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 又是四年一度奧運時。鮮花、獎牌、歡笑、眼淚點綴著這個季節(jié)。人們的注意力暫時從歐債危機、經濟衰退、敘利亞局勢和南海問題轉向倫敦。奧運盛會，作為一個體量巨大的社會事件，被背景立場迥異的群體（運動員、觀眾、政府、商業(yè)團體、媒體等）以不同的方式消費著。消費主義時代的這一盛景，大概是現(xiàn)代奧運的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奧運榮耀被賦予了一種特殊地位， 與國際地位、民族自豪感等聯(lián)系在一起。為數(shù)不少的經濟學者嘗試著用經濟變量來解釋一個國家的奧運榮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學者Andrew Bernard 和Meghan Busse于2004年在著名的《經濟學和統(tǒng)計學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Bernard和Busse用計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歷屆奧運會各參與國所獲獎牌數(shù)與一系列經濟變量的關系。他們發(fā)現(xiàn)人均收入在諸多變量中最具解釋能力。奧運榮耀與一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密切相關。這一結果顯然與人們的直觀理解非常吻合。只有經濟發(fā)展起來，人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才能把更多的時間和資源花費在體育上，實現(xiàn)“更快、更高、更強”。 我們國家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和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的金牌點數(shù)分別為28和32枚；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挾東道主之利，更是高居第一，獲得51枚金牌。在人均收入仍居全球中下游之時，我們在奧運會獎牌數(shù)上已經實現(xiàn)飛躍，成為名副其實的奧運大國。再做一個跨省比較，遼寧傳統(tǒng)上就是中國的一個奧運大省，為我們國家在奧運會上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貢獻。但遼寧的人均收入和經濟發(fā)展水平在中國并非位居前列。有鑒于此，國內有學者修正Bernard和Busse的模型，加入政府的人均體育開支作為解釋變量。結果發(fā)現(xiàn)，在我們國家，省際的政府人均體育投資能夠解釋該省在奧運會上的成功，而省際人均收入毫無解釋能力。奧運榮耀與經濟發(fā)展水平關系不大，反而與政府對體育的投資更為密切相關。這一實證發(fā)現(xiàn)為奧運舉國體制提供了支持證據(jù)。 于是，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獲取奧運榮耀的方式——自下而上的以個人和市場為主的方式和自上向下的舉國體制。在舉國體制下，政府主導競技體育的發(fā)展，集中調度有限資源，把它們配置在少數(shù)有可能帶來奧運榮耀的項目和運動員上，實現(xiàn)他們在競爭能力上的超越。正因此，在我國政府人均體育投資只有5元的情況下（2005年的官方數(shù)據(jù)），我們實現(xiàn)了無比輝煌的奧運成就。 這兩種方式的優(yōu)劣比較，顯然是見仁見智。如果僅僅是以成敗論英雄，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話，舉國體制顯示出極大的競爭優(yōu)勢。但是金牌數(shù)量的超越是否必然反映奧運精神的弘揚呢？舉國體制下，少數(shù)人集中使用了有限的體育資源，更為龐大的一個群體變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這與“重在參與”、“公平競爭”的奧運精神是否一定協(xié)調呢？舉國體制下，運動員變成了“國家的人”。他們需要在奧運賽場上展現(xiàn)國家形象，體現(xiàn)國家精神，甚至需要去“激勵一代人”，這些難以承受之重，夾雜著那些“挾國家之名”的商業(yè)利益和政治利益，讓原本單純的競賽變得復雜且沉重。
2012倫敦奧運會各個場館的背景音樂用的是英國在1981年拍攝的奧運電影《烈火戰(zhàn)車》的主題音樂。電影取材于真實故事，其中一個主人公Eric Liddel出身于一個傳教士家庭，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最有可能獲得1924年巴黎奧運會百米賽跑金牌的選手?？僧斔l(fā)現(xiàn)百米預賽被安排在周日上午進行，與例行禮拜沖突時，他果斷選擇放棄。為此，他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英國奧運代表團團長，也是后來的英國國王親自說服他，要他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他的回答是：“每個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賽跑，我賽跑的動力來自我的內心，上帝不希望我背叛自己的內心?！彼罱K放棄了百米比賽。在后來獲得四百米冠軍并打破世界紀錄后，他追尋父母的足跡，到中國的華北地區(qū)辦學、傳教。他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李愛銳。李愛銳后來一直在中國辦學，鼓勵更多的人去發(fā)現(xiàn)他們的內心，尋找賽跑的快樂。他于1945年死于日本在華的集中營。 在各種利益糾纏使得奧運賽場不再單純之際，在“假球”、“假跑”、“消極比賽”、“有意或無意錯判”甚囂塵上之時，我常常想起李愛銳在海邊練跑的場景，想起他跑步時臉上洋溢的干凈的微笑，想起他常說的“我喜歡賽跑，我只是想完成一次單純的比賽”，恍若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