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乾隆皇帝居然親自為外商討債。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兩廣總督?？蛋蚕蛑醒雸蟾妫瑥V州行商拖欠外商巨額債務，已經(jīng)有外商向官府提起了訴訟。乾隆皇帝下令徹查，“嚴審定擬，分別追還”。 這并非乾隆第一次親自過問這類事件。 1777年，行商倪宏文因從外商處借得年息20%的貸款，依然經(jīng)營不善，導致資金無法周轉(zhuǎn)，拖欠稅銀1萬兩，被發(fā)配伊犁，首開欠債流放之先例。 1780年，顏時瑛、張?zhí)烨虻?家行商，因借用外商貸款107萬元，結(jié)果利滾利，合計欠款高達381萬元（銀元，約合人民幣5.5億元），乾隆親自干預，動用了刑部的力量進行辦案，涉案行商抄家充軍，而其債務，乾隆下令照原本加一倍償還，由其他行商分10年還清——發(fā)放高利貸的外商得到飛來橫財。 如今，乾隆皇帝再次出手，誰會成為出頭鳥呢？ “貽笑外夷”是大罪 受歡迎的高利貸 乾隆十分生氣，認為吳昭平“情殊可惡”，親自批示從重從快處理。 無論是政府官方、還是各級官吏私人，都把行商當作了提款機，予取予奪。 別號“宜官”的行商吳昭平，撞上了槍口。 根據(jù)?？蛋矆蟾?，吳昭平在上一年已經(jīng)破產(chǎn)，尚欠外商289100兩（約合如今5782萬元人民幣）。對此，乾隆十分生氣，認為吳昭平“情殊可惡”，親自批示從重從快處理： 第一是流放。吳昭平本人，“革去職銜，從重發(fā)往伊犁當差”。 第二是抄家。吳家被抄后，家產(chǎn)估計價值在59300兩（約合1186萬元人民幣），先補繳了其所欠的“關(guān)餉銀兩”，剩余的5800多兩銀子，“先給夷人收領(lǐng)”。 第三是其余行商承擔連帶責任。吳昭平無法償還的283300多兩，由行商蔡世文等，“情愿”在5年內(nèi)分6次代還。 第四是財政先行墊付。乾隆認為：“內(nèi)地商人，拖欠夷商銀兩，既據(jù)該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為清欠，轉(zhuǎn)致貽笑外夷。著福康安等，即于關(guān)稅盈余銀兩內(nèi)，照所欠之數(shù)，先行給與夷商收領(lǐng)，再令各商，分限繳還歸款?！?p> 第五是問責?！盎浐ｊP(guān)監(jiān)督，徵收商稅，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價，不能早為清厘，亦難辭咎。所有五十四年（1789年）以后監(jiān)督等，俱著?？蛋驳炔槊?，咨送該衙門議處?！?p> 這次，乾隆皇帝又創(chuàng)下了兩個先例：一是公開表態(tài)，華商欠債，是給天朝丟臉，“貽笑外夷”；二是動用國庫對外商先行賠付。 官方先行賠付，等于是用國家信用為商業(yè)借貸、并且是為高利貸背書，無形當中催生了中國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國高利貸超常規(guī)、跳躍式發(fā)展。 對于吳昭平案件的處置，被乾隆皇帝本人當作一項值得自夸的德政。 兩年后（1793年），當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訪時，乾隆雖然拒絕了英國人的大多數(shù)請求，但在寫給英國國王的信中，還是忍不住提起了吳昭平案件，夸耀中華帝國的偉大胸懷。 吊詭的是，正是出于對乾隆拒絕通商的擔心，英國內(nèi)閣嚴令馬戛爾尼，不得在覲見中提起任何中英商人之間的債務問題。 跨國高利貸，是18~19世紀中英之間最具生命力的生意之一，絲毫不遜于茶葉、絲綢。 在大清國的金融市場中，年利率12%~20%，甚至40%——這是1803年時的紀錄（《東印度公司編年史》），更為夸張的，居然有短期借貸的月利率達到5%——那意味著年息高達60%！“月息5%是人人知道的事，臨時放款的2~3%月息是普通的，即使在往來賬上有最可靠的保證，利率也不下于月息1%?！保╓illiam Hunter《廣州番鬼錄》）。相比之下，英國市場的直接融資成本僅僅3%，從中間人手里拿到資金，一般也在6%~12%。 于是，滾滾熱錢涌入中國。這種熱錢的規(guī)模，并無完整的數(shù)據(jù)記載，但大致可以推斷。據(jù)馬士《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僅1782年，廣州商人的外債規(guī)模就已經(jīng)高達380.8萬元（銀元，約合266.6萬兩白銀）。 這些錢，除了刻意流入的貸款之外，大多是將貨物在中國銷售后的款項，不少滯留在中國，牟取高利貸利潤。這種生意，甚至成為一些外商的主要利潤來源。某外商1801年的財務報告說：“利息比1799~1800年度少得多，不過還是給我們賺來了將近5000元，對我們的資本給予18%的報酬，所以我們所有的借貸是一項很大的供應和便利?！保ǜ窳直ぁ而f片戰(zhàn)爭前中英通商史》）。 跨國高利貸的貸款人，是那些獲取了中國政府的進出口特許證卻在資金上遇到困難的中國行商。持證的行商本來就不多，而其中真正有資金實力的更少，僅有3~4家，大多數(shù)都必須為了獲得流動資金而從外商那里得到貸款。 中國的行商之所以對資金如此饑渴，首先是因為大清國一直沒能發(fā)育出成熟的資金市場，資金借貸都是靠“熟人社會”的潛規(guī)則解決，導致融資難度、成本偏高，高利貸橫行。此外，行商們要從內(nèi)地采購絲茶瓷器等，也因為缺乏信用體系，而只能現(xiàn)款結(jié)算、甚至要預付款項，需占用大量資金。 更為致命的是，行商們因為獲得了壟斷外貿(mào)的特殊許可，也就承擔了“報效”的義務，無論是政府官方還是各級官吏私人，都把行商當作了提款機，予取予奪。 行商遭遇破產(chǎn)潮 官方曾經(jīng)想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斷絕這種危險而且令天朝丟臉的金融冒險游戲。 高額而頻繁的跨國高利貸，引發(fā)了行商們的幾次破產(chǎn)潮。 1779年，廣東8家行商居然家家欠款，而其中較大的4家，連本帶利總金額高達381萬元（約合今5.5億元人民幣）。這4家行商，泰和行顏時瑛欠債最多，達135.4萬元；裕源行張?zhí)烨蚯愤_43.8萬元，另2家則是義豐行蔡昭復及廣順行的求官。蔡昭復與廣順行求官已經(jīng)破產(chǎn)，顏時瑛和張?zhí)烨蜓杆俦粦嵟墓俑汲遥救艘脖涣鞣乓晾?。朝廷認為，居然欠老外的債，實在是給天朝丟臉。 官方曾經(jīng)想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斷絕這種危險而且令天朝丟臉的金融冒險游戲，但僅僅在“標”上用功，毫無成效，乾隆不得不在1794年放松了管制：“嗣后洋商拖欠夷人貨價，每年結(jié)算，不得過十余萬兩?！保ā痘浐ｊP(guān)志》）這等于是給予了行商們借取外債的通行證，限額10萬兩（約合2000萬元人民幣）。這樣的松綁，依然是在枝節(jié)上做文章，既未解決國內(nèi)融資難的“技術(shù)”問題，更未解決公權(quán)力勒索的“體制”問題，行商們的“前途”與“錢途”依然在跨國高利貸之下岌岌可危。 第二次破產(chǎn)潮卷土重來。從1809年（嘉慶十四年）開始，到1815年（嘉慶二十年），萬成行沐士芳、會隆行鄭崇謙和達成行倪秉發(fā)引領(lǐng)了因外債導致破產(chǎn)的潮流。再度被震驚的政府，決定繼續(xù)使用一刀切的調(diào)控手段，對欠債過多的行商強行破產(chǎn)。為了保住這些行商，中外債務人和債權(quán)人只好合謀作假，將縮小了的債務規(guī)模報給北京，而就是這個數(shù)據(jù)，依然也有106萬元，涉及幸存的11家行商中的7家。 第三輪危機于1823年（道光三年）從麗泉行潘長耀的破產(chǎn)開始，隨后是西成行黎光遠、同泰行麥覲廷、福隆行關(guān)成發(fā)、東生行劉承靄。到1830年，原先幸存的行商數(shù)，從11家又減少到了6家。 白宮上訪傷心路 乾隆皇帝及大清國政府，對于幫助華商追債毫無興趣。 在中國商人欠下外商款項的同時，外商也同樣欠下華商的款項。 與對付“貽笑外夷”的欠債華商時的雷厲風行不同，乾隆皇帝及大清國政府，對于幫助華商追債毫無興趣，在偉大祖國找不到靠山的華商，對于自己的債權(quán)，只有兩種選擇：要么認栽，要么越洋訴訟。 “麗泉行”（Li-ch an Hong）的行商潘長耀，選擇了后者。 1814年2月14日，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一，這位和美國人做了十多年生意的中國商人，簽署了一封給美國總統(tǒng)麥迪遜的上訪信。 這封信的原件，如今還保存在美國國立檔案館。這是一封抄寫得十分端正的“呈文”，而且相當具有中國特色：但凡提到“咪利堅即花旗國（美國）頭一位大人（美國總統(tǒng)）”時，都使用了抬格——將尊稱另起一行，并比正文抬高了2-3格書寫，以示敬重。 雖然格式上看似嚴謹，但細閱內(nèi)文，卻極其口語化，如同從未受過正規(guī)公文訓練的“野秀才”的文筆。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潘長耀此時遭遇了巨大的經(jīng)濟危機，或已無法聘請到優(yōu)秀的幕賓。而這封上訪信，正是請求麥迪遜總統(tǒng)過問他被美國人拖欠的貨款。 這并非一筆小錢，而是整整100多萬美元，由多家與潘長耀有交易來往的美國公司所欠。潘長耀為了爭取生意，不斷給美國商人賒銷，結(jié)果貨款無法收回，而自己又欠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債務，財務吃緊，在屢催無效的情況下，他于1805年委托友人在美國開始了一連串訴訟，但并不順利。 法庭上的不順，加上對美國法律的無知，令他想到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辦法：向美國的“頭一位大人”（總統(tǒng)）上訪陳情。 這封獨特的上訪信，開頭就是：“中國廣東廣州府行商潘 水官，懇求花旗國當今、咪利堅即花旗國頭一位大人，為斷生理及買賣之事”。 “水官”是潘長耀的商名，如同伍秉鑒的商名是“浩官”一樣?！?p> 是其本名，“潘 ”“水官”連在一起，外商們可能因此把“ 水官”當作了他的名字，音譯為Consequa，在法律文件上都使用此名。 在上訪信中，潘長耀解釋了為何要到白宮上訪：“花旗人來往廣東寓省城時， 于中國官府處不能告他們，因本處律法嚴禁百姓與夷人告狀之事。如此，懇求花旗‘頭一位大人’（總統(tǒng)）勿以我之不先在本處官府前呈告為怪，此亦非犯中國之律法也。 今呈此稟于‘頭一位大人’之前?！?p>
他居然已經(jīng)考慮到了訴訟管轄權(quán)可能引起的紛爭。 潘長耀出問題，很大程度是因為與美國人做生意的手面太大了。波士頓商人柏金斯的一個代理人說：“（潘）是一個愛空許諾，臨了支吾了事的人，但他腰纏萬貫,生意興隆。賒賣貨物時很隨意。” 手面大、敢冒險，在令潘長耀打開美國市場的同時，也積累了巨大的資金風險：美國商人對他的欠債日益攀升，甚至超過了100萬美元（約72萬兩，折合如今1.44億元人民幣），而且還款率和還款速度很低。 當潘自己也因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等預付款而被逼后，他只能采用早該采用的訴訟手段，向美國債務人追債。 根據(jù)美國當代學者、律師Frederic D. Grant對潘長耀一系列訴訟的案卷研究，潘的庭審極為不順。期間，又夾雜著法國的拿破侖戰(zhàn)爭，美國為了保持中立，在1807年年底通過了《禁運法令》，宣布全國封港，禁止一切國際貿(mào)易，這對潘長耀的生意是雪上加霜。隨后，他的債務人反訴他茶葉質(zhì)量問題，要求法院進行訴訟保全，查封了全美與他有生意來往的21個商人手中的“潘長耀所有的貨物、動產(chǎn)及信貸款項”，直到1809年5月。這令潘的美國市場徹底癱瘓。 潘在1813年4月給其費城的朋友多貝爾寫信訴苦：“因為美國紳士們欠我的債，我現(xiàn)在的處境很麻煩……我?guī)缀鯖]有錢了，現(xiàn)在真的很麻煩，欠了這么多錢，我沒法還債，怕是要倒行了?！比绱嗽V苦，對于一個好面子的中國商人來說，并不是容易的事。 應該就是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潘在寫給美國總統(tǒng)這封上訪信中，恭維了美國的法治精神： “因聞貴國法公平，不論貧富、不拘近遠之人，視為一體。 （潘長耀自稱）乃遠地之人，不曉貴處人告狀時當用何言何禮，又因隔涉，一時不能盡 我之憑據(jù)，必要幾年，此事之決方能到我處。此稟單之意，只在求‘頭一位大人’（總統(tǒng)）秉公救處，勿聽諂佞之詞，而依貴國律法施行?！憋@然，潘長耀并不知道，在美國，即便是“頭一位大人”也無權(quán)干預司法。 這封上訪信自然也少不了最常見的訴苦：“若花旗人（美國人）不還我債，實在 之一家受苦不小，又必將虧本且無人相信，及失全家性命?！彪S后，他將自己此案與美國在華的光輝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 “歷來花旗（美國）之名聲揚及中國，故唐人（中國人）深信賒貨物借銀兩與他們。今若‘頭一位大人’（總統(tǒng)）不理此事，名聲必敗，名聲敗則人不肯信；人不肯信，以后如何通商貿(mào)易哉？到處貿(mào)易之人，皆以相信為本，敝處（中國）亦然。因 昔日信花旗人，故賒貨物與他們，今若不還我，致使 一家敗壞，后來誰肯與‘頭一位大人’屬下之人交易哉？” 目前沒有任何史料顯示，這封信是否已經(jīng)送達麥迪遜總統(tǒng)，總之是毫無效果，僅僅給日后的美國國立檔案館增加一份文檔而已。 一邊收不回欠款，一邊又被人家追債，1821年，潘長耀的麗泉行終于無法運轉(zhuǎn)。兩年后，潘去世，債務累累，隨后政府宣布麗泉行破產(chǎn)，查抄潘家家產(chǎn)，只能抵沖所欠的政府關(guān)稅，余款由其他行商承擔連帶責任分攤。 潘長耀如彗星般地消逝了，已經(jīng)不再屬于他所有的那座占地1公頃的豪宅，仍然是個奇跡。這座豪宅位于廣州西關(guān)，被外國人稱為“宮殿式的住宅和花園”。英國著名建筑師和風景畫藝術(shù)家、設(shè)計過倫敦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國下議院的托馬斯·阿羅姆（1804~1872年），曾為這座豪宅繪制了一套畫，至今仍能以極高的價格馳騁書畫拍賣市場。而1926年發(fā)行的中國農(nóng)墾銀行一元紙幣，主圖就是這座豪宅。 潘長耀給美國總統(tǒng)麥迪遜的上訪信。這封信的原件，如今還保存在美國國立檔案館。這是一封抄寫得十分端正的“呈文”，而且相當具有中國特色：但凡提到“咪利堅即花旗國（美國）頭一位大人（美國總統(tǒng)）”時，都使用了抬格——將尊稱另起一行，并比正文抬高了2-3格書寫，以示敬重。 滑向鴉片走私 英國人“這種求助于被輕視的中國法律的情形，正是魔鬼覺得《圣經(jīng)》也有一點用處的一個諷刺的例子。” 跨國借貸，本是天朝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后果，又被壓上了公權(quán)力不當干預的沉重枷鎖，令大清商人們受到里外夾攻：外有洋商大鱷的利齒，內(nèi)有專政機器的大棒。 外商卻在坐享其成。 大清政府加諸行商頭上的壓力，首先是令跨國債務實際上得到了政府背書和財政擔保，“在東方貿(mào)易由巨大風險、也有巨大利潤的那種時代，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一種保障?！庇恕斑@種求助于被輕視的中國法律的情形，正是魔鬼覺得《圣經(jīng)》也有一點用處的一個諷刺的例子?！保ǜ窳直ぁ而f片戰(zhàn)爭前中英通商史》） 其次，面臨著外商高利貸與本國公權(quán)力雙重擠壓的行商們，往往成為外商們撿便宜的對象。一位英國商人在英國上議院作證時說，自己就常常愿意同這些“破落戶”做生意，因為這些行商“肯出很好的價錢”，以便“繼續(xù)營業(yè)，否則他的破產(chǎn)就要變得更明顯”。不惜代價爭取到生意，維持運轉(zhuǎn)——停止運轉(zhuǎn)則意味著觸動帝國專政機器的開關(guān)，這成為“行商們”飲鴆止渴的原因。 但是，在壟斷了中英大宗貿(mào)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看來，英國散商們對華商的高利貸盤剝，實際上給整個貿(mào)易體制帶來了巨大的風險。1822年，為了向華商追討高利貸，英國散商請求東印度公司出面施加壓力，但在10月7日的董事部會議上，東印度公司的高層卻一致認為，這些放貸者所“申訴的弊害，大部分是申訴者自己造成的……他們現(xiàn)在的行為，遠不是有助于他們與中國商人的商業(yè)來往，因此，我們的責任寧可保護中國人不受帕西人（注：散商的主體是帕西人）的詭計陰謀與狡猾的欺騙”。（《東印度公司對華貿(mào)易編年史》） 不過，東印度公司并不能如同天朝一樣，用行政手段控制英國散商。因此，東印度公司最后接受現(xiàn)實，改為對中國行商給予一定的扶持——如提前支付購貨款、延后手續(xù)售貨款，甚至給予小額貸款或豁免一些債務，而這些，所換取的是對行商們手中壟斷外貿(mào)權(quán)的實際占有。大清國的外貿(mào)通道，實際上逐漸被外商所控制。 經(jīng)濟上的制度缺失，與政治上的制度不當，通過跨國信貸的壓力，逼迫中國商人越來越深地卷入鴉片走私——只有鴉片，才能幫助華商攫取最快捷的暴利，應對高昂的財務成本和制度成本……
愛華網(wǎng)本文地址 » http://www.klfzs.com/a/9101032201/27452.html
