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一直在讀 李輔先生的自傳回憶錄《所思所憶七十年》。思緒良多，久久不能平靜。

我知道。李輔“文革”初期，曾是山西省委機關(guān)群眾組織“七一公社”的頭，此段經(jīng)歷成為鐫烙在他身上的“紅字”，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用他自己的話說：“幾十年來，我始終是我，沒有變，更沒有蛻變。人未變，但帽子卻常變：省革命委員會委員、省委候補委員、‘壞頭頭’、‘黑爪牙’、接班人、優(yōu)秀青年干部、‘反大寨’、‘四人幫的代理人’、‘三種人’，什么帽子都戴過。我一會兒紅，一會兒黑。有的省委書記說我紅，換個省委書記又說我黑……”這一經(jīng)歷使李輔具有了“造反派”和“清官”雙重身份。

1970年7月，李輔從中央為解決山西派性問題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回來，到陽曲縣辛莊插隊鍛煉，被選為辛莊大隊黨支部書記。據(jù)曾與李輔一起工作的任琦同志回憶：“早在1971年，他就為在‘四清’運動中打成‘走資派’的大隊干部平反。李輔任書記一年時間，全村糧食總產(chǎn)量由92萬斤增加到150萬斤，解決了農(nóng)民長期餓肚子問題?！?973年12月，以副廳級干部掛職中共襄汾縣委書記，任琦同志回憶：“他堅持從實際出發(fā)，全力領(lǐng)導發(fā)展生產(chǎn)，任職三年，使襄汾小麥總產(chǎn)增加1億斤，糧棉貢獻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廣大干部群眾公認為襄汾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縣委書記?！比欢?，粉碎“四人幫”后，出于當年山西的“政治背景”，李輔被打成了“反大寨的四人幫分子”，被關(guān)押批斗了16個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當年的省委為他平反，恢復名譽。隨后出任中共平遙書記。據(jù)當年在縣委辦公室當主任的王鏞回憶：“從我記憶，這兩年平遙工作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引下，改革深化，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兩年，是平遙這個‘大、難、窮’的地方變化大的兩年?！眱H僅兩年時間，平遙縣的小麥總產(chǎn)由1800多萬斤翻了四倍，增產(chǎn)到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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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時。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后世。金碑銀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孰輕孰重，誰是誰非？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當年器重李輔的山西省委書記霍士廉，1981年在平遙領(lǐng)導班子的匯報會上說“李輔是個好同志，今年五月間，我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時，曾把李輔的情況作了專題匯報。胡耀邦、習仲勛、宋任窮和中組部副部長趙振清說，像這樣的同志要作為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來培養(yǎng)。”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干部，卻是三起四落，正當最年富力強的四十五歲，既有工作能力又有工作經(jīng)驗，卻被閑置起來，成為榆次的一個小圖書館的普通工作人員。當我再看到李輔時，當年這個風華正茂的有為青年，已然是“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李輔的人生悲劇，是個人的悲劇，更應(yīng)該說是我們民族我們時代的悲劇。

吳象在此書的《序言》中說：

“李輔雖無愧于心，但對國家來說，卻埋沒了一個能夠為民造福的人才。對他了解的人，無不惋惜?！覀儑遥浆F(xiàn)在也沒建立一個舉賢任能、優(yōu)勝劣汰的干部制度，反而到處貪腐成風。當山西省委一次再次地堅決要把李輔清除出黨時，襄汾、平遙的老百姓，卻一直把他當清官來懷念，這才是我們黨最要深思的??！”

丁東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說：

“在全球范圍內(nèi)，把公共權(quán)力關(guān)進籠子，由廣大公民實施監(jiān)督，用憲法的方式保障官權(quán)民授，官仆民主，并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一些國家和地區(qū)行之有效的現(xiàn)實。在那些國家，官員面對公眾，不能不謙卑，不敢不廉政。這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尚，而是因為受到了制度的嚴格約束。中國人關(guān)于清官和廉政的夢想，在彼國彼地早已成為常態(tài)。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中，公民有志于從政做官，是正當?shù)穆殬I(yè)選擇。有沒有機會做官，取決于你的政治才能，取決于你能否被廣大選民認可。中國要想告別貪腐橫行、兩極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淪喪的困境，除了接受普世價值，融入人類先進的政治文明，走向民主憲政，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李輔先生的《所思所憶七十年》，為我們帶著了綿長的回憶與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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