尚。首當其沖被否定的就是主流搖滾,朋克們認為用華麗包裝、炫技和假大空的社會責任感這些表面文章來嘩眾取寵的主流搖滾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所以在演奏技巧和音樂思想上,朋克傾向于簡單實用、爆發(fā)力、速度和更為一針見血的生活、生存的態(tài)度。后來以稱伊麗莎白女王“不是個東西”而一舉竄紅的The Sex Pistols在音樂上不過是New York Dolls、The Ramones的衣缽繼承者而已。CBGB時代的朋克在對傳統(tǒng)搖滾樂宣戰(zhàn)的同時,內部也在發(fā)生著微妙的變化。盡管朋克運動得到了年輕人的大力支持,但在堅如磐石的生存現實和商業(yè)社會面前,朋克一樣顯得虛弱無力。雖然他們公開否定傳統(tǒng)搖滾樂,但在CBGB俱樂部的演出曲目上依然經??梢钥吹较瘛癏ey Joe”、“Surfin' Bird”、“1-2-3 Red Light ”這些搖滾的經典歌曲。13th Floor Elevators、Al Green在朋克中間也享有崇高的威望,這看上去有點奇怪,但商業(yè)規(guī)律迫使他們不得不在演出中加點討好大眾的“破爛玩意兒”,生存的重壓也一直威脅著他們,尤其是一些沒有絲毫名氣的朋克樂隊。朋克們開始形成各自的特色,但風格的分歧并未改變美國朋克“改變搖滾樂,重建搖滾樂”的初衷,雖然朋克運動最終并未使搖滾樂徹底改頭換面,但至少朋克文化為日后的許多新?lián)u滾風格的發(fā)展掃清了道路,并繼續(xù)匯入搖滾樂的發(fā)展,成為搖滾文化最重要的思想精髓之一。
遺憾的是,美國朋克運動雖然對日后的英國朋克大爆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在美國本土卻從未真正形成氣候。它僅僅停留在了一種較低層次的搖滾風格創(chuàng)新,而沒有像英國那樣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現象。CBGB俱樂部里的很多朋克樂隊日后都成了朋克巨星,但他們在英國的知名度卻遠比他們在自己的祖國要大得多,The Ramones、Talking Heads在英國被視為神一般的搖滾英雄,這一點再次證明了為什么英國朋克后來居上的原因。
“美國朋克?請來紐約!”當時的情況可以用這樣一句調侃來描述。不管朋克們有多么不情愿,朋克在當時的美國沒有市場是事實,像Electric Eels、Devo、Pere Ubu、Suicide、The Dils、The Germs、The Avengers、The Dickies 這些樂隊因為缺乏長期的商業(yè)操作而一直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
美國朋克真正的黃金時期還是在80年代初的硬核時代,從音樂角度來說,硬核不過是更加極端的朋克搖滾,更加臟亂、吵鬧、僵硬。但這個時代的樂隊,第一次把朋克音樂擴展為一種全面爆發(fā)的運動。他們的影響也比CBGB時代要深遠得多,它的審美方式也被后來的激流金屬、速度金屬、死亡金屬、碾核、垃圾樂、另類金屬、朋克復興運動乃至整個另類搖滾樂界發(fā)揚光大,并最終促成了90年代垃圾樂、朋克復興的主流化。Black Flag(黑旗)無疑是當時最出色的代表。他們不僅保持了朋克一貫的沖勁,而且結合了爵士樂、重金屬、噪音搖滾等風格,創(chuàng)造出更加豐滿的音樂氛圍,成為美國朋克史上第一支具有深遠影響的硬核朋克樂隊。他們不僅界定了自己的硬核審美觀,而且在朋克和重金屬之間找到了完美的結合點,為日后的激越金屬和朋克金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Black Flag復雜的音樂元素、波西米亞風格的試驗色彩、詩化的歌詞在80年代名噪一時,成為當時地下音樂最具哲人風采的硬核樂隊。1981年Black Flag因對Unicorn(獨角獸)唱片公司以“內容過于危險、粗俗”為由封殺專輯《Damage》的行為大為不滿,一怒之下成立了他們自己的SST公司,并發(fā)行了這張硬核經典。結果是,樂隊在專輯被驚嘆為“地下世界的曙光”的同時被獨角獸公司告上法庭,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樂隊甚至被禁止在此階段使用樂隊的名稱和標志。不過這件事對Black Flag毫無影響,他們在兩年內瘋狂巡演,在高峰時期甚至還秘密發(fā)行了一張粗糙的精選雙專輯《Everything Went Black》。
1983年,獨角獸公司宣告破產,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或許是想追回以前的時間,樂隊從1984年起開始變得難以置信的多產。到1985年共完成了《My War》、《Family Man》、《Slip It In》、《Live '84》、《Loose Nut》、《The Process of Weeding Out》等九張專輯,Black Flag的事業(yè)達到了巔峰。這個時期Black Flag不僅在音樂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SST公司為推進硬核搖滾的發(fā)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SST的空前成功導致了樂隊元老Greg Ginn在1986年突然決定解散Black Flag,以便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司事務當中。他的決定當然有他的道理,一切革命都需要有領導者,而SST正是硬核革命領導者的最佳人選。SST最輝煌的時期旗下?lián)碛幸慌亓考壍挠埠藰逢牎狟lack Flag、Husker Du 、Meat Puppets(肉偶)、Descendents(世襲)、Minutemen(民兵)、Bad Brains(壞腦)、Fire Hose(消防水管)、Buffalo Tom(布法羅•湯姆)、Sound Garden(音響花園)、Sonic Youth(音速青年)、Screaming Trees(尖叫的樹)……這些樂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們的影響力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為日后非主流、獨立搖滾的指明了方向。這段時期的樂隊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力和藝術感染力:Husker Du的優(yōu)雅、Bad Brains的超級速度、Sonic Youth的噪音試驗、Minutemen的爵士樂風采、Meat Puppets的鄉(xiāng)村味道……沒有什么遺憾,沒有黯然神傷,盡管這個輝煌的時代最終在90年代左右隨著SST公司的明星樂隊相繼解散或加入主流大唱片公司而結束,但他們已經賦予了這個時代最真實的聲音和最危險的激情。
“涅樂隊”是美國朋克時代最有典型性的一個樂隊,它是融合了朋克、后朋克、獨立搖滾的搖滾樂,不經意地成為了主流搖滾的寵兒,搖滾樂的一切都由此得以改寫。涅的思想意識來源于獨立搖滾,但旋律卻是流行的。事實上,他們從一開頭就具備了另類和主流的兩重身份,在混亂無序的音樂外表下描寫著美好的聲音,但這種美好是污濁不堪的,也許它理應如此。80年代末,連續(xù)上演著另類搖滾擊敗重金屬這樣的事實,The Pixies(小精靈)便是代表。深受The Pixies影響的“涅”把白噪之音和流行旋律結合起來,逐步形成了自己臟亂的音樂伴奏、跌跌撞撞大起大落的情緒、優(yōu)美的流行氣息,這些都成為日后Grunge(格朗基)的主要特征。涅的音樂是矛盾的,他們向往美好事物,又幻想著徹底毀滅一切。這在他們的音樂中一覽無疑,各種情緒繁雜的結合在一起,扮演著從天使到撒旦的所有角色,它只以自己為中心而不去理睬別人的感受,沒有什么是值得牽掛的。
“涅樂隊”的主唱柯特•科本是樂隊里的靈魂人物,他被認為是上世紀90年代搖滾樂唯一的神話式人物。1967年2月20日,柯特•科本出生于美國西北部小城阿伯丁,父母的離異給他的童年蒙上了陰影,悲慘的生活埋下了他性格中反叛的根芽。1985年,柯特和好友奎斯組建了自己的樂隊,鼓手幾經更換選定了戴夫•格羅爾,兩年后樂隊正式命名為“涅”,開始在公共劇場和大學校園里舉行演出,簽約“地下流行”公司之后,“涅”先后發(fā)行了第一張單曲唱片《情話/大人物》和首張專輯《漂白》,他們的音樂吸引了一大批主流硬搖滾歌迷,以至于許多評論將“涅”誤認為金屬樂隊,但主唱柯特•科本并沒有改變初衷,他仍然試圖走出一條非主流的道路。
1990年以前,“涅”分別在全美、全歐及北美西海岸成功的做了數次巡演,億萬的搖滾樂迷又多了一個為之瘋狂的偶像。1991年4月30日,“涅”樂隊與大唱片公司“格芬”簽約,同年錄制了革命性的專輯《別介意》、《少年心氣》等旋律經典、情緒激昂瘋狂的佳作,在美國甚至把邁克爾•杰克遜擠下了臺,坐上了公告牌排行榜的第一把交椅。巨大的商業(yè)成功改變了另類音樂不能帶來利潤的現象,帶動了大批非主流樂隊紛紛轉入地上。
在成為超級偶像的同時,柯特•科本遇上了一生中的摯愛——朋克樂隊“洞穴”的女主唱科特妮•洛芙,1992年秋天他們的女兒弗朗西絲降生,夫婦二人因為吸毒一度失去了對女兒的監(jiān)護權,本來就處于成功的巨大壓力之下的柯特•科本,受到丑聞和嚴重胃病的困擾,已經很難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享受到樂趣,甚至嘗試過自殺。專輯《在母體中》和《亂倫》就是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誕生的。
1993年12月16日,“涅”和MTV頻道錄制了一場經典的“不插電”演唱會,原汁原味的木吉他和輕松溫柔的演唱,展現出柯特•科本的另一種魅力,也改變了許多人對搖滾樂的偏見。盡管事業(yè)還在蒸蒸日上,柯特•科本還是變得越來越極端,越來越憤世嫉俗,臺下瘋狂叫喊的歌迷,甚至他深愛的妻子和女兒,都無法挽回他內心的絕望,1994年4月5日,柯特用一顆子彈結束了生命。4月8日,他的尸體被人發(fā)現,他自殺的死訊傳向全世界??绿?#8226;科本在遺書中寫道,我已經沒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記住“與其茍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他終于像樂隊名字“涅”一樣,超越了生死的境界,十幾年后的今天,他27歲的生命,依然是搖滾樂神壇上不死的神話。
麥卡錫主義——欺騙與謊言的代名詞麥卡錫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帝國主義妄圖稱霸世界,對外擴張、侵略和對內反共、反民主政策的特殊產物,它是對美國傳統(tǒng)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反動。麥卡錫主義的泛濫,說明美國壟斷資本統(tǒng)治集團的右翼企圖變換統(tǒng)治手法,在美國實行法西斯主義。然而麥卡錫主義的極端措施,既讓美國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損于壟斷資本統(tǒng)治集團的根本利益。這是美國壟斷資本統(tǒng)治集團最終摒棄麥卡錫主義的原因。麥卡錫主義得以在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滋生,說明它也是壟斷資本統(tǒng)治集團的一種統(tǒng)治手段。
二戰(zhàn)后的美國,戰(zhàn)爭的陰影還沒有消失,冷戰(zhàn)的恐怖氣氛又接踵而至。美國一方面在國際上與蘇聯(lián)對抗,另一方面在國內清除所謂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打擊進步勢力。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涉及美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各個層面,其影響至今仍然可見。
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fā)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眾院非美委員會借機指責工會“已被共產黨滲透”,極力煽動公眾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
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借口當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亞》雜志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內容上相似,伙同戰(zhàn)略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一起闖進了《美亞》雜志編輯部,并聲稱“從辦公室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聯(lián)邦調查局再次查抄《美亞》雜志編輯部,聲稱“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期工作的國務院官員謝偉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亞》雜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謝偉思私人保存的發(fā)自延安的報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絕密文件”。這些報告中的觀點,大部分是謝偉思等人在延安的近一年時間里,通過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交談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得出的真知灼見。如在1945年2月中旬,謝偉思在為即將回國的中國戰(zhàn)區(qū)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對德作戰(zhàn)中的表現,而不是以它們的意識形態(tài)來判斷提供援助與否;希望美國政府在制定其中國政策時從自身角度考慮,不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zhàn)等。謝偉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報》發(fā)表社論,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關系的分水嶺”。
盡管聯(lián)邦大陪審團在8月份宣布因證據不能成立,謝偉思無罪開釋,但在《美亞》案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還是從1947年12月17日起開始對聯(lián)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范圍擴大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后才能領取報酬。據統(tǒng)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lián)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雇,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時,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的一篇演說,將這一運動推向頂點。
1908年11月14日,約瑟夫•麥卡錫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個愛爾蘭裔小農場主家庭。1939年,麥卡錫虛報年齡參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區(qū)巡回法庭法官的競選,成為該區(qū)歷史上“最年輕的法官”。從此,麥卡錫開始了充滿欺騙與謊言的政治生涯。有人這樣評價麥卡錫:“無比的大膽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謊,使他的手法與一般的顛倒黑白有天壤之別?!?/p>
1946年,從軍隊中退役的麥卡錫參加參議員的競選。從未上過戰(zhàn)場的麥卡錫向公眾宣稱自己曾經數次“光榮負傷”,從腿上取出“10磅彈片”,憑借如簧之舌,于這年的11月當選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在參議院任職的前四年中,由于行為不檢點和進行大豆期貨投機交易、賭博和酗酒,他的聲望一落千丈。人們常說,“在麥卡錫參議員的公文包里經常裝著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質的事實和經不起驗證的數字,把參議院和整個美國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麥卡錫居然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輿論嘩然。因此,在這一年的民意測驗中,麥卡錫被評為當年“最糟糕的參議員”。此時,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來幫他保住在國會的位子了。
1950年2月9日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tǒng)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麥卡錫決定在這一天“把炮彈打向國務院”。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安排下,他從華盛頓飛往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縣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fā)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皣鴦涨渲烂麊紊线@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丙溈ㄥa的演說有如晴天霹靂,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麥卡錫則一夜之間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說之后,麥卡錫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的雷諾市,重復他在惠林的演講。略有不同的是,此時的麥卡錫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但是,按照他這時的說法,名單上的人數變成了57人。
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麥卡錫特地打電話給總統(tǒng)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要求他們對他的演講公開表態(tài)。收到電報后的杜魯門惱羞成怒,憤而提筆回信道:“我確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極其遺憾,他們的代表竟是像你這樣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但是,在寫完信后,杜魯門并未將其發(fā)出,而是將其列入“歸檔”,他另外責成國務卿幫辦普里福依打電話給麥卡錫,希望他“把名單公布出來”。
但是喜形于色的麥卡錫沒有理睬杜魯門的詢問,又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lián)”、“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zhí)政的20年稱為“叛國20年”,并將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杜魯門撤換朝鮮戰(zhàn)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之機,在國務院發(fā)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在這篇6萬多字的演說中,他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干開辟第二戰(zhàn)場,使得蘇聯(lián)先于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lián)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tǒng)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沖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后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后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并廣為散發(fā)。同時受到麥卡錫無端指責的,還有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以及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1951年冬天,在麥卡錫的無端指責和謾罵中,馬歇爾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弗吉尼亞州里斯堡農場養(yǎng)老。
從1953年起,麥卡錫將魔掌逐漸伸向外交領域。是年4月,麥卡錫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xié)助下,開始對美國設在海外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志”。被貼上“可疑”標簽的書籍包括關于雕塑、精神病、酒類、托幼和建筑的專著以及偵探小說,甚至還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連一本介紹蘇聯(lián)芭蕾舞的書也因為提到了“蘇聯(lián)”而被麥卡錫主義分子付之一炬。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同時,美國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擊。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卡錫的活動越來越激起公眾的反對。在歐洲,人們更是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國務卿杜勒斯更是向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庇h領袖艾德禮甚至發(fā)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爾的權力大,還是麥卡錫的權力大?在美國國內,有人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共和黨已經是“一半屬于麥卡錫,一半屬于艾森豪威爾”了。
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教會立即將電話打到白宮,抗議馬修斯的誹謗。艾森豪威爾立即回信,并通過電臺向全國廣播,譴責馬修斯“不負責任的攻擊”,并迫使麥卡錫解除馬修斯的職務。這一行動被視為麥卡錫在1953年的“唯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時,這也是艾森豪威爾準備向麥卡錫“攤牌”的標志。
在1954年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麥卡錫遭遇了他的“滑鐵盧”。當陸軍部公布了麥卡錫的種種越權和違法行為,揭開了麥卡錫調查活動的黑幕時,麥卡錫則施展東拉西扯和嘩眾取寵的慣用伎倆,并當著全國電視觀眾的面,濫用參議院的議事程序,刻意干擾聽證調查。當麥卡錫竭盡胡攪蠻纏之能事,肆意攻擊在場的陸軍部律師約瑟夫•韋爾奇的一名年輕助手時,一向和藹的韋爾奇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質問麥卡錫道:“參議員先生,你還有沒有良知?難道你到最后連一點起碼的良知也沒有保留下來嗎?”
1954年12月1日,在全國上下的一片聲討聲中,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決議,對麥卡錫進行譴責。1957年5月2日,麥卡錫飲酒過量引發(fā)肝炎和神經炎,一命嗚呼。以麥卡錫命名的時代終于結束了。
從麥卡錫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中可以看出,區(qū)區(qū)一個參議員之所以能有一種倒海翻江的能耐,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再加上美蘇關系緊張的大背景、“冷戰(zhàn)”的大背景、“院外援華集團”的撐腰和國內民主黨、共和黨的政治斗爭等原因才使得這位前海軍陸戰(zhàn)隊隊員如此猖狂了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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