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愛德華·索亞空間本體論的正義追尋[①]
黃其 洪
[摘 要]愛德華·索亞的空間哲學是西方空間批判理論發(fā)展的一座高峰，其生存論的空間本體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將資本批判深入到生存論意義的空間性建構進程，深刻揭示了建筑、城市、地區(qū)和全球層面資本對空間的微觀建構活動，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提示出尋求建立不同層面的空間正義的策略。盡管這些策略不一定都能奏效，但是，卻給中國當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資源。
[關 鍵 詞] 愛德華·索亞空間性 空間本體論空間正義
[作者簡介]黃其洪，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南大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
眾所周知，愛德華·索亞（Edward W.Soja,又譯為蘇賈，本文采用“索亞”譯名）曾經在《后大都市》一書中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發(fā)生了一場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學科的空間性轉向……，一種再度興起的、結合空間性的清晰的想象的批判性視角，開始給歷史和社會研究帶來思考與闡釋的新模式。在21世紀來臨之際，有了一種我們對生活的社會、歷史和空間性維度的同時性與交互纏繞，即它們的不可分與玄妙的相互依賴性的新意識”[②]。其實，這種新意識早在1967年就曾被福柯大膽地預言：“當前的時代首先是空間的時代”[③]。從20世紀60年代直到現在，空間概念在西方哲學中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中不斷得到強化和深化，涌現出了福柯、利奧塔、列斐伏爾、薩義德、卡斯特、哈維、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等空間哲學家，而索亞正是這條空間哲學發(fā)展路向的集大成者，他的空間性、空間本體論和空間正義的思想把空間哲學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這些思想對于中國今日的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索亞的空間性思想
我們知道，無論是空間概念還是空間性概念在近代哲學中一直處于邊緣位置。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近代哲學有一種告別上帝、確立人的主體性的興奮[④]，而人的主體性原則的確立需要將人的主體自我意識作為建構世界和觀察世界的基點，一旦如此，人的向內的生命意識的體驗就要優(yōu)先于對外在對象的體驗，而這種內在意識的體驗是以時間為基本形式的，對外在世界的體驗是以空間為基本形式的，于是主體性原則的確立需要把時間性原則看得優(yōu)先于空間性，設定由時間性產生空間性，從而由時間建構空間。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資本主義早期的生產模式是以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簡單生產和福特制生產為基礎的，在這些生產模式中，空間相對固定，范圍相對狹小，空間的流動性和再生性并沒有得到凸顯，與此相反，產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是由時間來衡量的，因而在靈活生產[⑤]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主要特征出現之前，時間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遠遠大于空間因素。
這種狀況到了20世紀60年代之后開始發(fā)生變化。首先是福柯對空間結構中的微觀權力的反思，在他看來：“空間對于任何共同生活而言都是根本的，對于任何權力的運用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⑥]。空間并不是平均化的毫無差別的容器，空間是被人們按照權力意志建構起來的，不同的權力關系將產生不同的空間關系，比如在處理與瘋人的關系時，空間就被用作驅逐、管理、禁閉和教化的媒介，被用作“政治的工具”[⑦]。從愚人船到瘋人院，再到全景監(jiān)獄，這一系列的晚近的發(fā)明都說明了在近代哲學凸顯主體性原則的同時還隱藏著一條空間規(guī)訓的潛在線索。雖然這條潛在線索長期以來被主流哲學忽視，甚至也被一些社會科學家忽視，但是這些被權力規(guī)訓的空間作為主流社會的一種補充現象一直存在著。而到了現代社會，這種權力規(guī)訓的空間建構更是和建筑學緊密結合起來，再加上資本邏輯的推動，這種“異托邦”[⑧]現象有越來越普及和泛化的趨勢。在福柯看來，傳統(tǒng)社會和近代早期所承諾的“自在空間”已經被權力深深殖民，空間問題已經演化為一種政治問題。
列斐伏爾從另一個角度窺見到“主體性的黃昏”[⑨]到來之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他看來，福特制生產方式的終結、彈性生產的發(fā)展一方面表現了人對自身有限性的意識的強化[⑩]，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個體對超驗實體設定的不信任。在二戰(zhàn)之中，西方人遭遇了一種普遍的價值虛無和存在的恐怖，再加上1968年五月風暴的瘋狂耗盡了西方人對一種宏觀的整體性的社會體制的替代方案的想象力。這所有的因素造成了個體向空間的回歸。個體將自己的根基置于有限的空間，置于自己能夠遭遇到的上手之物和在手之物，通過空間和空間中的存在物來證明自我的存在。也就是說，對超驗實體不信任、對終極價值的消解以及對人自身殘暴性和有限性的體驗使西方人在經歷了近300年對空間性意識的壓抑之后重新意識到空間對有限的此在的根基意義。當然，列斐伏爾的這種反思是離不開他對海德格爾的學習的。西方有學者指出，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海德格爾的空間理論與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綜合[11]。在列斐伏爾看來，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有很大的不同，社會空間體現著一定的社會關系，也體現著人的主體性和意志，在靈活生產的前提下，一方面絕對意義上的自然空間已經不存在了，在資本的推動下，任何被納入生產的空間都已經是社會空間而不再是自然空間；另一方面，社會空間不再僅僅是生產中的一個維度、一種工具和資源，反而變成了新型的資本生產的一個直接的目的、一個價值的載體和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中介。也就是說，在靈活生產的前提下，空間已經不僅僅是手段而是目的，是價值符號的載體，資本生產的不僅僅是產品，而是一種符號和價值的空間。因此，列斐伏爾將空間問題的思考推進到空間性的維度。
索亞正是在繼承了海德格爾、?？潞土徐撤鼱柕热说目臻g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空間性思想的。首先，索亞繼承了海德格爾的空間性思想，在海德格爾的影響下，索亞特別關注空間性（spatiality)和空間(space)概念的區(qū)別。在他看來，空間是一種結果，是已經被人在權力籌劃和意志的支配下建構出來的結果，在空間中當然已經滲入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已經滲入了意識和意識的作用，但是空間概念更多體現的是被動性和靜止性。與此相反，空間性概念卻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它強調空間被建構和生成的過程，因此通過空間性概念打開了人的籌劃與被拋的矛盾關系，彰顯了權力與權利的對抗關系，凸顯了資本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同時還為討論全球范圍、地區(qū)范圍、國家范圍和城市范圍中的權力與利益的不平等打開了思想的空間。也就是說，空間性關注的是社會化的空間如何被生成和建構的過程，而這種關注彰顯了多重的分化和矛盾，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空間性產生空間”，“對在世起組建作用的‘讓世內存在者來照面’是一種‘給與空間’，我們也稱之為設置空間。這種活動向空間性開放上手的東西”[12]。索亞將這種思想表述為：“它是一種極為有效的邀請姿態(tài)，請你進入一個極為開放的空間，一個批評交流的場地……在那里，種族、階級和性別問題能夠同時被討論而不會揚此抑彼；在那里，人可以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后馬克思主義者，既是唯物主義者又是唯心主義者，既是結構主義者又是人文主義者，既受學科約束同時又超越學科限制”[13]。也就是說索亞進行的是空間性思考而非空間思考，這決定了索亞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批判理論，帶有明顯的生存論維度。
其次，索亞的空間性思想也繼承了?？聦臻g的微觀權力分析。像?？履菢?，索亞特別關注在房屋建筑、小區(qū)規(guī)劃、城市空間布局、一個國家內區(qū)域規(guī)劃甚至全球范圍內的空間分布中所包含的種族、階級、民族和性別的不平等，力圖對這些不同層次的不平等分門別類地研究，在此基礎上找到克服這些不平等而確立空間正義的途徑。也就是說，索亞也擁有了類似于福柯一樣的權力之眼，在不同層次的空間性設置的現象之中看到了權力機制的作用，力圖探索空間性現象中所包含的不同形式的微觀權力。當然，在索亞這里，這種權力中最重要的一種是資本的權力，因而索亞不像福柯那樣單純地停留在描述權力直接產生空間這個抽象層次上，而是進一步抓到不同形式的權力的共同載體和背后的推動力量，那就是資本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索亞更親近于列斐伏爾。正因如此，索亞才會認為?？聦嗔εc空間性關系的思考還是“含糊不定的”[14]，有待進一步推進。
最后，索亞的空間性思想繼承了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概念。在列斐伏爾看來，存在著一種空間三元辯證法，即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的空間[15]。所謂空間實踐是指人們創(chuàng)造空間的方式，屬于感知層面，涉及空間組織和使用方式。也就是說，任何空間生產都包含著在物理和自然意義上占有和分配一定空間的活動，這種活動要借助物質手段來完成。所謂空間再現是指任何空間生產都包含在物質化的生產活動之前設計和想象一種概念化空間的維度，這種概念化的空間在自然條件下是沒有的，它是科學家、規(guī)劃師、專家治國論者等主體按照一定的原則構想出來的，而物質生產活動的意義恰恰在于使這種原本屬于主體意識內的空間獲得一種客觀性再現。所謂再現的空間是指通過空間實踐和空間再現，通過物質化的生產手段將意識主體內化的空間意識客體完型的過程。當這種完型的過程結束的時候就生產出一個再現的空間。也就是說，空間生產已經不僅僅停留于生產某種物質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它要生產一種在自然狀態(tài)下從未有過的新的生活空間，這種生活空間是一種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包含了中心與邊緣，包含了感性與理性多個層次的綜合體[16]。在索亞看來：“即便在今天，他（指列斐伏爾，引者注）依然是富有原創(chuàng)性和最杰出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者”，“他卓爾不群，是后現代批判人文地理學的濫觴”[17]。在索亞看來，列斐伏爾的卓越之處恰恰在于把對空間性與權力的關系的思考推進到空間生產與資本邏輯的高度。在這個方面，索亞基本上完全吸收了列斐伏爾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空間本體論。
二、索亞的空間本體論
索亞繼承了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個層次的空間本體論。在他看來，長期以來，人們對空間的思考大體主要有兩種向度：空間要么被視為是自然物體得以存在的容器或者是具體的物質存在形式之一，這種觀點強調空間的物質性和自然性，類似于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實踐中所說的空間，索亞把這種空間叫做“第一空間”[18]；空間要么被視為主觀精神的建構，是關于空間及其生活意義表征的觀念形態(tài)，這種對空間的理解大體又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經驗的主觀的空間，一種是先驗的主觀的空間，但不管是經驗的還是先驗的，都封閉在意識之中，這種對空間的理解類似于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再現中的空間，索亞把這種空間叫做“第二空間”[19]。這兩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空間理解要么單純強調空間的物質性和客觀性，要么單純強調空間的精神性和主觀性，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是在現成性的意義上去理解空間，而沒有從生成性的意義上理解空間，沒有從實踐的角度理解空間。一旦把實踐和生成性的維度引入空間思考就會發(fā)現空間性是比空間更始源的概念。在人類的空間性生存活動中存在著一種既包含了第一空間要素也包含了第二空間要素的更綜合更靈動的空間，這種空間體現了物質與意義的綜合過程，體現了人的被拋與籌劃之間的辯證張力，也體現了權力與權利之間的矛盾結構，它是人類總體上的以此在為中心的生存論的空間，索亞把這種空間叫做“第三空間”。
在索亞看來，第三空間“起源于對第一空間、第二空間二元論的肯定性解構和啟發(fā)性重構，不僅批判了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思維方式，還通過注入傳統(tǒng)空間科學未來認識到的新的可能性來使它們掌握空間知識，恢復活力”[20]。“它發(fā)端于傳統(tǒng)二元論的物質和精神空間，然而又在范域、實質和意義上超越了這兩種空間”[21]。也就是說，第三空間并不是完全脫離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一種哲學上的想象，它包含了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維度，但是又打破了人們對于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二元對立的認識，解構了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各自獨立性的存在，強調傳統(tǒng)對空間的認識所具有的封閉的形而上學的特征。一旦我們從第三空間的角度去理解空間就會發(fā)現在人類的生存實踐活動中，空間既是物質的具體存在形式和容器，又包含了人類主體性的意志和意識的經驗和先驗的構造，但更為重要的是，二者統(tǒng)一于空間生產的實踐中，統(tǒng)一于空間性的建構活動中。因此，第三空間必然包含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要素，但是又在更高的邏輯層次上把二者同時降為自己的某個環(huán)節(jié)，通過生存論的實踐活動使這兩個原來相互外在、彼此對立的環(huán)節(jié)統(tǒng)一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就是第三空間。
既然如此，第三空間就是生活世界的具體事件諸要素所共同構成的空間，生活世界是無限豐富和不斷變化的，具體事件也是變動不居的，因而第三空間就是無限開放的。任何單一的理論或者單一的學科都無法窮盡第三空間的意義。這就意味著對第三空間的思考不能以理論理性的方式展開，而應該以實踐理性的方式展開，要考慮到第三空間內在所包含的的多元性、豐富性，在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理論之間形成對話與溝通。所以，索亞強調：“任何想要將第三空間分割成專門別類的知識和學科的做法，都將損害它的解構和建構的鋒芒，換言之，會損害它無窮的開放性。所以，‘第三空間’在范圍上是超學科的——不是諸如歷史、社會學和地理學等特定學科的特權領地，也不是單純地限定在地理學家、建筑家、都市規(guī)劃家等人身上，而是跨越了所有的闡釋視野，穿越了思想的所有視野和模式”[22]。
當我們以這種開放的思維方式來面對第三空間的時候，當我們以第三空間的視野來反思社會政治現象的時候，就應該拋棄原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反過來思索亦此亦彼邏輯的可能性，采用“作為他者化的第三化”的批評策略。在這一批判性的第三化之中，原初的二元選擇并沒有被完全拋棄，而是服膺于一種從兩種對立范疇中有選擇的、策略性提取的創(chuàng)造性重構過程，從而走向開放的抉擇[23]。事實上，這種作為他者化的第三化與黑格爾的作為否定之否定的思辨辯證法有相似之處。在黑格爾那里，正題和反題之間的僵死的對立性雖然在合題中已經被消解，而且它們各自的真理性也被瓦解，它們由原來所處邏輯階段上的真理降格為一個更高邏輯階段的環(huán)節(ji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正題和反題的積極要素徹底被消解，徹底變成虛假的命題。當正題和反題統(tǒng)一于合題的時候，二者同時得到了重構，當然同時也是一種解構。也就是說，在黑格爾那里，思辨運動的前進過程既是解構的過程也是重構的過程，這一點與索亞所說的對第三空間的作為他者化的第三化的批評策略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在索亞這里，作為他者化的第三化強調的是一種無限的開放，在本質上屬于一種實踐的邏輯[24]；而在黑格爾那里，最終會走向一種封閉，盡管包含了豐富的實踐內涵，但最終還是走向了理論理性。就像馬克思對黑格爾所批評的那樣，還是走向了一種“邏輯的泛神論”[25]，還是一種“解釋世界”的哲學而非“改造世界”的哲學[26]。
毋庸置疑，索亞的空間本體論思想是建立在空間性思想的基礎上的，因為所謂第三空間實際上就是人的空間性建構過程中出現的空間，是物質與精神交融、主體與客體互滲、多方因素共同參與的空間。在筆者看來，索亞將第三空間作為一個概念提出來，凸顯第三空間的用意不在于這個概念純粹的理論意義，而在于它的實踐意義。一旦第三空間作為與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不同的問題域得以確立，它的生存論的價值將得到凸顯，它與人們有限的總體性生存之間的關系將被挑明。而一旦完成這一步驟，一個堅實的具有豐富內涵的社會文化地理批判的理論空間將被打開。而索亞本人也恰恰是在這一空間本體論的理論地平上開始他的正義追尋的。
三、索亞的空間正義追尋
對索亞而言，空間正義問題確切地說是發(fā)生在第三空間領域里的空間性建構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利益、權力和資源的分配問題。由于這個領域是一個非常廣大的領域，它涉及到人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而空間正義也會在這些不同領域發(fā)生。對索亞而言，空間正義問題在邏輯上具有領域的無限性。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索亞的空間正義追尋主要涉及到家庭中的空間布局、城市的空間布局、區(qū)域正義和環(huán)境正義、全球范圍內的正義的空間布展等問題。
關于家庭中的空間布局問題，索亞認為要盡量建立平等的家庭空間結構，避免垂直性、階梯性的房屋設計，既保證每個房間的相對獨立性，又保障房間與房間之間的溝通的平等性。除此之外，家庭中的空間擺設也應該盡量去掉男性化特征，走向中性化。當然，這種中性化并不是一味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空間設計和擺設的女性化。通過這種平等的家庭空間布局，讓男性和女性在各自得到自己想象力發(fā)揮空間的同時彼此對對方保持一種尊重和好奇。索亞特別反對把家庭空間設計為沒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元化結構，他認為這種一元化結構將使家庭變成一個不自由的地方，一座無形的監(jiān)獄。在這里將失去人的個性、愛和激情。正因如此，索亞對?？玛P于圓形監(jiān)獄的批判深表認同，認為福柯的這種批判“以各種新穎而又引人思索的方式將空間和時間聯(lián)系在一起”[27]，是“引人入勝的”[28]。
關于城市的空間布局問題是索亞空間正義追尋的核心話題之一。他認為，為了推進正義問題的思考需要將地理學與法律和法律批判研究結合起來，“從這種法律和地理學的交叉哺育中形成了學界的另類思潮，即對正義、民主、市民、統(tǒng)治權和人權等從空間的角度進行重新思考”[29]。通過這種結合，“呈現和激發(fā)一種策略的理論側重，強調特殊的（通常是被忽略了的）正義和不正義的空間”[30]。具體說來，這就涉及到哪些人應該擁有城市權，哪些人不應該擁有城市權，哪些人可以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而哪些人卻被無奈地排除在城市文明成果之外。這里存在著關于城市權的斗爭。不僅如此，還涉及到對于一個特定的城市轄域應該進行怎樣的空間性布局，應該布局第一產業(yè)還是第二產業(yè)亦或是第三產業(yè)，應該布局住宅區(qū)域還是商業(yè)區(qū)域，應該布局貧民住房還是豪華住宅，應該布局生態(tài)保護地帶還是經濟開放地帶等等，這些問題涉及到城市規(guī)劃中的權力分配問題。另外，對于特定城市區(qū)域規(guī)劃方案的形成過程也涉及到該由哪些人來參與投票，哪些人應該保持沉默，哪些人應該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哪些人應該擁有更少的話語權等等的分歧。索亞指出，在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關于投票主體和投票權重方面的分配往往有利于資本特別是大資本一方，對于絕大多數無產者和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的投票主體資格要么被取消，要么權重變得很低。這是一種不正義的狀態(tài)。城市空間正義的追尋就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尋求解決方案。所以，索亞指出，具體的空間性是一個充滿社會生產和社會再生產斗爭的場所，“它不是旨在維系和鞏固空間性的諸種社會實踐，而是旨在深刻地重構并劇烈地革新諸種社會實踐”[31]。不可否認，索亞在這里表達了一種對資本在城市進程中的霸權地位的控訴，一種對城市邊緣人、未來的城市人和無產階級空間權力的捍衛(wèi)。
關于區(qū)域正義和環(huán)境正義問題，索亞認為哈維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在他看來：“大衛(wèi)·哈維對自己較早時期對城市化和圍繞人造環(huán)境的斗爭的描述予以重述，示意著一種變化，表現于他自己從具體的城市事物到更具囊括性的地理分析景觀的思辨范圍……從日常生活常規(guī)化了的諸種實踐到一種全球性的空間勞動分工更為疏遠的地理政治混亂”[32]。資本主義在任何區(qū)域范圍內都呈現出一種中心—邊陲的二元結構，資本家、特別是大資本家聚居的地區(qū)往往處于中心，在這些中心區(qū)域幾乎完全排除了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yè)，排除了交通擁擠、治安混亂所帶來的生活不便，也排除了相關配套缺失和信息不靈所帶來的生活困難。在這種區(qū)域中，往往有良好的生態(tài)保護和良好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以及足夠寬松甚至是奢侈的個體空間占有率，有一般人難以獲得的金融、信息和網絡資源。但是，這種第三空間意義山的中心并不是在第一空間意義上城市中心，往往是位于第一空間意義上的城市郊外。第一空間意義上的中心即城市反而變成了第三空間意義上的邊緣，變成了被資本殖民和控制的對象。這是當代西方發(fā)達社會鮮明的第三空間中心—邊陲結構與第一空間意義上的中心—邊陲結構的調轉現象。索亞認為，這種現象在洛杉磯的城市規(guī)劃中表現尤為明顯[33]。
除了關注以上所說的調轉現象之外，索亞還特別關注由于資本的區(qū)域分布不同，在一個國家范圍內，邊陲地區(qū)所出現的被掠奪和生態(tài)惡化現象。既然如此，所有地域都想取得相對有利的分工位置，使自己擺脫邊緣的處境，這就涉及到地域權的問題。在索亞看來，“地域權是一個更具普遍性的術語，包含著諸如主權、財產權、行為準則、監(jiān)督和權限等列舉的概念的各種暗示。它是指各種空間范圍的生產和再生產”[34]?！白鳛閳鏊牡赜驒嗟囊环N表現，區(qū)域主義根植于權力地理學”[35]。也就是說，在一國范圍內，不同區(qū)域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和更環(huán)保的空間彼此之間也存在劇烈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只有那種在國家權力層面有更多發(fā)言權的區(qū)域，在特殊的經濟生活階段有更獨特地位的區(qū)域，才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但是，區(qū)域的不平衡發(fā)展和一定范圍內環(huán)境和生態(tài)惡化區(qū)域的繼續(xù)存在似乎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擺脫的宿命。為了實現區(qū)域正義和環(huán)境正義需要對資本主義體制進行改造，使區(qū)域權的競爭運行在法治和理性的軌道上。
關于全球范圍內的正義的空間布展問題，索亞繼承了列斐伏爾的相關論點，也對哈特帝國論中的相關論斷給予了禮贊，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策略。在列斐伏爾看來，資本主義之所以在二戰(zhàn)之后繼續(xù)保持活力和擴張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范圍的空間推廣，資本像一個魔術師一樣不斷地將原來未被資本征服的地區(qū)馴化為資本的奴隸，資本按照自身的邏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不平衡的空間布展，廣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為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fā)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市場和資源[36]。哈維把這種不平衡的空間布展看做是“資本積累空間布局的必然體現”[37]。索亞認為列斐伏爾和哈維所揭示的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它深刻地說明了為什么當今世界各個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如此鮮明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力的不平等。美國成為了當今世界的主宰，以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正像哈特所指出的那樣：“今天，帝國正作為一種中心出現于世界，它支撐起生產全球化之網，試圖把所有權力關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38]。正是由于這種新型帝國形式的出現導致了傳統(tǒng)民族國家界限的瓦解，“現代主權已過了它的巔峰期，正走向死亡”[39]。
索亞認為要實現全球范圍內的空間正義需要采取三個必要的步驟：一是形成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聯(lián)盟，通過國際會議的平臺給發(fā)達國家施壓，讓它們承擔更多的全球義務，特別是在扶持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以及保護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因而南南合作是實現全球空間正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二是在發(fā)展中國家要形成對新殖民主義危害性的集體意識，自覺地抵制新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侵襲，自覺地保護本民族經濟生產的獨立性、政治制度的獨特性以及文化生態(tài)的多樣性，以多樣性、差異性來對抗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單一性和一致性；三是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要積極發(fā)展本民族的國民經濟體系，不斷實現產業(yè)升級，力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居于更有利的位置。索亞大膽地預言未來的世界可能是多中心的世界，而不是美國一元中心的世界[40]。不過，索亞似乎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繼續(xù)存在，世界的空間布展就無法完全取消中心—邊陲的二元結構，未來發(fā)展的方向只不過是由單一的中心—邊陲二元結構演變?yōu)槎嘀行牡亩Y構，這有利于維護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多元性。
四、索亞的空間正義追尋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在筆者看來，盡管索亞的空間正義追尋的策略不一定全都有效，也不一定徹底，不一定全都適合于中國，但是卻為中國今日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啟示我們必須走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也就是說在進行新一輪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地尊重農民工和城市邊緣人的城市權，保護他們因對土地的使用權而擁有的關于城市空間布局的發(fā)言權和知情權，保護他們的財產權，重大的城市規(guī)劃應該到民間征集意見，讓沉默的大多數發(fā)聲。城市空間布局必須充分考慮到人們的醫(yī)療、教育、休閑、娛樂的空間的必要性，考慮到各種類型的場所的空間布局的均衡性，使城市變?yōu)榧染哂猩a功能又具有消費功能，既具有工作功能又具有休閑功能，既注重當下的發(fā)展又注重長遠的生態(tài)保護，使我們的新型城市成為一個多元性和差異性的城市，一個平等和公正的城市，一個宜居和環(huán)保的城市?？傊?，新型城市化應該以人的城市化為核心，應該把城市變成所有有緣人的美好家園，應該盡量避免資本對弱勢群體空間權力的剝奪。
其次，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啟示我們在進行區(qū)域空間布局的時候，盡量多中心化而避免一元中心論。按我國目前的地理劃分，可以分別在西北、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和西南等地區(qū)布局一些中心城市，由這些中心城市來引導各自區(qū)域內的產業(yè)布局，減少中心城市與邊陲地區(qū)之間的層級關系，降低行政成本和邊陲地區(qū)的經濟負擔，降低各個邊陲地區(qū)在經濟上受中心區(qū)域剝削的程度，也降低各個邊陲地區(qū)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所承受的壓力。如果是這樣，有必要進行行政區(qū)劃改革，可以廢除在省和縣之間的那一級行政結構，增加直轄市的數量，通過多中心來帶動各自區(qū)域內的發(fā)展和生態(tài)保護。在此基礎上強化不同區(qū)域之間的協(xié)調發(fā)展而不是簡單重復的空間布局。
再次，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啟示我們在國際上必須強化南南合作，自覺抵制新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侵襲，避免陷入西方所主導的意識形態(tài)陷阱，避免過多地承擔發(fā)展中國家不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國民經濟獨立體系的建立，特別是對觀念層面、原創(chuàng)的技術層面和品牌層面的產品建設，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盡量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產業(yè)，實現產業(yè)結構升級，使我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由低端走向中端并最終走向高端。為此需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和核心技術，需要積極參與各種重要的國際經濟政治組織，力爭逐漸成為這些組織規(guī)則的制定者，從而增加我國在全球空間布展中的投票權和話語權。
最后，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還啟示我們單純的資本主義體制既不能完全實現城市權的公正問題，也不能完全實現區(qū)域正義和環(huán)境正義，更是全球范圍內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危機的始作俑者。因此，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雖然要吸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益成分，但是，絕對不能夠搞一元化的市場化改革，更不能搞西方資本主義式的政治改革，不能走大社會、小政府的西方自由主義道路。即使在經濟層面也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堅持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否則我們既不能在國內解決好空間正義問題，更不能在國際空間布展中實現躍升。既然如此，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從另一個角度堅定了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強化了我們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這可能是我們研究索亞的空間正義思想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①]本文為西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引進人才計劃基金項目“馬克思的身體概念研究”[項目批號：20130504]的研究成果。
[②][美]索亞：《后大都市：城市和區(qū)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
[③]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Vol. 16, No.1 (Spring, 1986), p.22.
[④]參看黃其洪：《休謨主義的勝利：我們時代的精神氛圍》，《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⑤]參看大衛(wèi)·哈維：《后現代狀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1頁；德波：《景觀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⑥]Stuart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NewYork: continuum, 2001, p119.
[⑦]Stuart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NewYork: continuum, 2001, p6.
[⑧]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Vol. 16, No.1 (Spring, 1986),p.23.
[⑨]參見[美]多邁爾著，萬俊人譯，《主體性的黃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到10頁。
[⑩]參看薩特：《存在與虛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8頁；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
[11] Stuart Elden. Between Marx and Heidegger:Politics, Philosophy and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Antipode, 2004, 36(1), p86-105.
[12]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129頁。
[13]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5.
[14][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4頁。
[15]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33, p38.
[1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128, p135.
[17][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5頁。
[18]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8.
[19]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10.
[20]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81.
[21]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11.
[22]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4.
[23]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5.
[24]參看黃其洪：《論實踐概念的三個層次》，《現代哲學》2009年第2期。
[25]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
[26]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27][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7頁。
[28][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7頁。
[29]Barney Warf, Santa Arias(ed.), The Spatial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2009, p31.
[30]Barney Warf, Santa Arias(ed.), The Spatial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2009, p32.
[31][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96頁。
[32][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39頁。
[33][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22頁。
[34][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29-230頁。
[35][美]愛德華·索亞：《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30頁。
[3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145.
[37][美] 大衛(wèi)·哈維：《希望的空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
[38][美]邁克·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
[39]周穗明：《<帝國>：全球化時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與戰(zhàn)略》，《國外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40]Edward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 p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