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維真

◇　活人罵死人，罵得對不對？
孔慶德（１９１１），一九五五年授中將，一九五五年秋后調任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員，七一年三月至七五年兼任湖北省委書記，一九八二年離休，目前身體狀況尚好。
　　李迎希（１９０２－－１９８１），一九五五年授少將，一九五五年春組建武漢軍區(qū)時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一九八一年去世。李雖為少將，卻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軍區(qū)第一副司令員，此情況在全軍罕見。李雖為少將，卻是行政六級，也是全軍少見。六七年二月后因文革中的問題停止了工作，至七四年解脫，七五年整軍時離休。
　　２００１年１月，《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書的封面沒有署名作者，在后記中有編寫者的名字：屈德騫　鄭珠濱。該書是個傳記，寫的是孔慶德的生平事跡。該書在文革的章節(jié)中不點名地提及軍區(qū)一位副司令員搞“奪權”，影射李迎希同志。
　?。玻埃埃蹦辏翟?，李迎希的子女寫信給廣州軍區(qū)黨委（武漢軍區(qū)撤消后，湖北歸屬廣州軍區(qū)），提出《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中對其父的描述是捏造和歪曲，同時是違背文革后黨組織對李迎希所作的結論的，要求廣州軍區(qū)查處。廣州軍區(qū)告知李的子女三點：一，《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中如有問題，由作者文責自負；二，既然書中未點名，就不要對號入座了；三，如有爭議，當事人之間自行協商解決。
　　李迎希子女于２００２年初開始委托律師進行調查，同年四月廣州軍區(qū)政治部編研室給予復函：該書“是孔慶德同志自籌資金，委托廣州軍區(qū)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有關人員撰寫”，希望雙方協商采取私下和解。李迎希子女委托律師找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聯系協商問題，被推拖、拒絕。
　?。玻埃埃材辏对拢钣Ｗ优蛭錆h市武昌區(qū)法院起訴孔慶德、屈德騫、鄭珠濱和解放軍出版社損害其父名譽權，要求被告公開承認錯誤，消除影響。武昌區(qū)法院認為案情特殊，移交武漢市中級法院。市中級法院未正式立案，只進行調解。因調解不成，中級法院寫報告給湖北省高級法院。省高級法院批示：由武昌區(qū)法院審理該案。此后，武昌區(qū)法院又進行調解，仍不成。
　　２００４年９月，廣州軍區(qū)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副處長王魯江提出，希望李迎希子女能撤訴，并透露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俞正聲關于“不要讓孔慶德承認錯誤”的批示。李迎希子女說，不相信俞正聲會這樣說，否則，豈不是為這個官司定了調子？然而，后來武昌區(qū)法院就是判李迎希子女敗訴，其判詞明顯顛倒是非、自相矛盾。
　　武昌區(qū)法院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不公開開庭的方式審理了該案—原告在開庭前表示應公開開庭，但法院仍依照被告的要求采取了不公開開庭的方式。被告方由孔慶德的女兒和一名律師代表孔出庭，孔的另一位女兒和律師代表兩位編寫者出庭，解放軍出版社派來代表出庭。原告方出庭的是李迎希的三個子女及律師。同年８月９日，武昌區(qū)法院判決李迎希子女敗訴，駁回其訴訟請求。
　歷史上相關事實
　　《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所謂李迎?！皧Z權”，是武漢軍區(qū)在文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緣起與李迎希和陳再道、鐘漢華之間的矛盾有關。
　　文革前夕，六六年初的軍區(qū)黨委常委交心會中，李對陳、鐘有很多批評。六六年春，兼任軍區(qū)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不團結。毛向王要了有關材料去看過。
　　文革后，軍隊院校及文體單位同地方一樣開展運動，及六七年元月初軍委指示軍以上機關開展“四大”，武漢軍區(qū)機關和領導受到沖擊。陳、鐘在軍區(qū)常委會上提出：有關文革的問題，首先由軍區(qū)文革辦公室解決，解決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決，再解決不了才找陳、鐘。李表示異議：應在軍區(qū)黨委領導下解決問題，黨委書記（陳再道）要掛帥，文革辦只是黨委領導下的工作班子，我們（指副司令、副政委）也是在黨委集體領導下去做工作。但是，后來實際中基本是按陳、鐘的意圖行事。當時常委會分配李迎希負責后勤系統(tǒng)的文革運動，之后，李迎希接見后勤系統(tǒng)搞運動的群眾都是由軍區(qū)文革辦安排的。
　　在５月３０日庭審中，孔慶德方的證人證言說，當時所有軍區(qū)常委受到造反派沖擊，唯獨李迎希沒有受到沖擊，說明李迎希是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子女說，當時李迎希也受造反派沖擊，只是軍區(qū)大院基本沒有群眾揭批他的大字報；但沒有被群眾貼大字報的常委并非李一人，不能以是否受到群眾的沖去來確定是否支持造反派，以至確定是非。

　　六七年一月上旬，陳再道、鐘漢華到北京參加軍委會議，并委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葉明在陳、鐘離開這段時間臨時主持黨委工作。此時前后，軍隊文革運動正處于白熱化階段。在陳、鐘離漢前，信陽步校的造反派到軍區(qū)大院，要求孔慶德接受對他在信陽步校搞“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批判。陳再道聽了文革辦的報告后，讓唐金龍副司令員陪孔一起去見群眾，陳指示唐說：“你告訴他們，他們不能這么搞！”孔、唐見這些造反派時，唐嚴厲批評了這些造反派師生。但孔對這些造反派說，自己有“軍事路線”錯誤，接受大家批判。結果，造反派將火燒到唐身上，將原來準備給孔慶德的高帽子，轉帶到了唐金龍頭上，并將唐的領章、帽徽扯掉。
　　當時，受造反派沖擊最厲害的當屬兼任軍區(qū)文革辦主任的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呂炳安。造反派根據林彪批軍隊文革負責人劉志堅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精神，結合本單位派工作組、壓制群眾等實際，猛攻呂，要求呂承認武漢軍區(qū)也執(zhí)行了這一反動路線。呂找軍區(qū)常委（呂不是常委），常委們均不表態(tài)。呂很悲憤，說：“你們是舍卒保車”。
　　一月二十日，陳、鐘打電話回武漢說：軍委在查賀龍的問題，我們軍區(qū)也要查有沒有賀龍分子，開常委會查這個問題。當晚葉明召開常委會，李迎希聽葉明講了會議內容后說：“誰是賀龍分子？這個會不如不開”。葉說，還是按陳、鐘的指示辦。由于軍區(qū)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龍與賀龍關系密切的大字報，會議形成的疑問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會上不滿地說：“要從這里（指與會者）揪賀龍分子，那只能是我了”！會后數小時，即一日二十一日凌晨，唐金龍就在家開槍自盡。禍不單行，同日上午呂炳安死在軍區(qū)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驗尸結果：死亡是由于凌晨前后服用大量安眠藥。
　　一夜之間，兩位領導人身亡，引起人們猜測和議論，還出現種種謠言。有很多大字報說是“殺人滅口”，還有大字報講有消息說下一個被暗殺的人是李迎希。造反派提出要揭開武漢軍區(qū)“階級斗爭的蓋子”。為了迥避造反派的質問，軍區(qū)領導人紛紛走避。葉明的秘書王書正說，葉當時很少到軍區(qū)，“一天到晚到處躲”。
　　唐、呂事件后，李迎希打電話給在北京的陳再道，說軍區(qū)機關和黨委基本癱瘓，請陳、鐘至少先回來一個，主持解決當前問題。陳說，還在開會，不能回去。李說，現在群眾追問軍區(qū)領導的問題主要是軍區(qū)文革運動中是否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可否承認？陳說：“絕對不能”。陳要李學南京軍區(qū)的張才千，造反派怎么鬧，張都不表態(tài)。
　　李迎希得知軍委當時并沒有開會（從后來的資料來看，陳、鐘在北京的兩個月時間中，兩至三次會加起來的時間不足半個月），于是在一月下旬以個人名義給軍委發(fā)了一個電報，內容是唐、呂事件后，軍區(qū)機關、黨委基本陷于癱瘓，請軍委讓陳、鐘回軍區(qū)主持工作，解決問題。而陳、鐘則懷疑李要求他們回去是想讓群眾揪斗他們。分歧、成見、猜疑，導致將同志視為異己，甚至敵人。
　　一月下旬，軍區(qū)副政委（軍區(qū)黨委副書記）張廣才（１９００－１９７０）來找李迎希。此前，張廣才因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經軍區(qū)黨委批準在咸寧養(yǎng)病。張聽說唐、呂事件后軍區(qū)大亂，軍區(qū)領導中基本上只有李一人能去機關上班，于是從咸寧返回。張對李說：“武漢軍區(qū)搞成這個樣子，我們怎么向軍委交代喲！我不能看著你一個人這樣頂著，我要幫助你”。李勸張說：“現在群眾說我們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出現唐、呂的事，情況很復雜，既然你己經停止工作去養(yǎng)病，何必再陷進來”。但張執(zhí)意同李一樣去機關上班。結果張一到機關就被群眾提出的種種問題弄得頭暈腦脹，沒兩天就住進了軍區(qū)總醫(yī)院，但張仍堅持在不看病時到機關來。
　　二月初，陳再道從北京打電話給在家的副司令員姚哲、孔慶德、楊秀山、韓東山，說：“你們身邊有敵人，姚、孔、楊、韓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陳這里所謂的“敵人”就是指李。此事被知情人捅了出來，并見諸于軍區(qū)大院的大字報上。至此，軍區(qū)領導班子分裂了。在此之前，李迎希雖與陳、鐘有分歧，但基本上還是學張才千，把矛盾限制在黨委內部；在此之后，李的言論則開始有些脫離這個原則。如在回答群眾提問時說：“我在黨委是受排斥的”、“如果軍區(qū)黨委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也有責任”等。李在群眾中這樣說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后來就把這些講話，上綱說成是李煽動群眾反軍區(qū)黨委，也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陳再道給姚、孔、楊、韓的電話是將與李迎希工作方法的分歧，推向質變的開始。“７•２０”事件以后披露：鐘漢華得知李給陳的電話內容后，向陳進言：“李迎希建議軍區(qū)黨委承認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要打倒你這個黨委一把手”。
　　二月初的一天，軍區(qū)動員部部長信俊杰向李迎希報告，軍區(qū)大院駐進一個排，造反派說是來鎮(zhèn)壓群眾的，雙方爭執(zhí)起來，可能釀成流血事件。李問這個排是誰派的。信說是副參謀長張顯揚派的。李問張顯揚，張說是按姚哲副司令員指示派的。李讓張、信請示姚。張、信說找不到姚。李指示張：暫時把這個排撤出去，明天請示姚后再定。這件事使兩方面的人對李產生了誤解：一是軍區(qū)上層中有人認為李反軍區(qū)黨委；二是軍區(qū)機關和院校的造反派認為李是支持了造反派。后來李被打倒后申辯說，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反對誰和支持誰的想法，那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今天來看，筆者認為李的申辯是有道理的：一，當時張顯揚和信俊杰這些機關負責人找不到姚哲來處理此事，能夠找到的軍區(qū)領導人只有李迎希，李在此時處于難以迥避的處境；二，不能要求李當時可以下令這個排對那些造反派采取強硬措施，這種觀點既不現實、也不客觀，因為對軍隊造反派采取抓捕和拘押是軍委于二月十一日制定七條規(guī)定以后才有的事情。李決定暫時撤下這個排，讓張顯揚找到姚哲后再處理，可以說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二月六日，李迎希接到軍區(qū)黨委辦公室轉達葉明副政委的通知：在禮堂開大會，在家的常委都要參加。《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描述此大會是李伙同造反派召開的（關于這一點，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審中被告未拿出任何根據，所提供的六位證人完全不符合在此問題作證的條件）。雖然大會有一些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參加，但從軍區(qū)領導主持和機關干部參加的情況來看，此會只能是軍區(qū)黨委主持召開的。大會開始是葉明副政委宣布軍區(qū)黨委關于機關停止“四大”、解散“戰(zhàn)斗隊”的六條規(guī)定。葉講完后會場出現混亂，其原因是造反派說六條規(guī)定是“鎮(zhèn)反群眾的黑六條”。造反派擔心受到“鎮(zhèn)壓”，說姚哲派兵鎮(zhèn)壓群眾，“要求姚哲將作戰(zhàn)工作交給李迎?！?。李迎希當場表示反對，說：“我不能接這個作戰(zhàn)工作，這是黨委分工的問題”。大會中還出現有人要軍區(qū)常委們簽字保證李迎希的安全問題。是誰先提出的，目前有三種說法：《一代將星孔慶德》說是李迎希自己提出來的；為孔慶德作證的人說是李的秘書劉于準提出的；李迎希子女根據其父所講，是群眾提出來的，李反對，但大會很亂，誰也控制不了。
　　二月六日大會后當晚，軍區(qū)文化部干事、職工（俱樂部放映員）約六、七人到李迎希家，要求李接見。這些人乘李的秘書上樓向李通報的空檔，在桌下安裝了錄音機。李來后，這些人聲色俱厲地指責李不接管作戰(zhàn)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眾。李仍表示拒絕，解釋說作戰(zhàn)工作屬黨委分工，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后來在審查批斗李迎希時，這次李接見這些造反群眾被說成是李同這些群眾策劃奪權，《一代將星孔慶德》說是“秘密開會，逼姚副司令員交出軍權”。但是，第一感覺就是大軍區(qū)副司令員李迎希同文化干事、職工策劃“奪軍權”這種說法十分荒唐。
　　后來在批斗李迎希時播放這個錄音，其中談話內容有群眾提：“你來接管作戰(zhàn)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眾提：“你拿不拿得下來”，李答：“我指揮過七個軍”等。以后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武漢軍委黨委給總政治部的《關于李迎希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中將李的問題定為“反黨奪權”，這個結論的唯一內容只有所謂“奪軍權”，所依據的就是這天晚上所謂“秘密開會”的錄音。
　　李迎希本人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３年給中央、軍委的申訴中提出，當晚被這些群眾糾纏約三個多小時，后來批斗時先后放的錄音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半小時左右，一個只有五分鐘左右，都是偽造的。當時自己是十分明確地拒絕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戰(zhàn)工作的，而批斗會中所放錄音完全沒有這些話。
　　李的申訴報告還提及，姚哲調來武漢軍區(qū)后，軍區(qū)黨委相當長時間未給姚安排具體工作，“是我在黨委主動提出將作戰(zhàn)工作交給姚哲同志的”，“后我準備退休，向黨委提出不再擔任第一副司令員，并贊成姚擔任此工作”，“由誰分管某項工作是黨委集體決定的，不能由個人決定或‘奪權’，我為黨工作幾十年，對這個組織原則是十分明確的”。
　　據《一代將星孔慶德》稱，二月六日大會當晚，也就是李迎希在家應付那些群眾糾纏之時，葉明到了位于孝感的十五軍軍部，在那里打電話向在北京的陳再道、鐘漢華匯報二月六日大會的情況。陳、鐘向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做了報告，徐帥表態(tài)說李是“搶班奪權”。
　　此時徐帥和陳、鐘并不知道二月六日晚所謂“秘密開會”及錄音之事。認為李“奪權”，徐帥僅憑陳、鐘的的看法，而陳、鐘的看法也只來源于從電話中得知的二月六日千人大會上的情況。有陳、鐘被武漢來電話誤導的因素，而主要是陳、鐘對李早有猜疑，這種猜疑決定了他們對有關情況的判斷。歷史地看，這當然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整體性的悲劇。
　　二月十日，中央軍委給武漢軍區(qū)電報：“請李迎希副司令員、張廣才副政委立即來京，商談問題”。當晚，李、張乘武漢空軍派的一架飛機赴京。二月十一日后，徐向前和軍委文革副組長王新亭在京西賓館召集陳再道、鐘漢華、李迎希、張廣才開會。會上徐帥說：“軍委八條命令下來了，為什么武漢軍區(qū)還穩(wěn)定不下來”。李迎希說：“群眾說軍區(qū)黨委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不檢查，因此還在鬧”。徐對李、張說：“你們是做了群眾的尾巴”。徐問李、張：“你們說要打倒陳再道？”李說：“我雖與陳司令有分歧，但沒有說過打倒他”。徐說：“是誰說要打倒陳再道”。李、張說：“是群眾這樣提”。徐道：“群眾？群眾里面有壞人！”在李反映軍區(qū)的情況時，徐屢屢打斷李的講話。李對徐說：“你不要插我的話嘛！”徐拍著桌子對李、張說：“你們的問題是搶班奪權，你們要檢查！”李打開毛主席語錄念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徐說：“你少來這一套”。說完拂袖而去。陳、鐘也隨徐一起離開會場。
　　王新亭對還坐在會議桌前的李、張說：“你們吶，就是擺老資格?！崩钪钢煜蚯皠偛抛奈恢脹]好氣地說：“誰有他資格老！”會后，軍委辦公廳通知李、張的秘書：徐帥指示，李、張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電話及對外聯系。于是，李、張在京西賓館處于軟禁狀態(tài)。
　　據“７•２０”事件后揭露：在二月十日晚，鐘漢華一直等待武漢方面的消息，當秘書報告說李、張所乘來京的飛機起飛時，鐘鼓掌曰：“調虎離山成功了”。后來鐘在北京的檢討中交待，讓軍委調李、張來京是自己出的主意。從有關情況來看，在扳倒李、張這件事上，鐘起到了開球的作用。李被打“奪權”后寫申訴報告說，自己在文革前批評陳、鐘，但陳、鐘記個人成見，文革中借機打擊報復。事實上，陳、李之間即使有個人成見，也不深；而鐘、李之間顯然有較深的個人成見。文革前李曾批評鐘：在別人給陳再道提意見時一味的維護陳，“象陳的小媳婦”。鐘當面忍了這口氣，李倒后公開說李是“侮辱過自己的人”。
　　有關資料顯示：紅四方面軍的前身鄂豫皖紅四軍于一九三一年初成立后，徐向前是紅四軍參謀長，張廣才是該軍三十二團政委，陳再道是張廣才所部排長，王新亭是三十團政治處主任，李迎希是該軍二十九團營長，許世友是二十八團營長?？讘c德當時尚在國民黨軍隊當兵，于三一年二月的“六安兵變”后投向紅軍。川陜根據地時期，張廣才任四軍政委時，陳再道在該軍任師長。長征后期的三六年七月，陳再道任四軍軍長，李迎希和張才千時任該軍作戰(zhàn)科長和偵察科長。據《一代將星孔慶德》所述，孔當時是該軍三十六團團長。以上這些人在紅軍時期都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部下，只是在鄂豫皖根據地發(fā)展初期，徐向前未被派往鄂豫院前，王樹聲、李先念、許世友、陳再道等屬黃、麻起義的一支；而李迎希屬商南起義的一支，其領袖人物許繼慎、周維炯等后來在張國燾搞的“肅反”中被殺害，李迎希當時己任獨立師副師長，也被以“第三黨”罪名逮捕，差點被槍斃，被戰(zhàn)友保下來后，在四方面軍一直得不到重用?？谷諔?zhàn)爭時期李迎希在１２０師，解放戰(zhàn)爭去了華東野戰(zhàn)軍，濟南戰(zhàn)役和淮海戰(zhàn)役時任山東兵團參謀長，連續(xù)幾場大戰(zhàn)下來，在華東的將領中聲名鵲起。１９３８年，陳再道向劉伯承要了幾個連，打出一個不小的冀南根據地，對這一成就，黨內有“任窮之德、再道之勇”一說?？讘c德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多數時間里是陳再道的直接下級。四九年三月，桐柏軍區(qū)部隊改編為五十八軍，時任桐柏軍區(qū)副司令員的孔慶德任該軍軍長，后任河南軍區(qū)副司令員（陳再道任司令員）。
　　二月中旬后，武漢軍區(qū)黨委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軍區(qū)機關和所屬單位進行整頓。其中主要是解散造反派組織、拘捕造反派骨干、對參加過造反活動的群眾搞請罪過關。在動員進行整頓的機關干部大會上，孔慶德說：“李迎希想當司令，張廣才想當省委書記，這兩個老家伙這么老了，土都埋到耳朵根了，還這么有野心，在北京把他們打上手銬腳鐐關起來了”。孔還說：“張廣才根本不會打仗，他沒有牙齒、鑲金牙，就是不會騎馬摔的”。
　　李迎希得知孔這些講話很惱火：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甚至批判，搞這種人身攻擊就不可以?！埃?#8226;２０”事件后，己解除軟禁的李迎希在首長宿舍院內與回家路上的孔慶德相遇，怒斥孔是“走狗”、“小爬蟲”。孔連忙就走，說：“你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吧”。過去，孔對陳再道唯馬首是瞻，但對李也是很尊敬的，在軍區(qū)領導人中，與李迎希來往最多的是孔慶德。但在扳倒李時，孔喊得最響，象報了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六七年四月初，軍委文革副組長徐立清同李迎希、張廣才談話，李對被說成是“破壞軍隊穩(wěn)定”、“搶班奪權”表示不滿，徐立清說：“軍隊文革搞起來了，后來急剎車，確實不是能一下子停下來，陳再道、鐘漢華對你們的問題看得過重了，你們回去在黨委作個檢查，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問題”。四月八日李迎希、張廣才返回武漢，沒有被安排參加作檢查的黨委會，而是保衛(wèi)部門按軍區(qū)黨委決定將李、張軟禁。軍區(qū)多次召開機關干部會批斗李，因李不服，遭到過武斗。李問為什么搞武斗，被答曰：“你過去不是說要正確對待群眾嗎？你就正確對待吧”。李寫信給徐立清反映自己回武漢以后的情況，沒有回音和反應?！埃?#8226;２０”事件后，李迎希到北京參加中央舉辦的軍隊干部學習班時，找徐立清問收到信沒有？徐說：“我收到你的信后轉給了肖華，肖華沒有表態(tài)，我也沒有辦法”。
　　大軍區(qū)中受文革沖擊最嚴重的是武漢軍區(qū)，主要原因是武漢“７•２０”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陳再道、鐘漢華去北京后被撤職；八月一日，姚哲、孔慶德、韓東山、葉明等軍區(qū)領導到京參加學習班。八月上旬，周恩來在一個會議上聽說徐向前于二月處理李、張的事情，指示通知李、張也來京參加學習班，并指示徐向前講清楚此事。徐給周寫了一封信，說當時陳、鐘向軍委報告說李、張搞奪權，自己并不大了解情況。信后附軍委文革所做徐在京西賓館召集陳、鐘、李、張開會的記錄。該記錄上有一句話說：“李不讓徐帥插話，態(tài)度狂妄”。李、張于八月十日左右到京后，在一次中央學習班會議上，周恩來進入會場見到坐在會場后面的李迎希，于是招手道：“李迎希同志！”李站起來后，周示意坐下。這時吳法憲跑來拉李坐到前排去，李把手抽開，說：“我就坐這里”。李于一九五零年任軍委工兵副司令（當時沒有司令），正值抗美援朝，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李常被周召去匯報和研究問題，是西花廳的?？?。周對李的工作能力比較賞識。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武漢軍區(qū)黨委作出《關于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決定》（中共武漢軍區(qū)委員會（１９８１）８號文件），指出李迎希是受林彪、“四人幫”迫害，否定了過去將李的問題說成“奪權”，為李迎希問題劃上了句號。但時隔二十年，《一代將星孔慶德》在公開發(fā)行的出版物上又講李“奪權”，等于在推翻黨組織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
　?。玻埃埃的辏翟拢常叭胀徶?，孔慶德的代理人及證人證言反復說，李在六七年初是“支持造反派的”。這種將當年的具體問題搞成一個簡單化概念化的說法，混淆了有關歷史事實。第一，李迎希未介入地方的文革；第二，李迎希接待群眾是當時工作范圍內的事，沒有支持哪一部份的群眾。李只是表示應正確對待參加運動的群眾，如果這些與當時一些同志的想法和做法不同，也屬于黨內的不同意見，屬于正常的范疇。李迎希說過一些錯話，這要放在當時環(huán)境等客觀原因去看待。為什么一些人一直以文化革命的思維方式來詮釋李迎希的言行呢？
　　軍隊文革本來是在中央和軍委的指示文件下開展起來的，六七年二月前后，中央急需軍隊穩(wěn)定下來投入“三支兩軍”，對軍隊文革來了一個急煞車，李迎希未能跟上這個形勢，這應算李的錯誤。他這個錯誤有主觀的因素，也有一時政策不明朗的客觀原因。二月中旬以后，軍隊內部的整頓采取一些強制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應以達到穩(wěn)定為目的，超出這個范圍的做法，把按中央指示精神起來搞文革的群眾當作“壞人”來整當然是不對的。武漢軍區(qū)動用部隊，進入軍事院校、文化衛(wèi)生單位拘捕軍內師生、干群，難道是一個符合“八條”的理性做法嗎？
　　當時陳、鐘認為李“搞奪權”，與陳、鐘對李的成見有很大關系，加上全國社會上的奪權運動風起云涌，也不免讓陳、鐘有點神經過敏。徐帥聽信陳再道、鐘漢華的一面之詞，將李迎希的問題看作“搶班奪權”，也是文革那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個錯誤。
　　六七年九月底，中央學習班負責人譚甫仁同李迎希、張廣才談話，說根據周總理批示：李、張結束學習班的學習返回武漢。譚說：“過去說你們‘奪權’的問題，現在搞清楚了，是陳、鐘整你們”。譚并將周恩來的批示給李、張看了。李迎希說：“我們回去以后，工作問題怎么辦？”譚說，工作的問題由曾思玉、劉豐安排。此時武漢軍區(qū)原領導人中只有李、張先離開了中央學習班。周恩來為什么要讓李、張先回漢？原來，陳、鐘被打倒后，由林彪提議，曾思玉、劉豐任武漢軍區(qū)司令員和政委。曾思玉從沈陽軍區(qū)調來裝甲兵司令徐國夫來武漢軍區(qū)任副司令，炮兵政委張玉華來武漢軍區(qū)任副政委，作戰(zhàn)部長唐皎來武漢軍區(qū)任副參謀長，成立了軍區(qū)臨時黨委。后來曾思玉、劉豐向中央、軍委報告，說干部不夠用，要求繼續(xù)調人來武漢。九月中旬，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第二次到武漢，同曾、劉談到這個問題，毛說，調多了不好，讓曾、劉注意團結本軍區(qū)（武漢）的干部。毛澤東于下旬返回北京，周恩來讓李、張回武漢的批示就在毛回京后的第二天。但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李這次回漢反是他第二次被打倒的開始。
　　十月，李、張返回武漢后向曾思玉、劉豐報到，曾、劉的態(tài)度很客氣，但當李、張表示在曾、劉的領導下做點具體工作時，曾、劉一下子沉悶起來，后來曾思玉說：你們剛從北京回來，工作的問題以后再說。顯而易見的是，曾、劉不想讓李、張工作，似乎有人不愿意按毛澤東、周恩來的意圖去做。
　　此后，李、張一直賦閑在家，謹言慎行。后來曾、劉向中央報告說李迎希在這段時間插手軍區(qū)的事情，操縱造反派，造成軍隊不穩(wěn)定，是純屬捏造。前面提到，經過六七年二月后的整頓，軍區(qū)機關己經穩(wěn)定下來。“７•２０”　事件后，軍區(qū)機關雖受到震蕩，但人們在等待軍區(qū)新任領導的政策方針。八月初（六七年），曾、劉首長將軍區(qū)中層干部宋新安、宋樂山找去談話，兩位宋同志第二天貼出大字報，號召廣大干部群眾“揭開武漢軍區(qū)階級斗爭的蓋子”，矛頭指向原武漢軍區(qū)黨委。由此，“四大”、“戰(zhàn)斗隊”又開了閘。某種意義上講，軍區(qū)機關此后不穩(wěn)定是曾、劉自己造成的，后來將責任推到李的身上，起碼是政治品德很糟糕。
　　這段時間，有些機關干部來李家探望，這些人有談到曾、劉主持軍區(qū)以后的工作和人事問題，有人說工作上存在諸多問題，有人說不少中層以上干部不被信任。李說，這些事情，你們應向曾、劉反映、請示，“我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有些軍隊造反派找過李迎希，提出“７•２０”前軍區(qū)一些干部群眾被打成“小李迎?！?、“李、張反黨奪權的幫兇”等，應該翻案、平反。李說，我的問題由組織解決，你們有問題也可以找組織解決。李對這些造反群眾也是保持距離的。六八年六月李第二次被打倒，李被說成“搞兩個司令部，與曾、劉首長分庭抗禮”，“干擾曾、劉首長的工作”等，這些說法在后來漫長的審查中證明都是子系烏有，曾思玉主持軍區(qū)黨委所搞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關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對這段時間的事情只字未提。在這段時間，李沒有工作，也就不會因公事與曾、劉產生矛盾；李也沒有插手軍區(qū)的事情，沒有得罪曾、劉的地方，為什么曾思玉后來要整李？
　　李、張在家住了幾個月后去找過曾、劉一次，向曾、劉提出，過去武漢軍區(qū)搞的“李、張反黨奪權”，現在應作平反。曾思玉挺客氣地說：“你們的問題在中央集訓班己經解決了，不是反黨奪權，就不必再平反了”。但后來曾思玉還是以“反黨奪權”的罪名將李迎希打倒了。曾思玉將一個翻過去的問題又翻過來，是何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姚哲、孔慶德、韓東山、葉明等原軍區(qū)領導也結束中央學習班的學習返回了武漢。當時周恩來給武漢軍區(qū)打了招呼，要原軍區(qū)領導同志都出來工作。曾思玉、劉豐將李迎希、張廣才找去談話，讓李、張去同剛回漢的姚、孔、韓、葉等開個座談會。曾思玉說：“你們和他們是老伙計，情況熟，座談一下，大家提高思想認識”。
　　李、張按曾、劉的意見去參加座談會。李、張到軍區(qū)四所與姚、孔、韓、葉等見面，這些共事多年的老軍人，“７•２０”前李、張被射下馬來，“７•２０”后姚、孔、韓、葉等被批得青紅藍紫，多少恩恩怨怨涌上心頭，特別是站在自己曾經執(zhí)掌大權的地盤上，竟有客于他鄉(xiāng)之感，不禁“執(zhí)手相看淚眼”?？讘c德見到李迎希同李久久握手，說：“過去我說了你那么多壞話，你今天還來幫助我，我真是感動”。李對孔說：“過去的事就算了，以后大家改正錯誤，團結起來”。座談會上，李迎希首先發(fā)言，他頗動感情地說：“武漢軍區(qū)搞成這個樣子，大家搞成這個樣子，我感到痛心啊！”此話一出，眾人俱下淚矣。李說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說出了許多沒有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機關干部的感受。座談會上有曾、劉辦公室的秘書作記錄。雖然李只是為武漢軍區(qū)在文革中受到重創(chuàng)而感慨，并無反曾、劉的意思，但座談會透露出某種情緒讓曾、劉會有何種認知和聯想呢？李在發(fā)言中將“李、張反黨奪權”問題、“７•２０”事件的發(fā)生，及軍區(qū)的干部受“７•２０”連累等問題，都歸咎于陳再道、鐘漢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所致。這些提法與曾、劉應沒有任何矛盾，曾、劉本來就是打著打倒陳、鐘的旗號入主武漢軍區(qū)的。為什么曾、劉不能將座談會上這些原軍區(qū)常委都團結在自己周圍，而要在這個座談會后不久對李迎希大打出手呢？
　　孔慶德在座談會上對李迎希說：“我要給你提個意見，你為什么不拉上我們大家一起反對陳、鐘”。李說：“我對陳、鐘主要是在黨委內部提了一些意見，這些你們都清楚?！逼鋵?，孔的話大大差矣，如果李拉人反對陳、鐘，豈不是搞非組織活動，確確實實的“反軍亂軍”了嗎？但就在兩個月后，也是孔慶德，在曾、劉向他透露要打倒李迎希時，竟對曾、劉說：“李迎希在座談會上要我承認他一貫正確，我就是回家當老百姓也不干！”
　　在李、張同姚、孔、韓、葉等開座談會之時，曾思玉、劉豐在北京參加中央處理“楊、余、付”事件的會議。曾、劉回漢后，李、張去見過曾思玉，匯報座談會情況，李迎希說，通過座談會大家提高了認識，姚、孔、韓、葉等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態(tài)度很好。曾思玉表示滿意。但時隔不久，在打倒李迎希的會議上，曾思玉竟當著姚、孔、韓、葉說：“你對他們就是揪住不放！”李說：“是你讓我去同他們開座談會的，座談會上有你們辦公室的秘書作記錄，后來我向你匯報說他們都是改正錯誤的，我怎么揪住他們不放了？！”
　　打倒李迎希的過程是這樣的：曾、劉在聽取了李、張關于座談會的匯報后不久，于五月八日又去了北京。五月底，曾、劉傳達軍委辦事組通知：原軍區(qū)常委到北京開會，會議內容是“解決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問題”。姚、孔、韓、葉和李、張、畢（畢占云）等乘專機赴京。這架飛機剛起飛，在家的副政委張玉華即開始在軍區(qū)機關搜集“７•２０”以前整過的李迎希問題的材料。同機飛往北京的老同志中在開會之前只有一個人得知了這次會議的真實目的，這個人就是孔慶德。曾、劉在這些人到達京西賓館后，將孔慶德單獨找去談了話。當天晚飯后，李迎希和畢占云一起散步時遇到孔，李同孔打招呼，孔態(tài)度竟然十分倨傲，與數小時前截然不同了。但李誤以為是自己身邊的畢占云的關系。解放初期，畢和孔同為河南軍區(qū)副司令員（陳再道任司令員），那時畢就因孔拍陳馬屁而鄙視孔，畢于六五年由河南省軍區(qū)司令調任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后，基本不理睬孔。但孔是李的?？?，畢來找李時聽說孔在就不進門。
　　第二天，在軍委辦事組組長和副組長黃永勝、吳法憲的主持下開始開會，黃永勝講了幾句過場話后，孔慶德第一個發(fā)言?？渍f：“我在‘７•２０’以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檢討認識了錯誤。但是李迎希在六七年二月違反軍委八條命令，搞‘奪權’，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崩钣渍f：“你這可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孔瞠目結舌。曾思玉立即補充進來說：“你李迎希是舊帳未算，又有新帳”?？自僦v：“你從北京學習班回武漢有活動，搞兩個司令部，是黑司令，與曾、劉首長分庭抗禮，干擾曾、劉首長的工作”。此時，與會者全都明白了這個會的真實目的。
　　這次在京西賓館開了五次會，前兩次是黃永勝主持，后三次是曾思玉代表黃主持。會議集中點是要李迎希承認六七年初搞了“奪權”，李拒絕承認，作了說明和解釋，但被說成是“態(tài)度不好”。會后，曾思玉說李“抵賴”，黃永勝指責李是“典型的兵痞子”。
　　會后傳達了林彪六月十三日十六時的口頭指示：“李迎希這種人是不好的，這次弄清楚了很好。應該把他留在北京，繼續(xù)解決他的問題，不要讓他回武漢。要維護武漢軍區(qū)的新領導，不要動搖這個領導”。還傳達了周恩來六月十四日十一時給曾思玉的電話指示：“對李迎希的處理問題，毛主席知道了，同意這樣處理?！薄≡加癜阎醒腙P于將李迎?！傲簟痹诒本┳鳈z查的決定告知李迎希時，李說：“你們回去好好調查，澄清問題”。事后曾思玉說：“他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六月十五日，曾、劉及原軍區(qū)常委們返回武漢。此時，軍區(qū)出現了一位新的李副司令員：廣州軍區(qū)副參謀長李化民調任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員，任職命令是這次“解決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問題”的會議開始之時（六月初）。一切都己事先安排，打倒李與“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問題”密切相關。
　　曾思玉回到武漢在軍內外傳達中央關于處理李迎希問題時，可說是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大會上講李“奪權”、“亂軍”等，把無中生有的東西講得繪聲繪色：“手伸得很長”，“當面說得好聽，背后就搞鬼”；又貶損李的工作經歷，說：“他說他指揮過七個軍，吹牛！我問許世友，許司令說他指揮七個兵”，“他是做機關工作的”（曾思玉忘了自己在紅軍、抗戰(zhàn)期間任參謀、民運股長和團政治處主任的經歷）；還為李的歷史編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說：“他是破落地主，算命先生”，“有叛變過的可能”，而后來在曾思玉主持下搞的武漢軍區(qū)黨委《關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中對李的歷史除了說是“出身貧農”外，不見曾思玉曾說過的那些東西。一位當年聽過曾思玉有關李迎希的講話的軍區(qū)機關干部說：“當時的說法說曾思玉是林副主席選派到武漢軍區(qū)來的，所以大家對他說李迎希那些東西是相信的，但又覺得有點離譜”。曾思玉當時在大會上講得一時興起，說：“李迎希是啦痢頭，禿頂了”（參加大會的軍區(qū)機關干部大多見過李迎希，李是毫無禿頂跡象的平頭，而曾思玉自己倒是典型的禿頂）。
　　這次打倒李迎希，是林彪指使黃永勝、曾思玉干的，還是曾思玉請求林彪、黃永勝支持干的，只有將來的解密才能徹底弄清楚。但搞掉李是林、黃、曾預先策劃、共同實施這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為什么搞掉李？林彪的口頭指示中“要維護武漢軍區(qū)的新領導，不要動搖這個領導”這句話道出了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調離武漢軍區(qū)，李迎希獲得解放。李迎希同韓東山談到，七三年一月六日軍區(qū)黨委所作《關于李迎希同志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將李的問題認定為“反黨奪權”，為什么黨委能通過這樣一個錯誤的東西？韓說，曾思玉在的時候，很多事情由少數人決定，事后大家才知道；姚哲在“９．１３”事件前對這種作法有意見，曾思玉就整姚。很顯然，李、張于六七年十月回漢后，曾思玉不肯讓李、張工作；姚、孔、韓、葉于六八年三月回漢后，曾思玉對這些老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采取拖延，是因為有人對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有自己的考慮。如果讓李、張、畢和姚、孔、韓、葉全部進入領導班子，曾思玉怕壓不住臺，這位“新領導”可能“動搖”。那么如何“維護武漢軍區(qū)的新領導”呢？“楊、余、付”事件后，黃永勝主持軍委工作，通過打倒最有可能反對曾思玉專權的李迎希，順勢除掉了張廣才、畢占云，再以李化民取代姚任第一副司令員，目的是使領導班子問題達到自己能夠接受的一個局面，如再有人不服，可各個擊破，就象對付姚那樣。
　　“９．１３”事件后，中央認為，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事，問題較大的是成都軍區(qū)和武漢軍區(qū)。但在己經公開披露的事情中，武漢軍區(qū)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只有劉豐的通風報信。其實問題在武漢軍區(qū)遠不是這么簡單。
　　“７．２０”事件前的李迎希問題，是文革中黨內思想斗爭發(fā)展到紛紛打倒不同觀點的人；而曾思玉入主武漢軍區(qū)后的李迎希問題，其背景是文革中的權力再分配，林彪地位上升后要占據更多的權力，于是曾思玉這類人應運而生。不能說林彪、黃永勝選拔的人就不好，但如果靠整人、害人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好了。文革中，南京軍區(qū)發(fā)生的“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亂軍奪權”事件，也是文革中黨內思想斗爭發(fā)展到打倒不同觀點的人的一例，與李迎希問題類似。王、林、鮑面對文革的混亂，工作中也許有些錯誤，但許世友給他們扣上“亂軍奪權”，更是極其錯誤。由于整王、林、鮑的是許世友，不同于整李迎希的是曾思玉，所以林彪集團沒有加害王、林、鮑。王、林、鮑于７０年后調離南京，到其它軍區(qū)工作。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南京軍區(qū)黨委正式發(fā)文，為王、林、鮑平反。
　　文革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李迎希到北京，同陳再道見過一次面。這是十多年前北京集訓班時李面對面批過陳后的第一次會面。兩人的心情很復雜：兩人相識于紅軍時期，武漢軍區(qū)時期陳統(tǒng)領軍區(qū)大權，李總管各種軍務，相互支持和配合；然而文革中的分歧和誤會造成相互殺伐，又都被林彪集團打壓，以致都傷痕累累。盡管兩人在文革中的具體問題上仍有不同認識，但是和解了。他們互致歉意，“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希望用和解消除各自的心結。他們這次會面與和解也許和他們各自的思想變化有關：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后，李迎希說：“這樣鎮(zhèn)壓群眾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搞得亂七八糟，群眾不滿嘛”。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時，陳再道在七位上將給中央的請愿信上簽名，反對派部隊鎮(zhèn)壓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文革的經驗教訓告訴了兩位老將軍：濫用群眾運動，受苦的還是群眾；用軍隊對付群眾，軍隊將自我抹黑。李迎希于１９８１年去世后，陳再道寫過一些回憶文革的書。本來，寫到文革中的武漢軍區(qū)，是很難繞開李迎希問題的，但陳只字未提李。顯然，陳認為李有錯，但不愿批李，再說自己那樣整李也是錯的，干脆不提。
　　在陳、李這次會面中，陳再道說：“你和我犯錯誤，是認識問題，那個孔慶德是道德品質問題”。九十年代初，７０年調任武漢軍區(qū)副政委的謝勝坤看望陳再道時，談起陳任武漢軍區(qū)司令時的各位領導，陳說：“都是好同志，孔慶德除外”。七十年代中期陳再道重新任職后，到過幾次武漢，孔求見，均被陳拒絕。
　　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孔慶德作為陳再道的直接下級，由團長提拔為旅長，又從旅長升任縱隊副司令員。武漢軍區(qū)成立時，軍委原本沒有考慮孔慶德進武漢軍區(qū)領導班子，孔向陳請求，陳向軍委報告，將孔調入了武漢軍區(qū)。從１９５８年的“反教條主義”、１９６５年底的批“大比武”，到文革中軍事院校造反派批“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孔慶德均受到沖擊，陳也是一路?？住Ｈ欢?，“７．２０”事件后孔見陳再道大勢己去，對陳反戈一擊，這個反戈并非迫于形勢所作的政治表態(tài)，而是為了自保，對陳進行出賣。在六七年十一月一次批斗會上，孔質問陳：“你說‘八條命令’是怎樣來的？”陳說：“是軍委制定的”?？渍f：“你放屁！你說是軍隊同中央文革斗爭得來的”?？椎慕野l(fā)等于說陳早有反中央之意，成為對陳上綱上線為“反黨分子”的材料。當年武漢的運動，直到釀成“７．２０”事件，孔慶德作為武漢軍區(qū)支左指揮部指揮長，負有重要和直接的責任，許多事是經他報到軍區(qū)黨委和由他具體操作，有些事陳再道并不清楚。而孔把支左中的事情一古腦推到陳身上，說陳是“鎮(zhèn)壓革命群眾的劊子手”。陳再道從批判會回到住處，氣憤地對當時也被打倒了的浙江省軍區(qū)司令員張秀龍說：“孔慶德把他自已干的事也往我身上栽，一些事，不是他在批斗會上說，我都不知道”。孔還在許多會上說陳“一貫是三反分子”。陳后來說：“他（孔慶德）說我一貫是三反分子，他過去總說緊跟我，那他不也是三反分子？”“四人幫”垮臺后，中央為“７．２０”事件平反，孔慶德又把“７．２０”前抓捕造反派當作自己的功勞，在《一代將星孔慶德》中就公然宣稱，抓捕社會上造反派是孔提議的，具體抓人方案是孔主持制定的。
　　“７．２０”事件后的武漢地區(qū)軍隊干部學習班還吸收了一些當時軍內外的造反派參加。這些造反派都認為孔慶德對陳再道反戈一擊有功，認錯態(tài)度積極鮮明。６８年６月后，曾思玉在武漢軍區(qū)開始整治造反派后，孔則說自己原來在學習班里就同造反派作斗爭。姚哲、韓東山對此嗤之以鼻?？自趯W習班時當著姚、韓對造反派連說帶做地表示低頭認罪，造反派拿孔的態(tài)度與姚、韓作比較，說姚、韓態(tài)度不好。
　　文革過去３０年，人們終于悟出來：原武漢軍區(qū)領導人中，只有貨真價實的風派人物孔慶德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陳再道、鐘漢華和李迎希相繼被打倒，唐金龍被逼死，楊秀山因賀龍問題遭關押，張廣才、畢占云被停止工作逐出武漢（張死在恩施，以席裹尸……），姚哲、韓東山、葉明等在曾思玉主政期間相當于靠邊站。只有孔慶德因“７•２０”以后出賣陳再道、誣諂李迎希，獲得曾思玉的信任，成為原軍區(qū)常委中唯一不受曾思玉排斥的人，以至１９７０年還當上了湖北省委書記。
　　但在１９７４年初曾思玉調離武漢軍區(qū)后，孔則說：“我是被曾、劉整的”?！　〗裉烊藗兎此嘉母?，總結教訓，首先是不應掩蓋歷史真相。李迎希固然有錯誤，但完全不是《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所說的那樣。而孔慶德老同志對自己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自己的道德取向，即使不寫到《一代將星孔慶德》中去，起碼也應捫心自問一下吧

《華夏文摘》增刊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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