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一個詞語，由壞變好難，由好變壞易。民主誕生之初，原本是一個壞詞，磨礪兩千載，直到十九世紀以來，才成為舉世競逐的政治路標，哪怕是心中極其厭惡、恐懼它的專制者，有時都不得不用它標榜自身。反之，則如愛國，數(shù)千年來在泱泱中華一直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的好詞，大抵便是在這數(shù)十年來，仿佛感染了致命的病毒，迅速變質(zhì)腐壞。嘲諷愛國主義的名言一夜之間開滿了公眾的頭腦——我們嘗引塞繆爾·約翰遜和王爾德的話，這里且抄一句安布羅斯·皮爾斯：“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比缃衲阍谝恍┕矆龊闲Q自己是愛國者，恐怕不會迎來真誠的掌聲，而是白眼和嗤笑。 這其中的緣故，應該是愛國的所指與能指之間出現(xiàn)了崩裂。我依然相信，從本意上講，愛國是一個好詞，我從不否認自己是一個愛國者。只是，愛國之現(xiàn)實，即能指，遠遠背叛了本相：愛的對象被異化，愛本身被綁架。許多時刻，愛國之舉，不僅無關(guān)于“國”，更無關(guān)于“愛”。 愛國者常犯的錯誤之一，即把國家等同于政府。這不可混淆之處，古人早已辨明。殊不聞，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古人口中的國家與天下之別，正如今人口中的政府與國家之別。當差別被抹煞，愛國便陷入了迷障。上世紀30年代，陳獨秀被訴以危害民國罪，章士釗為其辯護，指出“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guān)（即政府）或人物，既決然不同范疇，因而攻擊機關(guān)或人物之言論，遽斷為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于法理不當”，可惜這一番明澈的道理，不為法院所取，陳獨秀終被定罪，貽笑千古。殷鑒不遠，我們切不可重蹈覆轍。
愛國的第二個誤區(qū)，即愛國的主義化。我愿意自許愛國者，卻不愿自許愛國主義者。蓋個體化的言說與行為，一旦冠以“主義”的宏大后綴，猶如一個瘦弱的旅人，忽然被壓上千斤重負，本來筆挺的脊背即刻彎了下來，而生出一副奴才相。愛國就是愛國，是我與我熱愛的國家之間的自由戀愛，任何人與權(quán)力都不得干涉；若被主義化，則淪為包辦婚姻，其幸福指數(shù)直線下降。要言之，愛國無須主義，主義化的愛國未必是真愛。 愛國的第三個問題，即將愛國神圣化（或者神經(jīng)化），藉愛國之名，行欺人、侵權(quán)、違法之實。遠如“五四運動”之火燒趙家樓，踐踏曹汝霖家的財物；近如前不久的保釣游行，在廣州、深圳、杭州等地，對日貨、日系車、日本店進行打砸搶。話說回來，我支持保釣，卻不支持這般暴亂的保釣。這么做，不消說保衛(wèi)釣魚島，連自家釣魚的河流都保衛(wèi)不了。你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財產(chǎn)權(quán)——大多日貨，雖為日本制造，卻屬國人所有；大多壽司店、料理店，更是國人所開，況且美食從來不分國界——談何讓他人尊重你的財產(chǎn)權(quán)，相比愛國的神圣，財產(chǎn)權(quán)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你號稱抵制日本人，實際上卻在抵制自己的同胞，其結(jié)果，必定為同胞所抵制。所以這樣的愛國者，通常被斥為“愛國賊”。 愛國的第四個問題，在于愛國的崇高名義，除了被盜用成賊，還被濫用成災。譬如抵制日貨的壯士，高舉愛國的義旗，最終將自己抵制成了蠢貨，愛國的旗幟，焉能不臟？再如，我慣用一個案例，這里重述一遍。中日戰(zhàn)爭期間，由于中國屢戰(zhàn)屢敗，有些好漢滿腔憂憤無處訴，企圖從戰(zhàn)場之外找回面子，便跑去日本妓院，點了一名日妓，狠狠發(fā)泄一通，回去后四處宣揚為國爭光，在床上打敗了日本人，此即所謂的“床上愛國主義”，愛國的名頭，焉能不臭？長此以往，愛國這個詞焉能不壞？ 諸君讀到此處，也許會質(zhì)疑：這也是誤區(qū)，那也是誤區(qū)，愛國竟然如此艱難？其實，相比這四點，還有更讓愛國者頭疼的難題呢。舉國保釣，我所居住的城市不甘落后，有些朋友制作了保釣衫，分發(fā)同志，卻遭警察阻止，聽說那些印有愛國圖文的保釣衫皆被沒收。愛國愛到這一步，不是令人心痛，而是令人心寒。這已經(jīng)不是如何愛國的問題，而是能否愛國的問題。不得擅自愛國，才是制約愛國者的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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