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果然，又見“真相帝”，又見“道德癖”。 9月25日，夏俊峰被執(zhí)行死刑。此后的十幾天里，爭議并未隨他的辭世而終結，反而達到了又一個高潮。 這些爭議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夏健強畫作的真?zhèn)螁栴}，是否有人代筆；二是伊能靜收夏健強為義子是否“作秀”、“別有用心”；三是夏俊峰被執(zhí)行死刑的當日，夏妻張晶轉發(fā)一則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的微博，配圖是另一城管執(zhí)法案的主角崔英杰。這是否意味著張晶有意欺騙公眾、誘導輿論的質疑？ 另外，還有人翻出《南方周末》一年前一篇描寫看守所生態(tài)的報道，里面提到夏俊峰，說同屋的人認為夏是“底眼兒”，“沒什么能耐，小心眼，愛吹牛，自尊心還挺強”，曾經向其他人吹噓自己有黑社會背景，認識流氓大佬，有一次單槍匹馬平息了一起很大的黑社會火拼。 這些議論都指向了一點，就是夏某、夏家以及支持他們的人有道德污點，因而，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就不值得信任，據(jù)此就可以顛覆他們之前自我塑造與標榜的形象。 夏家人“污點”辨析 先對這幾個爭議略作辨析。崔英杰案與夏俊峰案是近年來兩件非常類似的小販殺城管案，二人都是做燒烤的，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同情，對二者有所混淆的普通群眾，應該不在少數(shù)。而一些微博、小的都市報及網(wǎng)站用錯照片，除了無心之誤，也可能存在有意誤用的情況，如同揭發(fā)者所說，崔英杰閉眼流淚的照片比較有沖擊力，能夠迎合輿論傳播規(guī)律，增加同情分。這種有意作為當然是錯誤的，任何時候都不應為了達到宣傳目的、或者基于道德熱情而篡改事實。但傳播者的這種道德問題與夏案本身公正與否實無關系，它們會削弱為夏某辯護人群的公信力，但卻不是夏某死得其所的證據(jù)。 而且，大量一擁而上謾罵張晶認錯老公的人，都無視一個事實，即張晶轉發(fā)的那條微博其文字與配圖的一半內容是講臨武瓜農案，并未說另一部分配圖就是夏俊峰，即使張晶知道那人是崔英杰，也無在微博里聲明那不是夏俊峰的必要，她或許是以為作者在列舉城管問題的受害者，這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當時是9月25日夏俊峰被核準是否死刑的前夜，萬分緊急，這幾個小時內張晶的微博很密集，不斷在“跪求最高院刀下留人”，人情所至，難道會如謾罵者要求的那樣，在這個時刻做冷靜、謹嚴的信息傳播研究？ 關于夏俊峰“底眼兒”的問題，更是無需大驚小怪，他本來就是個底層混生活的小人物，本來就不是什么英雄，雖然有人想放大他，通過他來發(fā)泄自己的情緒，但殺了人，對他與他的家庭都是個莫大的悲劇，絲毫不值得慶幸。底層人有底層人的生活之道，吹噓一下自己會武，能擺平黑社會，可以嚇住別人，不被欺負，甚至小小地欺負一下其他老實人，這種“底眼兒”，比比皆是。即使夏某真的就是這種“底眼兒”，他的“英雄”形象坍塌了，他是有“道德污點”的人，他也不因此就命不足惜了。 至于夏健強的畫作，不過是臨摹名家的構圖，以及一些畫筆受到老師指點而帶了一點成人因素，就被上升到真?zhèn)?、代筆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驚天陰謀”都要呼之欲出了。而實際上，這只能說是一些稚嫩的少年宮兒童畫習作，一個有些天賦、學畫數(shù)年的孩子達到這樣的水平并不稀奇，而且張晶微博中很早以前也多次說過一些畫是模仿幾米的。誰在學畫過程中沒有模仿過名家、沒有受到老師指導過呢？如果出版的畫冊里沒有注明這些，算是犯了錯誤，但也不因此就構成驚天動地的“顛覆”。 陳義過高，反受其害 抓住批判對象的一個道德瑕疵，甚至并無事實根據(jù)，僅憑對“動機”的惡意揣測，就對自己看不慣的人或事進行全面否定，這也正是國人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伊能靜在9月25日宣稱收夏健強為義子，資助其學費，就被質疑作秀：“你怎可能這么好心舍得這些錢呢，別有用心?！?p> 類似的質疑在中國社會可謂不絕如縷。比如2004年丁磊為印度洋海嘯災民捐款1000萬元，據(jù)說他曾為此猶豫了一天。他擔心的是，人們會不會問，如果真心做好事，為何不匿名捐款？捐這么多錢是為了出風頭還是斗氣？為什么捐給外國人，而不捐給中國人？以后國內遭遇災難，你會捐多少？等等。捐款之后，果然這些質疑與抨擊一樣不少地都來了。 近年來，曹德旺、陳發(fā)樹等幾乎所有的企業(yè)家、名人做慈善都曾遇到過這樣的強烈質疑，以致馮小剛大發(fā)脾氣：“不捐錢不慈善什么事都沒有，一捐錢做慈善就挨罵遭質疑。原來文藝界一說捐款一呼百應，現(xiàn)在誰也不抻頭，都怕捐了錢還挨罵。捐少了說你摳門，捐多了說你顯擺作秀。什么他媽的鳥風氣？” 這種風氣，源自一種根源深厚的“道德潔癖”的社會文化心理，即你要當一個好人、一個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那就必須通體無瑕，毫無陰暗面，從外在行為到內在動機都要嚴絲合縫地符合最嚴格的道德要求。 這種文化心理的形成，既受到20世紀一味鼓吹“大公無私”的革命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也受到傳統(tǒng)儒家深厚的道德理想主義的支持。儒家對人性持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成為“圣人”至少是士君子、讀書人的人生目標，而這個目標在現(xiàn)世中是可以達成的，宋明儒學中一些派別甚至有“滿街都是圣人”的說法，這與基督教人與神有質的差別、人不可能成為神的幽暗人性觀是相當不同的?；谶@樣的看法，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人的道德要求往往陳義過高，給人們設置了極高的道德義務，事實上經常脫離了實際的人情，根本無法做到。 無法做到，標準又不能降低，就會出現(xiàn)普遍的弄虛作假現(xiàn)象，反而產生大量的偽君子，所謂“披服儒雅，行若狗彘”，“滿口仁義，一肚盜娼”，道德狀況反不如標準低些好。而“道德”，在這種狀況下，成了打人的棍子，而且每打必中，因為無人能達到這樣的標準。 而且，這種文化心理還經常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動不動就逼人自證清白，自證清白甚至成為每個人對所有人的一項義務。這首先是基于一種幼稚、膚淺的人性觀，即你既然是一個好人，那就是完全通體透明、純潔無瑕的，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東西，因而自證清白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你沒做過虧心事，為什么怕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公眾袒露、接受人們的審查？你拒絕這樣做，就是心中有鬼，就肯定存在弄虛作假，鑒定完畢。 而實際的人性狀況并非如此簡簡單單、一清二白，人性中有很多灰暗、幽深甚至難以言說的地帶，像文藝創(chuàng)作過程就帶有神秘色彩，連作者本人也說不清楚，并不能像實驗室做實驗那樣把一個過程一點不差地復制出來。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牽涉情感、意志、創(chuàng)作的時候，自證清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陷阱重重。要判斷這些東西，需要更加成熟的心智，而不能要求當事人像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做自證表演。 而且，在這種幼稚、膚淺、帶有部落思維的人性觀念下，自證清白被變成一項義務，狂熱的道德潔癖者動不動要求一個人從里到外向外界袒露，以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脅迫每一個人都符合其要求，脫胎換骨，變成通體透明、一片光明的“新人”，這就是極權主義運動。無疑，道德潔癖蘊含著導向極權主義的危險的種子。 近來有關夏案的這種種爭議，從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在中國社會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潔癖”的影子：打著尋求真相的旗號揮舞道德大棒，求全責備，抓住當事人的一個道德瑕疵來否定其一切作為，遇事揣測動機，先行“誅心”，動不動要求當事人自證清白。這是一種相當不健康，也很危險的社會心態(tài)。 正視人的復雜性，既看到人的勇敢無私的一面，也體恤人的自私、懦弱甚至陰暗的一面，應該是一個成熟的現(xiàn)代公民的基本素質。關于這一點，《呂氏春秋》里講的一個故事或可給我們一些啟迪。 魯國有法律，如果魯人在外國碰到同胞落難淪為奴隸，只要把這個人贖回來，就可以從國家取得金錢補償。有一次子貢做了這事，卻高風亮節(jié)，不要國家的補償，結果被孔子罵了一頓?？鬃拥囊馑际钦f，你不要國家的錢，為自己贏得了贊揚，但同時也抬高了大家對“義”的要求，往后那些贖人回來向國家要錢的人，會被國人嘲笑，責怪他們?yōu)槭裁床幌褡迂暷菢樱@樣，以后大家對落難的同胞可能就裝作看不見，沒人拯救他們了。
這例子說的就是道德上陳義過高，反而會遏制現(xiàn)實生活中的善行，正如當今許多人對富人行善動輒質疑“作秀”、“沽名釣譽”一樣。其實，如果這樣的慈善活動既幫助了窮人，又為自己起到了“公關”、“營銷”的效果，實現(xiàn)了雙贏，何樂而不為，何必揪住動機不放，動輒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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