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 我對時評或曰雜文的態(tài)度，襲自魯迅先生。先生有一段名言，我常援引：“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熱風·題記》）一言以蔽之，時評的最大價值，就是與其所批判的事物、現象一同速朽；倘若有長久的生命力，乃至不衰、不朽，傳之名山，那僅是文本的幸運，而是批判精神的至深悲哀。 時評的第一義，如魯迅所言，是“對于時弊的攻擊”，即批判。那些吹鼓手的表揚文章，不屬時評之列。中國一直盛產各種表揚家，譬如今日文壇，所打旗幟為文學批評，實際上則是文學表揚家的甜蜜舞臺。喪失了批判意識，時評如行尸走肉，無以自立。當然，嘗有人質問：你為什么老是批評，為什么無視這個社會善好、進步的一面呢，你是不是心理陰暗，是不是用心險惡，唯恐天下不亂？我的答復，就包含在對時評的詮釋之中。如果你想被表揚，想聽頌詞，可以去讀《環(huán)球時報》，或者收看《新聞聯播》；你只需要記住一言：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此前曾撰文議論“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時評”，可視為我對于時評的具體意見： 首先，時評是一種公共話語，立論與論證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決定了它的價值與生命力。這決不是說，時評寫作不許滲入私人色彩，沒有哪個時評者能夠踐履完全的“價值中立”，因為它本就不存于人世。只是時評者不能讓個體的私心壓倒對公義的追逐，更不必把自己懸掛于孤絕的位置，高喊“雖千萬人吾往矣”。時評者可以為自己的獨立意見抗拒千萬人的唾沫，但是你的獨立意見必須以千萬人的公共利益為出發(fā)點。公共性是時評的根基，一旦私人性高于公共性，時評就不是時評，而是廣場政治的抒情散文。 時評的使命，并不在于解決問題，能提出問題，把被遮蔽的問題全面呈現出來，時評者就可以收工回家睡覺。當然，能給出具備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屬于錦上添花，加十分，鼓勵一下，但不計入期末考核成績。時評者是政府背上的牛虻，他的筆只管叮人，讓你從疲憊和倦怠的白日夢中猛然驚覺，讓腐爛的社會創(chuàng)口突破重重黑幕的圍困而袒露于光明之外，令世人幡然醒悟，觸目驚心。他只需要把黑屋子推倒，接下來的出路在哪里，你必須自我選擇。時評需要指引性，甚至說需要理性和建設性，然而建設性不等于建設，扎地基、開藥方不是它的工作。時評的核心就是批評，換個更惡劣的詞，即搗亂。如果你讀罷某篇時評，忽然感到前程漫漫，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陷入無可名狀的虛無，你可以找心理醫(yī)生，可以找政府，卻不必找沒有給你提供出路的時評者，他們沒有一絲責任。
對時評而言，問題不僅高于答案，還高于主義，這種獨立性，與響徹云霄的政治口號所呼吁的“穩(wěn)定”一樣，要敢于壓倒一切，包括你的出身、階層、團體歸屬感、政黨倫理和宗教信仰。也許是傳統(tǒng)污染所致，中國的時評者——哪怕是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都很喜歡談主義，借用周澤雄先生的妙語，“一個耳光打出了八大主義”。殊不知主義話語既容易讓你喪失思想的獨立性，亦可能掩蔽問題的真面目。如果說時評是一根繡花針，主義就是一根燒火棍，前者的活計，后者干不了。時評者談主義談多了，則淪為政治棒球手。 若允許我給當下的時評界提一點小小的要求，那就是盡量少一些道德批判。所有的批判當中，道德批判是最容易的一種，有時則是最狠毒的一種。所謂殺人誅心，道德批判的用意便在誅心：用君子之刀，誅小人之心；用英雄之刀，誅凡人之心；用勇士之刀，誅犬儒之心?？上ВD心之論并不能改造心靈的形狀，道德批判并不能提升一個社會的道德水位，反而令道德淪為笑柄，令善意淪為荒唐。所以說，時評者不但要慎用主義，更要遠離大炮式的道德與“大義”。正所謂“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義責人”。 …… 當今中國，時評的最大悲劇在于，你在彼時彼刻寫作的評論，用于此時此刻，只需把所評新聞的時間、地點、人物等諸要素替換一下，論點、論證邏輯，照樣成立。時評寫作已經淪為一種機械化的重復勞動，就像推石頭上山，石頭會自動滾下來，然后再推。就此而言，西西弗式的時評作者，必須擁有一顆堅韌以至冷硬的心臟，因為他所直面的工作，可借用馬克思·韋伯的譬喻，這是一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需要日拱一卒的樸拙，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需要時刻牢記俾斯麥的名言：“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