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四年一度奧運時。鮮花、獎牌、歡笑、眼淚點綴著這個季節(jié)。人們的注意力暫時從歐債危機、經濟衰退、敘利亞局勢和南海問題轉向倫敦。奧運盛會,作為一個體量巨大的社會事件,被背景立場迥異的群體(運動員、觀眾、政府、商業(yè)團體、媒體等)以不同的方式消費著。消費主義時代的這一盛景,大概是現(xiàn)代奧運的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奧運榮耀被賦予了一種特殊地位, 與國際地位、民族自豪感等聯(lián)系在一起。為數(shù)不少的經濟學者嘗試著用經濟變量來解釋一個國家的奧運榮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學者Andrew Bernard 和Meghan Busse于2004年在著名的《經濟學和統(tǒng)計學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Bernard和Busse用計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歷屆奧運會各參與國所獲獎牌數(shù)與一系列經濟變量的關系。他們發(fā)現(xiàn)人均收入在諸多變量中最具解釋能力。奧運榮耀與一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密切相關。這一結果顯然與人們的直觀理解非常吻合。只有經濟發(fā)展起來,人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才能把更多的時間和資源花費在體育上,實現(xiàn)“更快、更高、更強”。 我們國家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和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的金牌點數(shù)分別為28和32枚;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挾東道主之利,更是高居第一,獲得51枚金牌。在人均收入仍居全球中下游之時,我們在奧運會獎牌數(shù)上已經實現(xiàn)飛躍,成為名副其實的奧運大國。再做一個跨省比較,遼寧傳統(tǒng)上就是中國的一個奧運大省,為我們國家在奧運會上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貢獻。但遼寧的人均收入和經濟發(fā)展水平在中國并非位居前列。有鑒于此,國內有學者修正Bernard和Busse的模型,加入政府的人均體育開支作為解釋變量。結果發(fā)現(xiàn),在我們國家,省際的政府人均體育投資能夠解釋該省在奧運會上的成功,而省際人均收入毫無解釋能力。奧運榮耀與經濟發(fā)展水平關系不大,反而與政府對體育的投資更為密切相關。這一實證發(fā)現(xiàn)為奧運舉國體制提供了支持證據(jù)。 于是,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獲取奧運榮耀的方式——自下而上的以個人和市場為主的方式和自上向下的舉國體制。在舉國體制下,政府主導競技體育的發(fā)展,集中調度有限資源,把它們配置在少數(shù)有可能帶來奧運榮耀的項目和運動員上,實現(xiàn)他們在競爭能力上的超越。正因此,在我國政府人均體育投資只有5元的情況下(2005年的官方數(shù)據(jù)),我們實現(xiàn)了無比輝煌的奧運成就。 這兩種方式的優(yōu)劣比較,顯然是見仁見智。如果僅僅是以成敗論英雄,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話,舉國體制顯示出極大的競爭優(yōu)勢。但是金牌數(shù)量的超越是否必然反映奧運精神的弘揚呢?舉國體制下,少數(shù)人集中使用了有限的體育資源,更為龐大的一個群體變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這與“重在參與”、“公平競爭”的奧運精神是否一定協(xié)調呢?舉國體制下,運動員變成了“國家的人”。他們需要在奧運賽場上展現(xiàn)國家形象,體現(xiàn)國家精神,甚至需要去“激勵一代人”,這些難以承受之重,夾雜著那些“挾國家之名”的商業(yè)利益和政治利益,讓原本單純的競賽變得復雜且沉重。

2012倫敦奧運會各個場館的背景音樂用的是英國在1981年拍攝的奧運電影《烈火戰(zhàn)車》的主題音樂。電影取材于真實故事,其中一個主人公Eric Liddel出身于一個傳教士家庭,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最有可能獲得1924年巴黎奧運會百米賽跑金牌的選手??僧斔l(fā)現(xiàn)百米預賽被安排在周日上午進行,與例行禮拜沖突時,他果斷選擇放棄。為此,他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英國奧運代表團團長,也是后來的英國國王親自說服他,要他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他的回答是:“每個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賽跑,我賽跑的動力來自我的內心,上帝不希望我背叛自己的內心?!彼罱K放棄了百米比賽。在后來獲得四百米冠軍并打破世界紀錄后,他追尋父母的足跡,到中國的華北地區(qū)辦學、傳教。他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李愛銳。李愛銳后來一直在中國辦學,鼓勵更多的人去發(fā)現(xiàn)他們的內心,尋找賽跑的快樂。他于1945年死于日本在華的集中營。 在各種利益糾纏使得奧運賽場不再單純之際,在“假球”、“假跑”、“消極比賽”、“有意或無意錯判”甚囂塵上之時,我常常想起李愛銳在海邊練跑的場景,想起他跑步時臉上洋溢的干凈的微笑,想起他常說的“我喜歡賽跑,我只是想完成一次單純的比賽”,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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