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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日是卡扎菲的忌日，這位以軍事政變上臺的上校統(tǒng)治利比亞長達四十多年，他的死標志著利比亞國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年前的10月23日，利比亞過渡委員會宣布戰(zhàn)爭結束，從革命轉向建國，經過一年的波折與努力，利比亞站在了國家構建的起點之上。 一年過去了，統(tǒng)一的利比亞中央政府還沒有誕生，臨時政府總理還在不斷地接受組閣的考驗，這成為利比亞亂局“未解”的依據。從政府層面而言，利比亞的革命者們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但是從國家構建的邏輯出發(fā)，沒有內閣并不意味著利比亞依然“群龍無首”。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經典定義，國家是在一定疆域內具有合法壟斷使用暴力的組織，雖然利比亞還沒有內閣，但是國家的權威正在慢慢積聚，并且已經搭建起國家權力的基本框架，開始向憲法邁進。西歐國家的構建歷史是先有國家機構后才進行民主化轉型的，而利比亞面臨著國家構建與民主化的雙重任務，民主建國增加了國家構建的難度，尤其是在利比亞這樣一個沒有國家傳統(tǒng)的地方建立民主國家更非易事。 從2011年3月19日北約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干涉開始，到去年10月20日卡扎菲殞命蘇爾特老家，利比亞戰(zhàn)爭持續(xù)了半年多。利比亞似乎循著革命建國的道路前行，但是，利比亞的“革命者”卻是魚龍混雜，除了國內各派自成一體之外，更重要的是，這場革命是在外部力量介入的前提下取得的。北約的干涉，一方面加速了卡扎菲政權的倒臺，從而推動了“革命”進程；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國內各派力量之間的整合過程，短促的革命進程未能給各路精英提供足夠的磨合機會，讓他們學會妥協(xié)的藝術。 利比亞在今年7月進行了議會選舉，并沒有產生一個主導時局發(fā)展的政黨或者派別。獲得議席最多的“全國力量聯(lián)盟”在200個席位中只得到了39個席位，這也為內閣難產埋下了禍根，新總理要成功組閣就必須平衡各派力量的利益與訴求，在眾多的派別之中，讓各方或者多數(shù)人滿意并不容易。另外，利比亞的政治精英很多都是流亡海外的反卡扎菲分子，去國已久且缺少政治經驗與技巧，新選舉出來的總理人選扎伊丹是一名人權律師，長期居住在瑞士，他要成功組閣就必須傾聽伊斯蘭教義的聲音。政權的建設需要一批具有政治經驗，且同時有政治共識的精英共同推進，而利比亞革命似乎沒有為這個國家準備好一個足夠的精英團隊，內閣頻頻“流產”蓋出于此。 一個沒有內閣的利比亞就是一個失敗國家嗎？未必如此，7月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在8月就和平而順利地接過了國家大權，這也是利比亞歷史上第一次權力和平交接?；赝麣v史，利比亞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屬地，后淪為意大利的殖民地，國家傳統(tǒng)付之闕如，卡扎菲政變之后逐步取消了國家機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常備軍，卡扎菲的威權統(tǒng)治雖然維持了政治秩序，但是卻沒有塑造國家的傳統(tǒng)。一度掌權的全國過渡委員會能夠將權力交給選舉出來的國民議會，這本身就是一大進步。權力的和平交接是塑造非人格化權威的前提，2011年10月20日前，卡扎菲幾乎是利比亞的代名詞，而現(xiàn)在卡扎菲死后，“革命者”需要另起爐灶，任何個人色彩都無法掩蓋利比亞作為一個國家的底色。這是走向統(tǒng)一國家認同的起點，也是超越部落認同的基礎。 國家雖然以暴力為基礎，但是現(xiàn)代國家的一個特征是實現(xiàn)內部的綏靖，也就是和平化。雖然全國過渡委員會在2011年10月23日就宣布戰(zhàn)爭結束，但是軍事斗爭并沒有結束，卡扎菲的擁護者還在挑戰(zhàn)國家的完整性，頻頻制造恐怖事件，拜尼沃利德一度成為“割據地”。10月20日，也就是卡扎菲斃命的周年，國民議會發(fā)言人哈米宣布卡扎菲的幼子哈米斯在拜尼沃利德與政府軍交戰(zhàn)中受傷而亡。哈米斯的死亡意味著擁護卡扎菲的勢力將不足以再挑戰(zhàn)國民議會的權威。 武裝割據勢力的消失將為利比亞的非軍事化提供契機。革命與戰(zhàn)爭造成槍支泛濫，暴力隨處可見，據不完全統(tǒng)計，當下還有20萬利比亞人擁有槍支，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況下，槍支泛濫意味著暴力橫行。無論國民議會還是臨時政府都需要收繳槍支、創(chuàng)建職業(yè)化的常備軍與警察部隊，從而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內和平。 雖然利比亞國內有2000多萬支各類槍支，但是民眾已經對戰(zhàn)爭產生了厭惡感，激情已經消退，理性建設被提上日程。9月11日，班加西的美國領事館曾遭到襲擊，大使受傷不治身亡，武器泛濫為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值得欣慰的是，利比亞的民眾反對這一暴行，高呼“恐怖分子滾回老家”的口號，民眾的和平意識已經覺醒，這是利比亞和平建國、民主建國的根本條件。 國家的建設是個漫長的過程，它是制度、理念與情感的混合體，而憲法是一個國家靈魂的皈依。利比亞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務是制定一部為人民所接受的憲法，憲法是利比亞走向和平、民主與憲政的法律依據和政治承諾。西方國家走向憲政用了幾百年，苛求利比亞在卡扎菲死后一年便諸事皆順是不現(xiàn)實的。一年之中，利比亞的政治精英正在成熟，學習妥協(xié)與合作之道，利比亞的民眾也正在覺醒，而政治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有效與良性互動才會制定出一部有用與可用的憲法保障。 卡扎菲死后一年的利比亞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后卡扎菲時代”是可以預期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